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巨浪、餘生、火種
吳介民
■延續火種
2019年9月,反送中(反修例)運動如火如荼進行。自稱「只懂得寫字」的中大政治系教授馬嶽,義無反顧放下手頭工作,著手寫作《反抗的共同體》——這本往後研究香港政治史的學者必讀的「抗爭日誌」,記錄了瞬息萬變的緊急事態,也刻畫出抗爭日常性。香港從行動中淬鍊新認同,讓一場「反送中運動」意外變成「反中的運動」。
政權鎮壓和一場世紀大疫終結了這場抵抗。從北京觀點看來,國家「平定」了一場具顏色革命傾向的「動亂」。接著,中共在新征服的社會實施了一套嚴苛管控的國安體制,並著手改造香港政治與公民;一國兩制傾倒的瓦礫堆中,迅即豎立起天羅地網的情治機構。於是,被統治當局指摘為具「港獨」色彩的新政治身分認同遭到壓制,反抗行動撤離到隱蔽的社會空間。不少港人選擇出走,遠赴異鄉再創生活或行動機會,在海外延續抗爭火種,在全球營造了大大小小的離散社群。而許多人則選擇留港,繼續她們心目中未完成的功課。今天的香港,即便處在高壓環境下,仍有團體與個人堅持救援關懷,或不妥協地進行公開活動,例如社民連仍上街開講。
香港進入「國安法時代」,不止公民社會(自主結社的公民組織的社會空間)被摧毀,政治社會(政黨賴以自由活動的政治空間)也遭剷平。香港社會元氣大傷,如同劫後餘生。回顧歷史,香港不享有國家主權,因此即便在英殖後期的有限度政治開放,爭取民主直選仍困難重重。九七之後,民主化進程更是節節後退,直到國安體制將立法會改造為橡皮圖章。過去研究指出:沒有主權,就沒有民主(Linz and Stepan 1996; 吳介民 2009; 鄭祖邦 2022; 陳健民 2024)。而目前香港處境則進一步凸顯:沒有主權,就會失去自由(見本書第二、三、四章)。香港淪陷的故事警示世人,自由何其脆弱,自由與民主實乃一體兩面。
香港巨浪來襲,台灣沒有缺席。2019年港人奮起,台灣公民團體隨即展開聲援與救助。當年的總統大選適逢巨大中國壓力,台灣民眾激昂上街撐港;人們從香港看見自身命運,多數人對中國(一國兩制)投下否決票。台灣政府對香港危機的人道援助差強人意、時招怨聲,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台灣能量有限而準備不足,另一方面則顯示港台同處在中國因素氣旋的地緣政治格局下,台灣的行動侷限。除了台灣,東亞幾個同情香港遭遇的民主國家,提供的支援都相當有限;而世界上唯一可以制衡中國的美國政府(從川普到拜登)其作為根本不足以約束北京政權。難怪北京在動盪期間敢厚顏對西方學者說:中共因為自信牢牢掌控香港而表現出「克制」。全球對香港淪陷的反應,力道遠不如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國經濟崛起、軍力現代化之後,西方民主大國囿於現實、貪婪與忌憚,對北京多所容忍,不願出手實質制裁。
香港這場「未竟的革命」(何明修 2024b)凸出了台灣作為中小型國家的結構約束,更何況它的主權未被列強承認,且朝夕處在圍城狀態。台灣的「在場」主要由公民團體帶頭,政府搭配救援方案,試著與香港走向互為主體之路,此願景如同「立志」。如今,香港危機漸淡出世界輿論焦點,我輩志向安在?這個質問一直縈繞在胸中。因此,中研院社會所設立了「香港主題研究小組」並建構「香港研究資料庫」, 學界朋友們也發起「臺灣香港研究學會」。 透過這些點滴積累的努力,我們嘗試連結上全球香港尋求延續自由民主火種的社群,串起一條跨地域的知識網絡。
華語和外文學術界已出版許多重要著作解釋香港抗爭運動、中港政府回應、與政治社會變化。本書在既有基礎上,針對新情境提出幾組議題。第一組問題:香港對中國發展是否仍具有價值?中國如何看待這塊「新回歸」的領土與人民?第二組問題:國安體制劇烈破壞了香港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它們是否在短期內難以重生?或者相反地,北京的改造工程有其極限,中國的帝國計劃可能遭遇抵制,而讓香港民主運動重啟?第三組問題:如何發現、詮釋國安法時代的抵抗行動?設若公民社會的概念不再能有效描述國安法時代的香港社會行動力,那麼替代概念是什麼?本書分成三部,分別回應這三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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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餘生延續火種
國安法高壓體制下,寒蟬效應與社會韌性是一體兩面的日常。香港不再享有自由,法治受到破壞,而民主派長期追求的民主普選更加遙不可及。香港的人文社科學術往何處去?這是馬嶽(第十章)這篇壓軸作的前提。
馬嶽累積數十年政治學功力,提出在1997主權移交之後,香港政治研究的主流範式是「自由專制」。該範式認為香港雖非全面民主,但擁有高度自由、法治與公民社會;反對派雖無執政權,但可透過選舉、輿論與社會動員制衡政府。這種制度張力帶來豐富的研究題材,包括選舉、政黨政治、社會運動、新聞自由、法治與民主化等。然而,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研究者面對紅線模糊、資料匱乏與寒蟬效應,難以進行原有的研究取徑。香港政治鉅變使得過往「自由專制」範式不再適用,香港學界正面臨研究主題、方法與倫理的全面重構。
馬嶽提出一個近年來困擾香港研究的倫理問題:雖然,在James Scott概念架構下的日常抗爭與隱蔽文本仍然經常發生,但,學者是否還應該將這些行為紀錄與書寫,並且命名為「抗爭」或「抵抗」?一旦這些觀察被當作學術研究發表出來,將使得隱蔽的社會空間被揭露,讓統治當局可以順藤摸瓜,等於協助他們「發現」轉進的社會陣地,也讓當局可以將該等行為視為「軟對抗」來取締。馬嶽擔心,如此一來這些研究對象將不再能夠被研究。或者,更嚴重的情況是學者的作品幫助統治者「破獲」對抗專制的基地。
馬嶽的提醒應該被充分討論,因為學術研究本身即是社會行動。學術應該考慮研究對象的權利、自主性與安全。但從另一角度,我們也可以提問:統治機構對於隱蔽社會空間的認識與偵查,是否那麼「無知」與「無能」?學者對日常抵抗的學術發表,是否只會單方面增進統治者的控制技術?或者反過來看,藉由研究,是否能讓抵抗行為被社會看見,使得抵抗者可以看見彼此而增長力量?這個問題很艱難,沒有確定解答,然而,如同李立峯描述的一位受訪者的證言:
國安法下的香港就像一個黑暗大海裏的孤島群,島上都有人在耕耘,但他們彼此看不見對方,需要偶而有船經過,發出亮光,讓島上的人看到彼此,船經過後,大家又各自默默地工作。
或許如此,我們能不斷回返馬嶽當年義無反顧寫作「反抗的共同體」的初心,為餘生延續火種。我們努力工作,點燃一抹知識微光,讓更廣域的學術社群看見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