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勝華編者

第一章　青春

兒時記憶：土庫的家族身影

我生於公元1919年，日本的大正8年，當時的台南州虎尾郡土庫庄。我未滿6歲入學公學校一年級，開始受日本教育。

一年級的老師是我大姊夫吳壽，他畢業於台中一中。二年級的老師是林純，她是台北第三高女畢業。六年級的老師是王來成。這三位老師都是在地人。六年級時，王老師鼓勵阮再升學。他無償給阮補習，但我因年齡不足，未能參加（入學）考試，到隔年才考入台北第三高女。

當時，師範畢業的都是「訓導」。我姊夫是台中一中畢業，也以同等學力，考為「訓導」。當時的「訓導」老師在做儀式時，都要穿文官服，帽邊金巡，兩肩有像飯匙那樣的肩章，還有文官的佩劍，很威風。

孔子聖誕日，在媽祖廟後殿的孔子廟殿有隆重的儀式，地方仕紳穿中國式大禮服，長衫馬褂，吹樂磕頭跪拜。有全隻豬羊等牲禮，禮後都有「米香」分給全體學生拿回家。日本人也都很尊重孔子。當時，到六年級有漢文課。我在三高女二年級時，有師範學校的漢文老師劉克強來教漢文，這是學生自由選課。

當時公學校，我班上約有40 餘人，其中女生有10 人，我一直都記得她們的名字。

真遺憾的是我還未入學，我父親就過世。有關父親的事蹟都是我母親講給我聽的。我父親名叫林氆，大家都稱他區長伯或阿氆伯。土庫庄清朝時代就有土庫支廳，有土庫區、大屯區、大林區等。當時，土庫區管下有53 庄的小庄。

我父親在清朝時就有私人的糖廍，用牛拉石盾來榨甘蔗汁製糖，當時只能造出黑糖，也有製造鴉片，但日本來了以後，這些物件就不能製了。

當時公學校以南有個小山丘，它叫建功山，是埋當時抵抗日本所戰死的人骨，還有銃等。建功山以北就是陰陽公廟，就是公共墓地。我記得每年農曆5 月29日就是義民爺生，家家戶戶都有祭拜。

地方都平靜了後，日本就開始建設學校來教育台灣人。那個學校用地就是我父親捐出來的，它有運動場及三棟（一棟二間）教室，一年級至六年級，以及老師辦公室，還有校長宿舍和訓導主任宿舍，另邊是教職員宿舍，全校學生都能用的便所。三棟教室後面有實習農地給六年級男生去栽植。

這些校地以外，還有市場用地也是我父親捐出來的。當時，在市場內面設有廣大的公共便所，人糞是主要肥料。

我父親由清朝時代就開墾很多土地，這些土地都分配給房親去種作。

在那糖廍的大庭旁有工寮，大庭也是稻米的晒穀場，收成時稻米堆積如山。另外，有專門種植花草的園地及凸柑園。那時所植的花都是台灣特有的，有玉蘭花、夜合花、含笑花、桂花、桃花、黃菮花、金針花、大紅燈籃花等等。凸柑收成時，用大米籃一籃一籃帶回家裡，放在一個房內。

這是我童年時與母親來這裡很懷念的所在。阮平常是住在街內的，我母親時常到廍裡替柴房的女傭張羅柴草，讓工人用牛車帶回街內廚房用，母親也有掌理柴米油鹽等等供應儲存處的鑰匙。她很善待長工，無論男女，除了飯食，也常會體貼的在田埂放置香菸火柴供工人犁田休息時享用。母親更喜自己養雞鴨鵝，飼豬養狗等，從不閒著。

當時也已經有開設（建造）嘉南大圳灌溉水田。我父親建一個日式竹屋給管理（嘉南）大圳的高橋夫婦居住。他們在那裡也飼雞、種菜。當我母親去那裡的時（候），他們好禮泡茶來請我母親。我少小年紀，都感覺他們真有禮數和知恩。

