邱淮璟

第一部分 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

一、以群體與地方認同為基礎的個體權利與義務
反思資本邏輯主導的城市化、現代社會組織方式與社會關係

Durkheim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概念，作為社會學區別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社群連結機制的理想型。二者皆須仰賴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才能維繫社會團結的向心力，唯前者因社會專業分工程度較低，社群成員間共享著集體的信仰、規範、道德與價值觀，維持著低度社會流動的社會穩定狀態；反之，後者伴隨著技術革新，生產力提升，促進社會朝向更細緻的社會分工，多元異質性群體促使個人意識與集體意識分化，個體已無法藉由自給自足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從而產生更為緊密的社會交換。
因此，分化的個體意識與集體意識，如何進行有效的協調，則成為現代社會是否得以獲取分工之利，同時降低社會失序，導致社會解組的風險。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則延續Adam Smith《國富論》主張個體經濟活動中的自利心傾向，透過市場機制，社會中廣大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皆能在其中各取所需、互蒙其利，最大程度的實現社會整體福利。
Adam Smith雖亦於《道德情操論》以同情心（Sympathy）作為社會成員間彼此得以相互協作的前提，彼此皆共享著普遍的先驗道德，使得互動雙方得以理解對方的處境，做出相應的符合對方期待的回應，進而達成社會共識與社會秩序。
然而，伴隨著社會細緻的專業分工，市場機制運作的範圍擴大、雇傭制度的發展，個體成為受薪單位，由此所衍生的自主意識與權利擴張，產生多元複雜的社會交往，進而創造出陌生人互動的正式規範，細緻的商法、刑法、民法等，藉以建立有序的社會交換環境。正式制度多從消極的層面避免社會衝突，卻不必然得以提升社群休戚與共的意識，達成自發性的社會團結。
社會中頻繁的結社，所創造出的社會信任、社會資本，得以增進社會成員的同情共感，並在互動的過程中，發展出非正式的規範，消極面而言，得以降低監督、司法成本，積極面而言，得以培養公共意識與公德心。
然而，市場經濟社會中，經濟領域的自利心機制與社會領域的結社機制，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金融資本主義的作用下，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階級向下流動、M型社會、社會福利削減等狀態下，孤立的個體與家庭，成為抵禦各類型社會風險的基本單位，進而提升社會成員間的競爭意識。
在資本邏輯主導下，經濟社會空間朝向高度資本化發展，並決定著市場結構，從而使得強烈的競爭意識，不必然得以提升生產效率、社會創新；反之，資本過度集中，使得其他社會成員僅能仰賴過度競爭，又進一步削弱勞動條件，非正式雇傭契約的產生，則為零和競爭的結果，同時削弱社會信任。
社會成員間的競爭意識，並未如同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所斷言，得以帶來高效的生產力、創造力；反之，新自由主義宣稱市場機制具有調節所有資源配置的能力，使得資本邏輯由經濟領域擴張至社會、文化、自然環境領域之中，資本主導的發展邏輯，帶來城市疏離、教育商品化、社會福利削減、房地產價格飆漲等社會困境，進而產生對於「市場機制萬能」學說的挑戰。
西方近代發展延續著，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歷史轉折，皆從不同的層面，提升個體的自主意識，而其運用至文學、藝術、信仰、科學、政治等領域，則助於提升個體的自覺意識，進而解放創造力，創造精緻豐富的人文世界。
然而，當個體主義應用至工業革命後的經濟領域，其異於前工業社會，小規模群體內部的互惠交換，或者陌生群體間的市場經濟，而是由資本邏輯主導的市場經濟，從而產生迥異生產與社會組織方式。
市場經濟仰賴個體基於精於算計的經濟人、自利心等動機進行運作，並伴隨著社會專業化分工，使得市場邏輯擴張，使得個人的自主意識，大幅度的被經濟人性格所佔據；並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加乘作用下，城市化的發展過程，是以服務於資本邏輯發展為目的。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詮釋下，個體主義並非自由、富涵創造力的象徵，而是自私、貪婪、冷漠、工具理性化。
個體主義至現代經濟領域的發展下，產生了非意圖性後果，進而激勵個體反思現代社會、現代性與個人之間的聯繫，並發展出得以截長補短、利弊均衡的社會哲學，作為後資本主義社會下，個體與社會之間，得以相輔相成的價值體系與社會關係。
資本主義雖以個體主義作為其基本社會哲學，但個體的自主性，以資本持有的多寡作為衡量判准；資本出資比例與動員組織社會的能力存在正相關，並為企業組織與股東所有制建立正當性基礎。
然而，若考察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其中實是充滿著暴力與剝削，但其所確立的不公平競爭條件，卻決定性的成為形塑現代政經體制與社會結構的根源。工業化生產模式，需要大量的雇傭勞工與消費市場，進而得以實現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所需的社會條件。
資本主義為持續完成資本積累，不間斷的開發新生產與消費市場，從而帶來大量的結構性失業，而資本主義創造的無產階級工人，其存在低技術化、高取代性等特徵，並在後進國家廉價的勞動優勢下，就業機會轉移。
資本主義將個人主義形塑成為弱肉強食的社會性格，並在金融資本主義加速資本集中的社會語境下，資本邏輯主導的市場結構，逐漸擴張成為決定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的來源，進而削弱個體的自主空間。
政治民主化目的在於對抗極權、特權政治，人人平等的投票權，意味著理想中的政治治理，是以社會共識作為前提；另一方面，資本過度集中、貧富差距擴大，帶來經濟與金融霸權，經濟的非民主化發展，使得個人於實質的生活中，喪失自主權。
