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來新曾在〈隨風而散―試論臺灣現代小說中的失落感〉一文中提到:二十世紀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孤絕與失落,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各有各的文學孤絕與失落,也各有各的形成因素。根據存在心理學家梅(Rollo Reese May)提出「人自由選擇的可能性越多,產生的焦慮也就越多」的說法,可以知道: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工商業的繁榮、文學藝術的多種運動和創新雖然給社會帶來進步,但是眾多的學術理論讓人一時難以適應,在難以找到穩定、整體和全面的觀點,且釐不清自己所以存在的最終目的,間接也會產生疏離和孤獨的狀況。臺灣所面臨的不只是西方影響所造成的迅速發展,還牽涉到一路過來的殖民背景,在東西文化衝突下的臺灣人民在孤獨與疏離兩大課題中會如何表現,以及在了解兩文化間的差異後,能如何面對未來可能遇到的孤獨與疏離,成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本研究的「概念設定」涉及的內容為「孤獨、疏離、時代心靈、臺灣現代小說」以及「正向型孤獨、負向型孤獨、高處不勝寒型孤獨、心理疏離、社會疏離、文化疏離」二概念。研究中所使用的「孤獨」(Solitude)係指個人主觀自覺與社會隔離的孤立心理狀態;本體特徵為「自主性的獨處」、「意識中沒有他人涉入」、「帶有反省性(或將觀察到的事物賦予新的意義)」;類型可分為(一)正向型(自我察覺的/主動的追求);(二)負向型(被人劃分的/被動的接受);(三)高處不勝寒型(規範程度不符個人需求)。來自孤獨的「疏離」則是指既有主體自身經驗的疏離感又含有異己概念的表現,其牽涉到的層面有三:(一)心理;(二)社會;(三)文化。
臺灣現代小說前階段所描繪的時代心靈,從早期先民橫渡黑水溝,歷經千辛萬苦到臺灣的開拓時期,離家背井、拋家棄子導致他們既無奈又無助且在工作之餘特別想念家鄉種種的心;到日本據臺的殖民時期,整個臺灣本土文化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強烈影響,小自名字的修改,大至教育思想、政治經濟接受衝擊,轉成悲傷、愁苦、抑鬱的心;一直到國民政府來臺,反攻大陸的口號頻傳,離鄉背井的沈鬱蒼涼。人民一方面剛從日本人手中脫離,一方面又得適應接手的國民政府,再者還要背負反共的使命;從日據的殖民陰影到消除再到與同族的謀合,整個臺灣前階段的心靈在膨脹的解放感和對祖國統治者的質疑與批判下,是徬徨、無助且迫切渴望明確定位的。
自古以來一直很難表現出民族性格的臺灣,一直到日治後才開始出現試圖表達自己觀念和思想的「臺灣文學」,也因為文學剛萌芽,導致臺灣現代小說前階段在孤獨的表現多在正向型與負向型之間游移。整體來說,小說家著筆的重點在於個人民族意識的體現、以及個人在大環境中所感受到的變遷,所以筆下的小人物們雖然也會有自身情感所引發的孤獨(感情因素、角色扮演的責任等等),但更多的孤獨是小人物們急著想擺脫控制、脫掉歷史包袱、抗拒外來同化這種因為大環境變動所造成的(身在異鄉、西方文化衝擊、政治立場因素等等),所以很少回歸自身檢視、或企圖跳脫群體的孤獨出現。
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面對臺灣逐步現代化,以及被外國經濟文化侵略的不適應,在臺灣現代小說前階段中,可以發現有思想落差所造成的疏離(例如日治時期受日本教育,但出了學校後卻和傳統社會的觀念有落差、受西方教育後,在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產生矛盾);或因為新體制造成差距所產生的疏離(鄉下農民想著如何存更多錢過日子,都市居民想著如何花費金錢滿足自己)(文本舉例詳見第五章)。總體來說,前階段的小說中可以看見的疏離多為人際的、社會觀念轉變所造成,以及傳統與新興的利益概念間的疏離。
臺灣小說一直以來不管如何蛻變,大致都是以反映時代、社會趨勢,同時代表臺灣民眾抒發心聲,藉由描寫小市民悲歡離合的真實生活來給民眾帶來重溫生活經驗的機會。例如二十世紀五○年代小說的反共懷鄉、六○年代的西化和前衛、七○年代的鄉土化,儘管呈現的面貌不相同,但大多小說都能反映一種時代性的「共識」。到了多元化、寬容、自由的八○年代,在繁忙、多歧的現實臺灣工商業社會型態之下,物質的追求、經濟的壓力等等,看似豐富多元的社會反而更讓人有迷失的感受。有為了擺脫社會標籤束縛,轉而追求對自我的認知的人,在脫離社會規範的情況之下,與他人/團體/社會產生了疏離,導致個人感到孤獨;也有在西方思潮裡翻滾,但卻無法在傳統文化中找到平衡的疏離;更有體認到自身所需與他人不同,而游離出規範之外的孤獨出現(文本舉例詳見第六章)。整個後階段文學中可以看見的孤獨與疏離來自於「我們只要還有一天需要和別人接觸,疏離就註定存在,個體也註定是孤獨的」,這種從個體概念而起的轉變,是有別於前階段迫切想入世的。
將命題進一步運用於學校語文教育、讀者與創作者、整體社會等三方面,可以為語文教育增添新的教育內容,提供教師透過文本閱讀的引導,幫助被疏離或在團體中感到孤獨的學生了解自身與他人有距離的可能原因;又理解造成孤獨及疏離的原因,也同樣可以幫助讀者日後在面對不同文化衝擊之下,能不再感到徬徨與茫然;對作者創作來說,則可以將本研究所統整出的時代背景以及對人物心靈影響作為借鏡,思考如何讓小人物在文本中的美感不再只是文化衝突下的「悲壯美」,而進一步創作出回歸民族精氣化生「由悲轉喜」的故事;本研究的最後,利用文化五個次系統來說明西方創造觀型文化與我們氣化觀型文化本質上的差異,是希望提供學者另一個看待現代化及社會變遷的角度。文化的交流並非只是一味的仿效,在釐清本質的前提之下,才能更有效的討論文化並存或相互借鏡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