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動之間的主體性:臺灣美術史的新思考
臺灣美術史的書寫,雖與近代臺灣的歷史及臺灣史論述緊緊相扣。然而,它卻不僅只是歷史之中的一個樣貌,而應視其為在不同的時空中,藝術家探尋美術主體性的流變軌跡。一九五○年代的王白淵與一九七○年代的謝里法,受到政治史觀的影響,從美術運動史的角度,思索臺灣美術的發展,即是對其所處的臺灣歷史氛圍所做的回應。一九八○年代開始,美術史的研究則著眼於政府與民間的臺灣書畫收藏,試圖以傳世的水墨作品勾勒出臺灣美術的發展面貌。此時的史觀,多以連橫的《臺灣通史》為參照系,而視明清時期流寓臺灣的中國畫家之作品,為臺灣美術史的起點。一九九○年代,周婉窈的《臺灣歷史圖說》,打破此種以漢人為主的臺灣史論述,強調原住民在臺灣歷史中的重要性。之後,有關臺灣美術史的專書陸續出版,其起點則提早並擴大至史前的考古遺址與原住民藝術。
由此可知,臺灣美術史並不固定在漢文化的範疇之內。因為,從史前物質文化的線索可以發現,臺灣美術史的發展已跨出臺灣島的地理範圍,而與「北起臺灣,南至紐西蘭,西達馬達加斯加,東至智利復活節島」的南島語族,產生交流。此時臺灣美術的主體特徵,乃是在南島語族的範疇內逐漸形成,甚至成為南島語族的發源地。十七世紀,隨著大航海時代的興起,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到來,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其物質文化的交流,遂在歐亞的航線版圖內移動。爾後,在明鄭與清時期,中國儒家文化傳布到臺灣來,臺灣美術的發展,便在一種新的地緣關係中,形塑出獨有的書畫品味。十九世紀下半葉以後,隨著日本欲「脫亞入歐」與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臺灣美術的發展有了不同於以往的新視野。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國府來臺後,將臺灣打造成「文化中國」的象徵,臺灣美術的面容,又有了新的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的歷史變遷成為臺灣美術發展的一大特色。這個特徵,不在於時空的流變如何影響臺灣美術史的發展;而在於臺灣美術史的樣貌,如何在這個時局的變動之中,開展出某種獨具的「游動之間的主體性」。此論述的關鍵,乃在於不以外部的刺激為影響美術史發展的主要條件;而是著眼於藝術家如何在這個流動的情境之中,探尋作品甚至自我的主體性。
再者,臺灣美術史的內涵,亦非僅是西方藝術史的例證。以希臘羅馬為主流的西方藝術史發展,反映出的是一種受到特定品味人士所推崇的史觀。關於特定品味的討論,西方學者如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一九三○至二○○二)所提出的「秀異」(Distinction)論述,與傅柯(Michel Foucault,一九二六至一九八四)對於權力(power)與知識(knowledge)的批判,皆具有相當的啟發性且發人深思。而我認為,藝術史的發展不應局限在特定品味的界線之內被討論。值得慶幸的是,當我們回顧臺灣美術史的發展時,由於臺灣歷史所具有的多元與融合特徵,我們看到臺灣美術史研究的新契機。因此,舉凡非正統學院出身的畫家與民間的工藝品,亦可視為臺灣美術史的研究對象。此外,七○年代鄉土主義的盛行,也使得素人畫家的作品受到青睞。
再者,當「精緻藝術」與「民間工藝」的界線被打破之後,同時也影響了對於「純粹」與「實用」、「菁英」與「通俗」等概念的價值品評。如此一來,使得創作回歸到一種單純的美的實踐。而這個實踐之後的樣貌,則具有強烈的個人經驗之縮影。然而,個人經驗實與社會的流動與權力的結構有關。因此,如何在這種變動的狀態之間,將個人的經驗轉換為視覺的語言,同時在其中呈現出自我的主體性,亦是美術史發展值得觀察之重點所在。
另外,值得注意是的,除了創作者的身分界線逐漸模糊之外,作品被觀看的方式與意義,也存在著不同觀看者所賦予作品的「複數性」特徵。此現象,在臺灣美術史的發展過程中,屢屢可見。(尤以一九五○年代臺灣畫壇對於「國畫正統」的討論,最為顯著。)
簡言之,本書以「游動之間的主體性」來思考臺灣美術史的發展,一方面是對於以往從「邊緣與中央」、「殖民與帝國」、「自我與他者」等論述的反省;另一方面也是筆者對於現今所處的歷史世界之回應。因為,今天的世界已是一個「平行」交流的世界。因為,今天的世界已是一個可以自由地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移動的世界。而科技的體驗,也使得人類輕易地披覆著他人的文化生活,有如「文化肌膚」(culture skin)一般。因此,如何在時間、空間與文化之間的「游動」中,呈現出對於自我主體的思索,實為今日美術史研究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