貧困原先被視為是個人自主選擇、不勤奮、怠惰的結果，而至M型社會、貧困世代、中產階級消亡、階級持續向下流動等現象，則凸顯資本社會的結構性困境。
現代社會於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創造非意圖性的社會文化後果；以及自由主義形塑的全球化秩序、人觀，皆受到持續的反思，並由此引發了多元的經濟社會變革行動。而追溯至資本社會根本性的社會哲學、價值預設，則可更為深層的把握建立可持續的經濟社會機制與運行原則。
個體意識到仰賴工具理性、正式制度與規範作為主導的社會結構，孤立的個體，不僅難以與大資本相抗衡；同時，亦削弱個體間的合作意識，僅能被動的服從於資本主導的產業結構、生活方式、價值體系。因此，個人自主性與權利的維護，需透過相應的群體義務，進而創造由下而上的群體共識，實踐非工具理性主導的社會秩序，並形塑非資本主導的經濟結構與產銷模式。
個體權利與自主空間的維繫，使其不為資本邏輯所佔據，仰賴社區與社群為基礎的群體共識與義務，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聯繫，並非仰賴外部的規則、懲處等社會控制手段，更為強調個人的自主規範，以及社區、社群成員，進行民主式參與，所形成的共識，作為自治的守則與認同基礎。
資本社會強調工具理性助於促進社會持續發展的動力，而其在金融資本壟斷、過度強調私有產權，形成專利權、知識產權的悖論，使其不必然得以激勵創新，反之則可能形成技術壟斷，延緩相關應用性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資本邏輯與工具理性的雙重作用下，產生勞動異化與消費主義式的產銷型態，而其不僅產生負面的社會文化後果，更帶來難以為繼的生態浩劫。
因此，個體生活自主權、非敵對的社會關係、非異化的勞動關係、可持續的產銷模式與生態環境等，則必須仰賴價值理性與非資本邏輯才得以建立。相較於資本社會強調個人、家庭需肩負起所有照護責任，或者慈善、補貼的單向給與，以群體共識為基礎的社會關係，更為強調群體成員間互惠的人際流動網絡。
群體成員存在的共同需求，得以藉由成立共同基金、互助等機制，實踐個體對於群體的承諾，並從中受益。而此異於前工業社會，由傳統規範、約定俗成等權威所構成的共同規範，其具有自發性、自覺性、自治性的特徵，使其得以共同維繫個人自主意識與群體共識，並打破個體與集體二元對立的思維結構。個體作為群體性的動物，個體慾望與群體價值之間並非總是存在張力；反之，以群體成員、民主決策為基礎的共同規範，則成為個人認同與群體歸屬的來源。
然而，自由主義曾被視為實現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所宣稱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透過市場經濟與政治民主制度，得以最大程度的實現人類千百來，未曾達到的物質生活水平、免於權威壓迫、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自由與平等之境。
至今資本主義由於其強調個體、私有產權，與自由主義具有共同屬性，但卻在其資本邏輯的詮釋下，賦予了資本與權力之間的緊密聯繫，從而使得資本成為實現實質性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高度產業競爭與產業風險，個人的生存境遇與世界經濟、國濟關係存在高度依附關係，助長了民粹政治興起，極端的法西斯、納粹政權雖未再度歷史重演，卻也強化個體與個體、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張力，且導致菁英政治、排他性國族主義的興起。
Gustave Le Bon《烏合之眾》對於群體心理的內涵與產生提出深刻的洞見，主張過往人們仰賴各民族歷史、傳統文化等所積蓄而成的價值體系、信念所構成的生活型態，且影響文明持續演進的力量，多數皆由少數貴族、菁英所引領，進而逐步擴散於社會大眾，成為文明演進的主要動力。
因此，在Gustave Le Bon看來群眾的變革力量，在歷史上從未如當代社會中具有影響力，且其主張群眾不是組織化，具有鮮明組織意志的行動主體，僅是由容易受到情緒、政治領袖未經論證的斷言所煽動，最終導致不理性社會文化後果，甚至成為摧毀社會秩序的力量。
換言之，民主政治如何不導致民粹，存在富涵理性討論公共議題能力的個體作為前提，而其在動員社會群體形成公共意見時，才不致淪為政治家獲取個人政治利益的工具。
那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仰賴經濟人邏輯，作為構成當代遍及全球，共通的經濟社會精神氣質，是否足以在面臨各類公共議題時，社會成員間，仍得以創造有效的自治秩序呢？
相較於Gustave Le Bon對於群眾必然現於無知、非理性、盲目的悲觀立場，James Surowiecki《群眾的智慧》則主張若能滿足意見分散、獨立自主決策、專業互補、有效整合，廣大的群眾相較於少數的菁英專家，則能創造出更有效、多元包容性、創造力等的經濟社會樣貌，且能真正的實現平權的經濟社會秩序。
Gillian Tett《穀倉效應》則提出對於以原子化個體作為基本決策單位，並由此做為經濟社會中，各類組織的組織原則，但由此所形塑的專業分工，卻將整體社會變成各自獨立的「穀倉」，導致在實踐經驗中，並未能形成如James Surowiecki樂觀期待的有效整合，反而在各自組織利益的驅使下，導致整體社會各自為政、溝通成本高昂。
然而，個體主義方法論所詮釋的經濟社會，伴隨著不同文化發展下所形塑的民族性格，從而導致個體具有不同程度的理性、公共意識；另一方面，經濟人做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精神，卻又使得工具理性擴張，甚至推翻傳統文化價值體系，而成為指導個體行動的原理原則，進而使得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張力，擴大成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零和競爭。
換言之，菁英政治／民主政治、計畫經濟／市場經濟此兩項二元對立的範疇，成為現代國家政經體制爭論不休的焦點，且彼此各自擁有不同的理論與實踐經驗中的正當性立場，其有效性則端視不同國情、歷史文化發展條件。
然而，若民主、自由已被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人類共同價值，那麼何種社會組織方式、社會心理，才得以形塑「群眾的智慧」，而不致淪為「烏合之眾」、「穀倉」？則成為評價各種意識型態，有效性的共同判准。

