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宮昭一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

第1章　戰後國際體制的形成與日本的戰敗

一、總力戰體制與戰敗

佔領改革的前提條件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八月十五日，日本國民通過「玉音放送」得知了日本戰敗的消息。之後九月二日日本與同盟國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正式簽署了投降書（全權代表重光葵外相、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成為了戰敗國。正如「前言」中所提到的，我們將從佔領與改革的前提，即戰前、戰時的總力戰體制時代開始，來探討當時的情況。

在總力戰體制之前的一九二○年代，日本社會是甚麼樣子呢？這是一個明顯存在著貧富差距與不平等的社會，因為在農村是地主 — 佃農之間嚴苛的關係，在城市是工人的無權利狀態，舊家族制度下女性處於受壓迫的地位，城市與農村生活水平大不相同等等。讓我們與德國做一個比較：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雖然沒有被佔領，但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實現了民主化與現代化。而日本在一戰時，總力戰體制還非常微弱，且由於是戰勝國，並沒有經歷德國那樣徹底變革的考驗。

不過農村與城市之間、性別之間等各種各樣的差距和不平等，都被保留到了一九三○年代以後。特別是在始於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之中，這種差距與不平等突出成為必需解決的緊要問題。其解決有三個方法：第一是通過社會運動解決，第二是通過實現統治階層中的進步勢力與社會中間階層及其以下階層的聯合來解決，第三就是通過參與總力戰體制，實現平等化與現代化進而來解決問題。

第一種方法，由於當時治安維持法等對社會運動的鎮壓，政治參與非常有限，因此不具備實現可能性。

至於第二種方法，實現統治階層中進步勢力與社會中間階層以下的聯合，在西班牙取得了成功。這是國外反殖民地運動與國內軍部、進步派的同盟促成民主化帶來的。在日本，雖然曾經存在民政黨與無產階級政黨聯合的可能性，但日中戰爭的爆發使這條道路走不通了。（雨宮昭一《戰時戰後體制論》第一章）

可是，社會中的貧富差距與不平等依舊存在，甚至到一九三○年代後期愈演愈烈。由於第一種、第二種道路都行不通，因此只能靠第三種方法，大部分人參與到總力戰體制，通過平等化、近現代化來解決問題。

從結論上來說，日本是通過國家總動員體制（即總力戰體制）來實現的社會變革。一九三○年代後期到一九四○年代前期的總力戰體制，推動了社會關係的平等化、近代化與現代化。關於這個情況，正如丸山真男所分析的，日本從上到下的法西斯主義的背景，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結構中真正的無產階級過少且工業化程度太低。（《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而事實上，也正是日本的總力戰體制，造就了廣大的無產階級，實現了社會關係的平等化和近、現代化。

支撐總力戰體制的四個政治潮流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這個總動員體制是由甚麼樣的旗手推動的。既然我們需要從主體的角度來思考，那麼就應該考察在戰敗之前就已經開始的社會變革，其在佔領期由甚麼人、怎樣繼承並推動著的。而且我們也需要弄清楚，是何種政治潮流在引導國家總動員體制，而不是把它的建立、社會關係的近現代化看作是戰爭中一個單純、被動的過程。

這種政治潮流共有四個，他們持續存在於戰爭時期、總力戰體制時期，以及佔領以後的時代。

首先我們來概觀一下這四個政治潮流：

第一個潮流是以東條英機等陸軍統制派、岸信介、賀屋興宣等商工省官員為中心的革新官僚、新興財閥為主的一批人。他們想要建立從上到下的國防國家、從上到下地強制實現軍需工業化。將日本軍需工業化意味著也必須將社會關係進行平均化與同一化。通過這種努力，之前的那些前近代的或者說是多樣的差距，都在某種程度上被強制地平等化、平均化、同一化了，同時這樣的工業化也迫使社會福利、勞動福利問題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比如戰後擔任社會黨政策審議會會長的和田博雄，在這個時候還是企劃院官員，也屬於國防國家派，他們這些人在戰後成為了不帶有軍事因素的國防國家派。

第二個是被稱為社會國民主義派的潮流，主要是第一次近衛文麿內閣成立時（一九三七年六月）聚集在近衛周邊的智囊人物、多為昭和研究會相關的人。包括風見章、有馬賴寧等以農村產業組合運動為基礎的政治人物，麻生久、龜井貫一郎等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的領導人，千石興太郎等在一九二○年代制定了勞動工會法、小作權法的官員。他們與第一個潮流不同，認為應該以從下到上的、包括進行社會運動的方式實現社會的平均化、近現代化，並最終以對外主張東亞共同體、對內主張社會國民主義的形式集結在一起。

