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達‧帕爾默

名人推薦：「這是一個在一美元鈔票中求生存，從街頭活動雕像到指標人物，媒體不如群眾重要的故事。這是數位時代必讀的一本書，專為滿懷理想的藝術家與滿腹懷疑的家長所寫的一本書。」

——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MIT 媒體實驗室創辦人

「這本書是一位自由奔放的藝術家、充滿勇氣的革新者、一手爛牌卻奮力苦撐的女性送給我們的禮物。這位女性有精準而頑強的能力，能洞悉我們那些最需要被看見的人性。收下花吧。」

——布芮尼．布朗（Brené Brown），《脆弱的力量》作者

「閱讀阿曼達關於給予與接受的精采回憶錄，...

「誰有衛生棉條？我的月經剛來了。」我在舊金山餐廳的女廁，在布拉格音樂節男女共用的化妝室，沒特定對象地大聲詢問。我在雪梨、慕尼黑或辛辛那提某派對廚房也對毫無戒備的聚集者這麼問。

不變的是，在世界各地，我都看到、聽到女性的手伸進背包與小提包窸窣聲，直到某位陌生人帶著和善的微笑掏出衛生棉條的勝利時刻出現。我從來沒給過錢。不言而喻、舉世共通的理解如下：

今天，我拿了衛生棉條。

明天，就輪到你。

這是一個持續不斷的衛生棉條因果循環。我發現，這種循環也適用於面紙、香菸與原子筆。

我常在想：會不會有女性太羞於啟齒？會不會有人情願把一大疊衛生紙塞進內褲，也不敢請求一整個房間的陌生人幫忙？一定有。但不是我。不可能。我一點也不怕開口，不怕跟人請求任何協助。

我不怕丟臉。

我是這麼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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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三十八歲。二十五歲的時候組了第一個樂團，叫「德勒斯登娃娃」（The Dresden Dolls），直到二十八歲才有唱片公司幫我出了第一張唱片。這個年紀就傳統音樂界看來，算是老蚌生珠。

過去約十三年來，我一直不斷巡迴演唱，很少在同一個地方睡超過幾晚。我在任何能想像的情況下，一直不停地演出。夜店、酒吧、劇場、運動場、音樂節……從紐約的CBGB酒吧到雪梨歌劇院。我跟自己家鄉全球知名的管弦樂團在波士頓交響樂大廳整晚演出。我認識了我的偶像，有時也跟他們一起巡迴演唱，像辛蒂‧露波（Cyndi Lauper）、「九吋釘」（Nine Inch Nails）的特倫特‧雷澤諾（Trent Reznor）、大衛鮑伊、「怪人奧爾」（Weird Al）的揚科維奇（Yankovic）、「彼得，保羅與瑪莉」三重唱（Peter, Paul & Mary）的彼得。我在世界各地的錄音室裡創作、演奏、演唱了好幾百首歌。

我很慶幸自己起步晚，讓我有時間去過真實生活。有好幾年的漫長歲月，我得創意思考如何繳出每月房租。我將近二十歲、以及二十幾歲的那幾年，同時兼了好幾份工作，但以行動雕像為主：扮成白臉新娘站在人行道上的街頭藝人。（你應該見過我們這些行動雕像對吧？你可能會想我們真實生活中都是什麼人？向你問聲好。我們都是真人喔。）

行動雕像是一份體現單純肢體請求的工作：我有五年歲月，站在牛奶箱上一動也不動，腳邊有個帽子，等待路過的人丟進一美元，以換取人與人之間的片刻連結。

我在二十歲出頭時也探索過其他啟發人心的就業形式：冰淇淋和咖啡店員，一小時九塊半美元（外加小費）。沒執照的按摩師，在我自己大學宿舍的房間外服務（沒好下場，一小時三十五美元）。網路公司的命名與品牌顧問（一份未登記的網域名稱清單兩千美元）。劇作家和導演（通常沒薪水，事實上我還要貼錢買道具）。還有德國啤酒城服務生（一晚含小費約七十五馬克）、從舊貨店回收衣物轉賣至大學的學生中心（一天可賺五十美元）、裱畫店助理（一小時十四美元）、實驗電影女演員（以歡樂、酒和披薩打發）、藝術學校的繪畫裸體模特兒（一小時十二至十八美元）、僅接受捐款的地下沙龍籌辦者與招待員（薪水僅夠支付酒錢和場地費）、非法的性戀物閣樓派對衣著檢查人員（一場派對一百美元）、訂製皮手銬製造商縫紉助理（一小時二十美元）、脫衣舞者（一小時五十美元，視每晚情況而定）、助「性」的施虐女王（一小時三百五十美元，但顯然必須花費所需衣物與配件費用）。

