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頴琳

一、電子傳媒

香港的無綫電視和有線電視兩大公司分別是收視率最高的免費及收費電視台。隨着新媒體的迅速擴散，觀眾可選擇的信息平台不斷增加，香港電視業的競爭變得日趨激烈，深入報道從邊緣走入了中心， 成了電視的「搶手貨」。回歸後的香港傳媒愈來愈多地把視線放在兩岸三地的重大事件上，查找事件之間隱含的、內在的聯繫，故事源頭挖得愈深，愈有可能觸動港人的神經。呂秉權是香港傳媒工作者中的佼佼者，獲得過本地所有的新聞獎，當年他以香港記者的身份，走訪中國各省份，了解國情，報道時事，作為經驗之談，他認為挖掘故事背後的故事更有意思， 結果更發人深省。創意，在於思考，尋根究底的精神帶你透過現象走向事件的本質，他的報道，如《中國鬥雞故事》、《農民自資拍片》、《魚蛋無魚、牛丸無牛》、《核試遺害》等都得到觀眾的迴響。他認為大膽假設、仔細觀察、不斷思考，才能夠成就出色的新聞故事，不僅如此，好的新聞故事更會帶領讀者思考。在香港寫中國內地的故事看來沒有什麼掣肘，但要在中國採寫新聞故事，作為一個不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只有拼命發掘，巧妙尋找才能獲得有價值的線索。

呂秉權是新聞系本科畢業生、新聞系在讀博士生、做過報紙記者和編輯、當過電視台新聞節目主持人、現全職從事新聞教育，多次獲得新聞界的殊榮和大獎。他的經歷使他成為一個「全方位」的新聞人， 這是本書以他的訪談作為開篇的主要原因。

問： 你是如何鋪排電視新聞故事的？

答： 做新聞的沒有一個特定的格式，如5W1H（What 什麼，Where 何地，When 何時，Who 何人，Why 為何，How 如何），我的想法是首先發掘別人未曾做過的新聞，即使做同一宗新聞都希望盡量做得比別人多些。如果你和別人做同一宗新聞，出來的成品又一模一樣，那基本上就不用看了，看一個就等於看了100 個。所以我對自己的要求是一定要與別人不同，題材及其他各方面都要獨特。至於怎樣去組織故事，首先那個新聞真的要有新的地方，其次，新聞的重要性及趣味性也不可忽略。當然有些故事未必有趣，但有新的因素是重要的。有特質即是有趣，我們要將一些基本和重要資訊清楚地表述出來，除了讓人們知道新的發展，還希望他們思考問題，有一些能啟發他們的東西，而非「水過鴨背」。

例如，我曾做過一宗關於幾個來自青海的牧民在香港遇到詐騙的新聞，當時在香港引起小小風波。有人認為他們抹黑了香港旅遊的形象。但背後的故事是，那些牧民省吃儉用不知「賣了多少頭羊」才能到香港旅遊。當時我就負責在內地跟進他們的情況。那個故事主要講這班牧民雖然受了屈辱，但回去並沒有抹黑香港，而是說忍過去就算了。我覺得他們之所以這樣想， 原因是他們厚道，也可能有官方的人曾找他們談過。這宗新聞就只有我們跟到最後。我在文章中說，這幾個牧民厚道，他們保護了香港的旅遊形象，可是再想深一層，香港是否應該有法律和制度保證遊客權益免受侵害才是正確的呢？我通常會在新聞中提出反省或一些盡量令人思考的東西。

另一個例子，內地不少富家子弟是「逃學威龍」、不肯讀書，於是被父母安 排去軍訓，受「虐待」，希望藉此使他們清醒。我在報道結尾時提及現在社會進步，物質條件改善，但令人深思的是豐富的物質條件不一定能令年輕人「成龍成鳳」。我特意採訪了負責軍訓的教官。這些退伍軍人出身於農村草根階層， 從沒想過現在要這樣「虐待」富家子弟。他們認為，如果自己是個富家子弟，一定不會這樣不上進，不會如此不珍惜自己家庭所給予的好條件，不會這樣辜負父母。我用這個方法去推動觀眾思考有關問題。