他們要求的是工人、農民、中小企業經營者、女性等的平等化、要求參加現實政治和經濟過程。因此雖然追求的方向與國防國家派相同，都是社會的平均化、同一化、平等化、現代化，但國防國家派整體上是包括軍需官員在內的官僚組織為中心的派別，而社會國民主義派則是持有社會運動想法的人物居多。

第三個潮流是自由主義派，主要是一九二○年代的財界主流人士和以其為基礎的既存政黨勢力、官員的主流。代表性人物比如一九二○年代的田中義一、若槻禮次郎、濱口雄幸等，一九四○年代的鳩山一郎、吉田茂等。自由主義派由於在一九三○年、即經濟危機前夜的濱口—若槻內閣時期，採取了徹底的產業合理化、裁軍、精簡財政等過激的自由主義政策，受到了軍部與大眾的強烈抵制。他們認為日本經濟應該從國家保護的階段過渡為民間企業的自主經營（自由主義經濟）。針對一九四○年代的總力戰體制，他們主張反（或非）總力戰體制。這是由於總力戰體制否定利潤為本的原則，重視經營權而非所有權，要求對現實中的自由主義體系進行相當程度的限制和制約。因此自由主義派對總力戰體制是比較消極的。

最後，第四個潮流是反動派，他們包括真崎甚三郎等陸軍皇道派、末次信正等海軍艦隊派、三井甲之等觀念右翼以及大多數的地主。開始於大正民主期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或裁軍運動，剝奪了他們很多的既得權益，而總力戰體制又進一步剝奪了他們的權益，因此他們對於總力戰體制是非常反對的。

以上就是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舉國一致體制下所並存的四個政治潮流。

第1章　戰後國際體制的形成與日本的戰敗

一、總力戰體制與戰敗

佔領改革的前提條件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八月十五日，日本國民通過「玉音放送」得知了日本戰敗的消息。之後九月二日日本與同盟國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正式簽署了投降書（全權代表重光葵外相、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成為了戰敗國。正如「前言」中所提到的，我們將從佔領與改革的前提，即戰前、戰時的總力戰體制時代開始，來探討當時的情況。

在總力戰體制之前的一九二○年代，日本社會是甚麼樣子呢？這是一個明顯存在著貧富差距與不...

前言

重新審視佔領與改革的時代

雖已是六十年前的陳年往事，但應該如何評價二戰之後即日本佔領與改革的時期，在今天仍極具現實性。因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 例如修改憲法問題、從年功序列和長期雇傭制的日本式經營向由正社員與無正式勞動合同的計時工構成的二元化勞動制度的轉變、在政治上從一黨獨大體制向聯合政權體制轉變，等等 ── 其前提都是在佔領與改革時期建立起來的，也是我們思考今後轉變的方向時不可或缺的材料。

關於二戰的戰敗、佔領與改革時期，正如約翰．道爾《擁抱戰敗》一書的書名所代表的，可以說不論對佔領與改革本身是持肯定或否定的態度，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認為佔領成功獲取了被佔領國、包括其下層民眾的支持。

持肯定態度的人，在基本支持佔領改革的內容與方向的同時指出了其不徹底的部分，認為改革應該更加徹底化。而持否定態度的人，則指出本應是有條件投降佔領改革，實際卻是在徹底的審查制度和強制之下實現的，只有把這種改革復原才能談及「戰後」的結束。持否定態度的人與肯定態度的人，其認識是有共通之處的，那就是無條件投降帶來的改革是成功的。本書則希望重新思考、審視這種對佔領與改革時期的敘述是否恰當。

各種各樣的戰後觀

對「戰後」的認識，最常談到的說法是「實現了自由、平等與解除貧困」。佔領期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的民間情報教育局（CIE）在日本全國各地所放映的電影，都是從這種視角出發的。也就是說我們連對貧困的這種定義方式都無條件接受了。

此外，佔領改革還改變了日本的一切。日本戰前、戰時沒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東西。日本的戰時體制與同盟國之間沒有任何共通之處。日本的主要政黨、領導人非常因循守舊、完全沒有改革意識，這種看法不論過去與現在都存在。這些觀點難道不是由GHQ有戰略地、或者不自覺地按照自己的標準創造出來的嗎？現在我們需要的正是從史實中找出與上述看法不同的現實，並進行重構性的歷史思考。

