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亂狂飆的毛時代

毛澤東的「新人」

——從雷鋒到紅衛兵

毛澤東說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他謙虛了，他還幹了另一件大事：改造人。打敗國民黨蔣介石，搞文化大革命，這兩件事，是硬體，改造人是軟體，沒有這軟體，硬體絕對幹不成。

改造人，一方面是改造舊人，一方面是製造新人。前者人們說得很多了，這裡只說後者。

一

大凡空想家和革命家都有製造新人的愛好，洪秀全編過一個「十新」的順口溜：「上帝基督住人間，天地新；爺哥帶朕幼做主，朝廷新；父子公孫同做主，天國新；爺媽哥嫂同下凡，天堂新；太平天日照萬方，世界新；天將天兵齊輔佐，爵職新；在地如天聖旨行，山海新；蛇獸伏誅人安妥，臣民新；一統萬年萬萬年，景瑞新，風調雨順天恩廣，萬象新。」在這些重複的、湊數的新氣象之中，有一個「臣民新」。 別的新假的居多，這個新，還多少做到了。太平天國的臣民，能夠相信上帝，迷信天兄天弟；能夠長期地男女分營，實行禁欲；能夠一切繳獲要歸公，奉行聖庫制度。餘此等等，確實史無前例，新，很新。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長篇小說《怎麼辦》裡，專門塑造了「職業革命家」拉赫美托夫這樣的「新人」。拉先生是貴族後裔，但他是個敗家子，小小年紀就散盡了家產，周濟七名窮大學生完成學業。為了瞭解社會，他做過農夫、木匠、石匠、鐵匠、縴夫等多種雜役賤差。他學習刻苦，曾經不吃不喝不睡連續八十二小時讀書。他鍛煉體魄、意志，冬天洗冷水浴，睡光板床、故意睡在倒立著數百個小釘子的床上，弄得床上身上全是血。以為他要自殺的女房東，驚叫著跑去找醫生。當醫生看到他時，他竟淡淡地說，他如此自虐，只是為了看看自己能不能經受住敵人的酷刑。

墨索里尼在製造新人方面也很熱心：「法西斯主義不只是法律的賦予者和機構組織的創立者，而且是精神生活的教育者和促進者。它不僅重新創造人們生活的各種形式，而要重新創造其內容，重新塑造人，塑造性格，塑造信仰。」 列寧似乎也甘落後，他為「星期六義務勞動」叫好，呼喚「新人」的誕生。

杜美在《歐洲法西斯史》一書中談到，西方學界對極權主義的認識包括六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一種類似革命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它確定極權統治的目的並為此而申辯，這個目的是完全的、激進的，且是永久性的、革命的對國家和社會的改造，直至創造『一種新人』，直至達到一種和平的終極狀態（烏托邦式）。」

毛澤東也很想像洪秀全那樣，創造出一個「十新」的世界。他的「五七」烏托邦，比那個落第秀才的幻想更富於誘惑力。墨索里尼和列寧在製造「新人」上下的功夫，也遠不如毛。年輕的拉赫美托夫用睡釘子來考驗自己的革命意志，晚年的毛用游泳，用拔除醫生給他安的管子來表現人定勝天。而這一切，在毛青年時就種下了種子。

二

一九一七年，二十四歲的毛有了一個大的發現——宇宙的大本大源存在於哲學和倫理學之中：「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張，萬夫走集；雷電一震，陰曀皆開，則沛乎不可禦也。」 他所說的哲學，指的是思想，他所說的倫理學，指的是道德。「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範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汙，蓋二者之勢力，無在不為所彌漫也。」 只有改變全國人民的思想道德，才能改變「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的現狀，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

