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莉安娜‧哈芬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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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身心疲憊：我們的文明病

比利時哲學家帕斯卡．夏波特（Pascal Chabot）稱身心疲憊是「文明病」。它是現代生活的一種徵兆。他寫道：「它不但是個人機能失調──這種人無法適應體制，或太投入，或不懂得為自己的職業生活設限──同時也像一面鏡子，反映出我們的社會有過度追求的價值觀。」

瑞典斯德哥爾摩卡洛林斯卡研究所的瑪麗．亞斯柏格教授形容身心疲憊如同一個「疲憊漏斗」（exhaustion funnel），當我們放棄我們認為不重要的東西時，「我們放棄的往往是最能滋養我們但看似可有可無的東西。」馬克．威廉斯與丹尼．潘曼在兩人合著的《正念：八週靜心計畫，找回心的喜悅》這本書中寫道：「漸漸地，我們只剩下工作，或其他消耗我們的資源、增加我們的壓力、使我們得不到補充也得不到滋養的壓力源──最後的結果就是疲憊。」

假如要我以作家與傳道者的雙重身分針對萬物的本質說幾句話，我會說：傾聽你的生命。把它看成深不可測的奧秘。在無聊與痛苦時，以及在興奮與快樂時：接觸它、品味它、嗅聞它，直達它隱藏在深處的神聖核心，因為當分析到最後時你會發現，所有的時刻都是重要的時刻，而生命本身就是一種恩澤。

──弗瑞德瑞克．布赫納（Frederick Buechner）

現今有害的成功定義還有另一個後果，就是藥癮氾濫。美國有兩千兩百多萬人在非法吸毒；一千兩百多萬人在沒有病痛的情況下吃止痛劑；近九百萬人需要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自一九八八年迄今，成年人服用抗憂鬱藥物的比例也激增了百分之四百。

身心疲憊、壓力、憂鬱已成為全球的流行病。二○一三年夏天我們在倫敦召開成功的第三種指標相關會議，同年秋天又在慕尼黑開會，結果發現，對成功重新下定義已是全球共同的需要。在英國，自一九九一年迄今，抗憂鬱處方藥已增加百分之四百九十五。在歐洲，自一九九五年至二○○九年，使用抗憂鬱藥劑的人數每年增加約百分之二十。世界各地也有愈來愈多文獻報告指出壓力會危害健康。根據丹麥的一項研究，自認工作壓力「有點大」的婦女罹患心臟病的風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英國心臟基金會的君．戴維森指出：「覺得工作壓力大的人有可能養成不健康的壞習慣，增加罹患心臟病的風險。」

在德國，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工作人員表示，過去兩年內他們的工作壓力增加了。二○一一年，德國人因心理疾病而減少了五千九百萬個工作日，比之過去，十五年內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德國國防部長烏蘇拉．馮德萊恩當年擔任德國聯邦勞工部長時估計，身心疲憊引發的疾病使德國每年損失一百億歐元。「讓一個才四十多歲的優秀工人因身心疲憊而退休，這是莫大的損失。」她說，「這已不再是特例，它已成為一種必須設法遏止的趨勢。」

在中國，根據二○一二年的一項調查，百分之七十五中國工人表示，他們承受的壓力比前一年有增無減（相對於全球百分之四十八的平均值）。

根據哈佛醫學院的一項研究，百分之九十六的領導人承認他們身心俱疲，比例之高令人吃驚。事實上，ＳＡＣ資本顧問公司執行長史蒂夫．科恩二○一三年因對沖基金內線交易案，以破紀錄的十二億美元與美國證管會達成和解。科恩便坦承他因每天收到多達上千封的電子郵件而忽略了有關內線交易的警訊，這是為每天大量的電子郵件相對付出的代價。駿懋銀行集團執行長安東尼．歐薩里歐在二○一一年上任後不到一年便休假兩個月，該集團董事長溫福瑞．畢修夫爵士也抱怨「工作過量，睡眠不足」。歐薩里歐銷假上班後說：「事後才明白，我應該放慢腳步。」又，二○一三年十月，巴克萊銀行合規部主管海克特．桑茲請假，並在診斷出身心疲憊與壓力過大後，在一個月後提出辭呈。