日本的戰前、戰時就沒有自由、平等、富足嗎？戰後就沒有不自由、不平等和貧困嗎？戰前、戰時不是有一種「協同自治」的觀點嗎？它既不同於市場全體主義又不同於國家主義。在帝國主義、總動員體制、管理社會等各方面，戰時的日本與同盟國之間不是存在著共同點嗎？以及，關於體制和憲法的構想，佔領期的日本政府和領導人就真的沒有自我變革的能力嗎？

對戰後的這種表述，是通過外部賦予的印象即GHQ等各部分負責人的功績故事形成的，又或是投射了當事人經驗與願望。但是基於體驗、證言、記憶的戰後認識及其方法，之前一直為我們提供了某種確切的觀念。這些認識和方法在今天卻讓人感到是局部的、主觀的、甚至有時是有些恣意的，這又是為甚麼呢？

這不是因為構成認識的體驗、記憶等素材本身不具有客觀性或是局部的，而是由於保證其客觀性的社會整體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也就是戰後體制的動搖），這種變化要求與其相適應的解讀，但符合社會變化的、對體驗與記憶的敘述卻還並不存在。

從現狀來說我們能看到的就是，把無條件投降當作成功故事的這種局部的、主觀的、恣意的敘述。例如Carol N. Gluck對「漫長的戰後」的說明，就是從日本獨特的認知狀況來解釋的，即別的國家已經進入了現代或近代後期的歷史時期，在日本則不過處於近代的出發點。（《思考歷史》）

但戰後國際體系層面上最強有力的力量一直是戰勝國體系。忽視了這一點，那對戰後的看法必然是局部的、恣意的。為了更加通俗易懂地敘述戰後，必須要有體系性、整體性的觀點。也就是說，要將戰後放在國際關係、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地區等包含了這個體制所有領域的系統及其相互作用中去看待，去敘述。只有這樣才能構成基於學術的新的表達。

對戰後體制的超越及敘述

戰後體制，在國際上是由波茨坦（即戰勝國）體系、舊金山（即冷戰）體系，政治上由五五年體制，經濟上由以民用需要為中心的日本式經營體制，法律上由日本憲法體制等構成的（參見下頁表格）。

而我們現在所處的正是這個體制動搖、並即將向下一個體制轉型的時期。下一個體制並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各種選擇相互對抗和整合之後成型的，其成型需要系統化、整體性、長期性的政治活動。

如果我們假設在甚麼都不做、任由其發展的情況下將會過渡到part1的體制，而另一種可能、即有可能選擇的體制是part2，那麼part1的體制就是在國際上以美國為中心的帝國得以發展，經濟上新自由主義，法律上修改憲法，社會上市場全體主義。part2的體制則是，在國際上對近代國家主權相互限制，亞洲安全共同體，經濟上形成非營利非政府的協同主義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經濟制，社會上非政府非營利領域的社會性聯合得以擴展等。

當我們考慮即將到來的體制時，不僅要考慮上述內容，轉型過程同樣重要。目前為止，不論是從一九二○年代的自由主義體制過渡到一九四○年代的翼贊體制、總力戰體制，還是一九五○年代從總力戰體制到戰後體制的轉型，都是以戰爭這種軍事形態來實現的。因此現有體制在未來轉型、過渡時是採取軍事的還是和平的形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此筆者還要強調的是，轉型的形態與

對它的敘述有著很深的關係。比如，蘇聯解體之後整個世界轉型為帝國美國的一元化發展，正如約翰．道爾的《擁抱戰敗》所代表的，「無條件投降帶來成功故事」的敘述達到了其巔峰，創造了在戰勝方、戰敗方之間，甚至連戰敗方統治階層，戰敗方的被統治階層、下層民眾們都與戰勝方徹底擁抱的歷史。（例如增補版．下，第100頁）

為了帝國在後冷戰時期的發展，美國在全世界各地鎮壓內戰與抵抗，而道爾的敘述可以說正是為其服務的理想形態，也是我們正在向part1那樣的體制進行軍事轉型的極好的證明。

無條件投降模式

筆者將以下內容稱為無條件投降模式：首先在開戰過程中要求敵方放棄所有的或者基本的獨立性、並威脅如不同意則只有開戰；在戰鬥過程中採取破壞性的無差別轟炸、投放原子彈等徹底殲滅措施；在戰爭結束過程中不進行和談，而是要求徹底投降；在佔領過程中全面改造被佔領方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

從無條件投降模式來看，有人覺得因為從結果來看被佔領具有使日本獲得民主主義等正面價值的效果，所以是無所謂的，但筆者並不這麼看。原因是主體之間具有獨立性的關係是民主主義的前提條件，不論是國家大小或強弱。否定了這種獨立性，以民主為前提的政治則不可能成立。沒有讓日本真正為戰爭的結果引咎負責，包括並沒有讓天皇退位等，也是對主體獨立性的一種否定。