以上這些工作都教了我人性的脆弱面。

最主要我學到了很多關於請求的事。

幾乎每一次重要的人類交會，都可濃縮為行為與請求的藝術。

請求是任何關係的根本基石。我們持續且通常非直接、無言地請求彼此──我們的老闆、配偶、朋友與員工──來建造並維持彼此的關係。

你能幫我嗎？

我可以信任你嗎？

你會不會惡整我？

你確定我可以信任你嗎？

而通常這些問題源自於我們心底想知道這件事的基本人類渴望：

你愛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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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我受邀到TED大會演講。我怕死了──我不是專業講者。數年前我經過一番非常公開的苦戰，才擺脫我和唱片公司的合約，後來我決定仰賴歌迷透過Kickstarter來製作我的下一張專輯。Kickstarter是一個群眾募資的平台，以支持者直接提供資金的方式，近來已為數千名其他創作者開啟大門。我的Kickstarter支持者籌募了一百二十萬美元預訂並付款給我的最新全樂團專輯「邪惡劇院」（Theater is Evil），使這張專輯成為群眾募資史上最大的音樂專案。

為不了解的人說明一下，群眾募資是為新創事業（創意、科技、個人與其他）募款的一種方式，藉由請求個別人士（群眾）貢獻款項至某大型的線上資金（集資）。Kickstarter、Indiegogo、GoFundMe等網站在世界各地紛紛崛起，讓那些請求協助者與回應需求者之間的交易變簡單，並讓該交易盡可能發揮實際作用。

不過，就跟任何新交易工具一樣，群眾募資也逐漸變得複雜。形形色色的藝術家和創作者試圖探索這個以藝術換取金錢的詭譎新領域時，這個工具成了線上的荒野大西部。群眾募資的存在向我們提出一些深刻的根本問題：

我們如何請求彼此協助？

我們什麼時候能請求協助？

誰有資格請求協助？

我的Kickstarter高奏凱歌：我的支持者（約兩萬五千人）多年以來持續追蹤我的個人故事。他們很興奮能提供協助，幫我擺脫唱片公司獨立出片。然而，除了接到沒聽過我名字的記者奪命連環叩（沒聽過我名字並不意外，因為《滾石雜誌》從未報導過我），問我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協助我之外，我很意外募資的成功引發了一些負面反應。我展開募資活動之際，也步入引發激烈討論的廣泛文化辯論──群眾募資究竟是不是該被允許。有些批評者不假思索地把這種活動貶為「數位乞討」的粗鄙形式。

顯然，請求幫忙很討人嫌。我基於諸多原因，更被鎖定為最糟的違紀者：因為我被大唱片公司力捧過、因為我老公很有名、因為我是個狂熱的自戀者。

Kickstarter募資事件的幾個月後，情況愈演愈烈。當時我出發跟我的樂團去巡迴演出，並一如往常尋求當地志願的音樂人加入我們，登台演出幾首歌曲。我們這個社群關係緊密，我這麼做已經行之有年，但我卻受到媒體的嚴厲抨擊。

我群眾籌資的成功，加上這件事帶來的關注，使得TED邀請我這個頗不知名的獨立搖滾音樂人，登上這個通常留給頂尖科學家、發明家與教育家的講台演說十二分鐘。試著思考到底要說什麼、要怎麼說，讓我嚇得皮皮剉，這麼說還算是客氣的。

我當時考慮寫一個十二分鐘的表演藝術歌劇，以烏克麗麗和鋼琴為主軸，描述我從出生到Kickstarter事件的人生經歷。所幸後來我決定不這麼做，而是直白地解釋我當街頭藝人的經驗、群眾募資的成功與隨之帶來的反彈，以及我如何認為這兩者之間有不可否定的關聯性。

