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的時候,我搭乘一輛順風車從福永去南澳。姆媽跟着我。她一路上都沒有和我說話,要麼打盹,要麼看着窗外的景色發呆。我們在路上遇到一輛拋錨的「滇B」、三個出了點麻煩的年輕穿越族、兩對在海岸上拍婚紗照的新人和一大群在夕照中返回東部山區森林的白頭翁。說實話,我希望能叫出他們和牠們的名字,這樣也許我們能夠說說話,在漫長的路上大家都會好過一點。我們還遇到一場來去無蹤的陣雨,這在嶺南的夏季是常有的事,但這些都沒甚麼。
車在山海相連的東部群山中穿行,這裡氣流亂湧,常常有詭異的風從森林中躥出,聒噪地破窗而過,風中能聞到靈貓、鳶、赤腹鷹、褐翅鴉鵑、穿山甲和蟒蛇的氣味,讓人覺得指環王時代又回來了。據說東部大山裡有野牛和野豬出沒,我猜大多數深圳居民和我一樣,並不認識牠們。在市區裡待慣了,有點像刑期過長的犯人,人們習慣了城市牢獄有保障的生活,出城跟出獄似的,免不了有些緊張,如果和野牛野豬遭遇上,需要翻譯才能溝通。
夜裡兩點鐘,我離開濕漉漉的大鵬所城,去了哥哥所在的夜總會。這個時候大部分遊客都回市裡去了,或者沒回,在附近的客棧安頓下來,哥哥有機會出來見我。之前我在古城裡毫無目的地逛了兩小時,在「將軍第」對街的小攤上吃了三隻茶葉蛋,啃了兩隻加了玉米香精的煮玉米棒,坐在城門樓垛子下刷了兩小時微博,又打了兩小時盹。這期間我和姆媽沒有說話。她也沒和我說。有時候她走到我身邊來,好像想要說點甚麼,但到底沒說,站一會又走開了。更多的時候,她在甚麼地方無聲無息地走動着,或者走進某棟老宅子裡,在那裡消失掉。我知道她會那樣。她不會和任何人說話。但我不會勉強她。
哥哥手裡握着一支金屬材料拐杖從猩紅的夜總會大門裡一瘸一拐出來,就像一塊被巨大的患了水腫的肺咳出來的異物,有些傷感,有些不耐煩。他是個瘸子,有那麼一點,不太嚴重,喜歡隨身帶一支金屬手杖,但並不怎麼使用。我站在街對面的山牆下看他。他其實並不老,才三十出頭,至少不應該像看上去那麼老。好在我能認出他。我們有好幾年沒有見過面了,九年吧。我不知道他喜歡甚麼樣的見面。我是說,雖然我倆同在深圳,我在福永,他在南澳,相隔不過幾十公里,可是九年了,我們從來沒在這座城市裡見過面,一次也沒有。我是說,自打離開老家以後,我倆就再沒有見過面——他根本不願意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見到我,我也一樣,我認為我們只不過是兄弟,各活各的,誰也不欠誰,見不見的沒甚麼。但這一次我倆必須見,而且需要好好談一談。我們不能在夜總會裡見,他只是夜總會保安隊的小頭目,夜總會不是他的,就跟伶仃島不是他的一樣,要是我請他在夜總會裡洗個澡或者幹點別的甚麼,他會認為我在污衊他,說不定會殺了我。
「我們吃點甚麼吧。」等哥哥走近,我開口對他說。
我的意思是,我們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程序省下,他不用把我帶到他家裡去,讓我認識他的家人,或者別的甚麼人,我們可以隨便去某個地方坐一坐,假裝宵夜甚麼的,在那裡把該談的事情談了。在路上我就決定了,我不會花他一分錢,不管吃甚麼,賬單都由我支付。
聽了我的話,哥哥看我一眼,扭頭就走。在那之前他沒有正經看過我,對此我甚麼也沒說,跟上了他。
我們去的地方不是正規夜市,是海邊的一個魚鮮碼頭。碼頭上空蕩蕩的,碼頭的入口處停放着兩輛販魚鮮的小型貨車,夜晚的海風帶來一陣陣沉悶的海腥味,四個男人坐在海堤上,藉助碼頭上昏暗的燈光甩撲克。碼頭靠着出口,一溜擺着幾個賣海味的燒烤攤檔,節能燈吊在鍋灶上,鍋灶前油煙蒸騰,影影綽綽。離着碼頭不遠是一條曲裡拐彎的巷子,巷子口有兩家門臉不大的私家旅社、一間亂哄哄的髮廊、一間賣成人用品的小店和一個形跡可疑的賣水果小攤,沒有甚麼像樣的人來往。
哥哥在一張油膩膩的低矮小桌前坐下,有點不耐煩地大聲召喚攤檔主。腦門發亮的中年攤主過來,看上去有點緊張。在此之前他不那樣,和兩個熟悉的食客笑罵着。姆媽沒有跟上我們。我猜她不想參加我倆的談話。她不會感到餓。她只想知道我和哥哥談得怎麼樣,這樣就足夠了。
我問哥哥想吃甚麼,或者喝點甚麼。哥哥罵罵咧咧——不是罵我,我剛到,還不至於——是罵順着節能燈紛紛往下掉的木蠹蛾。攤主拘謹地站在哥哥面前,用力揩着手上的油污,他肯定想躲得遠遠的,不願意見到我哥哥,但是沒有辦法,他的排檔爐火正旺,還有別的客人,不能不負責任地一走了之。
我要了一份炭烤海鯽,一份白水煮瀨尿蝦,一份薑汁煲魷魚鬚,幾瓶啤酒,六瓶吧。酒菜很快上來,我們吃喝起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坐下來了,哥哥用不着一瘸一拐到處走動,這讓他心情好了一點,氣氛有所融洽,他談起讓他煩惱的事情。我用紙巾抹掉酒瓶上的水珠,啟開瓶蓋,把啤酒遞給他,聽他說。我還給他剝蝦殼,那是一門手藝,你不能忽略掉蝦線和蝦頭上的黃油,也不能讓蝦肉留下遭受過摧殘的痕跡,得用錦衣衛執行廷杖的那種巧勁,就是說,人沒了,皮肉完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