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很久以前一個11月的夜晚，在布魯克林格林坡，一個名叫威廉．楚勒（William Troeller）的13歲男孩在臥室裡上吊身亡。尋死之前，這個男孩目睹家人陷入愈來愈深的絕望，他們位於崔格斯大道五房公寓的天然氣，自4月就被中斷了。他的父親因罹患「狂喜症」（rapture）──或許是工人疝氣之類的病，丟掉了布魯克林愛迪生公司的飯碗。當父親在國王郡立醫院排隊等待手術，楚勒女士和六個孩子也在等。18歲的露絲想當女服務生，但她失業了。21歲的哈羅德二世靠政府計畫找到工作。他告訴報社記者他的弟弟「多愁善感」，用餐時「總是不好意思」要他應得的那份食物。在楚勒家附近的賀伯街派出所協助張羅了葬禮事宜。他的遺體將葬在一個天主教墓地。〈他不願開口討東西吃〉，《紐約時報》的標題這麼寫著。那一年的紐約有狄更斯的感覺──美國不該有的感覺。
在一個充斥著憂傷故事的城市，威廉．楚勒只是其中一例。越過東河，在松街20號一張辦公桌前，一位名叫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的公用事業高級主管，花了整個秋天觀察、思索這場經濟衰退。在南邊一個街區之外的華爾街120號，另一名高級主管同樣憂心忡忡，他是美國糖蜜公司副總裁、農業專家雷克斯福．塔格威爾（Rexford Tugwell）。這兩位男士都明白那男孩心中或許徒留一種感觸：深深的絕望。事實上，那年11月──威廉自殺那個月──的出生率，是紐約史上第二低的11月。而在威廉自縊的幾星期前，道瓊指數跌了近8個百分點──那一天遂成為人們口中的「黑色星期二」。
那也是這個國家的黑暗時刻。威爾基來自農業大州印地安那。隔年，有五分之一的印地安那家庭獲得某種形式的紓解。威爾基買了許多農地，部分是為了進行小小的實驗：他想要看看農業是否仍能在美國立足。
美國各地都見得到印地安那的故事。在威廉．楚勒自殺一年前，新成立的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便已警告，經濟的均衡「相當不穩」。經濟正在傾斜。就全國來說，耐用品製造——在經濟引擎儀表板上最重要的單一指標——正直直下墜，且比任何人記憶中迅速。
失業人口以數百萬為單位累積。隔年春天，即威廉．楚勒去世後的第一個春天，每五個美國男人就有一個沒工作。從英國觀之，《經濟學人》（Economist）事後回顧道，美國「在那時似乎忘了如何長大。」但華盛頓卻在做大錯特錯之事。首府官員看來妄自尊大，執著於數字，對舉國上下承受的苦痛視若無睹。人們都在氣國會和總統前陣子的增稅之舉。百業已如此蕭條，為什麼還要使情況更艱難？
就在威廉．楚勒自殺的那個星期，財政部長來到亞士都飯店（Hotel Astor），對政治科學院的聽眾發表談話。他對那場演說備感焦慮，因此再三強調那是經過總統同意。他身旁站著帕克．吉伯特（Parker Gilbert），來自快樂二○年代的老保守派人士之一。部長告訴聽眾，美國曾經歷過全國性的緊急情況，但現在那情況已不復存在。部長緊接著總結道，現在美國必須「繼續朝聯邦預算平衡之路邁進。」
一個觀眾驚訝地大聲笑出來。這句話顯然與11月那些痛苦的事實背道而馳。那個星期，報紙登了一篇關於賀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報導，但並未提及他對此次危機的看法。那篇報導只描述胡佛赴緬因州華特維爾（Waterville）訪問柯爾比學院（Colby College）的行程。緬因是把票投給胡佛的一州，而現在柯爾比學院頒給胡佛榮譽學位，錦上添花。
這個故事聽來挺耳熟的。有點像我們所聽聞，有關1929年大崩盤的描述。但事實上，這些事情發生在1937年的秋天。這是大蕭條之中的一次蕭條。它發生在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首度獲選總統五年後，羅斯福推動新政的四年半之後。距胡佛總統在1929年股市崩盤後首次制定拯救計畫，已經八個年頭。華盛頓已做了成千上萬次努力來協助經濟發展，但這些努力並未帶來繁榮。美國糖蜜公司的雷克斯．塔格威爾領導過多次運動，但現在已退回紐約，重新評估一個累計了太多次失敗的紀錄。