「五四」前後，呼籲改造國民思想者多矣，毛之不同，在於他對人性的獨特領悟：「人者，動物也，則動尚矣。……動以營生也，此淺言之也；動以衛國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義。動也者，蓋養乎吾生，樂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見，天地蓋惟動而已。」 動是人的本性，更是豪傑之士的「人格之源」。但人之動，並不是被客體推動的被動之動，而是主體對客體主動的挑戰和鬥爭。「無抵抗則無動力，無障礙則無幸福」是「至真之理，至徹之言。」 這種鬥爭，這種幸福將隨著客體的阻礙、束縛而增加，而強大。所以，毛轉而謳歌客體給主體帶來的困難：「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蓋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之隔，而風力蓋增其怒號。」

問題是，如果沒有潼關、太華、巫山怎麼辦？那麼，水力之猛之威，豈不是無以彰顯了嗎？換言之，如果沒有抵抗，沒有障礙，那麼，前進之動力、人生之幸福豈不是無處尋覓了嗎？對此，毛做出的回答是：沒有困難、障礙，製造困難、障礙。這正是，毛把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看作人生之至樂的思想根源。一九四九年以後，毛很多超常的、讓人難以理解的做法，也可以從這種哲學裡找到蛛絲馬跡。

高揚主體的人格力量，也就是崇尚主體的道德精神。在毛看來，道德來自於主體自身，而非客體的強制：「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觀之道德律；獨立所有者，主觀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盡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寶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閉，固不見物也，故客觀之道德律亦系主觀之道德律。」 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道德觀強調的顯然是主體的道德自覺。

從道德自覺出發，自然會得出人性本善的結論：「故吾謂天下無惡，有之則惟次善；天下無惡人，有之則惟次善人也。」 懷抱著這種理念，毛有理由相信，不但自己可以成為聖賢，而且「彼時天下皆為聖賢。」 看來，「六億神州盡舜堯」，不是一時的詩興。

思想史家將毛澤東的上述觀念概括為「動、鬥的宇宙—人生觀」和「貴我的道德律」， 它們構成了毛澤東改造人的思想基礎和心理動力。而他的心目中的新人標準，也由此看出端倪：第一，在思想上，新人應該去舊更新，第二，在道德上，新人應該有新道德。第三，在人格上，新人應該具有主動性，戰鬥性，並且能夠自覺自願地改造自己。

三

延安整風是毛「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的第一步。怎麼變換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用毛的思想，徹底改造中共從而「構築以自己思想為核心的中共新傳統，並將此注入到黨的肌體。」。

肌體是由細胞組成的，作為細胞的黨員幹部，有著不同的經歷、出身、思想和文化背景。要讓自己的思想深入到每一個黨員幹部的血液之中，就必須讓他們「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放棄自我，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改造成黨的馴服工具或『螺絲釘』。」 毛為這場改造運動制訂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把宋明新儒家『向內裡用力』的觀念融入共產黨黨內鬥爭的理論，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懾的手段，大力培養集忠順與戰鬥精神為一體的共產主義『新人』的理想人格，並在此基礎上構築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的基本範式。」

要將基本原則落到實處，就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這個方法應該由淺而深，由表及裡，逐步深入人心。第一步，學習檔，以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第二步，寫「反省筆記」。以便瞭解全黨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從而因勢利導。同時，還從中尋找異端，選出典型打擊之，以警戒全黨。第三步，肅清「極端危害黨的大患」——「小廣播」。「小廣播」私下談論黨的政策和人事關係，重視個人友誼、講究人情私交， 這實際上等於宣佈個人感情和私人交往為非法。這既反映了毛的思想改造野蠻強制的一面，也表明了毛心目中的新人標準。第四步，發動坦白運動，指令黨員和幹部以書面的形式詳細交待個人歷史。「問題的要害是幹部在『三番五次』寫自傳的過程中，必然進一步否定自我，而對黨的領袖和各級領導愈加敬畏。」

沙葉新說，中國是檢討大國。檢討的雛形就是整風中的坦白和自傳。毛以讓別人做檢討為樂，這一嗜好來自延安。奧威爾寫《一九八四》的啟發者和參照物是蘇維埃和史達林，所以，他只能想像出無處不在的電屏、出沒各個角落的思想員警，而沒有想到，自我監督和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在審幹、肅奸的配合下，延安的「新人」終於鍛煉出爐。謝覺哉有一七言詩形象地描述了舊人變新人的過程：「緊火煮來慢火蒸，煮蒸都要工夫深。不要捏著避火訣，學孫悟空上蒸籠。西餐牛排也不好，外面焦了內夾生。煮是暫兮蒸要久，純青爐火十二分。」

