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鳴旦著

本書所要討論的主題是禮儀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具體地說，喪禮在17世紀中歐交流中的角色。選擇禮儀作為視角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以往對中西交往，尤其是對17世紀中國天主教的研究，一直聚焦於宗教教義和西方科學，而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禮儀研究卻被忽略了。本書的研究得益於近幾十年來中國基督宗教研究的巨大變化。這期間發生了研究範式的轉變：從一種基本是傳教學和歐洲中心的立場，轉變為一種漢學和中國中心的路數。對禮儀的關注推動以上轉變，也使得我們超越了歐洲中心或中國中心的研究，而代之以一種關注文化互動的新範式。
本書只關注一種禮儀——與死亡有關的禮儀，具體來說是喪葬禮，因為它通常被認為處於中國文化的核心位置。本書所要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在中西禮儀傳統相互碰撞之後，葬禮發生了何種變化？本書將研究的時段限定在17世紀，主要因為與那一時期的葬禮相關的材料大量地保存了下來。限定時間框架的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本書並不把已被學者們廣泛討論的“禮儀之爭”作為重點。因為單單是葬禮之類的禮儀本身就值得研究，不必從“禮儀之爭”的角度來解讀它們，雖然1690年代之前的有關中國葬禮的文獻就已經日益受到這場爭論的影響。“禮儀之爭”只是本書研究的邊緣問題，但由禮儀問題而引發的緊張，還是要放在這場顯示了中西禮儀活動特質的爭論的背景下來考慮。將時限設在17世紀的最後的一個原因是，這一時期具有幾個典型特色，使得它特別適合從文化碰撞的角度進行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