經濟大蕭條的「標準史」幾乎無人不知。一九二○年代是假成長、低道德的時代。那十年充斥著「不信神」──《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 ）──的意象。那次崩盤是資本主義崩潰的公正確認──也是大蕭條的成因。投機保證金交易商引起的惡性通貨膨脹，搞垮了國家。隨後，全美燃起回歸理性、道德的觀念。若沒有華盛頓大規模的干預，1930或1931年的經濟就不可能復甦的觀念。人們說，就是因為胡佛執拗地拒絕掌控大局，可笑地忠於他所謂的狹義個人主義，情況才會愈來愈壞。而羅斯福擔起責任，就使情況好轉。他的新政鼓舞了這個國家，帶它度過難關。正因如此，這個國家才能避免摧毀歐洲的那種革命；沒有新政，我們早就全盤皆沒。
同樣的歷史教導我們，美國人就是在新政時期了解，政府支出對復甦至關重大，而光是消費者本身就可解決製造者「生產力過剩」的問題。這種解釋承認新政並未讓美國迅速復甦，但強調美國最後仍達到目標──一九三○年代晚期提高軍事經費尤居首功。民眾該抱持的態度是：就政府必須為社會弱勢族群採取的作為而言，新政是世上最好的模式，無論是在危急存亡或歌舞昇平之時。新政也賜予我們優秀的領導人和性格：羅斯福──本身不良於行，卻憑著勇氣和意志力帶眾人回歸繁華，因而被稱為富足的使徒；他的智囊團──一群考慮周到，以卓越識見主導實驗的男士。「百日議會」（The Hundred Days）──羅斯福第一任初期，他在此期間通過多項空前改革的法案──是一段令人興奮的時期。從股份公司專家阿多夫．貝爾（Adolf Berle）、社會改革先驅法蘭西絲．帕金斯（Frances Perkins）到塔格威爾，新政實行者充分展現了今日暮氣沉沉的政客該效法的活力。
沒有新政，美國恐怕已經追隨民粹煽動者輝伊．隆恩（Huey Long），或者更糟的──柯富林神父（Father Coughlin）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更證明羅斯福團隊見解正確；小羅斯福先是在和平時期拯救了美國，之後又在戰時救它一命。故事大概是這樣說的。
右派人士對於這則故事常這樣反駁：胡佛是個好人，只是被誤解，而羅斯福是個危險，甚至邪惡的傢伙。一九二○年代的股市本來就不正常、衝得太高且具通貨膨脹性質──本來就該崩盤。許多右派陣營的批評家著眼於貨幣政策。另一群批評家則聚焦在羅斯福早期的社會計畫。他們主張諸如公共資源保護隊（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的工作改進組織（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等新政計畫寵壞了合眾國，使美國人習慣了有害的賑濟品。還有三分之一的批評家，「憤怒的邊緣集團」（angry fringe）更直指羅斯福的智囊團是莫斯科的附庸。他們認為是史達林操縱新政，將美國人捲入二次世界大戰。數十年來，直到今天，這些始終是人們辯論的話題。
重返一九二○年代晚期及一九三○年代的時候到了。我們會見到，標準史和標準反駁皆無法完全捕捉那個時期的事實。第一個事實是，一九二○年代是真實經濟成長的偉大十年，只是它強大的正面力量被隨後的困境掩蓋。信仰那十年間的「自由放任」的人，並非完全不信神。事實上，正是宗教虔誠促使包括卡爾文．柯立芝總統（Calvin Coolidge）在內的一些人停下腳步，在干預民眾私生活前懸崖勒馬。
股票市場在那十年落幕前節節升高，不代表前十年的成長都是假象。美國資本主義並未在1929年瓦解。那次崩盤並未引發大蕭條。那是過熱股市的必要修正，但不見得是災難。崩盤時的市場參與者不是壞蛋，雖然其中有些人──如賣空大通銀行（Chase）股票的大通董事長亞伯特．維京（Albert Wiggin）——的行為應受指責。但繼大崩盤之後，確實有一個極具殺傷力的事件，胡佛從未領略，羅斯福也未全盤了解的事件：通貨緊縮。
