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一娜

中文版序——歷史並非只是單純的知識
原序——左右日本戰後史的原動力，是對美政策的兩條路線
前言、為什麼要寫一部淺顯易懂的日本戰後史？

第一章、從「終戰」到佔領
戰後最初十年，是吉田茂隨美派和重光葵自主派激烈對立的年代

第二章、冷戰開始
美國的全球戰略在變，逐漸將日本定位為圍堵蘇聯的防波堤

第三章、舊金山和約與日美安保條約
自主路線與隨美路線同步啟動，決定了日本的前途

第四章、保守聯合與修訂日美安保條約
岸信介掌握保守勢力，修訂日美安保條約，但並未觸及核心部分

第五章、自民黨與經濟成長時代
安保騷亂後的一九六○年代，是日美關係的黃金時期。日本經濟高速成長，安保問題擱置處理

第六章、冷戰終結與美國戰略轉移
冷戰結束，事隔四十年後，日本再次成美國「最大的威脅」

第七章、「九一一」與伊拉克戰爭後的世界
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後，美國開始暴走、輕視聯合國，到處進行軍事干預，並要求日本合作

後記
年表

 

前言

為什麼要寫一部淺顯易懂的日本戰後史？

　　寫這本書，最初是基於出版社給我的一次建議。「孫崎先生，你不想寫一本讓高中生都能讀懂的有關日美關係，特別是冷戰後日美關係的書嗎？」

　　「連高中生都能讀懂」，這吸引了我。高中時期，很多人開始翻看世界古典。高中生們讀的書往往能夠讓他們領略人生最高的奧妙。

　　比如夏目漱石的《少爺》，也是我最喜歡的小說。讀起來痛快之餘，也飽含對文明的深刻批判。漱石在四十歲那年寫就的這本書，讓高中生全部讀懂或許確有難度，但是在善感的高中時代，接觸最高水準的文學作品，看到人生的微妙，這肯定會給未來的人生帶來很大影響。

　　在社會科學領域，我也希望高中生能接觸到最高水準的傑作。

　　「那請你推薦一些書吧。」如果讓我推薦的話，我還真有些猶豫。不過，像季辛吉寫的《核子兵器與外交政策》這本重要著作，請一定到圖書館找來一讀，這會讓你瞭解為什麼核子武器的出現會帶來二戰後世界的巨變。但遺憾的是，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裡使用了很多專業術語，也有很多兜圈子的話。社會上似乎存在一種讓人感到困惑的常識，即越難讀懂的書越是高層級書籍的迷思。

　　幸好，我有過七年教書的經歷——在防衛大學對二年級生講授國家安全概論。二年級生與高中生年齡相仿，但是防衛大學的學生們因為參加體能訓練等體力活動經常會疲憊不堪。

　　我在防衛大學教書的第一天，課上三分之一的學生徹底地睡了起來。我卯足了勁準備將自己在外交一線上得到的最難得的知識傳授給他們，但看到此番情景，我只能留下一句「太遺憾了」轉身離開教室。也就是說，我罷工了。現在想想，我骨子裡也可能有些「少爺」的性格。

　　在隨後的七年間，我一直為如何不讓學生上課打盹而努力。所以，我應該比別人做了更多「讓高中生也能讀懂」的寫作訓練。

　　我開始認真地研究日美關係，是起源於伊拉克戰爭。

　　二○○三年三月二十日，美軍開始轟炸伊拉克，不久海珊政權瓦解。但是伊拉克負隅頑抗，這也導致美軍在伊駐留了九年。現在，這場戰爭在美國國內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二○一一年一月，美國CNN新聞台民調顯示，三三％民眾支持伊拉克戰爭，反對有六六％），這與開戰之初幾乎全民支持的氛圍截然相反。

　　二○○三年十二月，日本自衛隊派遣到伊拉克。那時，我認為開戰的理由具有重大的疑點。

　　美國給出的開戰理由，包括：

　　一、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二、伊拉克與製造「九一一」事件的蓋達組織有合作關係；

　　三、如果現在不攻打伊拉克，海珊不知何時將對世界發動攻擊。

　　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兩伊戰爭期間，我當時在伊拉克任職。所以，我對海珊及其政權有相當多的瞭解。二○○三年，伊拉克並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伊拉克與蓋達組織也沒有合作關係，對於伊拉克有做過研究的人立刻就會明白。但是，日本政府卻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蓋達組織有合作關係」為由，計畫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

