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爕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這是「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做山東濰縣知縣的時候，送給巡撫包括一幅畫竹上的四句詩，我覺得這四句詩，深刻地描繪了一位「讀書志在聖賢，為官心存君國」，想為老百姓做點事的親民之官的虔誠願望，雖然這種願望是很難實現的。 

 

　　鄭板橋――「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所處的時代是：清王朝取得全面統治以後，為了政權的鞏固，某些方面採取了些緩和的政策，從而經濟生產日漸恢復，社會秩序日漸安定的時代；同時，對於知識分子，又是麻醉與鎮壓相結合，在多次的「博學鴻詞科」的招牌下面，施行著史無前例的文字獄並進入到高潮的時代。 

 

　　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所謂文人、士大夫――知識分子所搞的一套，除了歌功頌德，俯首聽命，別的出路是很少的。你要向上爬，只有一條路――科舉。清初以來的漢學和金石考據之學的盛行，大家埋頭於故紙堆中，不問政治，不問現實；這種發展和當時精神上、思想上嚴密的控制是有密切關係的。從繪畫的情況看，也甚為顯然。明清之際，形式主義的傾向已經越來越感到嚴重，它們的眼睛，什九向後――宋元看。大致說來，這時代基本上是「四王」山水畫的天下，是脫離現實，脫離生活，單純追求古人筆墨趣味者的天下。他們掌握了一些知識，又有相當的地位，互相維護，互相標榜，壁壘是極為森嚴的。我們對於書畫這類玩藝兒的「關懷」和「興趣」，老實說，絲毫也不會放鬆這一精神武器的。石濤的遭遇，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值得深思的例子。他當面叫過兩次康熙「萬歲」，和輔國大將軍博爾都也有較多的往來，關係已經不一般的了。而從前故宮的藏畫裏面，我們知道的只有他的一幅竹子，這竹子就是送給博爾都（問亭）的。並且請王原祁補了一塊石頭。由此可見，「萬歲」和「大將軍」都不能使他的畫立足於皇庭。因為它不合王朝統治者和地主幫閒老爺們的口味，到頭來，只有潦倒而死在揚州。 

 

　　板橋的一生，除中了進士之後在山東做過十幾年「七品官耳」，全部活動，都在「千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種田」的繁華的揚州。從全國看來，揚州是當時的經濟中心之一，鹽、布、麻、茶……特別是鹽，是東南地區的供應基地；交通相當便利，居南北的要衝，手工業也非常發達。這種新興的商業經濟的繁榮，反映了市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迅速變化，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文化方面，他們不滿足於過去那種陳陳相因，亦步亦趨所謂「正宗」（正統）的那一套，而要求有所「變」，要求一種生活氣息濃厚而又比較生動活潑的精神享受。 

 

　　不妨從石濤的定居揚州開始，我們清楚地可以認識：「八怪」之所以產自揚州，揚州之所以形成「八怪」，不是不可以理解，毋寧說它是極為自然的一種發展。它是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的產物。但是在以「正宗」（正統）自居的一切以古人自許的畫家們――如華亭、吳門、婁東、虞山諸家看來，卻看不上眼，認為他們是「旁門外道」，是「異端」，不足登大雅之堂。鄭板橋和李鱓、金農、高翔、江士慎、黃愼、李方膺、羅聘七家之被後來稱作「八怪」，道理不是非常明白的麽﹖ 

 

　　「八怪」並非指的都是揚州人，而是指的形成於揚州的八位畫家共同的某些特徴，或曰揚州畫派。他們多數從事花鳥畫（梅、蘭、竹、菊是重要題村），其次是人物畫，山水畫則不是主要的。這就給了當時估統治地位的「空山無人」、「行雲流水」的山水畫家一個有力的衝激，有力的挑戰。當然，「八怪」以 外，不能說沒有花鳥畫和人物畫，而且它們的發展及其藝術淵源也是來自前代的優秀傳統。問題是， 作為意識形態的造型藝術，應該是時代和現實生活的反映，誰也不可以把豐富的生活生硬地賦予某些限制，例如，只許畫什麽，因為它是「高雅」的，不可畫什麼，因為這是「庸俗」的。這就會使得畫家們個 個「神遊太初而不食人面煙火」。當十七、八世紀的畫壇，「揚州八怪」的貢獻，就在於創造性地發展了花烏畫，擴大了許多生動的題材，豐育了許多現實的內容；提倡詩、書、畫、印的綜合發展。特別是後者，他們作出了輝煌的業績並留下了豐富的財富。應該說，「揚州八怪」的形成和發展，是近代中國繪畫史上一次偉大的革新，使現實主義優秀的傳統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假使我這個看法還有幾分是處，那我想再說一句：「揚州八怪」裏面，突出的應推鄭板橋。「板橋有三絕，曰畫、曰詩、曰書。三絕之中又有三真，曰真氣、曰真意、曰真趣。」這話我以為相當有見解。事實正是如此，在板橋的筆下，詩、書，畫是一個思想整體的幾種不同的表現形式，而這不同的表現形式之中，則存在有機聯繫並呼應著的最本質的東西。他早期有過一首題為「偶然作」的七古，開頭四句是：

 

　　英雄何必讀書史，直攄血性為文章；

　　不仙不佛不賢聖，筆墨之外有主張。 

 

　　很明白，這四句詩充分說明了「三絕」鄭板橋所憧憬的和所追求的是什麼；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他的思想抱負乃至做人的基本態度。 

 

　　關於板橋的身世，我們尚缺乏資料加以論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他從小就家庭貧苦，「七歌」 的第一歌曾有過：「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的痛語。中了秀才賣畫，中了舉人賣畫，以至當過縣太爺以後又賣畫，從他一生的生活看來，卻是個道地的「貧儒」，似乎從未飛黃騰達過。我覺得他的一生的生活經歷，與他的「怪」有絕對的關係。板橋好學，並且博學，雖然在五十七歲那年寫的「自敘」說過：「平生不治經學，愛讀史書以及詩文詞集，傳奇說簿之類⋯⋯⋯。」的話，但我以為他始終沒有脫盡儒家思想的浸淫和幻想，即所謂「修，齊，治，平」的那一套。而他的一生，儘管夠得上是盤根錯節，窮途潦倒的一生，而思想深處一種比較積極的因素，卻始終是存在著的。「自敘」說：「板橋詩文，自出己意。理必歸於聖賢，文必切於日用。」不就足以證明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