我父親也是嘉南大圳的水利委員之一。這個嘉南大圳是由一個日本人所建，一位東京大學畢業就被派來台灣的工程師，叫八田與一。（嘉南大圳的建設）使嘉南一帶的水利非常發達，一年有二期的稻米的收成，（有的）更有三年輪種（其他植物，如花生、番薯）的。當時的稻米生產也有運到日本去。

咱們現在吃的蓬萊米是一個叫磯永吉的農業博士研究（改良）出來的。古早台灣只有長長的在來米。

日本人還在台灣各處建製糖會社，各地方有原料委員來鼓勵農民種甘蔗，也建有運搬甘蔗到會社的鐵路。嘉義、大林、虎尾、斗南都有小火車，有的也有糖廠。學生可以乘這些小火車通學。

當時日本對台灣的衛生也非常重視。以前有鼠疫，被他們消滅。在我記憶中，當時的婦女都三三五五的相招到派出所抽耳根的血，檢查有沒有帶瘧疾菌。終於，瘧疾在台灣也絕跡。那時，從嬰兒起要定期種牛痘（即天花），一發現有牛痘的病患，就將病人隔離，他們的住宅都用草繩圍起來。還有霍亂患者都強迫隔離起來接受治療。終於，這些病都絕跡了。這時的台灣民政長官是後藤新平，他是醫生。

我母親有時陣會拿一個箱仔出來，內面是放置我父親穿過的衣服，有長衫馬褂、日本皇帝所賜的藍綬褒章（放在一個真美的盒仔），被招待去日本接受褒章時穿的西洋式大禮服、佩帶、照片。

當時，糖廍四周都是竹圍。學校或是警察派出所欠用竹，他們（日本人）來叫父親一聲老爹，說要搭雞舍或圍籬笆，他就說，要多少自己去砍。

我祖父在唐山大陸所生的兒子，我叫他英祺叔。他帶兩個兒子和他們的妻兒及他們全家族都來要依靠我父親。現在虎尾管內有一個所在叫「墾地仔」，在那裡，我父親建房子給他們住，給他們土地，給他們生活到現在。「墾地仔」就是我父親和朋友所開墾的所在，都給他們。

我父親身後所留下的土地大概有五百多甲，分給自己四房兒子，各得一百多甲。住家，在街一邊有三個店面，對面有四個店面，都是二層樓。樓下有租給人開商店，樓上都留下來做客人來時用的。有一棟是日式的，有12 疊榻榻米和8疊榻榻米的房間，是當時高官來訪時，用來招待他們。這些樓房是大正7年我未出生以前就建立的，這些樓房所用的柱子是用福州杉，很堅固，到現在都好好的。

我父親有造流年，預言將壽終於某某年正月16、7。那年正月16、7，我父親不適，我母親把洗衣服的腳桶（台語）搬到父親的房子窗旁在洗他的衣服，只聽他打一個呃，趕緊去看他，他無大病就離開世間了。派出所的警察聽到消息，用走（跑）的緊來看，幫忙預備後事。台南州知事做主祭官，以「校葬」（こうそう）埋在自己園地（老鼠墩仔）。那時，由學校到街頭兩邊的住戶都排香案桌、排牲禮做路祭。我記得，抬棺的人以及吹古吹（嗩吶）的所有人都穿白衣服、戴白帽。有人把我一路抱到墓地。建立的石碑碑文是一個嘉義的徐秀才所寫。

青蔥歲月：台北第三高女時代

阮在四年級時，有禮儀的課，學習日本式，當客人來時怎樣招待請茶或點心。又帶阮到當時專門吃西餐的鐵道飯店，學習西餐的禮貌等等。

當阮四年級時，阮與要畢業的班級總共約有80 人，做伙去日本修學旅行。坐高砂丸郵輪到福岡博多、廣島，後在神戶上陸，再坐火車到京都、大阪、奈良、東京、日光等地方。二週的時間，我們看過日本櫻花、富士山、奈良公園的鹿、京都的故皇宮、寺廟、寶塚的少女歌舞團，東京歌舞伎（古裝劇四十七義士的故事）。最後到日光，有德川家康的廟，豪華天井畫有龍，在其下面拍手，牠就會鳴聲。