第一部分 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

一、以群體與地方認同為基礎的個體權利與義務
反思資本邏輯主導的城市化、現代社會組織方式與社會關係

Durkheim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概念，作為社會學區別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社群連結機制的理想型。二者皆須仰賴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才能維繫社會團結的向心力，唯前者因社會專業分工程度較低，社群成員間共享著集體的信仰、規範、道德與價值觀，維持著低度社會流動的社會穩定狀態；反之，後者伴隨著技術革新，生產力提升，促進社會朝向更細緻的社會分工，多元異質性群體促使個人意...

緒論

第一部分 個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
一、以群體與地方認同為基礎的個體權利與義務
二、社會福利社區化
三、兼具普世價值與多元文化的全球秩序

第二部分　經濟邏輯
一、資源配置
二、經濟創新動力
三、經濟發展觀

第三部分　經濟秩序
一、公共財與私有財邊界的模糊化
二、經濟民主
三、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共識
四、穩健的金融秩序

第四部分 重構後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實踐策略
一、個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社會福利社區化與社區產業
二、個人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再造城市，反空間資本化
三、個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社區基金、土地共有、地方團結、經濟自主
四、經濟邏輯－凝聚共識，打造地方品牌
五、經濟邏輯－建構文化哲學的社會工程
六、經濟邏輯－政府與民間合作，以社造為基礎的自治商圈，共同保存文化資產與可持續的觀光
七、經濟秩序－重構產銷互惠合作網絡
八、經濟秩序－公平貿易，擴大互惠合作網絡
九、經濟秩序－與大資本抗衡的理念集結
十、經濟秩序－金融與投資作為貨幣化、數量化的社會成員共識集結

結語

附錄
中文書目
英文書目

緒論

第一部分 個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
一、以群體與地方認同為基礎的個體權利與義務
二、社會福利社區化
三、兼具普世價值與多元文化的全球秩序

第二部分　經濟邏輯
一、資源配置
二、經濟創新動力
三、經濟發展觀

第三部分　經濟秩序
一、公共財與私有財邊界的模糊化
二、經濟民主
三、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共識
四、穩健的金融秩序

第四部分 重構後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實踐策略
一、個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社會福利社區化與社區產業
二、個人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再造城市，反空間資本化
三、個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社區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