問： 你怎樣尋找新聞來源？

答： 這個面很寬，幾方面都有。我有一些相熟的朋友，定期會聚餐或打球，各人圈子裏所發生的事基本上都會告訴你，包括最新動向。因為是朋友和信得過的關係，他們會告訴你他們現在在做什麼。比如關於一宗法庭新聞，他們認為哪些文件重要等，我們都會交流。另外，更多的是留意身邊的人和事，以及上網搜尋。例如我住在上海，每日或者定期我都會在電子新聞（WiseNews）或者百度新聞上搜查，只是簡單打「上海」兩個字就會出現很多沒有關係的垃圾，我就「飛得很快」，但有時你也會在這些「垃圾」中看到一兩條有意思的題目，我們平日會錯過，主流社會也不會報道，或只是以大眾化的角度報道，你就可能從中「翻出」一些東西來。例如那時我看了一些感動中國的人物報道。

這些感動中國人物中有一位婆婆，專門收留出獄的釋囚。那些釋囚因為長時間坐牢，加上家中貧窮，有的已被家人離棄，出獄後難以融入社會。這位婆婆便收留他們。那個報道講述婆婆的人性光輝，怎樣普渡眾生等。我仔細深入看，發現婆婆家在山西，但收留的人卻來自世界各地，而且數以百計，還有監獄局轉介一些釋囚給她。我覺得不對勁，這些幫助釋囚重新適應及投入社會的工作應該是政府責任而並非一位老婆婆。政府濫用了這位婆婆的好心，源源不絕地送上釋囚，又無任何補貼。我又去了解為什麼這些釋囚如此難以融入社會，而原因正是政府沒有有效跟進他們出獄後的新生活。當時，釋囚的重犯率逐年顯著上升。我發現背後的問題是政府管理及善後得不好，使釋囚難以融入社會。政府不跟進，反而數以百計地推到婆婆那邊。如此便成為一個新聞題材。我覺得這背後的故事比受到讚頌的感動中國的人物故事更值得探討。

另外，新聞來源還包括一般的社交場合，我平時會留意日常生活，例如會去新開的展館、展區等。比如很多年前，我有一次路過一間「餐吧」，看到狗在內進食，詢問後發現那是全國首間寵物餐廳，為狗提供食物及專用食具。總之，很多元素都能刺激到我找新聞。

一、電子傳媒

香港的無綫電視和有線電視兩大公司分別是收視率最高的免費及收費電視台。隨着新媒體的迅速擴散，觀眾可選擇的信息平台不斷增加，香港電視業的競爭變得日趨激烈，深入報道從邊緣走入了中心， 成了電視的「搶手貨」。回歸後的香港傳媒愈來愈多地把視線放在兩岸三地的重大事件上，查找事件之間隱含的、內在的聯繫，故事源頭挖得愈深，愈有可能觸動港人的神經。呂秉權是香港傳媒工作者中的佼佼者，獲得過本地所有的新聞獎，當年他以香港記者的身份，走訪中國各省份，了解國情，報道時事，作為經驗之談，他認為挖掘故事背後的故事...

新聞創意的界線與戒線

在學校讀新聞，單靠教師和教材是遠遠不夠的，一個學生要成為一個好記者必須大量接觸課堂外真實世界的新聞，並逐漸養成一個有別於一般讀者的閱讀習慣，包括刻意關注報道的角度、觀點、文字功底、寫作手法和創意，對不同傳媒機構的立場和風格暸如指掌，對業內的八卦、名筆的作品，獲獎者的經典報道如數家珍。

只要有興趣，做到這些其實並不難，然而要了解一則新聞背後的故事就不那麼容易了。正常情況下，一般人聽到及看到的新聞都是成品，根本無法知道一篇報道所經歷的選題、採編、修改和技術處理的過程，即使有興趣的人，也只能依賴有限的知識和常識去推測新聞的來龍去脈，揣摩故事的弦外之音。



