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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流轉與在地生根—華人族裔企業的今昔
作為一個史學家，我習於從歷史流變檢視當代，也在當代發展中照映過往。許多人對於鄭芝龍、鄭成功父子之開台歷史耳熟能詳。四百餘年前，他們所處的明代末期，鄭家海上勢力周旋於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西方列強和日本之間，又需承受中國官方的海禁政令與取締，卻仍能發展成一股可觀力量。其中緣由之一，就在於鄭氏父子接收並轉化荷蘭人已開發的台灣在地勢力，又利用當時詭譎的國際形勢，合縱連橫，以求生存。他們從事國際多角貿易，將中國商貨轉售西方商隊，也將東南亞各地產品轉運中國、日本，從而賺取厚利。這些轉口貿易的先決條件是中國與日本的鎖國政策，但相對地，當時的國際經濟網絡正值成形階段，這些先鋒人物遂有其發展的機運。
鄭氏家族的海商發跡與後續開展歷程，為近代以來的華商企業發展提供一個典範定律：全球流轉與在地生根的結合。
針對海外華商，早期研究重心大多放在其作為族裔企業結構的內部探討上，至於外部大環境如何形塑族裔企業，並未深究。事實上，從十七世紀起，華人出洋往返中國華南與南洋地區；直至十九世紀中葉，華人開始前往美加、古巴等美洲地區，其間都可見到華人穿梭於全球流轉與在地耕耘的身影。以筆者所熟悉的美國華人為例，他們由淘金客、鐵路工人，到開設餐館、洗衣店等服務業，直至現今的商貿、金融及科技製造，都見證海外華人之經濟活動受到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影響，而他們也適切地回應。即使如洗衣店等屬於鄰里性質之服務業，也在美國快速工業化、都會生活變革等結構中，尋得發展契機。早前常常將華人群聚於洗衣業的現象，歸諸於當地的種族歧視。這種解釋其實有過度簡化之嫌，以致忽略其他的在地結構要素，如社會對清潔的要求提升、中產階級生活型態、衣著品味改變、都會居家空間狹小。以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美國社會而言，來自愛爾蘭、東歐、南歐、東南歐的移民，加上一戰之後由南方北遷的黑人，在快速工業化的人力需求下湧入美東地區的大小城鎮。雖然有些族群通曉英語，但他們一如華人，都承受各種各樣的歧視境遇。這些移民族群或黑人也如華人一般缺乏技術和資金，卻沒有出現集中於自營企業的現象。這些族群之社經地位和成就因所處城市的經濟動能和社會情境而有所差異，出現各族群聚集在特定的職業範疇之現象，如愛爾蘭人多任警消、義大利人多任建築工。華人沒有在美國工業化進程走入鋼鐵業、製造業、建築業等部門，其中原因並不盡然是種族歧視因素，而是初時沒有先人卡位致使後續缺乏網絡。但這種發展並不代表華人在美國東部的工業化和都市發展中缺席。華人以族裔資源募集人力和資金，走向自營企業，藉由中央統籌機器洗衣的上游作業到分送各處小店整燙的下游作業，並對服務項目、價格、店家距離限制等有所規範，彷彿今日之連鎖經營模式，而開啟華人洗衣店的族裔企業。簡言之，當我們探究華人族裔企業發揮族裔資源能量的內部因素時，不要忽略外部結構因素：在美國工業進程的流變中，白人中產階級對生活品味和清潔衣物的需求，造就華人洗衣業的契機，使得服務鄰里性質的小型洗衣店可以在地生根並鑲嵌於整體都市發展1。
二戰之後，華人所處的亞太地區陸續經歷幾波經濟發展的轉型。由「四小龍」中的臺灣、香港、新加坡，以至中國沿海和東南亞的興起。最近一波轉型則是走向跨國、跨區域的資本、技術、人力和市場的聯結， 更牽動全球化與經貿互動脈絡之調整，從而呈現產業的跨界投資與加速流通的趨勢。
事實上，早自 1980 年代初期，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之興起已經催生隨後的全球化。一反先前的凱因斯計畫經濟政策，新自由主義訴求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自由資金流動，視其為創造最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利益之根基。國營事業開始轉為私有化，政府對經濟管控逐漸鬆綁，市場原則融入不同產業部門2。時至今日，經濟全球化所向披靡，但也不斷受到質疑與挑戰，而以在地化回應。我們見諸於海外華人族裔企業的發展走向正是順應這兩股力量的交融作用。