我編寫演講內容時，把這次TED演講的目標瞄準我社交圈的少部分人：我那些覺得尷尬又不好意思的音樂人朋友們。群眾募資讓他們很多人覺得既興奮又不安。我協助一些朋友展開自己的Kickstarter募資活動，也跟他們在當地酒吧、派對與表演前後台的化妝室聊過他們的經驗。我希望能傳達一直以來困擾我的根本議題：我想告訴我的藝術家朋友們，他們可以請求別人。他們可以向別人請求金錢支援與協助。

我有很多朋友已成功運用群眾募資讓自己的新作品付諸實現：專輯、製作電影、新制樂器、以回收垃圾搭建藝術派對平底船──沒有這種分享與交換能量的新方式，這些作品就不可能問世。但他們很多人在過程中很吃力。我都看在眼裡。

每個線上群眾募資提案都有一段影片，創建者在影片中解釋自己的使命並傳達懇求。我發現自己難為情地看著一連串群眾募資的影片──我的朋友們在影片中盯著攝影機（或轉開視線不看），結結巴巴地說：好的，嘿嘿，真是尷尬的時刻。嗨，大家，嗯，我要說了。喔天啊。我們實在很不好意思請大家幫忙，這實在太尷尬了，不過……請大家幫忙為我們的專輯募資，因為……。

我想告訴我的朋友們，真的沒必要表現出覺得丟臉、充滿歉意的樣子，這樣反而有反效果。

我想告訴他們，其實很多人都滿懷熱情想協助藝術家。這並不是單方面的事。工作的藝術家和支持他們的觀眾本來就是複雜生態中必要的兩端。羞恥感汙染了藉信任與開放得以成長茁壯的請求與給予。我真希望能發給他們某種宇宙或全球性的許可，要他們別再過度道歉、別再煩了、別再辯解，看在老天的份上……提出請求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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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準備了超過一個月，在我租的房子地下室走過來又走過去，跟許多朋友和家人演練我的講稿，試著把我要說的每件事濃縮在十二分鐘內。然後我飛到加州長島，深呼吸，做了這場演講，最後接受觀眾起立鼓掌。我下台的幾分鐘後，一位女性在會議中心的大廳向我走來，並介紹她自己。

我還在恍惚。演講占據我太多大腦空間，現在我才慢慢回過神來。

我是這裡的演講教練，那位女士說。

我呆住了。我的演講本來是分毫不差的十二分鐘。我中間停頓了幾次，忘了我講到哪裡，結果演講超過了十三分鐘。糟了，我想。TED要炒我魷魚了。我的意思是，TED沒辦法真的炒我魷魚。木已成舟。但我還是很不安。我握了握她的手。

嗨！我很抱歉我超時了。真的很抱歉。我當時昏了。不過還好嗎？我講得怎樣？我被炒魷魚了嗎？

不是的，傻孩子，你沒被炒魷魚。當然沒有。你的演講……她突然講不下去。她的眼睛充滿淚水。

我站在那裡，心中充滿疑惑。為什麼TED的演講教練看起來好像要哭出來了？

你的演講讓我體認到我多年來一直過不去的一件事。我也是藝術家，我是劇作家。有很多人願意協助我，我只要……但卻做不到……我一直沒辦法……

請求別人？

沒錯。請求別人。你的演講解開了我心中的結。我們究竟為什麼覺得請求別人這麼困難，尤其別人如此願意伸出援手？所以，謝謝你。非常謝謝。你送了我一個很好的禮物。

我給了她一個擁抱。

她只是第一個人而已。

兩天之後，我的演講被上傳到TED網站和YouTube上。短短一天內，這支影片就吸引了十萬人次觀賞。接著是一百萬。一年後，八百萬人次。讓我驚訝的不是點閱人次的多寡，而是伴隨而來的故事──有些寫在線上評論裡，有些是人們在街上攔住我，跟我分享片刻的故事。他們不是透過我的音樂認識我，而是看到這段線上演講認出我來。

這些護士、報社編輯、化學工程師、瑜伽老師、卡車司機……覺得我的演講是針對他們講的。建築師、非營利組織專員、自由攝影師們告訴我他們「一直覺得請求別人很困難」。很多人握著我的手、擁抱我、感謝我、對著我哭。