「壓力」一詞在現代所代表的意義，最早是由心理學家漢斯．塞耶（Hans Selye）在一九三六年提出的。免疫學家艾瑟．史特恩柏格在她的著作《療癒空間》（Healing Spaces）中指出，壓力是人體對外來需求的非特定反應。她在書中表示：

古羅馬人有一個同義字stringere，是「擠壓」、「摩擦」、「接觸」或「傷害」的意思。這個字在十四世紀被英文吸收後，仍然意指肉體從環境感受到的痛苦。到了十九世紀，這個字的意義開始將環境的物理效應與人體對它的反應合而為一。接著，在一九三四年，生理學家華特．坎農所做的研究結果顯示，動物會自行分泌腎上腺素來回應壓力源。這是醫學界首先以實驗證明物理環境能引發身體的反應。塞耶醫生針對這個概念更進一步研究，發現還有其他許多荷爾蒙也會因壓力而產生，並對人體產生影響。

壓力會在我們的身體內部產生什麼結果完全因人而異。它就像壓力永遠在四周徘徊伺機而動，而且經常找一些微不足道、瑣碎的事──我們通常不會注意到，更別提因為它而產生壓力的事──出現。往往只有在真正重大的事件打亂我們的日常生活：好比一個親愛的人去世、生病、健康出問題時，我們才會發現我們有多麼忽視它。

對抗壓力最好的武器是我們轉念的能力。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還記得我們剛搬去華盛頓時，我的全副精神都在忙著裝潢我們的新家、為兩個年幼的孩子辦轉學、回覆編輯對我剛交出去的書稿所提的疑問，以及籌備慶生派對。這段期間，我開車去喬治城醫院做例行身體檢查。抵達醫院後我心不在焉的一項一項接受體檢，護士幫我量血壓時我默默地盤算我該做的事。醫生進來後出去，然後又走進來。一會兒後我發現她以相當嚴肅的口氣對我說話。我想是她說出「腫塊」這句話才引起我的注意。這個腫塊必須「盡早摘除」。

我的問題是在被告知嚴重性之前，我通常保持樂觀的態度。我頭一次在家發現這個腫塊時，心裡便假設它是良性的囊腫，以前也發生過，所以不是問題。但現在醫生說出「切片檢查」和「手術」，又告訴我這個腫塊「吸」不出來，意思是她沒辦法把裡面的液體引流出來，所以必須立刻摘除。我聽了眼前立刻一陣黑，便問我可不可以躺下來聽她解說，剎那間感覺彷彿有一團濃霧當頭罩下。我聽到醫生提及「手術後要拿到實驗室報告」要花多久的時間，以及她希望她的病人親自到她的辦公室聽取檢驗報告並商討對策。這時候，所有截止期限都消失了，所有事物的優先順序全部被重新洗牌。

手術一週之後我們接到檢驗報告，腫塊是良性的，但在等待的一週之中，我的心充滿「萬一……怎麼辦」的疑問；這一個星期讓我深深體會到生命一個重大的事實：重大危機能把你在前一刻還很重視的小危機一筆勾銷。當我們猛然體認到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時，所有那些小小的操心和瑣碎的煩惱就立刻蒸發了。它提醒我們，我們習以為「常」的，竟然是「無常」；而我們不當一回事的東西卻又如此珍貴。

一次又一次，在世界各地，以個人的健康危機來喚醒我們注意力的事屢見不鮮。二○一三年，谷歌中國前總裁李開復被診斷出癌症，他在新浪微博發文告訴他的五千萬名粉絲說，他已決定改變他的生活：「我以前很天真，總是和別人比賽誰睡得少。我給自己寫的座右銘是『奮鬥到底』……但現在，當我驟然面臨可能減少三十年壽命時，我才有辦法冷靜下來重新思考，過去那種靠毅力維持的方式也許是錯誤的。」他的新計畫是：「充足的睡眠，調整飲食，然後開始運動。」

每一天，這個世界會拽著你的手，大聲說：「這個很重要！這個也很重要！還有這個也很重要，你要為這個多操點心！還有這個！還有這個！」

但每一天，你也可以決定抽回你的手，把它放在你的心上，說：「不，這個才重要。」

──伊恩．湯瑪斯（Iain Thomas）



健康的員工，健康的損益表

從今天西方國家的職場，我們可以看出兩種差異極大且互相較勁的世界。其中一種顯現的是疲憊與脫序，一心一意執著於每一季的營收報表、短期最高獲利，以及超越成長預期的企業文化；另一種是逐漸體認到職場壓力會影響員工的健康，以及公司的損益表。

