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鑫

騎著奔馳如電的神駒，我在電扇的颶風中昂揚而過。

那時我七歲。對七歲的我來說，世上再沒有什麼比得上讓腦袋裡充滿新鮮空氣的了。我騎得越快，就有越多的氧氣灌入我的腦袋裡，排出一切雜慮。

我的駿馬突地躍進《大風廣場》 ，也就是俗稱的《天安門》。牠緊跟著打了個右彎兒，朝著醜大街疾馳而去。

我一手緊握韁繩，另一隻手則盡情地用來表現我的威風凜凜：小小的手兒一下子揮打馬臀，一下子揮打北京的天空。

我優雅的騎姿震懾了四週的一切：熙來攘往的行人、地上的痰、驢子，和電風扇。

我無須踢刺我的坐騎。牠是中國依著我的形象創造的一匹駿馬：氣宇軒昂且健步如風。牠簡直就是一部咆哮的內燃機，在眾人的讚嘆聲中呼嘯而過。

打從第一天到中國，我就了解一個真理：在這個大風之城中，不夠風光是件丟人的醜事。

話說回來，這裡幾乎什麼都醜極了。

當下我做了一個結論：這世上最美的，就是我。

倒不是因為我七歲的皮膚、血肉、幼髮和骨架子，有哪裡比得上聖主阿拉花園裡或外僑居住區中風情萬種的美女。

這世上最美的，是我為白晝獻上的長長的一段孔雀舞曲，是我的愛馬的風馳電掣，是我的頭髮如同被電風扇吹拂揚展的輕紗。

而北京充滿了一股嬰兒嘔吐的氣味。

在醜大街上，只有蓋過那些咳痰聲的達達的馬蹄聲、不許和中國人交談的禁令，以及人們眼光中令人驚懾的空洞。

在接近外僑居住區時，我的愛馬放慢了腳步，好讓守衛認出我來。顯然，一如往常，他們根本不會對我起一絲疑心。

我進到了位在三里屯的外僑居住區中，這是打從文字發明起我就住著的地方，也就是說差不多兩年前，接近新石器時代，四人幫時代。

「世界是所有發生的事件的總和」，維特根斯坦以他令人景仰的文筆寫道。

在1974年，北京並未「發生」－我不曉得該如何更適宜地解釋這種情況。

維特根斯坦不是七歲的我會特別鍾愛的閱讀對象。只不過當我的目光瞥見上述的三段論時，我得到一個結論：那時的北京和全世界實在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我倒是自得其樂：我有一匹馬兒，腦袋裡還有對氧氣的需索無度。

我擁有一切。我是一部長長的史詩。





只有萬里長城教我覺得和自己有些關係：它是唯一從月球上還看得到的人類建築，這一點倒是和我的偉大差堪比擬。它不會圈阻你的視線，而會將視線拉向無窮的遠方。

每天早上，總有一個奴隸來幫我梳妝打扮。

不過她自個兒不曉得她是我的奴隸。她以為自己是中國人。事實上，她沒有國籍，因為她是我的奴隸。

在到北京之前，我住過日本，那裡的奴隸要好得多了。中國的奴隸素質實在有待改進。

在日本時，四歲的我擁有一名專屬的奴隸。她時常俯伏在我的腳下。真好。

這個北京奴隸卻是什麼禮數也不懂。每天早上，她先是幫我梳理長長的頭髮－動作粗魯得像個野蠻人。我痛得大叫，在心裡頭揮了她好幾鞭。接著，她會幫我編一、兩條可愛的辮子，這是文化大革命沒有革掉的古老的編髮藝術。我比較喜歡她幫我只編一條辮子就好，這樣似乎比較符合我的身分地位。

我這個中國奴隸名叫「翠」。這名字我一下子無法接受。我試著告訴她，她該取個和我前一個可愛的日本奴隸一樣的名字。她一臉錯愕地瞧著我，然後又繼續自稱「翠」。打從那天起，我就確定這國家的政治裡頭絕對有些腐敗的東西。

