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這本書是一個貨郎擔，前面的擔子裝的是文革，後面的擔子裝的是評論。前者的寫作在近十年間，最早寫的是毛澤東的新人；最近寫的是江青的筆名。後者的寫作時間跨度更長，讀哈維爾的感想寫於上世紀末，《評梁啟超傳》則是前兩個月剛完成的。評論之中，還夾雜了幾篇述往憶舊的小文。活了一大把年紀，總有些值得說說的人和事。王年一的齎志而歿，劉向宏的抱恨長逝，北京四中的經歷，北京大學的見聞，老鄉給我的回扣，學界的「豬窩化」……林林總總，形形色色。對於大陸的把關人來說，統統是劣品私貨。
私貨見不得天日，在此岸無法問世。劣品不合規格，把關人要刪削斧正。刀斧手來自各類官媒，而號稱最敢言的《南方週末》則君子動嘴不動手。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南周找人為《梁啟超傳》寫書評，知我在寫，大悅，來電索後告余：「大文確實是一篇佳作，神完氣足。只是，大文的尺度太寬了，我們這裡發表起來有困難，特別是十七加一大前後。我建議，您把與現實聯繫的一些話，都拿掉，然後我們再試試。如果此稿直接拿給領導去審，肯定被直接槍斃，那就無可挽回了。」
如此用心，可謂良苦。而「十七加一大」的自撰新詞更讓人感到形勢之肅殺。莞爾感慨之餘，揮淚自刪，從五千字刪到二千七，原標題《改良與革命》改為《多變善變梁啟超》。自以為如此痛下殺手，總可以通過。沒想到，主編先生在一番小小的躊躇之後，還是把它斃了。理由是「影射現實」。證據是文中引用了龍應台的一段話：「一百年之後我仍受梁啟超的文章感動，難道不是因為，儘管時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啟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啟超的呼喊？我自以為最鋒利的筆刀，自以為最真誠的反抗，哪一樣不是前人的重複？」
為什麼主編先生從中看到了「影射」，是因為，他從梁啟超時代的皇權想到了當今的「黨天下」，想到了結束專制，落實憲政，實施民主的艱難。他知道這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存逆亡，但是，為了安全地渡過十八大前後這一晦暗不明的敏感期，還是把此文槍斃了為好。他的選擇有相當的合理性，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內，在他的位置上都可能這樣做。後極權時代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犬儒的普遍化。阿倫特說，即使是超級極權也無法奪去人們的思想，因此，思想是反抗專制的最後的武器。（大意）阿倫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識別犬儒的方法——判斷一個人是否犬儒，以及犬儒的程度如何，只消看看他對專制的態度。我們不妨以莫言為例。
前不久，莫言有一個著名的「答記者問」——
南周記者：你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哥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突然對面來了國王和大批貴族，貝多芬昂道挺胸，從貴族中挺身而過。哥德退到路邊，畢恭畢敬地脫帽行禮。你說年輕的時候也認為貝多芬了不起，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意識到，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哥德那樣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莫言：……隨著年齡的增長，對這個問題就有新的理解：當面對國王的儀仗揚長而去沒有任何風險且會贏得公眾鼓掌時，這樣做其實並不需要多少勇氣，而鞠躬致敬，會被萬人詬病，而且被拿來和貝多芬比較，這倒需要點勇氣。但他的教養，讓他跟大多數百姓一樣，站在路邊脫帽致敬。因為國王的儀仗隊不僅代表權勢，也代表很多複雜的東西，比如禮儀，比如國家的尊嚴。和許多象徵性的東西。英國王子結婚，戴安娜葬禮，萬人空巷，那麼多人看，你能說，路邊的觀眾全都是卑劣，沒有骨氣嗎？你往女皇的馬車上扔兩個臭雞蛋，就能代表勇敢、有骨氣嗎？所以當挑戰、蔑視、辱侮權貴沒有風險而且會贏得喝彩的時候，這樣做其實是說明不了什麼的。而跟大多數老百姓一樣，尊重世俗禮儀，是正常的。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當作普通老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貝多芬的行為，就感到可笑。（2012-10-18）