胡佛自以為是的性格，一如他抱持的人生觀，致使他既錯判崩盤，也無法做出適當的因應之道。而他屬意德國而非蘇聯做為協商夥伴的偏好，後來致使他無法看見納粹的危險。相形之下，羅斯福的個性相當好，只要他願意，他連最大的敵人都可和睦相處。他對勇氣的呼籲，他的爐邊談話，皆無比重要。「唯一值得我們恐懼的，是恐懼本身」——在一片漆黑中，羅斯福的聲音似乎閃閃發亮。他允許國務卿柯岱爾．赫爾（Cordell Hull）擬訂最終使美國經濟大大受惠的貿易協定。羅斯福自幼對德國的反感，幫助他了解希特勒的威脅——了解美國最終必將遠渡重洋。
儘管如此，胡佛和羅斯福卻有好幾個共通點。兩個都喜歡掌控事情，和人。兩個都低估了美國經濟的力量。兩個都懷疑美國經濟自我恢復、度過風暴的能力。胡佛不信任股市；羅斯福比他更甚。羅斯福的辭令洋溢著樂觀，但他的政策卻建立於悲觀之上。雖然美國人將羅斯福視為慷慨的同義詞，他一再強調「分享」——近乎「配給」——的做法，卻違背了「美國已進入長期匱乏時代」的信念。兩位總統皆高估政府計畫的價值。身為貴格會教徒的胡佛喜歡社群勝於個人，屬聖公會的羅斯福則認為自由放任經濟傷風敗俗，是令人不安的異教行為。
而且兩人都會習慣性地「治療」經濟。胡佛是立憲主義者，總是煞費苦心地在體制內干預——但質與量皆很可觀。羅斯福則不怎麼在乎優美的憲法條文，並認定它們阻礙了進步。他的糾正措施規模更大，且常受到國外的社會主義或法西斯模式所啟發。為數不少的新政官員，包括塔格威爾在內，都深刻地被墨索里尼的義大利，特別是蘇聯給形塑了。此影響不容輕忽。新政聲嘶力竭的敵手喜歡把焦點放在這些男人與共產黨和蘇聯當局的關係上。而數名重要新政官員確實與俄共關係匪淺，其中最著名的是羅斯福後期的經濟顧問勞奇林．柯瑞（Lauchlin Currie），以及財政大臣哈利．戴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明白這點，懷特欲將德國「田園化」（pastoralization）的計畫便不足為奇了。李．普瑞斯曼（Lee Pressman）和艾嘉．希斯（Alger Hiss）也一再愚弄政府同事。
但僅有少數新政官員是間諜或共產黨員。過分強調這個問題在任何時候都不得體。總的來說，如果左派新政官員真有問題，問題也不在於他們與莫斯科或美國共產黨的關係，而在於他們天真地輕信了蘇維埃式或歐式集體主義的經濟價值——以及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強迫推行這種集體主義的事實。由於唯恐被扣上紅帽子，歷史學者遲遲不敢探討蘇聯對於三○年代美國國內政策的影響。
那麼，究竟是什麼引起經濟大蕭條？1929年股市大崩盤的確是部分原因。年輕的聯邦準備制度（Federal Reserve）和銀行遇上貨幣與信用的難題。通貨緊縮——非通貨膨脹——是一九三○年代中期的一大嚴重問題（包括稍早及稍晚）。國際貿易中斷扮演了極關鍵的角色——誠如胡佛和羅斯福在不同時間所說。假如美國並未在三○年代之初提高關稅，而歐洲經濟沒有在三○年代崩潰，那麼美國就有一個支持它的貿易夥伴了。大蕭條也有部分原因出在自農業轉型為工業的挑戰。部分該怪罪詭異的天氣：洪水和不尋常的沙塵暴看似就要印證天啟。隨著貨幣與天氣每況愈下，美國的男男女女覺得分外無助。他們願意暫不置疑。
但最深切的問題出在干預，出在對市場缺乏信心。二○年代晚期至三○年代的政府管制傷害了經濟。胡佛和羅斯福都在數個方面失策了。胡佛在薪資想要下修時命令它們調漲。他明知應加以阻擋，仍准許災難性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立法。他在無論國人或整體經濟皆無力承受時增稅。1932年後，紐西蘭、日本、希臘、羅馬尼亞、智利、丹麥、芬蘭和瑞典都開始見到工業製造止跌回升——但美國沒有。
羅斯福的錯誤性質不同，但同樣具毀滅性。他基於「復甦唯有透過大規模軍事形式的行動才能達成」的假設，創立了管制、援助和救濟等單位。其中有些確有成效——他一上任就建立的金融機構。有些頗能激勵人心——例如造橋鋪路闢公園的公共資源保護隊（CCC），我們至今仍在享用這些成果。從懷俄明（每一縣都有計畫推行，包括引人注目的格恩西國家公園）到緬因州的格林威爾（CCC路就是以該計畫為名），公共資源保護隊鼓舞了年輕的美國人，也在全國民眾的回憶裡找到一席之地。CCC隊員在全國各地種植了三十億棵樹。建立證券交易委員會、實施金融改革——以及改革聯邦準備制度——都發揮了穩定的作用。羅斯福抑制關稅法的意圖也有利於經濟，透過柯岱爾．赫爾之手，他消除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一些傷害。