　　我曾在外務省擔任國際情報局長，也曾經擔任日本駐伊朗大使，在官場和工商界有很多朋友。我多次對他們說：「美國攻打伊拉克的證據不足，一定不能派遣自衛隊到伊拉克。」

　　幾個月後，一位在政府經濟部門工作的前輩對我說：「孫崎，我試著把你的論點說給工商界的人聽，大家也都理解。但是他們的邏輯是，『即便事實如此，但還是日美關係更為重要。雖然對於日本來說有些勉強，但是對美合作也是為了日本』。我看，還是別勸他們了。」

　　「雖然有些不合理，但是軍事上對美合作也是為了日本好。」真的如此嗎？抱著這個疑問，我決定要好好重新學習一遍日美關係。

　　六年後我把學習的成果集結成書，由講談社出版，名為《日美同盟的正體》。防衛大學執教的經歷提升了我的歷史觀和國家安全觀。該書的核心主張認為，二○○三年的伊拉克戰爭並非突發事件，如果不追溯到冷戰結束，就不會瞭解這場戰爭的本質。

　　《日美同盟的正體》於二○○九年三月出版，同年八月日本舉行眾議院大選，民主黨奪取執政權。當時日本社會的主流論述推測，民主黨奪取政權後日美同盟或將發生一些變化。正因如此，該書獲得巨大反響，以至於二○○九年四月三日的國會外務委員會上，民主黨議員篠原孝提問當時的大臣：「《日美同盟的正體：迷失的國家安全》這本書的內容很深入。大臣，你讀過了嗎？民主黨的影子內閣的大臣們早就熟讀過了，你們這些真正的大臣讀過了嗎？」

　　本書的編輯也讀過講談社的那一本《日美同盟的正體》，希望我能將同樣的內容改寫成「連高中生都能讀懂，簡明而詳細的書」。

　　由於《日美同盟的正體》已經出版了，這一要求對我來說並不困難。但是，我又萌生了小小的野心，如果要讓我來寫出一本「連高中生都能讀懂」的書，與其從冷戰後開始寫起，不如再向前追溯，寫一本從二戰結束到當下日美關係發展的書本。

　　戰後的日本外交
　　是隨美派與自主派的鬥爭

　　就同前言所言，二戰後日美外交一直以來最重要的課題，就是面對來自美國的壓力（這種壓力之強超乎想像），日本該如何在自主派與隨美派之間做出選擇。

　　我任職於外務省時，也經常需要面對有關「自主」和「隨美」的問題。伊朗油田開發是我所遭遇過最大的工作難題。

　　我曾於一九九九年到二○○二年間擔任日本駐伊朗大使。那時最讓我頭疼的，是處理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如何在以日本國家利益為前提的情況下，在伊朗與美國之間取得平衡。

　　對於缺乏資源的日本來說，能源主要依靠海外進口。所以，日本當然希望與產油大國伊朗建立密切關係。有鑑於此，日方提出邀請伊朗總統哈塔米訪日的計畫。最終拍板的，是當時的外務大臣高村正彥。身為日本駐伊朗大使，我的職責是為了實現這一計畫而與伊朗方面談判。

　　但是後來，內閣改組後，高村離開外務大臣崗位。這時，外務省內的伊朗政策出現變化。由於美國施壓，日本內部出現不應該邀請哈塔米訪日的聲音在增強當中。

　　儘管如此，擔任外交官員多年，我當然清楚如何推動業務。我動用所有的資源，終於達成哈塔米訪日的計畫。本來哈塔米訪日行程的一部份，即是同意日本取得伊朗南阿薩迪干油田的開發權。南阿薩迪干油田（Azadegan）是全球容量最大的油田，預估原油儲量為二六○億桶。日本如能獲得開發權，等於在經濟外交上取得重大成果。

　　但是，與伊朗處於敵對關係的美國卻進一步向日本施加壓力。「日本和伊朗建立緊密聯繫簡直不像話，日本應該放棄與伊朗共同開發南阿薩迪干油田的想法。」儘管日方曾努力緩解來自美國的壓力，但最終還是放棄了開發權。

　　如果日本以本國利益為中心考慮的話，絕對不可能放棄這一開發權，畢竟對於日本的能源政策來說，這是無論如何都要抓住的機會。但是面對美國的強大壓力，日本最終被迫放棄了這一珍貴的權益。