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公司損益表是否長期健全與公司員工的健康密不可分，當我們把兩者分開時，我們會付出慘痛的代價，無論是個人或整體。個人方面，我們付出的是健康與快樂；公司方面，損失的當然是財務、人才留用，以及生產力減縮。反過來，對個人有利的，同時也對公司與國家有利。而且生病照護往往比醫療保健要昂貴得多。

每年在瑞士達佛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旨在解決我們所面對的重大問題，它也是全球政治、企業領袖所信奉的觀念的風向指標。二○一三年，甚至在二○一四年，多項會議的議題都集中在正念的領導、靜坐、神經科學研究成果，甚至包括「重新思考生活方式」，可見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正開始認同：我們處理危機的能力與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我們照顧身體、心靈、精神的方式息息相關。我在二○一四年一月主持的全體會議主題是「健康就是財富」，會中不但談到個人的健康，也談到企業與國家的健康。

研究結果顯示，美國雇主花在曠職、病假、低生產力上的間接醫療成本，比實際的醫療保健費用高出百分之兩百至三百。在英國，壓力導致每年減少一億五百萬個工作日，難怪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可．波特呼籲公司行號「對健康、預防、體檢及慢性病管理採取積極措施」。相對於艱難時期動不動就刪減員工醫療保健津貼的傳統觀念，這種明智的呼聲在我們這個身心俱疲的世界已愈來愈響亮。

星巴克執行長霍華．舒茲在星巴克獲利銳減期間曾面臨投資者的強大壓力。但他沒有屈服。舒茲七歲時，他擔任尿布貨車司機的父親在上班期間因結冰路滑摔傷髖骨與腳踝後被公司免職。父親被送回家後不但沒有醫療補助，也得不到勞工賠償或遣散費。舒茲於是在星巴克草創期間便修改員工條例，擴大醫療補助，對象還包括每週工時只有二十四小時的兼差員工，這在一九八○年代是前所未聞的創舉。二十年後，星巴克又遇到財務危機，但舒茲仍堅守原則，不理會投資人的呼籲，拒絕刪減這些福利。他認為福利計畫「不是一種展現大方的可有可無的福利，而是一種核心策略。對待他人像對待自己家人，他們才會對你忠誠付出」。本著這個原則，舒茲推出「豆股票」（BeanStock）計畫，提供員工股票選擇權，使員工都有機會成為公司的股東。

有太多公司到目前仍不明白重視健康的好處。史丹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傑弗瑞．費佛說：「不重視員工需要，是美國的醫療保健預算比其他國家高但成效卻比其他國家差的原因之一。我們沒有強制休假或病假規定，而且我們不斷有裁員、過度工作、壓力的問題。在許多機構工作甚至有害健康……我希望企業界能覺醒，面對這個事實：一句話，他們的員工如果沒有健康的身體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工作表現。」

但有一家公司認清了員工健康的重要性：Safeway連鎖超市。該公司前執行長史蒂夫．博德表示，二○○五年Safeway的醫療保健支出是十億美元，而且一年增加一億美元。「後來我們發現，百分之七十的醫療費用是由人的行為引發的，」他說，「身為企業家，我想到如果我們能影響我們的二十萬名員工的行為，就能在醫療費用上產生實質的效應。」

於是Safeway提出獎勵動機，鼓勵員工減重和控制血壓與膽固醇。公司設立健康保險獎勵計畫，以行為為基準給予保險費折扣。博德解釋：「如果你被確認為戒菸者，我們就給你折扣。如果你的膽固醇控制得很好，我們給你折扣。血壓控制了，我們也給折扣。因此，對於那些真正做到改變生活方式的人，行為便成為一種流通貨幣。」這個措施大為成功，「你鼓勵員工讓他們變得更健康，他們就會有更高的生產力，你的公司就有更大的競爭力，」博德說，「我想不出這樣做會有什麼負面的效果，賺錢和造福社會是密不可分的。」

艾瑟．史特恩柏格解釋：「療癒是動詞；身體不斷的在自我修復。這就是生命。一塊岩石受到大自然元素的影響，最後會變成砂粒或泥土，但每一個生物都在不斷進行自我修復，抵抗每一個分子、細胞、情緒上所受的種種刺激。因此當修復速度趕不上傷害速度時，疾病就會產生。」