但其他新建機構，諸如國家復興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就造成傷害了。NRA錯將宏觀經濟問題當成微觀問題——它試圖透過價格設定來解決貨幣問題。NRA的規定無比嚴格，剛愎不仁地傷害產業。它們嚇退了資本，也打消雇主聘用勞工的念頭。另一個問題是，諸如NRA組織法之類的法案——羅斯福簽署了相當多——範圍相當廣泛，沒有人知道該如何加以詮釋。光是這種含糊本身就足以阻礙成長。
在私人產業可以出力拉回經濟之處，例如公用事業領域，羅斯福和他的新政官員們往往加以壓抑。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創立就掐熄了一項日益茁壯且成功機會極大的，替南方紓困的行動。原本供應電力的是威爾基的公司：聯邦南方（Commonwealth and Southern）。《紐約客》（The New Yoker）的漫畫描繪了胖嘟嘟的華爾街老闆嚇得魂不附體，畫得傳神極了；產業確實怕總統怕得要命。但漫畫並未繪出恫嚇的後果：產業決定等羅斯福下台，持現金待未來投資，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但羅斯福以增稅回敬——開徵未分配利得稅（undistributed profits tax）來把他們的錢擠出來。
諸如此類的突擊阻礙了復甦，更將美國帶入1937及1938年的「蕭條中的蕭條」，讓威廉．楚勒葬送生命，威爾基憂心忡忡的蕭條。羅斯福在歷史上的名言錦句之一——幾乎和「恐懼本身」那句一樣出名——是他吹噓自己敢公布「大膽無畏、堅持到底的實驗」。但羅斯福篤信實驗的結果，卻營造了恐懼。這一點，當時許多美國人心知肚明。1937年秋天，《紐約時報》發表該報對經濟衰退的分析：「有人歸咎於增稅和聯邦對產業的限制；有人歸咎於罷工導致的生產士氣低落。」增稅和罷工都是羅斯福政策的傑作；罷工是前一年通過的《華格納法案》（Wagner Act ）賦予的權利。一如長久以來學者所指出，新政立法促成的高薪資幫助了領高薪的員工，但薪資缺乏彈性，也阻止公司聘請額外的員工。因此三○年代後期出現持續的工作荒。新政法案就是「喪失機會感」的根源，而這種感覺促成當年一句我們全都聽過的敘述：「如果你有工作，大蕭條就沒那麼糟了。」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1945年在《春曉大地》（The Red Pony）更饒富詩意地描述同樣的「徒勞感」：「無處可去啊，喬蒂，到處都被占了。但那不是最糟的，不，不是最糟的。威斯特林的人死光了。威斯特林不再是饑荒地區了。一切都結束了。」但麻煩不僅是已實行的新政策，還有更多附加、未知政策的威脅。恐懼凍結了經濟，但這種不確定感本身，或許是需要成本的，這群年輕的實驗者未曾考慮過的成本。
美國經濟蕭條最重要的問題不是「是否隨著對德或對日戰爭而終止」。而是為什麼大蕭條會持續到那場戰爭。自1929年至1940年，從胡佛到羅斯福，政府干預使大蕭條變本加厲。那段期間不是那種道德戰爭，善（小羅斯福政府）與惡（反小羅斯福者）的對決。而是一段兩個經濟部門之間的權力鬥爭史，而那兩個部門都混雜著邪惡與良善。公部門與私部門無止境地競逐利益。一開始，一九二○年代，私部門掌控大局；最後，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就換成公部門稱霸了。
這場競爭非常殘酷，爭奪每方地土，熬過饑荒與水患，在尚不知冷氣和血管造影為何物的華盛頓打得如火如荼。羅斯福一清二楚。當他發表第二任就職演說時，他尋求「作夢也想不到的力量」。他，他的顧問和國會盟友出於本能地鎖定貨幣管制、公用事業和賦稅，因為它們是三種只要加以控制，便可大大擴充公部門勢力的收入來源。既然私部門——就算在經濟大蕭條期間——是復甦的命脈，擴充公部門的做法當然造成莫大傷害。今天我們甚至有了一種經濟理論——公共選擇經濟學（public choice economics）——來闡明這點。公共選擇經濟學是這樣說的：政府的地位不比私部門高，反倒與之同等好鬥。關於新政，公共選擇理論告訴我們的事情不比美國人學的傳統經濟學來得少。