我的演講引起了共鳴，超出我原本預設的群眾──那些覺得沒在頭上套個袋子，連在Kickstarter上要個五美元都做不到的害羞獨立搖滾音樂人。

我握住每個人的手，傾聽他們的故事。小型企業的企業主、太陽能板設計師、學校圖書館員、婚禮籌劃者、外援人員……。

有一件事很清楚：這些人不是恐懼的音樂人。他們只是……一般人。

我顯然觸碰到他們的痛處。但準確說來到底是什麼呢？

我沒有一個真的很好的答案，直到我回想起尼爾的家，回想我們婚禮的前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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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發生的多年前，我遇到了尼爾‧蓋曼（Neil Gaiman）。

尼爾是位知名的作家。他是多重身分的知名人士。

多年來，尼爾和我在行程空檔間追著對方全球跑，我在永無止盡的搖滾路上，他則在相仿的作家巡迴活動中。我們在對角線愛上彼此、速度不一，最後因為承受不了盛大婚禮的壓力逃到朋友家的客廳裡。

但我們不想對我們的家人不敬，因此我們承諾會在幾個月後舉辦一個盛大的正式婚禮派對。我們決定在英國辦這場派對，因為我們的家人多數住在英國。（尼爾是英國人，我很多堂表兄弟姊妹也是。）再者，婚禮場景很神奇：尼爾在蘇格蘭某小島上有一個房子，這個地方無巧不巧竟是我外祖母的出生地。那是一個風吹雨打、美得令人屏息但荒涼而長滿野草的岩地。一九〇〇年早期，我的祖先在貧困的恐懼中，想到海外尋找一個沒那麼美得令人屏息、沒那麼荒涼但卻較為光明的未來時，逃到了看似前景光明的布朗克斯（Bronx）地區。

婚禮的前一晚，尼爾和我早早就寢想睡飽，以迎接隔天舉辦派對、吃吃喝喝、緊張地介紹兩百位親戚互相認識的大日子。尼爾的三名成年孩子，連同尼爾的母親和一群蓋曼家的親戚，跟我們一起待在房子裡。他們全擠在走廊、階梯的床鋪上，零星幾個年紀較輕的孩子克難地睡在後草坪的帳棚裡。

我在房子的二樓，尼爾睡在我身邊。我的恐慌徹底發作。

在我心中，我猜自己是因為結婚而感到害怕。有這麼多親戚在場，這一切突然間變得好真實。我在做什麼？這個傢伙是誰？

但其實我主要在擔心錢的事。

我的Kickstarter募款活動已即將展開。雖然我有相當的自信會湧入大量現金──我已經算了又算──但我沒去巡迴演出，卻在蘇格蘭北部辦婚禮、組了一個新樂團。我一毛錢也沒賺。我才剛跟我的會計師談過，他知會我已經沒錢可以支付辦公室員工、樂團、巡迴團隊和每個月的例行開銷，除非我放下一切，立刻回去巡迴演唱，要不就是借錢填補Kickstarter與新的巡迴演出支票到手前幾個月的缺口。

這不是什麼陌生的情境。我成年生活多數日子都在應付開銷後立即把我所有的商業獲利全數投入下一次錄音或藝術作品，每次都讓我的經紀人感到驚慌失措。在我搖滾生涯的過程中，我經歷過有錢、沒錢和介於這兩者之間的生活，但只要我不是完全破產（這種情況由於未預期的稅單或某巡迴演出的意外失利，偶爾會發生），我從沒太注意自己的收支狀況。即使破產，也絕非世界末日：我曾跟親友借錢度過難關，並在下一次支票進來即時歸還。

我是遊走邊緣，並在需要時尋求協助的專家。我一點都不覺得丟臉，反倒對我零瑕疵的人際信用紀錄頗為自豪。我很多音樂人朋友（和相關生意上的朋友）也經歷過類似大起大落的循環──這麼說來我心理比較安慰。總而言之，事情總會得到解決。

只有這次，情況不太一樣。問題出在尼爾想借我這筆錢。

但我不願意接受他的協助。

我們結婚了。

但我還是不能接受。

每個人都覺得我怪透了。

但我還是不能接受。

過去十多年來，我以音樂人的身分賺得我的收入，我有認真工作的員工和自己的辦公室，我自己支付帳單，獨力度過難關，而且一直跟我的枕邊人保持財務獨立。不僅如此，我還是知名的女性主義指標人物、「自己動手做」女王，曾高調離開唱片公司自立門戶。人們看我接受自己丈夫協助的想法讓我心生畏縮。我過去都以幽默化解。在高級餐廳付帳的通常都是尼爾，但我們都輕鬆帶過。