有些國家和毒品一樣，中國就是其一。它有一種驚人的力量可以教凡是去過的人都變得自命不凡，甚至包括一些只是談論它的人。

這種自命不凡常常會化諸文字。多到驚人的一些關於中國的書就這樣寫成了。對中國這個促使人們文思泉湧的國家的形象而言，這些作品要嘛就是頂好的(例如Leys、Segalen和Claudel等人的)，要嘛就是頂差的。

我也不例外。

中國讓我變得自命不凡。

但是我有一個讓庸俗的崇華者無法匹敵的理由：我到中國的時候只有五歲，離開中國的時候只有八歲。

我一直清楚地記得知道自己將去中國住的那天。我當時才五歲，但是已經曉得箇中奧義，也就是說，我以後可有的好自吹自擂了。

這是絕無例外的規則：即便是最謗華的人也會拿他到過中國的經驗當作論戰的盔甲。

沒有什麼比故作輕鬆地說「我從中國回來的」更能自抬身價的了。直到今天，只要覺得有人對我不夠尊崇，我就會用拐彎抹角的方式，若無其事地說：「從前我住在北京的時候啊…」。

這句話真是屢試不爽－事實上，如果只是為了顯得與眾不同，我大可以說：「從前我住在老撾的時候…」。但是，這樣就不夠時髦了。提到中國，那可就經典許多；那是無條件的，是Chanel 5號香水。

但是，我們倒也不能用「趕時髦」一言以蔽之。綺想之中總有某個部分是非常巨大而且牢不可破的。任何一個踏上中國這塊土地的旅人，如果不是事先服用一大劑對中國的綺麗幻想，他所見到的將會是一場惡夢。

我母親是全世界最容易快樂的人了。但是，在我們到達北京的那個晚上，她竟被眼前醜陋的景象嚇得哭了起來。要知道，我母親可是從來不哭的人哪！





當然，中國還有紫禁城、天壇、香陵山、萬里長城、明陵。但這些地方，得星期天才去得成。

星期天以外的日子，我們就得處於污穢、絕望、水泥灌漿聲、外僑居住區和監視之中－中國人最擅長發明紀律與懲罰了。

沒有任何國家會令人盲目到這般地步：離開它的人會談論他們所見到的光輝燦爛的一面。即便他們有多誠實，也會傾向不提及縈繞在他們腦海中的這個國家的醜陋面。這真是個奇怪的現象。中國像一個精明老練的妓女，能夠讓恩客迷戀上她，卻讓他們忘掉她身上無數的缺點，連遮掩一下都不必。

兩年前的某一天，我父親面色凝重地收下一紙派駐中國的命令。

對我而言，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要離開住得好好的日本夙川 、美麗的山巒、房子和庭園。

父親向我解釋，這些還不是問題所在。聽起來，中國好像是個問題重重的國家。

「那兒是不是有戰爭啊？」我滿懷希望地問。

「沒有。」

這下子我可不高興了。怎麼可以叫我離開摯愛的日本，去到一個根本沒有戰爭的國家。好吧，是去「中國」。聽起來倒還可以。只不過，沒了我，日本該怎麼辦吶？內閣上下昏庸無能，真教我操煩！

1972年，我們開始準備離開。情勢緊張得很。我的絨毛小熊們被打包了起來。我還聽說中國是個共產國家，這我得好好地分析一下。情勢越來越緊迫，房子裡原有的東西一件一件地被搬走。直到有一天，整座房子都空了。該離開了。

場景：北京機場。毫無疑問地，這是個完全不同的國家。

我們的行李並沒有和我們一起到達機場，原因不明。我們得多留在機場幾個鐘頭，好等待我們的行李。幾個鐘頭啊？大概兩個鐘頭，或許四個，或許二十個。中國的魅力之一，就是它的不可預期。

