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莊子注之檢討
一、導論
莊子一書,歷來被認為是一部難讀的書,這有兩個基本原因:是作者的思想,義趣太高,表達的方式,又恢詭譎怪,不為世人所慣習,此陸德明所謂:「莊生弘才命世,辭趣孳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經典釋文敘錄);為作者的文辭,變化漫衍,遣詞造句,常是興之所之,甚至無視於一般的文法。此司馬所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史記莊子列傳)。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能夠清楚地認識,並確切地把握莊子的思想,本來就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時間隔了兩千多年,人情物理,變化貿遷。古今之不同,表現在現實經驗方面的,既有肝膽楚越之異;表現在觀念意識方面的,更有不可思議之感,然則,居今之世,而欲研讀古人之書,冀能探得古人之心,其事之不易,又幾乎可以不言而喻。
雖然研讀類似莊子這樣的古典,具有理論與技術(義理的把握與章句的克服)兩方面的困難,以及由於古今時代的不同,所形成的心貫交通之障礙。但是只要我們能夠發現某種基本的原則,並得到確有效的方法,則沒有問題是不能解決的。一切古典的研讀,無論東方與西方,原則上都必須利用前人的注疏,作為一種過渡性的跳板(不只是「時間」性的過渡跳板,就「理解」活動言,顯然也是一種必不可缺少的憑藉)。但是,研讀古典雖然「原則」上必須利用前人的注疏,如果我們不能掌握正確有效的方法,也是無效的。因為單純「原則」未必即能保證我們達到預期的「目的」。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能夠順利的通過前人的注疏,而不被它的囿限;正確的利用前人的注疏,而不被它的誤引。否則的話,不是達不到「目的」,便是所達到的並非「真正的目的」。
就研讀莊子來講,可以參考的古今注疏,無慮數百十家。唐時成玄英即謂:「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躭翫,為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閒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莊子序)。」這些漢晉逸人,所為之「義訓」中,郭象所為之莊子注,顯然是其中最傑出的,也是最幸運的一種。大致在唐時,郭注已經逐漸確立了它權威的地位。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惟子玄所注,特會莊子之旨,故為世所貴。徐仙民、李弘範作者,皆依郭本。今以郭為主」(莊子敘錄)。便透露了此中的消息。除了陸德明、成玄英所為之莊子疏,也是完全以郭注為本,而附會演義成的。其言曰:「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輒為疏解,總三十卷」(莊子序)。郭注的權威地位因陸德明之「釋文」,與成玄英之「義疏」,而益形鞏固。自此以往,天之學者,莫不崇之。或為副墨之子,或為洛誦之孫。既然出其右者,遂皆在其中矣。因此,儘管後世之注家,代有其人,郭注客觀而超越之地位,絲毫未曾動搖。吾人現在研讀莊子,郭注雖不是唯一的憑藉,卻必然是最主要的依據。
復次,郭注的權威地位,使他無形中成為莊子哲學的偉大詮釋者,而在作用與影響上,終於成為對莊子思想的居高壟斷者。作為莊子思想之居高壟斷者,無寧不是郭象之罪過,因為一切權威偶像的崇拜,本質上是一種迷信,但是問題不在權威偶像,而在迷信者之自心。原則上吾人憑藉郭注研讀莊子,固然是必須的。但是如果不能順利地通過它,而被它所囿限,或者不能正確地利用它。而被它所誤引,以至於是非不明,真假莫辨,唯郭注之馬首是瞻,則未免「如矮人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可悲的終是自己,罪過豈在他人?