我一點問題也沒有，我會這麼開玩笑。你比較有錢。

然後我會記得隔天早上付早餐錢與前往機場的計程車費。我知道即使我們偶爾會分攤一些費用，但我不需要他的錢。這點讓我覺得很安慰。

我知道我現在需要填補的缺口很小，我知道我即將推出大型的群眾募資新唱片，我知道我會再去巡迴表演。每件事都充滿邏輯地指出我嫁的好好先生可以借我這筆錢。沒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我就是辦不到。

我在婚禮派對前幾週跟艾琳娜和喬許喝咖啡時聊到這件事。他們是我真正的密友，我們是中學同學，我在他們的婚禮上擔任伴郎（我們共同的男性好友尤金擔任伴娘）。這些年來，他們從霍博肯搬到布魯克林又搬到曼哈頓，我常癱倒在他們公寓愈來愈高級的沙發上，互相分享自己的個人故事。我們輪流抱著他們剛出生不久的女兒柔伊在膝上彈跳，我告訴他們我不想用尼爾的錢填補我即將出現的現金缺口，然後他們像看白痴一樣地看著我。

可是這樣很怪，艾琳娜說。她是一名詞曲創作人，也是曾出版作品的作家。我的情況她並不陌生。你們倆結婚了耶。

那又怎樣？我扭動了一下身體。我覺得這麼做不太舒服。我不知道。或許我太害怕我朋友會批判我。

但是，阿曼達……我們就是你的朋友。艾琳娜說，我們覺得你瘋了。

哲學終身職教授喬許點頭同意，然後用他典型的皺眉表情看著我。

你認為你可以保持這樣多久？永遠嗎？你們要結婚五十年，但卻絕不把各自的收入混在一起？

我答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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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不是那種有條件或玩心機的人，但我深深恐懼自己有虧欠他的感覺。

這種恐慌是一種新感受──我過去其實也有過這種感受：我青少年時期常為了存在議題感到不安，但後來就不曾有過這種嚇壞的感覺。然而，現在我有一股腦問題：我怎麼可能從尼爾那邊拿錢？人們會怎麼想？他會拿這件事壓我嗎？還是我應該把這張專輯延後一年，先去巡迴再說？我該怎麼處理剛聘來的樂團？我的員工呢？他們要怎麼辦？我為什麼不能優雅地處理這件事？我為什麼這麼害怕？

經過一整晚的翻來覆去與煩躁難安，我離開床，進去浴室，打開了燈。

你是怎麼了？我問著鏡中那個泡泡眼、流著鼻涕、瘋瘋癲癲對著我望的人。

我不知道，她回答。但情況不太妙。我在嚇我自己。我發生了什麼事？我瘋了嗎？

當時是早上六點，太陽即將升起，羊群悲悽地叫著。我們八點要起來開車前往婚禮派對。

我回到床上，爬回尼爾的懷裡。他睡得很沉，正發出鼾聲。我看著他。我如此深愛這個男人。我們已經在一起超過兩年，我學會要徹底信任他──信任他不會傷害我、不會批判我。但有東西仍感覺緊閉著，像一道應該打開卻文風不動的門。我把身體轉向床的另一側試圖入睡，但暴風般的念頭就是停不下來。你必須接受他的幫忙。你不能接受他的幫忙。你必須接受他的幫忙。我忍不住放聲痛哭，我覺得自己失去控制而且愚蠢至極。我猜我已厭煩了獨自哭泣，準備好要開口了。

達令，怎麼了？

他是英國人，他叫我達令。

我……我很害怕。

我看得出來。是錢的事嗎？他雙手環抱著我。

我不知道自己接下來這幾個月該怎麼辦，我在他身上磨蹭著。我在想如果現在付不出大家的薪水，我應該延後製作唱片才對。接下來的一年我就去巡迴演唱然後先不管Kickstarter，直到……我不知道。我或許可以跟別人借錢來度過接下來的這幾個月……或許我可以……。