好極了。這下子正好可以開始對四周環境做個分析。我在機場裡漫步，一副判官審案的模樣。嗯，有人說這個國家非常非常地不一樣，這話倒是一點兒不假。但是到底不一樣在哪兒，我還真說不上來。是醜嘛，倒也是，但是這醜法也是我前所未見、沒得比較的。絕對有個詞兒可以用來形容這醜陋：可我還沒學過。

我自忖到底共產主義是什麼。五歲的我為了一種強烈的自尊心，寧可不去問大人。畢竟我從來也沒有需要過他們的幫忙，還不是照舊學會說話。要是每次遇到不知道意思的字，就得先去問他們，那我不就還得停留在牙牙學語的階段嗎？我天生就曉得「狗」指的就是狗，「壞蛋」說的就是壞蛋——我根本看不出有需要別人教我一詞半語的必要。

所以這應該也不是什麼難事：我發現這裡有些東西蠻特別的。我不知道到底為了什麼：這裡的人穿著一模一樣，這裡的燈光看起來像神戶醫院裡的燈光，這裡的…





先別急。共產主義就在這裡，一點兒沒錯，但是咱們先別隨隨便便就給它下定義。這可是嚴肅的事兒，因為這是一個詞。

那麼，這裡最奇怪的東西該是什麼呢？

一時之間，這個問題讓我想得好累。我在機場的一塊大地板上躺了下來，沒幾秒鐘的功夫就睡著了。

我醒來了。不知道剛剛睡了多久。爸爸媽媽還在等行李，神情疲憊。我哥哥和我姊姊都躺在地上睡著了。

我已經忘掉共產主義這檔子事兒了。好渴。我爸爸給了我一張紙鈔讓我買東西喝。

走呀走的。這裡根本買不到像日本一樣的彩色氣泡飲料，只有茶水好買。「中國是一個人人都喝茶的國家。」我對自己說。好吧。我走近一個賣這種飲料的小老頭兒。他遞給我一碗熱騰騰的茶。

我捧著這個大茶碗席地而坐。這茶真是又濃烈又奇妙。我從來沒喝過這樣的東西。不到幾秒，我的腦袋就教茶給轟醉了。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的瘋狂。我好喜歡這感覺。我一定要在這個國家幹些轟轟烈烈的大事。我一路活蹦亂跳地穿過整個機場，像個陀螺似的轉個不停。

就在那一剎那間，我和共產主義迎面而遇。

行李終於到達時，都已經深夜了。

一輛車載著我們穿越一個極度詭異的國度。這時已近午夜，馬路寬闊，幾無車跡。

爸爸媽媽仍舊神情疲憊，哥哥和姊姊則驚奇地看著四周的景物。

茶裡的咖啡因正在我腦袋裡放著煙火。別人是一點兒也看不出來，可我興奮得快要瘋狂了。眼裡的一切，由我開始，都突然變成龐然大物。腦袋裡機靈古怪的一堆思想正在玩跳格子遊戲。

我並不知道在當時的環境下，這種狂喜是一點兒都不合適的。我彷彿和四人幫時代的中國有了時差。這個時差將持續三年。

車子到達三里屯的外僑居住區。這個外僑居住區由高牆圍繞，高牆外則又圍了一圈中國士兵。區內的建築物活像監獄。我們分配到了一間位於五樓的公寓。沒有電梯也就罷了，八段樓梯還全都淌著尿水。

