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恩

會引發讀者A想要拍攝性別平等教育題材的電影，是因為本身是女性學學會的成員，過去在大學時期也參與了一些女性主義運動，包含勞工的、性少數的、弱勢的議題的抗爭，之後因緣際會之下，擔任民進黨婦女部的研究專員工作，接觸到一些在體制內奔走和改革的婦運先進，也瞭解性別平等教育之刻不容緩。但是當這些老師們繁忙奔走於學校和國家機器體制內，卻遇到了許多困境和阻礙，一些是來自於她們家裡的父權家庭的性別刻板印象的衍生，一些是做了性別運動和教育工作，但卻遭受學校內的排擠和打壓，產生了校園內對於性別偏見恐懼的白色恐怖，一些是在學校裡擔任教職，卻深受性別不平等的環境擠壓，而有學術工廠之性別不平等現象，女生經常在人力的派遣上，被編為行政類的、處理雜物類的，而男性學者掌握大多數的學校資源，升等與薪資都比女性學者順利和優渥，或甚是有自我認同為女同志的教師，經歷了痛苦的求職期，因為學校認為她的研究和認同會帶壞學生和小孩，而這也反映出台灣傳統及保守的教育生態。



而無意間，讀者A在台灣圖書館翻閱到女性學學會出版的書籍『發聲與行動-大學教師的學術勞動和性別運動』這本書籍，有幾個段落幾個場景觸動了她的心弦，例如：蘇芊玲老師的與父親之幽微，林昱瑄老師的學術工廠之性別不平等，劉安真老師開宗明義的表態說明自己是ㄧ個女同志...我以身為女同志為榮，而她的領域『諮商』卻覺得同志研究是偏激，被認為是只懂同志，不能當老師，這本書裡頭所提到的很多關於性別平等運動的現況和困境都讓讀者A感到必須再度拿起攝影機，記錄這些在第一線的教師工作者，此外，除了大專院校所會遭遇到性別不平等現象，在高中、國中或甚是小學、幼稚園，一些受到性別運動啟蒙的老師們也無時無刻感受到在教育中所面臨的體制、家長、其他老師們的偏見和誤解，而在性別平等教育運動裡受挫、哭泣和害怕的情緒和壓力，在於凸顯現實的困境，而找到一種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力量，讓社會大眾可以藉由書籍和影片更深入地瞭解這些老師們在女性主義的薰陶和熱情的鼓勵下，所會面臨的壓迫和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