阮二週的旅行有很豐富的收獲。阮在一年級時預定要去日本旅行的，就每學期積存，到四年級時共有150 円，就可參加，有（包括）船費、車賃、旅館、部分食住都在內。那時的日円比當時的美元還大，實在是太平時代。TAXI 一律50 錢，在東京市內可以載你要去的所在。

除了畢業旅行以外，在四年級暑假，我也參加登新高山，即現在的玉山。新高山是高於日本最高山富士山，三千多公尺高，這是日本明治天皇所命名的。阮的畢業旅行及登新高山都有二位老師以及專職攝影師參加，每人都有一本相簿。可惜，我的相簿因（結婚後）帶去日本，戰爭中遇到空襲，當時收入防空壕浸水，大部分都壞去，只剩下一部分，真可惜。

轟炸機下：第三高女時代末、蘆溝橋事件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佔台時，起初有給人自由選擇，如果要回中國大陸的，給他回去，要留在台灣的，就要做日本人，就要入日本籍，有戶口登記。我記得我姊夫做教員都要參加10年一次的國勢調查，每年也有按戶調查學齡兒童來入學，接受日本教育。

我在第三高女一年級時，日本策成，成立滿州帝國。那時有一個新竹人謝介石做日本駐滿州的大使，來阮學校，阮兩手各舉日本和滿州兩國國旗跳舞歡迎。

在那時，日本對中國就持有野心。我在昭和11年，即1936年畢業後，在昭和12年（1937年）7 月就發生七．七事變，日本稱為蘆溝橋事件。從此，日本佔領華北中國精華所在。我在昭和15 年（1940 年）9 月與嘉義縣溪口鄉郭章垣先生結婚，當時他是日本慶應大學醫學部五年級的學生。我們結婚12 日後，就一起到日本完成他的學業。

翌年，昭和16年（1941年）12月，日本就盜襲珍珠港，米國對日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起頭，日本佔領新加坡、南洋、菲律賓一帶，也擊沉美國軍艦。後來，日本資源不足，美國佔優勢空軍的襲擊真強，日本漸敗……

第一章　青春

兒時記憶：土庫的家族身影

我生於公元1919年，日本的大正8年，當時的台南州虎尾郡土庫庄。我未滿6歲入學公學校一年級，開始受日本教育。

一年級的老師是我大姊夫吳壽，他畢業於台中一中。二年級的老師是林純，她是台北第三高女畢業。六年級的老師是王來成。這三位老師都是在地人。六年級時，王老師鼓勵阮再升學。他無償給阮補習，但我因年齡不足，未能參加（入學）考試，到隔年才考入台北第三高女。

當時，師範畢業的都是「訓導」。我姊夫是台中一中畢業，也以同等學力，考為「訓導」。當時的「訓導」老師在做儀式時，都...

這是一本前所未有的二二八被害家庭的真實故事。

這是一本二二八犧牲者的遺孀與遺腹孤女，用她們的筆一字一句寫下來的回憶錄。

這位二二八犧牲者是我的父親──郭章垣院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的翌年，在東京自慶應大學醫學部畢業並完成外科醫師訓練後回到台灣，經前衛生署署長王金茂（時任陳儀之下衛生局課長）介紹，出任省立宜蘭醫院院長。（省立宜蘭醫院原直屬日本時代台灣總督府，戰後改制為省立醫院，現又改制為「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郭章垣院長與其他六名公務人員於1947 年3 月，時值台北及全台各地發生二二八民變之際，為處理由廈門傳入的霍亂，曾馬不停蹄，活人上百，卻因行政因素與官派時年僅26 歲的朱正宗市長有隙，被地方駐軍會同外省警務人員，於無審、無判之下，綁架、謀殺，挖二坑埋屍於宜蘭頭城媽祖廟廟埕上。