我們扛著行李上了樓。媽媽哭了起來。我很清楚在這時候向她展現我的狂喜症不是乖小孩該做的。我自己只好成為唯一曉得這個秘密的人。

從我新房間的窗戶看出去，中國真是醜得可笑。我向天空投了個充滿優越感的眼神，還把睡舖當成蹦蹦床跳來跳去。

「世界是所有發生的事件的總和」，維特根斯坦寫道。

根據中國報紙所稱，北京發生了各式各樣深具意義的大事件。

但沒有任何一件是可證實的。

每個星期，外交郵袋 為諸大使館攜來國內報紙：那些與中國有關的章節彷彿敘述的是另外一個星球的事。





一份印行數量有限的通報會分發到中國政府官員手上；另外，雖然對新聞透明性有一種異常的擔心，卻也會發給他國外交官：這份通報來自於與人民日報同一家新聞組織，而內容真的是乏善可陳到了極點。這些新聞內容的真實性完全不值得大吹大擂，我們實在很難考證它們的正確性：在四人幫統治下，各種新聞版本的製造者全都迷失了自我。

對當時的外僑社群而言，大家一樣是迷失了方向。終於，那些外交官說實話啦，他們壓根兒不曉得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他們仍然以整個外交官生涯中最文雅、最優美的筆調，寫著一份又一份要呈給部長或內閣的報告。無數的作家的使命感就這麼絲毫不需其他解釋地誕生於北京。

要是波特萊爾 能知道他的《Nimporte où hors du monde》 在中國這個真、假與非真非假的積累中找到了一個最佳闡釋，他應該不會對它產生那麼強烈的慾望吧。

北京，1974，我不讀維特根斯坦，不讀波特萊爾，也不讀人民日報。

我讀的不多，因為我太忙了。閱讀這種閒差事，就留給那些無所事事的大人吧。總要讓他們有些活兒好幹。

我呢，我可是身負重任。

我有一匹佔去我四分之三時間的馬兒。

我得到眾人面前炫燿炫燿。

我得好好地維持我的形象。

我得在這兒留名立萬。

還有呢，尤其是，這兒有場戰爭要打：三里屯外僑居住區內，一場史詩般壯烈的戰役。

試將一大群國籍不同的小孩擺在一塊兒，關在一個狹窄的混凝土空間內。然後放任他們自由，不加管束。

如果你以為這群小傢伙會相親相愛地處在一起，那你可就太天真了。

我們一家到達此處的當兒，一個高峰會議正在舉行 。與會者咸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太過草率了。

一切得重新來過，不過什麼都沒有改變：最惡劣的大壞蛋還是德國人。

而三里屯當然少不了德國人。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實在太小啦：這一次，同盟國 聯軍將盡可能地涵括所有國家，連智利和喀麥隆也要算進去。

不過，不包括美國和英國。

種族主義？不。這純粹是地理因素。

這場仗就在三里屯裡邊兒打。

但英國人住在舊的外僑區；美國人則全都住在他們自己的住宅區，圍繞著一位名叫喬治•布希 的大使的官邸。

少了這兩國的參與對我們完全沒有影響。我們大可略過美國人和英國人。不過，我們可不能放過德國人。

這場戰爭開始於1972年。就在這一年，我明白了一個天大的事實：在這世上，誰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沒有敵人。

沒有了敵人，人類不過是一群可憐蟲。生命將是一場苦難，充滿了空虛與無聊的折磨。

而敵人，就是彌賽亞 。

騎著奔馳如電的神駒，我在電扇的颶風中昂揚而過。那時我七歲。對七歲的我來說，世上再沒有什麼比得上讓腦袋裡充滿新鮮空氣的了。我騎得越快，就有越多的氧氣灌入我的腦袋裡，排出一切雜慮。我的駿馬突地躍進《大風廣場》 ，也就是俗稱的《天安門》。牠緊跟著打了個右彎兒，朝著醜大街疾馳而去。我一手緊握韁繩，另一隻手則盡情地用來表現我的威風凜凜：小小的手兒一下子揮打馬臀，一下子揮打北京的天空。我優雅的騎姿震懾了四週的一切：熙來攘往的行人、地上的痰、驢子，和電風扇。我無須踢刺我的坐騎。牠是中國依著我的形象創造的一匹駿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