而在整個新聞生產過程中，創意可以說是最獨特的一個環節，因為相對於其他方面，創意的難度更高，操作更複雜多樣，創意者承擔的風險也更大。總體而言，創意有強調新穎的一面，這和創新有相同之處，它迎合權力（如得到上司或官方的嘉許），討好市場（如打造品牌、增加銷量）。但在一定條件下，創意也有令當權者（包括市場）尷尬的一面。當創意變成叛逆者的武器時，它更注重手法的巧妙而不是題目的新穎，無論是刻意還是即興的，此時創意的目的就是在不違規的基礎上讓原本不被權威接受的話語蒙上一層合法性的面紗。

這就牽扯到一個更複雜的問題。

做過新聞的人都知道，日常生活和傳媒內容的關係十分蹊蹺。有時，報道猶如一面鏡子，將事實似乎絲毫不加修飾地折射出來；有時，報道把報道對像扭曲得面目全非，讓熟悉的事情變得怪誕，認識的人變得陌生。如果說關心時事、熱衷新聞的人是在前台看戲的話，那麼記者編輯則是在後台做戲，那隻給新聞「化妝」，左右著報道選題、事實篩選、描述角度、使用的字眼，甚至決定著一篇報道最終能否「登台」的無形的手，用最籠統的方法概括，就是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深深地植根在傳媒人腦中，使一些事情在報道中具有先天免疫力，不能被挑戰，享有毋庸置疑、天經地義的至高地位，如：國家利益、社會制度、政權合法性、民族團結、領土完整、普世價值等。同樣，另一些事情自然而然地被排斥在大眾傳媒的廟堂之外，成為江湖上另類網絡或茶餘飯後小眾的閒言碎語，此類話語大多是對前者的諧謔、嘲弄、質疑、批判與挑戰。

抽像的是，位於國家和機構層面的原則立場，首先通過從幼兒開始的社會馴化，成為採編人員個人的核心價值觀，再經從幼稚園開始一直到大學的階梯式教育和職業專業主義理念的訓練，轉化為具體新聞實踐的操作指南，形成規矩和常識，滲透在傳媒的分工合作、等級觀念、角色認同等機構架構的每一個角落中。這個架構的持續與穩定至關重要，而維繫運作平穩不變的各種力量中首當其衝的就是獎懲制度。

「界」與「戒」是傳媒日復一日內容生產流程中看不見摸不著，而所有從業人員又都心知肚明的兩條不可逾越的「線」。內部操守、自律靠這兩條線，外部各種權力機構、利益團體對傳媒施加壓力，以及老百姓用眼球和錢包對傳媒表現作出評判，很大程度上也是靠這兩條線，即使在民主社會，對犯規的懲罰也可以是致命的。

界線與戒線的區別很難三言兩語說清楚，除了這兩個概念本來就邊界模糊、相互交集之外，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的目的亦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針對本書訪談所涉及的內容範圍，我們選用了意識形態下的「專業主義」和「政治立場」兩個維度，把二者粗略地劃分開來。雖然有些人會認為，前者應被視為後者的一個子維度，但是畢竟專業主義的主要內涵（如及時、全面、準確、平衡地報道事實）是跨越政治立場的。

按照這個分法，專業主義作為職業價值觀，它的「清規」屬於界限，它限定了故事的結構（如倒金字塔）、內容的質量（如準確全面、去除作者個人偏見）、道德法律責任（如不雅淫褻、誹謗造假）、社會義務（如關注弱勢群體，監督權貴）、對文化習俗、歷史傳統的尊重等。專業主義理念背後有一個重要的假設，就是世界是客觀存在，新聞「應該」循規蹈矩地對客觀世界如實報道，任何偏離客觀世界的報道均屬傳媒誤差和偏見，是「不專業」的。

政治立場的「戒律」被定義為「戒線」，是因為它對傳媒施加公開的或隱匿的壓力，黨媒強調黨派喉舌作用，市場導向的傳媒強調娛樂性與消費者權益等就是例子。此類束縛所限定的不是講故事的結構和手法，而是哪些故事能講，哪些不能講，事實的哪個層面可以報道，哪個不可以，應該如何給社會群體貼標籤（是叛軍還是解放力量？是恐怖分子還是民族英雄？是侵略軍還是維和部隊？）。