這種學派在經濟大蕭條之後才出現，但「某件毀滅性的事情正在發生」的想法昭然若揭，就連羅斯福的盟友也不例外。不少人試圖闡述這個問題。雷伊．摩利（Ray Moley）和塔格威爾——兩個羅斯福智囊團的老班底——都花費數年時間解決羅斯福施政的虛偽和傷害。原為民主黨員及熱情改革人士的溫德爾．威爾基也可以證明，田納西河谷管理局和他的聯邦南方公司不僅在爭電力，也在爭美國未來的掌控權。
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新政對經濟造成的弊遠多於利，羅斯福為什麼能三度獲選連任？特別是，為什麼1936年會贏得壓倒性勝利？在羅斯福的第三及第四任期，答案非常明顯：戰爭的威脅，以及戰爭本身。不同於心胸狹窄的共和黨對手，羅斯福非常了解納粹德國的危險。但他1936年的勝選有其他原因。
那一年羅斯福能贏，是因為他創造了一種新型態的利益團體政治。「美國人可能會組成政治團體向政府要東要西」的構想，在一個世紀前就為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詳盡闡釋，而舉世皆知了。
「這樣的團體可能會找到主流政黨來支持他們」的想法也不新奇：共和黨員，包括哈汀（Harding）和柯立芝政府，皆長年實行照顧大企業的利益團體政治。但羅斯福把利益團體政治發揚光大，將之全面組織化來涵蓋更多選民——勞工、年長公民、農人、工會工人。羅總統在過去只有個別公民或孤獨怪咖的地方建立團體，照顧這些團體，因而獲得選票回饋。這絕非巧合——美國史上頭一個聯邦支出超過州鎮總支出的非戰爭年，就是1936年的選舉年。我們甚至可以說，就是那一年——1936年——創造出後來令兩黨同樣抓狂的現代「應得權益」（entitlement）問題。
羅斯福的手段深刻到改變了英語這種語言。在一九三○年代前，「liberal」僅代表個人；在那之後，這詞兒逐漸有團體的意含。羅斯福也永遠改變了經濟學。羅斯福偶然碰到承認其政治及道德觀為正當的經濟理論：我們現在所稱的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以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之名為名的凱恩斯主義著重消費者，而消費者也是選民。這種理論發了執照給「持續實驗」——至少羅斯福和其政府應用了。
凱恩斯主義也強調政府支出。然而，重視消費者意味著華盛頓忽略了生產者。重視實驗的樂趣，便忘了去問不間斷的實驗會不會嚇得企業什麼事也不敢做。崇尚支出的短期效用，便不再關注支出的長期限制。一旦支出消失，經濟往往會陷入衰退。提供豐厚資金給政府，便使政府成為私部門難以匹敵的競爭對手。凱恩斯主義替羅斯福建立了知識的正當性，更創造了選民。
羅斯福投入太多關注於政治民意調查對新政的看法，卻投入太少關注於另兩項測量標準。其一是失業率，那直到戰前皆未回復大崩盤前的水準。其二是股市。那更是令人心碎的故事。由於不知從何預期國際事件和華盛頓的作為，道瓊工業指數演出大迴旋——每天如此，中長期也是如此，以一種20世紀其他時候見不到的方式。20世紀漲幅最大的十天中，有七天出現在三○年代。這種不確定感讓美國人開始懷疑自己的投資能力。道瓊工業指數直到羅斯福去世近十年後才回到1929年的水準。新政官員的美意，如千頃巨浪般的美意，不足以為這些惡果脫罪。
在經濟大蕭條發生前大約半個世紀，耶魯大學哲學教授威廉．葛拉罕．桑納寫了一篇講稿批評當時的革新主義者並捍衛古典自由主義。那篇講稿最後成了一部論文，標題為〈被遺忘的人〉。運用本身簡練確切的政治代數，桑納警告，這些本意良善的社會革新人士往往會迫使無辜的一般民眾資助可疑的社會計畫。他這麼寫道：「A一發現某件看來不太對勁的事情，害X受苦的事情，就和B說，然後A和B合力讓一件法案通過，以袪除禍害，幫X的忙。他們的法律永遠規定著……A、B、C該為X做什麼。」但C何辜？A和B幫忙X沒有什麼不對，錯就錯在那個法律，用法律強制C參與他們的理念。C是被遺忘的人，付出的人，「從來沒被想到的人。」