徹底消除主體間關係的無條件投降模式所帶來的成功故事，按照現在普及的國際性市民的觀念來看，雖然總是讓人感到不快、不舒服，但在美國的歷史中卻是一直存在並且被不斷再生產的：與原住民的內戰、南北戰爭都是這樣，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漫長的戰後並沒有結束。

成功故事之外的敘述可能嗎

不同於無條件投降模式帶來成功故事的敘述可能嗎？為了摸索這種敘述方式，我們可以思考以下問題：

如前所述，關於戰後的敘述是局部的、主觀的、恣意的，另一方面這種成功故事般的敘述又成了一種無知之幕，使我們看不到幕後的因素。這種敘述方式是我們正在向part1體制進行軍事轉型的表現。那麼可以說，我們現在需要與之不同的敘述方式，需要「學術」即「系統化的知識與方法」（《廣辭苑》），需要「科學」也即「將人類經驗進行公共的、客觀的整理與傳遞的行為」（《平凡社 大百科事典》）。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完全拋開、不考慮政治。相反還需要系統化、整體性、長期性的政治。也就是說，後戰後體制的內容和為實現它的戰略會由於這種努力而浮現出來。正如同過去「資本主義大辯論」的實質是戰略性爭論一樣，因為對資本主義的看法，關乎能否將明治維新稱為內戰的「學術」評價。

要想實現具備上述意義與歷史地位的學術式敘述，需要以下視點：使成功故事式的敘述相對化，一個是要考察所謂由於佔領而被「改革」的要素，它們的契機在戰前、戰時、臨近戰敗之時是否已經存在。如果已經存在，那就有必要將其與總力戰體制下戰敗後的變革與佔領所帶來的變革明確區分開來。通過這樣的考察，就可以來討論在沒有佔領的前提下民主化是否有可能。

最近二十年間總力戰體制論造就了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中的範式轉變，而上述的研究方法，又會為總力戰體制論帶來新的意義、歷史地位和進展。總力戰體制論，作為規定戰後社會的理論，指出了戰爭時期而不是佔領政策的重要性，戰時開始的結構上的連續性，改變了社會科學、歷史學的研究方向，其歷史地位是為敘述後戰後體制進行了理論準備。如果再加上無條件投降模式的觀點，那麼甚至可能為我們思考如下問題提供材料：即如何重建「消失」了的日美關係、創建亞洲的共同性、使被新自由主義解體的社會民主主義與社會聯合獲得重生。

本書的結構

本書對戰後十年的敘述，將通過各章對戰敗與佔領分別帶來的改革的區別 ──沒有佔領也會進行的改革、佔領所帶來的改革、既沒有佔領又沒有戰敗的前提下也會進行的改革 ── 進行思考來實現。

第一章討論佔領改革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前提條件：政治上四個政治潮流中的反東條聯合取得了勝利，社會上總力戰體制帶來了社會變化，這些都是戰後的出發點。

第二章論證非軍事化、民主化是否都是由佔領強權帶來的。

第三章涉及日本國憲法的成立過程和內容，思考它是由何種因素決定的、憲法體制是何時形成的。

第四章介紹及論述以往很少被提及的、日本的政治、社會領導人在佔領之前對「改革」的設想，如何進行合縱連橫的史實情態。

第五章論及片山哲、蘆田均兩任內閣的政策，關於這兩任內閣，以往的分析多以其與GHQ民政局的關係為主，這裡討論的是從協同主義與自由主義相互對抗的構圖中，來認識這兩任內閣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和地位。

最後第六章討論的是，包括講和方式在內，統合了波茨坦體制、舊金山體制、日本國憲法體制、五五年體制、日本式經營體制的戰後體制到底是甚麼，它又封印了哪些問題。通過這樣的論述，本書想要為敘述戰後提供一種線索，使其成為既非成功故事式的，又非對被封印的各種問題採取迴避態度的自我陶醉式的敘述。（雨宮昭一《表述戰後 ── 從成功故事與自我陶醉到「學問」》）



後記

佔領改革時代的歷史定位和意義，經過高速增長期與戰後體制的動搖發生了巨大變化。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與佔領期相比，高速增長時期對自己的一生、對整個世界作出的改變更大。而佔領研究的基本觀點，也是立足於如下判斷：能夠實現高速增長是因為幸運，以及由卓越領導人主導的佔領改革時代的存在。而現在，更多的人開始覺得戰後期對自己來說既不是幸福，也不是甚麼壯麗的時代體驗，戰後體制正在動搖之中，那麼佔領期又具有甚麼樣的地位和意義呢？戰後體制的動搖意味著，用戰後的改革來說明戰後的成功已經行不通了。這要求我們用戰後以外的時期，比如戰後期以前與以後來解釋戰後期的種種表現。