　　後來，日本放棄的開發權落入中國手中。

　　伊朗前總統拉夫桑賈尼曾對我說：「美國是傻瓜，對日施壓，只會讓中俄漁翁得利。美國難道要讓其敵視的中俄強大，而讓其盟國日本受損嗎？」

　　拉夫桑賈尼的話應驗了。

　　「為什麼日本在美國壓力面前如此脆弱？」這成了自外務省時代以來，一直纏繞我的疑問。

　　美國施加的壓力和進行秘密行動，是真實存在的

　　隨美派和自主派；或者用詞更強硬一點來說是「從屬美國」和「自主」，戰後的日美外交關係，可說是「要如何在這兩者之間作選擇」的過程。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在美國戰鬥艦「密蘇里」號上簽署無條件投降書，那一天開啟了日本的戰後歷史。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擺在日本眼前的，是不得不在「隨美」和自主派之間作出抉擇的命運。

　　很多政治家在「隨美」與「自主」之間苦惱。有時他們也會選擇自主派。但回顧歷史，選擇「自主」的大部分政治家和官僚都遭受排斥。粗略看一下，重光葵、蘆田均、鳩山一郎、石橋湛山、田中角榮、細川護熙、鳩山由紀夫都在此列。可能讓讀者感到意外的是，竹下登、福田康夫也包含在內。在我身邊就有不少曾任職於外務省、大藏省（財政部，現稱財務省）、通產省（現改稱經濟產業省）的官員，都曾因為遵循自主路線而遭受來自美國的龐大壓力。

　　但伊朗南阿薩迪干油田開發權的事還有下文。

　　讓我震驚的是，當時的美國副總統錢尼，居然親自指揮要把那些主導油田開發權的日本官員給掃除。如果是由中央情報局等諜報機構來操作的話，我還能理解，但這次居然由副總統領頭，而且清除的對象不僅是和自己職位相當的日本首相、外相等，矛頭還同時指向前線的公務人員。

　　瞭解這些事實後，我再次感到了美國這個國家的厲害。

　　戰後，美國一直是世界第一強國。表面上，在世界思潮上、工商界、高等教育等，美國都勝出一籌。不僅如此，在情報收集方面，美國在全球也具有壓倒性的優勢。

　　當然，上述這些清除行動都不會公開，只有極少數人才知道。如果公開的話，馬上就會知道是誰洩密的，洩密者還可能遭受報復。所以說，儘管很多官員和政治人物因美國施壓而被排斥，但能浮出水面的只是極少一部分而已。

　　不僅美國人參與其中，那些最注重日美關係的日本戰後主流派也參與了排除異己的政治鬥爭。雖然讓人痛心，但這就是日本的真實面貌。而日本參與清除工作最甚的，應該就是前首相吉田茂。

　　某位前首相曾對我說過，「美國討厭」外務省一名官員。一般這種時候，你不會知道被討厭的理由，也不會有人過問。但只要背上「招美國討厭」這一天條，就足以讓這個官員離開重要的工作崗位。這就是日本的現況。

　　再舉一例。這件事發生在日美貿易摩擦激烈的年代，一位經濟部門的官員在美國演講時，拿出證據說明：「美國國內認為對日貿易不公平的觀點是錯誤的。」聽到這個意見的美國官員，立刻指示日本相關大臣，「此人發言簡直不像話，這不利於兩國關係」。

　　接到美國旨意後，這位大臣馬上下令相關部門的官房長，調查這位官員的發言。

　　一位朋友在日美談判第一線工作的大藏省工作，他回憶道：「和美國談判前，我們認為這次努力可能會贏。但馬上就被人戳了後背，一看是首相官邸的人。『別再主張甚麼日方立場了。』數不清曾接受過多少次這樣的告誡了。」

　　在我看來，最容易屈服於美國壓力的就是首相。首相的職責遍佈各個階層，肯定無法關照到每一個部會。對於美國來說，給首相致命一擊並不太難。所以，美國一般不直接找農林水產省、經濟產業省等行政部門，而是盡可能促使首相設立私人諮詢機構，並將權力集中於此，這樣方便美國施加壓力。

　　這些事實如果不在一線親身體驗的話，肯定容易冠以「陰謀論」。但只要對歷史有所認識，就會明白國際政治當中的大部分時候都要依靠計謀。二戰期間，日本在中國施展了無數次詭計。美國在越戰期間也是如此，如挑起東京灣事件為轟炸北越製造藉口。

　　更為露骨的例子，是甘迺迪時期，美國軍方曾經計畫擊沉本國船隻，偽裝成恐怖事件，並以此為由攻擊古巴。雖然甘迺迪最後取消了這個計畫，但人們依然可以從喬治華盛頓大學「國家安全檔案資料庫」網站看到當時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簽署的命令文件。可能只有日本的學者和評論家會在不瞭解這些事實的情況下大談國際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