顯然，政治立場理念背後也有一個重要的假設，和專業主義不同的是，這個假設認為世界不是也不可能是客觀存在，而是當權者及廣告商以自己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建構出來的（反對這個建構也帶有主觀目的，亦屬建構），如此，一切對同一事實與自己不同的看法皆屬偏見。新聞從業人員既沒有獨立定義現實及其社會價值的能力，也沒有被賦予這個使命，任何偏離本傳媒政治立場的報道均屬事故，是「不正確」的。

新聞創意就是在不違規（更直白地說，是在顯得不違規）的條件下跨出這兩條線。

新聞紛繁雜亂的外表掩蓋著高度公式化的內容「八股」，它留給創意的空間十分狹小，而且新聞文本的性質也不容創新過於頻繁，所以在業界很難想像有人專職創新，但總有不甘落入俗套的新聞人偶爾會作出某種嘗試，本書的受訪者皆屬於此列。創意通常始於興趣和衝動，靈感乍現的現像並不罕見，然而即便如此，創意還是離不開行業知識與經驗的積累、豐富的想像、敏銳的觀察與悟性，也就是說，新聞創意是一個在課堂裏學不到的本事。

問題遠不止於此，新聞機構及個人在將創新付諸實踐時往往需要投入很高的成本及承擔很大的風險，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血本無歸，人事變動甚至關門停刊的厄運，這顯然是管理層和財團大佬不願看到的。另一方面，在市場和新科技強大浪潮的推動和驅使下，傳媒為了避免被淘汰，又不得不與時俱進作出創新的選擇，大數據既惹不起也躲不過，不願創新但又必須創新的結果就是機構會努力將創新的負面後果最小化，而不是把創新的正面利益最大化。

很早以前，傳播學者們就注意到在編輯部裏控制與創新這對矛盾，就像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是一個兩難的困境，記者既要討好編輯，又要巴結受眾，他們在關心內容生產、官僚流程、分工合作、人際關係、職務升遷、辦公室政治的同時，還要密切注視由當權者更迭帶來的政治風向變動、社會思潮的起伏、民主進程、公眾權益，以及所謂文化空間的「意義再現」等。從業者個人的人文修養與入世情懷經機構內外各種力量「調教」之後，融入到一個叫「體制」的東西中去，形成信息體系、報道口徑、主旋律等所謂建制常態話語。

如此這般，新聞創新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維護體制強調共識的前提下，盡量改善現有的報道方式，推陳出新並充分利用和發揮新科技的維穩功能，為安定和諧服務，我們可以稱之為頌揚或共識型創新，它把傳媒功能和官方權力緊緊捆綁在一起。舉個例子，2015年8月新華網上刊登的一篇署名「慎海雄」、題為〈新聞＋創意：建構主流媒體融合發展新常態〉的文章，提要中一語道破天機，揭示出頌揚型創新的本質：

目前，大數據挖掘、詞雲圖、信息可視化、果殼問答等已經成熟地應用於日常報道、集成報道、融合報道中，新華社集成融合產品體系已經蔚為大觀。新聞＋創意，作為新華社推進媒體融合發展的常態，也將是主流媒體拓展新媒體空間的一種態。

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是黨中央著眼鞏固宣傳思想文化陣地、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也是傳統媒體在數字革命和新興媒體的強烈衝擊下，應對全球傳媒格局變化、提升整體實力和核心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另一類是批判或對立型創新，顧名思義，此類創新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發泄怨氣，表達不滿，它的表現形式輕則揶揄諷刺，重則義正言辭，其揭露制度陰暗面、抨擊社會問題和尋求改變現狀的態勢頗有古時「文死諫」的味道。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類表達只有通過創新巧妙地將觀點安插在字裏行間，才能安全地實現，因為忠言無論在哪裏都是逆耳的。