一九八○年代後期登上論壇的總力戰體制論，正是對這種要求的一個回應，而在本書中筆者最大的課題就是援引總力戰體制論的方法，對佔領與改革的時代進行分析。這個困難的課題同時又與書寫「通史」的困難重合在一起。在「結語」中筆者也提到，雖然此前對「地方上的佔領」、對「除白人、日本人、男性、健全者以外的主體的佔領」進行了調查研究，但那與把研究成果運用到「通史」的書寫中，還相差甚遠。

諸多佔領期研究的大家、中堅、年輕學者都通過他們的論文給了筆者非常多的指導。特別是福永文夫先生，他主要通過GHQ的原始資料與採訪調查研究這一時期，還有專長於憲法制定過程的古關彰一先生，在治學和文獻、資料上都給了我很大幫助。福永先生閱讀了本書的初稿，並賜予了寶貴意見。本書第四章後半與第五章的事實經過與整體結構大都是依據福永先生的著作。正是由於有了這些優秀的先行研究，筆者才能夠自由發揮，開展自己的立論。此外，對於本書所使用的四個潮流的概念，其主體與政策的延伸性時間跨度之長，筆者自身也有些驚訝。

執筆期間，筆者還在自己執教的大學參與了創立綜合政策學科和地域綜合研究所的工作，非常忙碌。作為研究所的研究課題，還與主張「下流社會論」的三浦展先生一起，就「後『睡城』時代的都市系統」及其在戰後體制形成和崩潰中的作用進行了共同研究。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本書內容基本上是新執筆的，只是第六章中有相當多的部分與《戰時戰後體制論》的第三、第五章有重合。還要衷心感謝負責本書編輯工作的平田賢一先生，他總是不斷激勵拖延寫作日程的筆者完成本書。最後還要感謝夫人洋子，是她一如既往支持著我的寫作。

雨宮昭一

二○○七年十二月

前言

重新審視佔領與改革的時代

雖已是六十年前的陳年往事，但應該如何評價二戰之後即日本佔領與改革的時期，在今天仍極具現實性。因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 例如修改憲法問題、從年功序列和長期雇傭制的日本式經營向由正社員與無正式勞動合同的計時工構成的二元化勞動制度的轉變、在政治上從一黨獨大體制向聯合政權體制轉變，等等 ── 其前提都是在佔領與改革時期建立起來的，也是我們思考今後轉變的方向時不可或缺的材料。

關於二戰的戰敗、佔領與改革時期，正如約翰．道爾《擁抱戰敗》一書的書名所代表的，可以說不論對佔...

前言

第1章 戰後國際體制的形成與日本的戰敗
一、總力戰體制與戰敗
二、戰後國際體系的形成
三、通往戰敗之路

第2章 非軍事化與民主化
一、佔領體制的形成
二、佔領改革的實施
三、東京審判與戰爭責任
四、民主化政策的各方面

第3章 邁向新憲法的形成
一、圍繞憲法的修改
二、美國政府與GHQ
三、GHQ的憲法草案
四、國內的各憲法草案與憲法體制的確立

第4章 政黨勢力與大眾運動
一、戰敗與日本的領導人
二、戰敗前後的政界重組
三、GHQ與開除公職
四、自由主義派與協同主義派

第5章 中道內閣的展開與自由主義派的集結
一、片山聯合內閣的時代
二、蘆田中道內閣的成立
三、冷戰與佔領政策的轉型
四、道奇路線與社會重組

第6章 戰後體制的形成
一、各種勢力的體制構想
二、一九五○年代的日本社會

結語
後記
參考文獻
大事年表

前言

第1章 戰後國際體制的形成與日本的戰敗
一、總力戰體制與戰敗
二、戰後國際體系的形成
三、通往戰敗之路

第2章 非軍事化與民主化
一、佔領體制的形成
二、佔領改革的實施
三、東京審判與戰爭責任
四、民主化政策的各方面

第3章 邁向新憲法的形成
一、圍繞憲法的修改
二、美國政府與GHQ
三、GHQ的憲法草案
四、國內的各憲法草案與憲法體制的確立

第4章 政黨勢力與大眾運動
一、戰敗與日本的領導人
二、戰敗前後的政界重組
三、GHQ與開除公職
四、自由主義派與協同主義派

第5章 中道內閣的展開與自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