為什麼要跟別人借？他輕聲地打斷我。阿曼達……我們結婚了。

所以呢？

所以想開一點跟我借吧。或者直接跟我拿。要不然我們為什麼要結婚？如果我也處於這種狀況，你也會做一樣的事吧。不是嗎？

我當然會。

所以，現在是怎麼一回事？我當然希望你讓我幫忙付幾個月的錢，也不要看你現在這樣。這已經讓我覺得有點困擾了。你只要請我幫忙就好了。我娶了你。我愛你。我想幫忙。你卻不讓我幫忙。

對不起。這實在很怪──我處理過很多次這種狗屁倒灶的事了，可是從沒這麼困擾過。這太瘋狂了。我覺得很瘋狂。尼爾，我瘋了嗎？

你沒有瘋，達令。

他抱著我。我真的覺得很瘋狂。我沒辦法擺脫這個攻擊我的惱人念頭，它像一道惡毒的謎題、一道無解的邏輯題般在我腦中迴盪，我無法擺脫也無法回答。

看在老天的份上，我可是個成年人。

我是那個多年來在街頭接受隨機路人打賞的人。

我是那個曾經公開宣揚群眾募資、社群、互助、請求、隨機、開心給予信念的人。

我是那個可以跟世界上任何陌生人──配上爽朗勇敢的笑聲──要衛生棉條的人。

我為什麼沒辦法請自己的丈夫幫個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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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天都在小事上請求彼此的幫忙：問別人有沒有投停車收費器的零錢、咖啡廳的空椅子、打火機、搭便車跨越城市。此外我們在某些時間點，一定要請求別人幫忙一些比較困難的事：升遷、介紹朋友、推薦某書、貸款、性病檢測、腎臟。

我從自己的TED演講的驚人迴響學到一件事：

每個人都為了請求而掙扎著。

我認為我們不全然是因為必須請求別人而失去行動力，更深層的感受才是重點：害怕感覺脆弱、害怕遭到拒絕、害怕看起來很貧窮或軟弱。我們害怕自己被視為社群中帶來負擔、而非具生產力的成員。

這件事根本地體現了我們彼此隔離的狀態。

尤其美國文化灌輸我們請求協助意味著承認失敗的怪異觀念。但在我看來，世界上一些最有權勢、最成功、最受尊崇的人反而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不斷、充滿創意與同理心、優雅地提出請求。

很肯定的是：你提出請求時，對方一定有否定的可能性。如果我們不允許別人否定，那我們就不是在請求，而是在乞求或要求了。但這種害怕遭拒的心態讓很多人緊閉嘴巴不敢提出請求。

使我們動不了的關鍵常是我們覺得自己不值得被幫忙的心態。不管是在藝術、工作、人際關係，我們不想請求別人，不只因為我們害怕遭拒，也是因為我們不認為自己值得獲取自己請求的東西。我們必須真正相信我們請求的正當性，這麼做可能非常困難，需要我們在自負與權益的幽谷上走鋼索。即使我們找到了平衡，我們如何請求、如何接受答案──允許甚至歡迎否定的答案──跟我們找到正當性一樣重要。

當你審視偉大的藝術作品、成功的新創公司、革命性政治改變的起源，你永遠都可以找到金錢與非金錢上的交流、隱身的贊助者與潛藏的恩惠。我們或許很愛賈伯斯在他父母的車庫中賣力工作，打造出第一部蘋果電腦的現代神話，但他的傳記電影並未談到這個可能的尷尬場面──或許吃著長壽食法（macrobiotic）烘肉卷晚餐的同時，賈伯斯得請求父母借他車庫用。我們只知道他的父母同意了，因此我們現在有iPhone可用。我所認識的每一位藝術家和創業者都有過精神導師、老師或無名的贊助者借助他們金錢、空間或某些怪異但能救他們一命的資源。不管他們需要什麼。

我不認為自己很懂請求的藝術。絕對不是。但我可以看出自己一直以來都是這門藝術的學徒而不自知──這真是一段漫長而奇特的旅程。

這段旅程始於有一天我認真把自己塗成白色、穿上新娘禮服、深呼吸，然後抓著一把花，在哈佛廣場中央爬上牛奶箱。

「誰有衛生棉條？我的月經剛來了。」我在舊金山餐廳的女廁，在布拉格音樂節男女共用的化妝室，沒特定對象地大聲詢問。我在雪梨、慕尼黑或辛辛那提某派對廚房也對毫無戒備的聚集者這麼問。