究竟言之:郭象的罪過,不在他對莊子思想的壟斷,而在他對莊子哲學的詮釋。陸德明所謂:「惟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故為世所貴」。此言是否可信?似乎不妨存疑。蓋郭象是否「特會莊生之旨」,必須順利通過而善於利用郭注,且能不被它所囿限誤引者,當能見得。否則誤囿於郭注,將只見郭注,不見莊子,如何能見其「特會莊生之旨」?陸氏此言,既非善讀莊子,亦非善讀郭注者。吾人研讀莊子,原則上憑藉郭注,方法上當注「意」於原文,用「心」於莊子。蓋以「手」指「月」,貴能因「指」得「月」。愚者見「指」不見「月」,又復誤「指」以為「月」,是誠可謂不善賞月者矣。抑更而言之:作為指「月」之「指」來看的郭象莊子「注」,實亦不足為「善指」。這可從兩方面來說明:
指不直:這是從郭注的「形式」一面,也就是從「文辭」方面來講:由於魏晉清談的時代風氣與社會背景之影響,郭注在文辭方面是相當唯美的。而談玄的文辭,重在要言不繁,貴能點到為止,所謂「談言微中」,即此義也。蓋必如此「不露」,乃有「雅致」。因其潔淨精微,然後義趣深遠也。郭注文辭之精美,凡讀過郭注者,莫不稱贊,只可惜「盡美」未必「盡善」,因為那種精美的文辭,顯然語焉不詳,義有未伸;必然鬱而不發,闇而不明。正如以「手」指「月」,如果指頭本身不直,那是很難因「指」得「月」的。這種情形,一般讀者欲其明曉郭注,尚且有所不能;冀其憑藉郭注,通達莊子,更是豈有此理。然則,郭注究竟具有何種程度的「實用價值」實在值得懷疑。就這一方面來講,作為莊子哲學的詮釋者,郭注雖未必有「過」,亦未必有「功」。
指不正:這是從郭注的「內容」一面,也就是從「義理」方面來講:郭象注解莊子,對於莊子思想之闡明發揮,固有其不可抹殺之貢獻;並且在效果與影響方面,郭注更大大地宣揚了莊子思想,而有其不可否認之功勞(漢人崇尚「黃老」,側重於政治哲學之意義,其實際,唯是以「老子」思想為主;魏晉以後盛言「老莊」,偏重於人生哲學之意義,其實際,乃是以「莊子」思想為主,此「黃老」之所以並不同等於「老莊」也)。唯郭注雖然發揚了莊子思想,或者亦扭曲了莊子思想這是因為郭象注解莊子,既不重視文字訓詁,亦無事於異文校勘。故其對於莊子原文之解釋,多不守章句,而時有歧誤。此外,郭象注解莊子,常師心自用,而主觀性太強,對於莊子思想中之某些觀念,或別有會心,而以臆為說;或擅以己見,而強作解人。致使莊周之「莊子」,成為郭象之「莊子」「注文」與「原文」之間,常常不只是有極大的差距,甚至於觀念相反義理相悖,正如以「手」指「月」,月在東方雲中,未見月之所在,而於西方雲邊有光處,信手「指」之,欲人得「月」。這種情形,雖博雅君子,好學之士,亦常為其所炫,而是非不分,真假不辨。然則,郭注究竟具有何種意義旳「理論價值」,亦實在值得檢討。就這一方面來講,作為莊子哲學的詮釋者,郭注豈但無「功」,或者有「過」。
如上所述,作為指「月」之「指」來看的郭象莊子「注」,實不足以為「善指」。所以,究竟言之:郭象的罪過,不在他對莊子思想的壟斷,而在他對莊子思想的詮釋。復次,由於郭象在客觀方面既不守章句,主觀方面又師心自用,所以郭注無論在「章句」疏解,或「義理」引申兩方面,皆時有歧出,而形成歧異。吾人現在從事於郭象莊子注的「檢討」,首先把握的便是此種由於「歧出」,所形成的「歧異」。因為,吾人以為「觀同異」是「檢討」郭注的基礎,就「方法」言,也正是處理問題的下手處。並且尅就處理問題的「程序」言,亦必先「觀同異」,從而「明是非」,「辨優劣」,「論功過」。何以知其然?蓋覯「同異」是發現問題,明「是非」是認識問題,辨「優劣」是分析問題,論「功過」是批判問題。語曰:物有本末,事有始終。檢討郭注,處理問題,此實為一種必然的條理層次。否則,不足以為全盡。