由此產生的新人具有如下特點：他們成了毛的信徒，「學會了用毛的思想觀察世界和指導個人的言行。表現在行動上，則是徹底拋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溫情主義。非黨性勿言，非黨性勿聽，非黨性勿動，絕對服從領袖、組織、上級的命令和指示。」 半個世紀之後，何方以其親身經歷告訴人們：經過整風後，工具論深入人心。黨讓幹什麼就幹什麼。知識分子「減弱甚至喪失了敢想敢說，獨立思考和勇於創新的精神。」 日本投降後，這些延安人普通做到了聽黨的話，願意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服從分配不講價錢。許多單位就是集中起來宣佈名單，哪些人到東北，哪些人到華北，如何編隊，何時出發。既不徵求意見，也不進行個別談話。沒人有意見。「即使在整風搶救中受了很大委屈的許多人，也能以馴服工具和螺絲釘來要求自己，表示要接受考驗。」 這在延安初期是無法想像的。那時候，有意見就提，幹群之間沒有隔閡。

毛澤東在改造人，在製造新人的萬里長征上邁出了第一步，以後還有第二步，第三步，……直至他離開這個世界。

四

據統計，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六的二十八年間，共發動了五十六場政治運動。除了打擊想像中的政治對手之外，毛澤東發動這些政治運動的基本目的就是改造人。儘管延安整風為毛澤東提供了進行這種思想改造的基本範式，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延安整風僅限於黨內，其鍛煉出來的新人也只限在黨員和幹部之中。要將全國人民都變成新人，除了延安經驗之外，還需要樹立足以令人們敬服的道德楷模。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以點帶面，通過學習英雄模範，庶幾可以使思想改造蔚然成風，推向全國。

在延安時期，毛就做過這種嘗試。他白求恩和張思德寫過文章，號召人們向他們學習。毛之所以把他們樹為榜樣，是因為他們都具備了「大公無私」的美德。這種品質對當時的現實政治固然有用，但是，真正使毛感興趣的並不是眼前的功利，而是長遠的理想——顯而易見，他的新人需要這種品質，在新世界中生活的人們應該具備這種美德。

在毛看來，一個人，只有具備「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才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也就是說，「無私」是新人的必備條件，是創造新人的前提，是改造人的基礎。這兩篇文章後來被列入「老三篇」，成為幹部戰士的「座右銘」，全國人民的必讀書，原因就在這裡。

在延安，毛就為白求恩和張思德寫過文章，號召人們學習他們「大公無私」的美德。他的新人需要這種品質。

大公無私是必要的，但是光有大公無私還不夠，個人道德的完善僅僅是新人的基礎，基礎之上還應有更重要的、更能統一「全國之思想」的「上層建築」。 新政權建立之後，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毛的新人標準也在「與時俱進」——他選中了雷鋒。在中共奪取天下的歷史中，出現過許多英雄——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在新政權的建設事業中，湧現過許多模範——王國藩、焦裕祿、王進喜……

毛澤東的「新人」

——從雷鋒到紅衛兵

毛澤東說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他謙虛了，他還幹了另一件大事：改造人。打敗國民黨蔣介石，搞文化大革命，這兩件事，是硬體，改造人是軟體，沒有這軟體，硬體絕對幹不成。

改造人，一方面是改造舊人，一方面是製造新人。前者人們說得很多了，這裡只說後者。

一

大凡空想家和革命家都有製造新人的愛好，洪秀全編過一個「十新」的順口溜：「上帝基督住人間，天地新；爺哥帶朕幼做主，朝廷新；父子公孫同做主，天國新；爺媽哥嫂同下凡，天堂新；太平天日照萬方，世界新；天將天兵齊輔佐，爵職新；在...