按照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分析，話語的「政治偽裝」就是在不改變當權者制定的遊戲規則情況下，利用各種微妙（如含沙射影、借古喻今等）的修辭手段對制度中存在的不平等及其他弊端提出指責和批評，斯科特稱這種做法為「弱者的武器」。當下流行的許多潮語、惡搞、無釐頭、擦邊球，以及一些亞文化話語，就像隨處可見的牆上塗鴉一樣反覆地提醒我們抗爭式創新不只是一個本事，更是一門藝術。

遙想當年，筆者在國內一家英文紙媒做記者時，就留意到不少年輕的編採人員剛剛入職不久就開始嘗試創新，在專業主義方面，為增加趣味性，他們會用寫軟新聞的方法寫硬新聞；為突顯人情味，他們會用個人化寫法描述社會現像；為展示文采，他們會在文章裏插入拉丁文或法文。在政治立場方面，有人會把官方眼裏敏感的內容「埋」在文章最不顯眼的位置，通常是最後一段，傳播學研究裏「反向倒金字塔」的概念所指的就是這種追求聊勝於無的心態；也有人會用明喻暗喻等修辭手段對現行政策或其他看不慣的事情指桑罵槐，明褒暗貶。總而言之，就是想辦法用可以說的話去說不讓說的事情。

眾所周知，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每當一件事情、一個人或者一個名詞被禁的時候，就是網民發揮想像力、施展創意才華的時候，有政策就有對策，有防火牆的地方就有人翻牆，二者均離不開創意。

然而不管傳媒創意在機構內外的經歷多麼坎坷，它的成品最終要通過受眾一關。在香港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報攤，恰如傳統自由主義者理想中的那個充滿觀點碰撞、喧鬧的「意見集市」，是各種政治背景代言人的格鬥場，勝出者獲得的最大獎品就是公眾的青睞，即使是競爭落後者，也要通過財政補貼或其他非廣告形式的收入穩住其「在場」的地位。傳媒將受眾的注意力作為商品賣給廣告商，從中牟取暴利，這個生產鏈在政治經濟學領域裏已是老生常談，但是普通市民在接觸及接受信息時，極少意識到自己表面上是信息消費者，而實際上是傳媒製造出來的商品，並且要為那些看似免費的網頁、應用程式、電台、電視台、報紙等付出沉重的物質及精神代價。

傳播學對受眾效果的研究發現，傳媒和商家在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幫助我們的錢包減肥的同時，還影響我們的「三觀」（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讓我們離不開傳媒（傳媒依賴理論），想傳媒所想（議程設置理論），說傳媒所說（沉默的螺旋理論），做傳媒鼓動我們去做的事（涵化理論）。

傳媒到底是迎合還是引導受眾？是滿足還是製造需求？這個問題在學界和業界一直都有爭議，眾說不一，可以肯定的是，受眾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傳媒的命運，香港報攤上幾十種出版物呈現出的形式多元背後，是幾家獨大的實際壟斷，兩家傳媒集團佔據了超過八成的讀者市場，廣播電視業的情形與紙媒不相伯仲。眼球爭奪戰中，梟雄稱霸的格局為創新製造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原因很簡單：贏家作為既得利益者，希望維持現狀，除了迫於無奈必須跟上新科技的步伐之外，沒有創新和改變現狀的動力；輸家雖有創新的意願，但由於資源匱乏，不能也不敢低估創新的風險和代價。為避免徹底出局，他們在面對一切創新衝動時均需三思而後行。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業人員個人還是傳媒機構，跨出意識形態的界線和戒線絕非易事。記者服務於機構，機構從屬於黨派、利益集團、財團或組織，而這些組織又鑲嵌在整個社會政治制度中，環環相扣，每增加一個環節就多一層「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禁錮，這或許是傳媒有別於其他行業最顯著的一個特點。新聞院校的畢業生，從走進編輯部那一刻開始，就要體驗學習、再學習和逆學習（learn, relearn, unlearn）的專業社會化過程，不僅僅要拋棄掉一些課堂學到的陳舊的、不接地氣的東西，更重要的是，要視所供職的那家傳媒的政治立場和編輯方針而修正、調整或掩蓋自己的理想與理念，甚至要反課堂傳授之道而行之。

