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逸駿

 

　　本期《思想》出刊之時，全世界陷在新冠病毒的籠罩之下已經滿兩年。疫情對各個社會的衝擊方式以及幅度不一，但是其影響是全面的，並且很可能相當持久，即使疫情有消退之日，人類的生活與互動方式也將不同於以往。

 

　　本刊在前年曾經發表台灣大學高等研究院組織的一次論壇集稿，作為41期《新冠啟示錄》的專輯，對疫情的整體意義從不同學科進行了探討。隨著疫情進入第二年，清華大學社會所林文源教授主持的「記疫」網站上積累的資料與文獻更形可觀，經本刊編委汪宏倫教授倡議，邀請參與網站「對話」活動的幾位學者撰稿，再次針對covid-19在台灣引發的諸多議題進行多學科的討論。執筆寫作「致讀者」之時，新變種Omicron正掀起又一波大規模流行，歐洲、美國、印度都進入前所未見的感染高峰，台灣也重現疫情。2022年大概不可能擺脫新冠的騷擾，所以不斷的關注與討論當是必要的。我們會延續本刊的一貫宗旨，希望接下來把焦點擴展到其他華人社會對這次疫情的反思，繼續擴充「記疫共同體」的內涵與外延。

 

　　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一向爭議很多，忽思慧、李舵兩位談中國社會主義與清真飲食的文章，敘述清真飲食從革命時期到「前三十年」在中國的地位，值得讀者重視。讀者無妨先讀該文的「餘論」，對於兩位作者的問題意識會有更深的體會。兩位作者顯然認定社會主義志在追求「普遍的解放」，因此對清真飲食──乃至於其他少數民族的生活需求──的尊重，乃是「社會主義實現普遍解放的一種必要途徑」。但他們也看出即使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玫瑰色」時期，已經出現了問題，預示著日後的各種緊張。其實，「普遍解放」的革命理想能不能驅散民族主義的幽靈，在俄國革命時期已經引起懷疑。在國際共運的高潮期，蘇共對各國革命路線的干預，也經常以蘇聯的利益為優先。換言之，社會主義解放的「普遍」，在民族問題──特別是少數民族──上經常觸礁。今天大家喜歡設定一個「中國模式」，但是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有沒有／如何維繫「普遍解放」的理想，就更難以聞問了。

 

　　本期王長江教授寫知識分子，重申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批判性、超然性」，思考如何在制度上維護知識分子的這些特性，可能令台灣某些知識人覺得疲乏，但是這篇廣徵博引的長文在中國語境當然是有感而發，並且擲地有聲，並無空話。王教授在中共黨內從事高級幹部的培訓工作，熟悉馬列主義傳統的知識分子觀點，對其他傳統的知識分子理論也有通透的掌握。在文章中他雖然不曾涉及中國知識界的具體狀態，但是顯然他意在言外，有期待但更有憂慮。

 

　　在中國大陸的人文學界，現代文學是具高度活力、也有影響力的一個學門。畢竟20世紀中國左派的思想史，相當程度上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史中展開的。到了今天，新左派的最踏實的一塊園地，依然是現代文學研究。姚新勇教授在本期對新左派文藝批評的整理與檢討，幫助我們對這個領域有所了解，有興趣的讀者請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