這本書是一個貨郎擔，前面的擔子裝的是文革，後面的擔子裝的是評論。前者的寫作在近十年間，最早寫的是毛澤東的新人；最近寫的是江青的筆名。後者的寫作時間跨度更長，讀哈維爾的感想寫於上世紀末，《評梁啟超傳》則是前兩個月剛完成的。評論之中，還夾雜了幾篇述往憶舊的小文。活了一大把年紀，總有些值得說說的人和事。王年一的齎志而歿，劉向宏的抱恨長逝，北京四中的經歷，北京大學的見聞，老鄉給我的回扣，學界的「豬窩化」……林林總總，形形色色。對於大陸的把關人來說，統統是劣品私貨。

私貨見不得天日，在此岸無法問世。劣品不合規格，把關人要刪削斧正。刀斧手來自各類官媒，而號稱最敢言的《南方週末》則君子動嘴不動手。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南周找人為《梁啟超傳》寫書評，知我在寫，大悅，來電索後告余：「大文確實是一篇佳作，神完氣足。只是，大文的尺度太寬了，我們這裡發表起來有困難，特別是十七加一大前後。我建議，您把與現實聯繫的一些話，都拿掉，然後我們再試試。如果此稿直接拿給領導去審，肯定被直接槍斃，那就無可挽回了。」

如此用心，可謂良苦。而「十七加一大」的自撰新詞更讓人感到形勢之肅殺。莞爾感慨之餘，揮淚自刪，從五千字刪到二千七，原標題《改良與革命》改為《多變善變梁啟超》。自以為如此痛下殺手，總可以通過。沒想到，主編先生在一番小小的躊躇之後，還是把它斃了。理由是「影射現實」。證據是文中引用了龍應台的一段話：「一百年之後我仍受梁啟超的文章感動，難道不是因為，儘管時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啟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啟超的呼喊？我自以為最鋒利的筆刀，自以為最真誠的反抗，哪一樣不是前人的重複？」

為什麼主編先生從中看到了「影射」，是因為，他從梁啟超時代的皇權想到了當今的「黨天下」，想到了結束專制，落實憲政，實施民主的艱難。他知道這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存逆亡，但是，為了安全地渡過十八大前後這一晦暗不明的敏感期，還是把此文槍斃了為好。他的選擇有相當的合理性，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內，在他的位置上都可能這樣做。後極權時代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犬儒的普遍化。阿倫特說，即使是超級極權也無法奪去人們的思想，因此，思想是反抗專制的最後的武器。（大意）阿倫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識別犬儒的方法——判斷一個人是否犬儒，以及犬儒的程度如何，只消看看他對專制的態度。我們不妨以莫言為例。

前不久，莫言有一個著名的「答記者問」——

南周記者：你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哥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突然對面來了國王和大批貴族，貝多芬昂道挺胸，從貴族中挺身而過。哥德退到路邊，畢恭畢敬地脫帽行禮。你說年輕的時候也認為貝多芬了不起，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意識到，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哥德那樣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莫言：……隨著年齡的增長，對這個問題就有新的理解：當面對國王的儀仗揚長而去沒有任何風險且會贏得公眾鼓掌時，這樣做其實並不需要多少勇氣，而鞠躬致敬，會被萬人詬病，而且被拿來和貝多芬比較，這倒需要點勇氣。但他的教養，讓他跟大多數百姓一樣，站在路邊脫帽致敬。因為國王的儀仗隊不僅代表權勢，也代表很多複雜的東西，比如禮儀，比如國家的尊嚴。和許多象徵性的東西。英國王子結婚，戴安娜葬禮，萬人空巷，那麼多人看，你能說，路邊的觀眾全都是卑劣，沒有骨氣嗎？你往女皇的馬車上扔兩個臭雞蛋，就能代表勇敢、有骨氣嗎？所以當挑戰、蔑視、辱駡權貴沒有風險而且會贏得喝彩的時候，這樣做其實是說明不了什麼的。而跟大多數老百姓一樣，尊重世俗禮儀，是正常的。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當作普通老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貝多芬的行為，就感到可笑。（2012-10-18）