1932年，羅斯福的軍師雷伊．摩利回想起這段話（雖然忘了其出處）。他將它嵌入總統候選人第一份出色的演講稿中。如果勝選，羅斯福保證他會以「金字塔底部那個被遺忘的人」之名來施政。桑納的被遺忘的人是C，新政卻讓X成為被遺忘的人——窮人、老人、勞工，以及其他任何接受政府補助者。
羅斯福代表「被遺忘的人」的施政創造了一項新的傳統。為證明「送東西給被遺忘的人」是正當之舉，羅斯福政府發現，它必須另外找一隻代罪羔羊。商人和企業成了箭靶。小羅斯福的啟蒙恩師，民主黨人艾爾．史密斯（Al Smith）大發雷霆。就連凱恩斯也難掩憂慮。1938年他修書一封給羅斯福總統，建議他要不就把公用事業國營化，要不就完全放任，但一定要停止對它們週期性和泛政治的攻擊。凱恩斯不覺得「每隔一週追著公用事業跑」有何意義。羅斯福和其幕僚皆成為慣性惡霸，使美國人自相殘殺。對立使大蕭條感覺起來更糟。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被遺忘的人，X選民，最後和桑納原版的被遺忘的人C槓上了。
這本書是A的故事——一九二○及三○年代，以善意鼓舞美國的革新主義者。但它更是C的故事——從未被想到的美國人。他是大蕭條時代的美國人，不屬於任何「政治選區」，因此活在時代的陰極。他是付錢讓大型計畫得以推行的人，結果得到「創造就業」（make-work），而非真正的工作。他是苦苦等待始終沒來的經濟成長的人。誠如1936年印地安那一篇社論所述：「誰是蒙奇的『被遺忘的人』？我跟他非常熟悉，一如和內衣之親密。他是努力不靠公共救濟過活的伙伴，自大蕭條凌空壓下開始，他就一直在試這件事。」
從赫赫名流到無名小卒，芸芸眾生都是被新政遺忘和傷害的人。優秀的傷者包括當代葛林斯潘級的人物安德魯．梅倫（Andrew Mellon），哈汀、柯立芝和胡佛政府的財政部長——傑出到人說「三個總統為他效力」的一號人物。另一位是山繆爾．殷素爾（Samuel Insull），公用事業的巨頭和創新者，新政官員指責他是股市崩盤的始作俑者。還有一位是詹姆士．沃柏格（James Warburg），他原是羅斯福的顧問，後被總統氣到連寫好幾本書來表達他的憤怒。喬治．薩瑟蘭（George Sutherland）和詹姆士．麥克雷諾茲（James McReynolds），最高法院四名奮力還擊羅斯福的法官之二，也很重要。而以最大的音量在國家舞台上為被遺忘的人發聲者，是威爾基。
其他人則來自較卑微的背景：被迫在饑荒期間殺光小豬的農人——因為羅斯福的農業調整署（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命令他們這麼做；相信羅斯福，卻反抗新政一路上訴最高法院的猶太肉販人家謝克特（Schechter）；名為「神聖之父」（Father Divine）的黑人異教領袖；戒酒無名會（Alcoholics Anonymous）的創始人比爾．W.（Bill W.），他告訴美國人戒酒之道不在於聯邦計畫，而在於一種新型態的實體——自助社群。
當然，胡佛和羅斯福政府或許別無選擇，唯有徹底實行他們已實行的政策。他們或許真的替美國擋下更糟的東西——美國版的史達林共產主義，或者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作家辛克萊．路易士在1935年出版《這裡不會發生那種事》（It Can't Happen Here）時，即採取這個立場。該書描述一個虛構的法西斯美國——領導人像極了羅斯福的對手。「沒有新政，民主就無法在美國生根發展」的論點屹立了七十年之久，最近又再次被若干地位崇高的學者提出。但我們不該允許那個論點——即使它是正確的——遮掩兩任總統政策造成的一些惡果。也不該忽略其原理的失敗之處。美化新政會妨礙我們認識所有的C，旁觀者和第三方。當年他們經常談及被遺忘的人——「被遺忘的人」一詞在那十年間一再出現——但最終自己也成了被遺忘的人。
回顧經濟大蕭條是值得的，只要能取回他們被遺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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