我於1973 年自高雄醫學院醫科畢業，因結婚而在同年年底來到美國。1974 年欲接先母來美，但卻因拿不出美國移民局所要求的先父郭章垣院長之死亡證書而整整折騰了幾近兩年。後來我曾寫信向蔣經國要，他有回應，但是他不久即去世。後來我也曾在美國把洋狀告到雷根總統那裡，然而，我至今仍尚未拿到理應記載父親死因（槍殺）的死亡證書；尚且，我更要追究的是，謀殺宜蘭大病院郭章垣院長的子彈從哪裡來？

我父親被謀殺的事，被柯喬治紀錄在其著作《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原文第306 頁。美國的法律是，謀殺案沒有追訴期限，況且這是一件違反國際戰爭法的謀殺案。但我的父親於二二八受難，無法為自己的遭遇留下紀錄，這段歷史只能透過我母親詳盡的回憶，留下他們對時代的見證。

我的母親郭林汾，生於日治時代台南州虎尾郡土庫庄的好人家，未滿6 歲即進入公學校接受教育，而後考進台北第三高女，與父親因媒妁之言而結合。儘管婚前兩人對彼此一無所知，但他們還是在動盪不安的戰爭年代，走過一段艱難但幸福的日子。然而，戰後因父親於遭謀殺，母親只能一肩扛起面對父親家族的壓力，一路養育我長大成人、就讀醫學院，並陪伴我到美國照顧孫兒，所幸她能於美國度過平靜而祥和的第三段人生，安享晚年。

母親在我出世之前，地方上的小學校長希望她出來當小學老師。她的回答是：「這個政府殺死了我的丈夫、孩子的父親。我沒有辦法從ㄅ、ㄆ、ㄇ、ㄈ重新學起，我沒有辦法去教小孩子怎麼去愛這個政府，怎樣去愛這個國家。」

「母親的三國誌」是我出的題目，是我買稿紙給她寫的回憶錄。母親受過日本教育，思緒縝密，不但寫作相當有條理，她在行文中並嘗試使用從小到大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台語文來寫作，讀來溫馨親切、真摯動人。我以「父親的死亡證書與母親的三國誌」為主題，在臉書陸續發表母親與我的文章，引來許多網友的鼓勵與出書的期許。

也許，我永遠得不到「公義」。但是，這本書的出版，為的是保留「歷史的真」，公道自在人心。而且，「人在做，天在看」，不是嗎？

郭勝華

2019.01.03

這是一本前所未有的二二八被害家庭的真實故事。

這是一本二二八犧牲者的遺孀與遺腹孤女，用她們的筆一字一句寫下來的回憶錄。

這位二二八犧牲者是我的父親──郭章垣院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的翌年，在東京自慶應大學醫學部畢業並完成外科醫師訓練後回到台灣，經前衛生署署長王金茂（時任陳儀之下衛生局課長）介紹，出任省立宜蘭醫院院長。（省立宜蘭醫院原直屬日本時代台灣總督府，戰後改制為省立醫院，現又改制為「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郭章垣院長與其他六名公務人員於1947 年3 月，時值台北及全台各地發生二二八民變...

序

第一章　青春
第二章　婚姻
第三章　我的三國誌（上）
第四章　我的三國誌（中）
第五章　我的三國誌（下）
第六章　生、老、病、死
終　章　父親的死亡證書

附錄一　戰前生活影像
附錄二　1992 年二二八遺族美國歸鄉團實錄
附錄三　1995 年美國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拜會實錄

序

第一章　青春
第二章　婚姻
第三章　我的三國誌（上）
第四章　我的三國誌（中）
第五章　我的三國誌（下）
第六章　生、老、病、死
終　章　父親的死亡證書

附錄一　戰前生活影像
附錄二　1992 年二二八遺族美國歸鄉團實錄
附錄三　1995 年美國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拜會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