莫言這番言論的核心思想是「服從專制」，其論證方法是混淆是非，偷換概念。眾所周知，貝多芬是反封建反專制的音樂家，他在權貴面前昂首挺胸，不僅僅是由於個性高傲，還源於其骨子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莫言只看到了貝多芬這樣做「沒有任何風險」，而沒有看到這種思想性格讓貝多芬付出的沉重代價——貝多芬五十七歲時在貧病之中死去。生無體制給予的富貴，死無來自國家的哀榮。

被莫言視為有著真正勇氣的哥德終生寄身於體制，從走出校門到八十二歲辭世，他大部分時間都是魏瑪公國的官員，從樞密公使的參贊到樞密顧問，從公國持政到文藝大臣。儘管哥德有人本思想，有文學成就，但是，這並不妨礙他為權貴服務。事實上，他本人也是權貴之一。看到國王貴族，這位帝國議員的兒子自然會畢恭畢敬。其恭敬的，除了莫言所說的禮儀，恐怕更多的是權勢，是體制，是社會等級。

權勢喜歡才子，更喜歡順民，哥德兼顧這兩種身分，自然更受恩寵。大公兩次送他帶花園的房子，後一幢房產在他死後成了國家博物館。哥德的低眉順眼換取了豐厚的回報：生有體制賜予的名利富貴，死有隆重的葬禮和官史的芳名。

莫言把貝多芬對權貴的蔑視，等同於向女王的馬車上扔雞蛋，不但污蔑了貝多芬，而且汙損了所有反抗專制的前輩後生。誰都知道，反抗專制與暴民行為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莫言把它們混為一談，無非是想告訴人們一個莫氏的理念：「反抗專制未必高尚，臣服專制未必可恥。」以此來為他手抄《講話》尋找臺階。

莫言說：「因為國王的儀仗隊不僅代表權勢，也代表很多複雜的東西，比如禮儀，比如國家的尊嚴和許多象徵性的東西。」這種說法忘記了一個基本前提，國王代表的是什麼國家？儀仗隊代表的是什麼政體？英國人在爭看英國王子結婚，戴安娜葬禮的同時，可以對他們品頭論足。而曾幾何時，中國人只要議論一下江青、林彪、毛澤東就犯了「惡攻」罪而生命不保。這兩個政體哪個值得尊重？

不用說，代表了民主的東西會贏得人民的尊重；而專制極權的象徵物則無法令人起敬，所以，李白痛恨「摧眉折腰事權貴」，傅山拒絕清廷的三邀四請，乾隆南巡到了金陵，吳敬梓「企腳高臥向栩床」；而章太炎則把袁世凱發的勳章，當成了扇墮兒。

身為作協副主席，享受著局級待遇的莫言，努力要把自己混同於「普遍老百姓」，無非是想用這個招牌掩飾自己對專制的態度——你看，老百姓都尊重世俗禮儀——向專制鞠躬，我為專制服務，為文網歌唱，不是很正常嗎？他忘了，自古以來，反抗專制的造反者都是「普遍老百姓」。

如果說，莫言是裝糊塗，那麼，龍應台則是真糊塗。記者問她：「在西方媒體看來，政治標準應是授獎的一個重要指標，在你看來是否應該如此？」

她回答：「我覺得挺煩的，我們到底有沒有單純的能力——就用文學來看文學？」

或許，龍應台看到南周主編的「影射說」會多少明白一點，能否「用文學來看文學」不在能力，而在條件——當今的大陸，跟當年的臺灣一樣，凡是與意識形態沾邊的，無論是文藝還是社科，都離不開政治。當年深受臺灣一黨專制之苦的龍應台，一旦當上文化局長，就去力挺為一黨專制說話的莫言。你說她是不是糊塗？

專制時代，說話著文離不開政治，這個道理古人早就懂。所以，嵇康跑到樹下，光著膀子打鐵。阮籍「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劉伶攜酒登車，一邊喝酒，一邊吩咐家人：「死便埋我！」