莫言這番言論的核心思想是「服從專制」，其論證方法是混淆是非，偷換概念。眾所周知，貝多芬是反封建反專制的音樂家，他在權貴面前昂首挺胸，不僅僅是由於個性高傲，還源於其骨子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莫言只看到了貝多芬這樣做「沒有任何風險」，而沒有看到這種思想性格讓貝多芬付出的沉重代價——貝多芬五十七歲時在貧病之中死去。生無體制給予的富貴，死無來自國家的哀榮。
被莫言視為有著真正勇氣的哥德終生寄身於體制，從走出校門到八十二歲辭世，他大部分時間都是魏瑪公國的官員，從樞密公使的參贊到樞密顧問，從公國持政到文藝大臣。儘管哥德有人本思想，有文學成就，但是，這並不妨礙他為權貴服務。事實上，他本人也是權貴之一。看到國王貴族，這位帝國議員的兒子自然會畢恭畢敬。其恭敬的，除了莫言所說的禮儀，恐怕更多的是權勢，是體制，是社會等級。
權勢喜歡才子，更喜歡順民，哥德兼顧這兩種身分，自然更受恩寵。大公兩次送他帶花園的房子，後一幢房產在他死後成了國家博物館。哥德的低眉順眼換取了豐厚的回報：生有體制賜予的名利富貴，死有隆重的葬禮和官史的芳名。
莫言把貝多芬對權貴的蔑視，等同於向女王的馬車上扔雞蛋，不但污蔑了貝多芬，而且汙損了所有反抗專制的前輩後生。誰都知道，反抗專制與暴民行為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莫言把它們混為一談，無非是想告訴人們一個莫氏的理念：「反抗專制未必高尚，臣服專制未必可恥。」以此來為他手抄《講話》尋找臺階。
莫言說：「因為國王的儀仗隊不僅代表權勢，也代表很多複雜的東西，比如禮儀，比如國家的尊嚴和許多象徵性的東西。」這種說法忘記了一個基本前提，國王代表的是什麼國家？儀仗隊代表的是什麼政體？英國人在爭看英國王子結婚，戴安娜葬禮的同時，可以對他們品頭論足。而曾幾何時，中國人只要議論一下江青、林彪、毛澤東就犯了「惡攻」罪而生命不保。這兩個政體哪個值得尊重？
不用說，代表了民主的東西會贏得人民的尊重；而專制極權的象徵物則無法令人起敬，所以，李白痛恨「摧眉折腰事權貴」，傅山拒絕清廷的三邀四請，乾隆南巡到了金陵，吳敬梓「企腳高臥向栩床」；而章太炎則把袁世凱發的勳章，當成了扇墮兒。
身為作協副主席，享受著局級待遇的莫言，努力要把自己混同於「普遍老百姓」，無非是想用這個招牌掩飾自己對專制的態度——你看，老百姓都尊重世俗禮儀——向專制鞠躬，我為專制服務，為文網歌唱，不是很正常嗎？他忘了，自古以來，反抗專制的造反者都是「普遍老百姓」。
如果說，莫言是裝糊塗，那麼，龍應台則是真糊塗。記者問她：「在西方媒體看來，政治標準應是授獎的一個重要指標，在你看來是否應該如此？」
她回答：「我覺得挺煩的，我們到底有沒有單純的能力——就用文學來看文學？」
或許，龍應台看到南周主編的「影射說」會多少明白一點，能否「用文學來看文學」不在能力，而在條件——當今的大陸，跟當年的臺灣一樣，凡是與意識形態沾邊的，無論是文藝還是社科，都離不開政治。當年深受臺灣一黨專制之苦的龍應台，一旦當上文化局長，就去力挺為一黨專制說話的莫言。你說她是不是糊塗？
專制時代，說話著文離不開政治，這個道理古人早就懂。所以，嵇康跑到樹下，光著膀子打鐵。阮籍「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劉伶攜酒登車，一邊喝酒，一邊吩咐家人：「死便埋我！」
我小的時候，奶奶就說我眼大心肥。人生短暫，能把一件事做好，就大不易。而我卻像八爪魚似地什么都抓，又是電影研究，又是文革史、又是社會語言學、又是思想評論，又要述舊懷人，稍微有點空，還要寫劇本、小說。這個貨郎擔雖說是只有文革和評論這兩捆草，但也足以累垮貪吃的小毛驢。眼大心肥跟眼高手低是親兄弟，選文入集又敝帚自珍，免不了心慈手軟。你說，挑著這個貨郎擔，能不惴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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