全球化的流風所及，商業運行模式產生巨變，衝擊許多經濟體制。對研究者而言，國境之內的變化發展尚可仰賴蒐集國內資料作為分析基準，但跨越國界、連結區域之外的族裔經濟體系則不易掌握。針對分佈世界各地的華人族裔企業，正是現今研究的當務之急。經濟全球化如何影響散佈世界各地的華人族裔企業發展，而受全球化刺激而勃興的華人族裔企業又是如何影響其在地的族裔社群成長，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探討。雖然舊有研究範疇已經對東北亞、東南亞的華人社群有些瞭解，但是與亞太地區關係緊密的美加紐澳等移民國度，華人的族裔企業發展仍然存在深究的空間。在那些移民國度裡，華人族裔企業近來已經逐漸走出中小企業的經營模式，其中因素與所在國的社經環境和勞動市場有關，也與華人勞動力的社經背景、教育程度，及連結原鄉方式有關。針對上述的發展，《華人族裔企業：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視野》適時提供了一些思考面向與答案。
回顧近數十年來，著眼於包容、自由、競爭的意涵，多元化或多樣化已然蔚為風氣，並影響許多國家的社會與經濟政策之走向。北美或紐澳地區等以白人為主的移民國家，華人在其國家建制的歷程中，備受煎熬。直到 1960年代以後，這些地區受到民權運動等多元化訴求的洗禮，才逐漸拋開過去偏頗苛刻的種族歧見，開放移民政策並改善華人地位。繼美加之後，澳洲在1970 年代放棄「白澳政策」，修改移民法規以吸引商業和技術移民，紐西蘭隨後跟進。新的多元文化政策包容有色人種如華人在文化思想上保有自我空間，成為少數族裔。而各族裔的國族認同建立在一項前提：他們都是國民一分子，共同建立該移民國度。
然而這些以移民為主體的國家，其內部的族裔企業可能將面臨兩難。族裔多樣性可經由各種機制，在集資、勞力、技術創新等面向運用人際網絡，促使族裔業主開展事業、進而強化整體社區、城市、國家的商業競爭力。當然此舉會因個別族裔和所在處而異。而且族裔網絡結構的大小、位置、資源多寡等也會因為遷移模式、性別年齡之人口趨勢，以及遷移的原因和方式而有所差別。但另一方面，移居國和原居國的霸權（即具有領導統治的支配力量）對族裔企業的影響力也是個不爭的事實。當國家積極介入自由市場經濟的運作，國家利益可能改變法律的規定，使其盡量滿足資金和人才的跨國流動。但同時限制低技術、低教育程度勞工取得正式的公民身分，使之不易成為國家的一部分。因此這股霸權會如何影響華人企業有效運用族裔資源以獲得資金和勞力是個令人注意的焦點。當資金與勞力已經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但以國家為分野的內╱外二元對立還是存在。華人族裔企業的全球連結與在地生根，在面對國家霸權力量時，是強化其國族認同還是導致更多形式的認同，兩難特性的重要關鍵就在於認同是構建族裔網絡的動力基石。因此，族裔企業、國家霸權、認同意識，這其中的關連與後續發展將令人玩味。
本書的翻譯工作工程浩大，其間獲得多方助力。首先，方偉晶教授來臺灣師大客座期間，徵得他的首肯，幫忙協調解決版權問題。其次，翻譯過程得到臺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之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組林貞君同學的協助，結合她的翻譯專業及美國華人背景知識，提供許多實質助益。群學出版社的劉老闆和黃編輯更提供許多編輯上的意見並分享出版學術書籍的心路歷程，讓身在學術象牙塔的我受益良多，也感佩他們對學術研究的另類投入。他們對學術的熱忱與貢獻，絕對不亞於任何埋首於書堆的學者。
王秀惠（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註釋
1. 參見筆者之“Race, Gender, and Civilizatio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American Power Laundries and Chinese Steam Laundries, 1870s-1920s,”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40(1)（2002, February）: 52-73; or “No Tickee, No Shirtee: Chinese Laundries 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Eastern United States, 1882-1943,” Ph.D. dissertation of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1996.
2. J. Peck & A. Tickell (2002)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 34(3): 380–404; D. Harvey(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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