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香港的「中國」
我們這本書的題目有意凸顯了香港和「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自1842年清政府鴉片戰爭戰敗割讓以來,香港的大眾文化和文化認同,與背後的中國大地若即若離或明或暗息息相關,不斷變化發展。而本書主題的邵氏電影正是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的一個頗為典型的例子。邵氏家族從二十年代開始在上海經營電影製作,逐漸在地域上擴展到東南亞和香港、在業務上拓展到發行和放映,形成現代化的大型電影企業。而邵氏家族最引人所矚目的,是邵逸夫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的邵氏兄弟 (香港) 公司,興建華語電影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製片機構。利用香港作為殖民地的獨特環境,悉數吸收獨領三十年風騷的老上海電影經驗和人才,以強勢的資本和製作實力發展國語片,突破香港電影原有以粵語為主的方言電影格局,發展泛華人的全球市場,從而一舉奠定了香港作為東亞電影發行和製作中心的地位。
邵氏兄弟公司內部大部分是戰後從上海遷移到香港的中國影人。五十至六十年代,他們拍攝的《楊貴妃》、《貂蟬》、《江山美人》、《梁山伯與祝英台》等經典影片,全是以北方文明為號召的大中華文化,充滿了對於祖國風土人情、歷史古今的緬懷與想像,卻獨獨甚少觸及正在急劇現代化的香港本地文化。民國三十多年來的政治變遷和文化革新,電影業始終處於風頭浪尖,電影人有著一份民族精英的驕傲。當來到顯得保守和落後的殖民地香港,這份驕傲慢慢淡化為一份自尊和悲愴,通過膠片構建「中國」,成為了他們心靈的寄託。在邵氏公司的有意推動下,這種心態映射下的影片,得到了海外華人世界的共鳴,「中國」逐漸成為一種影像的符號,不斷在邵氏影片中誇張和美化。散居全球各地的華人幾乎都可以看到香港製造的「中國」,引以為傲,深受感動。香港/「中國」,兩個本並不相對稱的地域和政體,在邵氏電影中得到了重合。
行至今日,本來這段冷戰時局下的思緒早已淡忘,八十年代以後,無論臺灣人還是香港人來到中國內地都不再是難事,1982年的《少林寺》恐怕是最後的迴光返照,再也不需想像「中國」了。但在二十一世紀初,邵氏電影重新修復後大量出現在坊間,不禁令人驚訝香港的彈丸之地內,在當年竟然有這如此多對於「中國」的影像想像,大大不同八十年代後香港電影中多是展現香港的都市空間,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恰逢九七後香港回歸中國, 「香港人」還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爭論不息,香港電影曾經有過的這種旗幟鮮明態度彷彿勾起了歷史的餘緒。
隨著修復後邵氏影片的出現,邵氏電影有了眾多的影迷群,對於以前明星、導演、公司之間的八卦層出不窮,且多和當下的電影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此基礎之上,學界開始從歷史、電影、文化等學科角度認識邵氏電影,並逐漸發掘其重大學術價值。在整個中國電影的歷史上,邵氏家族經營的電影企業在時間跨度、產業規模、影響、影片類型等方面,空前絕後,學界重視理所當然,在2001年7月的新加坡、2002年5月的香港浸會大學、2003年10月的美國伊利諾依大學香檳校區、2006年1月的香港浸會大學召開了四次邵氏電影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召集了內地、香港、臺灣、北美、澳門、新加坡等地學者,關注這一最新的研究熱點,希望從邵氏出發,管窺香港電影的錯綜發展,將香港電影真正納入到華語電影的學術脈絡中,而不似今日的拼湊嫁接。
編輯本書的目的也在於強調六十、七十年代背景下邵氏電影的「中國」情結。時至今日,主映邵氏影片的天映頻道已在中國局部落地,官方的電影頻道CCTV6購買部分邵氏影片放映,邵氏影碟授權國內音像社發行。在新的媒體環境下,邵氏影片最終進入了其文化的源頭。但相隔三十餘年的對話產生了新的意義,今日對於邵氏影片的體驗更帶有對兩地關係的新思考。它現在不再是主流院線放映的商業影片,而更像是一種純粹的文化產品,迸發的意義是一種對於「中國」的再想像。即使邵氏片場內用接頂法佈景出來的山河大川幾乎是虛擬的,邵氏電影中傳達的傳統價值觀是過時的──但今天的人們還需要從幾十年前的邵氏影片中去想像追溯中華傳統文化的痕跡。
進一步要追問的是,六十、七十年代的香港究竟具備了什麼條件,能夠發展出邵氏這樣龐大的跨境電影企業?邵氏的「中國」想像,如何在電影語言和營運操作的文化政治表現出來?為什麼邵氏國語片能夠取得當時散居中國以外的華人的認同?為什麼今日香港電影和邵氏電影相比似是而非?邵氏國語片和當時香港本土影業之間的競爭是如何進行的?一個個相互牽連的問題,以邵氏企業和邵氏電影為研究對象,勾勒出一份龐大的歷史輪廓,超過了邵氏電影本身的價值,而是在電影史學、香港文化、海外華人研究、早期民族產業研究等各個方面產生新的視角。本書選編的十三篇文章,希望能夠對這些問題引起思考和討論。
本書的出版要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群先生的鼎力相助,多謝他耐心的編輯。同時還要感謝香港電影資料館的羅卡先生、黃愛玲小姐,他們給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還有中國傳媒大學胡克教授一直默默的幫助,十分感謝。
劉輝 傅葆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