但是,由於時間及篇幅的限制,原本需要用一本書來處理的問題,現在卻必須把它壓迫濃縮,放在一篇論文的形式裡面。因此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原則上不得不做某種抉擇。吾人決定對於「郭象」莊子注的「檢討」:
第一步,凡是郭注中屬於章句文字的問題,無論它有多少的錯誤與缺點,將存而不論。第二步,凡是郭注中觀念義理「同」於莊子者,無論它有多大的價值與功勞,亦將而不論。經過這兩步處理,凡是「不重要」與「不必要」的問題,皆暫時置於「括弧」,不把它放在「檢討」的範圍之內。吾人現在所做的「檢討」工作,將僅限於郭注中屬於「觀念意理」的問題,並且是與莊子原始的觀念義理有「異」的部分。在此「異」的部分,郭注絕不可能「是」。因此,吾人對於郭象莊子注的檢討,在「觀同異」與「明是非」兩方面,其實際工作乃是側重於觀其「異」;而主要目的則在於明其「非」。
此外,就「辨優劣」來講;郭注「異」於莊子的部分,雖然絕不可能「是」,但卻不一定必然是「劣」的,而亦極可能是「優」的。換句話說,郭注雖不同於莊子,甚至於違背莊子原義,這種情形,相對於莊子的思想而言,固然是錯誤的。但是如果脫離莊子,孤立地就郭注所表達的思想本身來看,則其「優劣」是相對而兩可的,它既可能很拙劣淺薄,也可能很精闢獨到。因此,吾人檢討郭注,雖然主要在於觀其「異」,明其「非」。然而連帶地辨其「優劣」,無寧也是一種必要的工作。
復次,就「論功過」來講:這是由「辨優劣」的進一步,郭注之「優劣」既辨,「功過」亦遂可得而論。吾人檢討郭注,觀其「異」而明其「非」,是尅就莊子之原義從事檢討。辨「優劣」,則是尅就郭注本身所表達之觀念思想從事檢討。至於論「功過」,則是尅就思想發展觀點從事檢討。郭注中之某些觀念思想,雖然不同於莊子,甚至於違背莊子原義,但是尅就思想發展史的觀點來看,它卻為吾人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不只是對莊子具有很大的影響,在思想史上更有其重大的影響,甚至於在文化上,對於一般中國人之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亦有其普遍而深入之影響。因此,吾人檢討郭注,在辨其「優劣」之後,進而討論其「功過」,不但是很「自然」的,甚至於也是「當然」且「必然」不可免的一步工作。
以上是本專題研究處理問題之「程序」與「步驟」,關於本專題研究所處理之問題之「內容」與「分類」,亦有得而言者:按照原來所擬研究計畫,吾人從事郭象莊子之檢討,是以莊子思想中之重要觀念為主,將郭象一切有問題之注文分別摘出,整理歸納,以類相從,然後分類以次從事檢討。莊子思想中之重要觀念,散見於全書三十三篇之中者,泛而言之,其數甚夥,幾乎不勝枚舉。但是,約而言之,不出四類。即分別屬於形上學(本體論,宇宙論),人生哲學,政治哲學,以及認識論。試略為言之如次:
形上學:在莊子的思想中,對於形上學的興趣非常淡薄,而在莊子書中,本體論方面的材料,少之又少。但是,材料雖少,畢竟並非完全沒有;興趣淡薄,亦絕不表示莊子反對本體論。眾所週知,在道家思想中,莊子是唯一繼承並發揮老子思想的人。但是,莊子思想的特色與貢獻,不在形上學方面,這一點顯然與老子不同。老子具有強烈形上學的興趣,尤其在本體論方面,對於「本體」的讚嘆與描述,真是反覆再三,不厭其煩。莊子對於老子的本體論,在基本上是完全接受的,對於老子思想中作為「本體」概念的「道」與「無」等概念,無疑地,必然也是一種完全肯定的態度。表現在莊子全書中,這一方面的材料雖然非常有限,但卻可以充分有效地證明:莊子在消極方面,是絕不會反對道家(老子)思想中作為對「本體」概念的「道」與「無」;在積極方面,對於老子的本體論,基本上是完全接受的。