試想一個記者如果從《文匯報》跳槽到《明報》，過一段時間再跳到《蘋果日報》，他對一些熱點事件的報道態度可能要發生幾次180度的大轉彎，這樣做過的人會告訴我們，每次轉工都要面對新的專業主義或政治立場的禁區，新的界線與戒線，都要經歷不小的職業震撼及隨之而來的心理調整。政治考量之外，講故事的修辭手法也非常講究，有意義和有意思同樣重要。在整個過程中，創意雖是輔助手段，大多情況下只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但當作者利用創意去突破界線和戒線時，創意就會反客為主，變成寫作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原因。

創意難就難在對主次關係的拿捏，對界線和戒線的敏感，對風險和代價的估算，以及對效果的自信。從本書受訪者的個人親歷和他們的作品來看，這也許就是創意的真正動機和樂趣所在。

接受我們訪問的從業人員有美國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和亞洲出版商協會頒發的年度最佳新聞獎（SOPA Awards）獲獎者等殿堂級記者及編輯，也有普普通通、名不見經傳，但多年如一日、辛勤地在新聞領域耕耘的採編人員。這十幾個人在業界打拼的時間加起來超過400年，他們的個人經歷十分豐富，職業平台跨越報紙、電視、廣播、網站、雜誌，所供職的傳媒的政治立場和編輯原則差異相當大，有些甚至是對立的，如世俗與宗教、左與右、建制與民主、精英與大眾、中與西、專業與市場等，他們中間有擅長寫新聞的，也有長期寫評論的，甚至有畫漫畫的，這就為本書的內容增添了多元的視角和代表性。

我們與他們進行了深度訪談，對話內容涉及面很廣，包括新聞教育、傳媒工作環境、媒體創意發展、個人成敗經驗、傳媒公信力、新媒體科技等，看似繁雜的話題，其實圍繞著一個焦點—新聞創意及由此引致的對界線和戒線的突破。訪問採用半開放形式，部分固定問題提給所有受訪者，另一部分問題是鬆散的，是根據受訪者具體情況追問或即興提出來的。談話大多在一小時內完成，之後將錄音逐句逐字聽寫出來變成文字，除個別行話需要編者作出簡單解釋之外，我們把中英文夾雜的談話亦全部譯成中文，整個訪談以問答形式呈現，在代表作上，因版權跟字數的限制，所以把電視節目的部分內容、英文文章翻譯成中文之後以節錄形式呈現出來，供讀者參考。

總體來講，我們選擇受訪者的動機和標準有三：

一、跨地域。雖然在短時間內找到中港台及歐美資深新聞從業人員並非易事，但我們認為在這方面下功夫是值得的，因為跨地域對訪談能夠在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和傳媒生態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十分重要。所慶幸的是，我們在編寫本書時，適逢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舉辦第四屆普立茲最佳新聞獲獎者工作坊和首屆亞洲出版商協會最佳新聞獲獎者頒獎儀式，兩個新聞界的大事將一批業界翹楚帶到我們身邊，為我們節省了大量的資源和時間。

二、跨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即使在同一地區，不同背景的傳媒在報道（或不報道）某些新聞事件時會選取不同的新聞角度，這點在街頭政治和抗爭行為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即使在同一類、甚至同一家傳媒，不同的記者對專業主義（如公信力、客觀、公正、創意等）的定義和看法亦可大相徑庭，讀者除了可以從訪談中看到受訪者如何鋪陳個人觀點，更可以從他/她們代表作的字裏行間找到清晰的例證。如果口中的專業主義和筆下專業主義有出入，就更加有意義，因為它恰恰反映出動態新聞話語的複雜性，並為我們研究、理解和反思新聞專業主義打開更大更多的空間。