現今大部分公司企業和我們的生活修復的速度都趕不上傷害的速度。但健康之道面面觀，以下我們將為你一一揭曉。

靜坐：不再只是為了開悟



能夠讓我們更健康、更快樂的最佳方法──也是最簡單的方法──之一是透過正念與靜坐。靜坐能增強每一種健康的元素，同時研究結果顯示，正念與靜坐對成功的第三種指標的其他三個元素──智慧、驚嘆與奉獻──有相當正面的影響。

我第一次聽到「正念」這個名詞時，心中起了很大的困惑。我的心已經塞得夠滿了──我以為我必須把它放空，而不是專注才對。我對心的概念有點像家裡存放雜物的抽屜──不斷把東西放進去，然後期待它不會塞爆。但是當我讀了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有關正念的著作之後才恍然大悟。「在亞洲語文中，」他寫道，「『念』和『心』意思相通，因此當我們聽到『正念』（mindfulness）這個字時，就等於我們也要『正心』（heartfulness），把心安住在一個念頭上，尤其是存在的方式。」換言之，正念不僅關係著我們的念頭，也關係著我們的整體存在。當我們只注意到念頭時，事情很容易變得僵硬死板；當我們只注意到心時，事情又很容易淪為散漫。兩者都會引發壓力，但是合而為一時，心透過移情作用引導我們，念以專注引導我們，我們成為一個心念和諧的人。透由正念，我找到一種幫助我全神貫注在當下這一刻的訣竅，即使是在最混亂的情況下。」

什麼時候是你一天當中最美好的時刻？它往往是你在等待某個人、或正開車去某個地方、或正經過一座停車場時，一面欣賞地上的油漬與瀝青形成的圖案那一刻。有一次它發生在我開車經過一棟房屋時，耀眼的陽光灑在它雪白的牆板上，接著我的車穿過一片樹蔭，清涼的樹影潑灑在我的擋風玻璃上。

──尼克遜．貝克（Nicholson Baker）

馬克．威廉斯和丹尼．潘曼教大家許多快速而簡易的靜坐方法，其中之一是他們所謂的「改變習慣」。一週七天，每天挑一種習慣，好比刷牙、每天早晨喝一杯咖啡，或淋浴……然後把心專注在你正在做的那件事上。這裡的改變習慣不是指革除舊習，而是指我們平常不待思考便會自動做的事，把它放回我們專心去做的事項中。他們在著作中指出：「這個概念不是要讓你有不一樣的感覺，而是要讓你找回一天當中少數『覺察』的時刻……當你發現你在做這件事時心飄走了，你只要注意它飄向何處，然後放鬆地再把它拉回當下那一刻。」

我很喜歡這種放鬆地把我的心拉回當下那一刻的意象──無須負面地批判心的散漫。想當然耳，任何一個有兒女的家長或幫人照顧幼兒的保母都有過類似的經驗，更別提心中同時想著許多事的現代人。至於靜坐，它早已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十三歲時，我的母親便已教我和我的妹妹雅嘉琵如何靜坐。但我雖然從小便已知道靜坐的好處，找時間去做卻一直是件困難的事，因為「必須」靜坐已對我形成一種壓力，我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承擔」另一個負擔。幸好有一天，一個朋友告訴我，我們不必刻意找時間或找地方靜坐，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靜坐。這句話為我打開一扇門，靜坐時唯一「做」的事就是什麼也不做，甚至當我此刻寫到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時，我都感到無比的放鬆。

你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

尋找那條

你戴在脖子上的鑽石項鍊

──魯米（Rumi）

身心疲憊：我們的文明病

比利時哲學家帕斯卡．夏波特（Pascal Chabot）稱身心疲憊是「文明病」。它是現代生活的一種徵兆。他寫道：「它不但是個人機能失調──這種人無法適應體制，或太投入，或不懂得為自己的職業生活設限──同時也像一面鏡子，反映出我們的社會有過度追求的價值觀。」

瑞典斯德哥爾摩卡洛林斯卡研究所的瑪麗．亞斯柏格教授形容身心疲憊如同一個「疲憊漏斗」（exhaustion funnel），當我們放棄我們認為不重要的東西時，「我們放棄的往往是最能滋養我們但看似可有可無的東西。」馬克．威廉斯與丹尼．潘曼在兩人合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