我小的時候，奶奶就說我眼大心肥。人生短暫，能把一件事做好，就大不易。而我卻像八爪魚似地什么都抓，又是電影研究，又是文革史、又是社會語言學、又是思想評論，又要述舊懷人，稍微有點空，還要寫劇本、小說。這個貨郎擔雖說是只有文革和評論這兩捆草，但也足以累垮貪吃的小毛驢。眼大心肥跟眼高手低是親兄弟，選文入集又敝帚自珍，免不了心慈手軟。你說，挑著這個貨郎擔，能不惴惴乎？

這本書是一個貨郎擔，前面的擔子裝的是文革，後面的擔子裝的是評論。前者的寫作在近十年間，最早寫的是毛澤東的新人；最近寫的是江青的筆名。後者的寫作時間跨度更長，讀哈維爾的感想寫於上世紀末，《評梁啟超傳》則是前兩個月剛完成的。評論之中，還夾雜了幾篇述往憶舊的小文。活了一大把年紀，總有些值得說說的人和事。王年一的齎志而歿，劉向宏的抱恨長逝，北京四中的經歷，北京大學的見聞，老鄉給我的回扣，學界的「豬窩化」……林林總總，形形色色。對於大陸的把關人來說，統統是劣品私貨。

私貨見不得天日，在此岸無法問世。劣品不...

序
前言
第一輯 文革
文革研究雜談
毛澤東的「新人」——從雷鋒到紅衛兵
藍蘋與「自然本色」——江青的審美
藍噴不是藍蘋——江青的筆名考
林彪與諂諛——為「九一三」四十周年而作
春秋大義與「客觀中性」——從《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談如何寫史
文革題材創作隨感——兼談田建模長篇小說《史跡》
政治符號與被符號————大寨、陳永貴、邢燕子、宋要武
謠言是怎樣煉成的——關於宋彬彬殺人
從官方到民間——王年一的道路與意義

第二輯 思想評論
「義」中的正邪
賣菜大叔與標語口號——哈維爾的發現
自由主義的蘇醒──評《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
「起承轉合」話當年──《記憶中的反右運動》讀後
生駐異滅：弄潮兒的四季歌——被遺忘的牟其中
藝術是怎樣變成垃圾的？——再讀《禁止放映：好萊塢禁片史實錄》
藝術的姿態——「屈膝」、「俯仰」與「站立」
關於于丹「心得」的心得——兼論《百家講壇》及媒介體制
記憶的理由——《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讀書札記
「思痛者」與「思痛文學」——當代文化的另類記憶
「將麥克風交給人民」——口述中的心理學
香蘭自判前因誤，生不當門也被鋤——紀念王年一先生
縱無健筆書青史，不敢心聲付蛀塵——悼向宏
春色誰為主，南北東西路——北京四中雜憶
我書架上的神明
北大三事
我的回扣
學術反腐路漫漫——我的「打黑」
敬稱、諛稱與「賄賂」
「哥們兒」的異化——女性話語中的男權
關於套話
滑溜溜的委婉——「光榮」「帽子」「因公死亡」
從「這年頭」到「鬼世道」——海峽兩岸的禁忌語
同志ABC
「革命」的用法
改良與革命——評《梁啟超傳》
跋

序
前言
第一輯 文革
文革研究雜談
毛澤東的「新人」——從雷鋒到紅衛兵
藍蘋與「自然本色」——江青的審美
藍噴不是藍蘋——江青的筆名考
林彪與諂諛——為「九一三」四十周年而作
春秋大義與「客觀中性」——從《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談如何寫史
文革題材創作隨感——兼談田建模長篇小說《史跡》
政治符號與被符號————大寨、陳永貴、邢燕子、宋要武
謠言是怎樣煉成的——關於宋彬彬殺人
從官方到民間——王年一的道路與意義

第二輯 思想評論
「義」中的正邪
賣菜大叔與標語口號——哈維爾的發現
自由主義的蘇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