三、跨新聞教學與實踐。受訪者中有一半是接受過或正在接受正規新聞教育，屬於「學院派」，另一半則是「半路出家」做新聞，聽兩種人講述如何做新聞，比較他們寫的東西，讀者可以更多地了解新聞教育在新聞實踐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前所述，二者在很多場景下是相互衝突的，教科書中傳授的操作原則在編輯部完全有可能被視為老套、刻板、教條；反過來，業界的一些做法也很容易在課堂裏被嗤之以鼻和不屑一顧。如何處理這些衝突，以及如何解決二者的矛盾，雖然沒有統一的答案，但社會責任、人文情懷、法律意識等卻是所有傳媒人均認同的基本行為準則，讀者不妨在思考這些問題時帶入個人價值觀，從而作出自己的獨立判斷。

另外，我們在每個訪談和代表作品後面附有一個簡短的「觀察與反思」，針對記者的觀點、作品的敍事結構和文字表述、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等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認為這些問題不但對新聞院系的在校生有一定輔助價值，而且對從業人員和一般讀者也有啟發性。從這個意義上看，問題比答案重要。

本書根據受訪者所屬的傳媒平台及內容語言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電子傳媒」，包含了四個本地電視和電台的資深從業人員；第二部分是「傳媒組織與機構」，包括一個宗教組織的研究員和香港記者協會的負責人；第三部分是「紙媒」，囊括了三份本地報紙、一份本地雜誌及一份台灣雜誌，受訪者多數為總編輯級人物；第四部分是「通訊社」，受訪者一位曾就職《路透社》，一位是《中新社》總編輯；第五部分是「海外紙媒」，受訪者包括兩份美國報紙、一份美國雜誌的資深記者及本地《南華早報》的政治漫畫家。

郭中實

新聞創意的界線與戒線

在學校讀新聞，單靠教師和教材是遠遠不夠的，一個學生要成為一個好記者必須大量接觸課堂外真實世界的新聞，並逐漸養成一個有別於一般讀者的閱讀習慣，包括刻意關注報道的角度、觀點、文字功底、寫作手法和創意，對不同傳媒機構的立場和風格暸如指掌，對業內的八卦、名筆的作品，獲獎者的經典報道如數家珍。

只要有興趣，做到這些其實並不難，然而要了解一則新聞背後的故事就不那麼容易了。正常情況下，一般人聽到及看到的新聞都是成品，根本無法知道一篇報道所經歷的選題、採編、修改和技術處理的過程，即使有興...

一、電子傳媒
1. 呂秉權 前無綫電視及有線電視主播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資深講師
2. 梁啟業 前亞洲電視非戲劇節目總監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3. 鍾政勤 《旅遊玩家》節目主持人
4. 潘達培 前香港電台節目監製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專業應用副教授
5. 韓志成 力天多媒體總編輯

二、傳媒組織與機構
6. 林瑞琪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委員天主教聖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7. 任美貞 香港記者協會副主席

三、紙媒
8. 覃純健 前《明報》編輯主任 《香港 01》編輯主任
9. 李啟文 《大公報》副總編輯
10. 盧少明 《香港商報》助理總編輯
11. 陳一姍 《天下雜誌》副總編輯 亞洲出版業協會 2015 年卓越經濟報道獎得主

四、通訊社
12. 梁淑芬 前路透社高級記者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博士生
13. 陳立宇 中新社香港分社總編輯

五、海外紙媒
14. 邁克爾．維泰茲 《費城問詢者報》記者1997 年普立茲新聞獎得主
15. 吳筱玫 前《時代週刊》記者 馬裡蘭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
16. 狄雨霏 《國際紐約時報》通訊記者 亞洲出版業協會 2008 年年度記者獎得主
17. 哈利．哈裡森 《南華早報》漫畫家 亞洲出版業協會 2015 年卓越漫畫獎得主

一、電子傳媒
1. 呂秉權 前無綫電視及有線電視主播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資深講師
2. 梁啟業 前亞洲電視非戲劇節目總監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3. 鍾政勤 《旅遊玩家》節目主持人
4. 潘達培 前香港電台節目監製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專業應用副教授
5. 韓志成 力天多媒體總編輯

二、傳媒組織與機構
6. 林瑞琪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委員天主教聖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7. 任美貞 香港記者協會副主席

三、紙媒
8. 覃純健 前《明報》編輯主任 《香港 01》編輯主任
9. 李啟文 《大公報》副總編輯
10. 盧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