然而,郭象的莊子注,在這一方面卻非常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表現了特殊的見解,製造了驚人的問題,同時也暴露了他自己可笑的無知,與不可原諒的錯誤!因為,郭注凡是涉及「本體」的問題,類皆表示一種懷疑批評的意見,或者根本採取一種反對的態度。有時莊子某處原文事實上並非討論「本體」的問題,甚至於也沒有任何涉及「本體」的迹象,郭注也常無的放矢,或杯弓蛇影,一貫地表示他對於「本體」的懷疑與批評,或強調反對任何作為「本體」的概念。郭注在這一方面所犯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原因是在老莊思想中「本體」是最重要的問題,而作為「本體」概念的「道」與「無」,必須正確理解,並積極肯定。所以吾人檢討郭注,首先把握從事的,便是屬於這一部分的工作。
復次,在莊子的形上學中沒有嚴格的宇宙論,宇宙論與本體論同為形上學的主要內容,本體論目的在探討宇宙人生的根本與基礎,宇宙論則企圖說明宇宙萬物的發生與變化,解析其過程,並論證其理由。莊子對形上學既無深度的興趣,所以在其書中,屬於正面討論宇宙萬物的「發生」、「變化」、「過程」及其「理由」的嚴格宇宙論,材料幾乎沒有,這一點顯然也是與老子不同的地方。但是,在莊子的思想中,雖然沒有嚴格的宇宙論,卻有一般的宇宙觀。宇宙觀的簡單意義只是對於宇宙萬物的一種看法,它常常是很籠統的,不必像宇宙論那樣,採取一種嚴格的方式,去討論宇宙萬物的「發生」、「變化」、「過程」及其「理由」。此外,二者之區別是,宇宙論必然關連著本體論,宇宙觀則「可能」但不「必然」需要關連著一個本體論,它可以只是孤立的對於宇宙萬物表示出一種看法而已,如果它有關連,在通常的情形之下,它所關連的多半不是一個本體論,而是一個人生觀。在莊子書中,很多地方他曾經提出宇宙觀(譬如「變化」或「氣化」的宇宙觀),卻從來沒有正面涉及宇宙論的問題,不過,這也僅僅表示莊子本人對於宇宙論沒有興趣而已,絕不表示莊子反對宇宙論。然而,郭象的莊子注,在這一方面也表示了特殊的見解,製造了驚人的問題,因為,郭注既強烈的反對本體論,連帶地也刻意否定宇宙論,此無他,郭象本人由於主觀的氣質與好惡,基本上他對於形上學不只是沒有興趣,甚至於表示懷疑與厭惡,採取一種反對否定的態度,郭注在這一方面所犯的錯誤,是他既誤會了莊子,也誤導了讀者,以自己的意見附會莊子,進而抹殺莊子。有時更完全無視莊子原文,喧賓奪主,自說自話。所以,吾人檢討郭注,在本體論之後,緊接著的是這一部分的工作。
人生哲學:在莊子的思想中,人生哲學是主要的成分。從某個觀點講,莊子哲學即是一種廣義的人生哲學。由於莊子對於形上學沒有興趣,書中這一方面的材料,少之又少。除了形上學(本體論與宇宙論),在莊子書中十分之六七都是一般的人生哲學,包含主觀方面的修身養性,與客觀方面的立身處世。其餘十分之三四,則是論述治平天下的政治哲學,與處理是非問題的認識論。政治哲學與認識論的內容不同,但是同樣都是屬於人生的問題(至少在莊子的思想中討論「政治」與「認識」的問題是尅就人生而講的),所以,也可以說是一種廣義的人生哲學。
其次,人生哲學不但是莊子思想的主要成分,也是莊子哲學的主要特色所在,他啟示人必須要有一種活潑的心靈,通達的智慧,去從事人生的實踐:探求人生的理想,超拔人生的層次,而實現人生圓滿成熟,崇高偉大的境界。莊子書中第一篇逍遙遊,開宗明義,主題思想便在於此。而「鯤」化「鵬」徙之寓言,即是莊子人生哲學最佳的暗示:一種「逍遙乘化」的人生境界。因此,「逍遙」一觀念,也便成為莊子人生哲學主要特色的象徵。但是,世人徒知莊子之「逍遙」,卻不知其「逍遙」之所以,因而莊子的人生哲學,不但一直被世人嚴重的「誤解」,也被一般人嚴重的「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