不變的是，在世界各地，我都看到、聽到女性的手伸進背包與小提包窸窣聲，直到某位陌生人帶著和善的微笑掏出衛生棉條的勝利時刻出現。我從來沒給過錢。不言而喻、舉世共通的理解如下：

今天，我拿了衛生棉條。

明天，就輪到你。

這是一個持續不斷的衛生棉條因果循環。我發現，這種循環也適用於面紙、香菸與原子筆。

我常在想...

【前言】

十多年前，阿曼達在波士頓街頭以行動雕像的形式表演──準確來說是一個塗白了臉、八英呎高的新娘雕像。從遠處看，你可以看到路人停下來，把錢放入她前方的簍子中，微笑地看著阿曼達深情款款地與他四目交接，然後從她的花束裡掏出一朵花給他。我是不太容易被發現的那種人。我是那種會盡可能繞遠路避開行動雕像的人。我不是不願意把錢丟進街頭藝人的帽子裡──我願意這麼做，只是我喜歡保持安全距離，盡量不引人注意地把錢丟進去，然後逃之夭夭，讓人不知道我是誰。我會想盡辦法避免跟行動雕像眼神交會。我不想要花，我只希望沒人注意我。

　　從遠處看來，阿曼達和我沒什麼共通之處。她在柏林群眾衝浪，身上一絲不掛，僅有紅色的烏克麗麗和軍靴。她計劃著想顛覆音樂產業。而我開車共乘、收集資料，如果是週日，甚至可能坐在教堂裡。

　　但本書不要我們從安全距離觀察人們──那個充滿吸引力、我們多數人都慣於生活、躲藏並逃向我們所認為的情感安全之處。《請求的力量》談的是培養信任感，以及盡量親近愛、脆弱與連結。不舒服的親近。危險的親近。美妙的親近。如果我們想改變這種匱乏與基本互不信任的文化，不舒服的親近正是我們需要的。

　　距離是騙子。距離扭曲我們看待自己、彼此了解的方式。極少作家像阿曼達一樣，把我們喚醒、看清這樣的現實。她的生活與事業是親密與連結的研究。她的研究室是她與自身藝術、社群與分享她生活的人們的親密情事。

　　我大半生都盡量跟任何感覺不確定、可能傷害我的人保持安全距離。但跟阿曼達一樣，我發現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最佳方式，不是把人們推開，而是讓自己落入人群中。

　　家庭、研究和教會──我投身這些領域並感受到生命與人有所連結。我去這些地方尋求我需要的東西：愛、連結與信仰。而現在，拜阿曼達所賜，如果我覺得疲憊、害怕，或需要從社群得到什麼，我就開口請求。我不擅此道，但我還是這麼做了。你知道我最愛阿曼達哪一點嗎？ 她的誠實。她也並非如此擅於請求。她跟我們大家一樣掙扎。她敢於現身、敢於脆弱的故事，最能讓我看清自己、我的奮鬥和我們共同的人性。

　　這本書是一位自由奔放的藝術家、充滿勇氣的革新者、一手爛牌卻奮力苦撐的女性送給我們的禮物。這位女性有精準而頑強的能力，能洞悉我們那些最需要被看見的人性。收下花吧。

【前言】

十多年前，阿曼達在波士頓街頭以行動雕像的形式表演──準確來說是一個塗白了臉、八英呎高的新娘雕像。從遠處看，你可以看到路人停下來，把錢放入她前方的簍子中，微笑地看著阿曼達深情款款地與他四目交接，然後從她的花束裡掏出一朵花給他。我是不太容易被發現的那種人。我是那種會盡可能繞遠路避開行動雕像的人。我不是不願意把錢丟進街頭藝人的帽子裡──我願意這麼做，只是我喜歡保持安全距離，盡量不引人注意地把錢丟進去，然後逃之夭夭，讓人不知道我是誰。我會想盡辦法避免跟行動雕像眼神交會。我不想要花，我只希望沒人...

前言
請求的力量
後記
原文書編後語
作者隨筆
感謝

前言
請求的力量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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