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題目是有意凸顯香港和「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自1842年清政府鴉片戰爭戰敗割讓以來，香港的大眾文化和文化認同與背後的中國大地若即或明或暗息息相關，不斷變化發展。本書主題的邵氏電影正是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的一個頗為典型的例子。
邵氏家族從20年代開始在上海經營電影製作，逐漸在地域上擴展到東南亞和香港、在業務上拓展到發行和放映，形成現代化的大型電影企業。而邵氏家族最引人所矚目的，是邵逸夫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的邵氏兄弟 (香港) 公司，興建華語區域內最為龐大的製片機構。突破香港電影原有粵語電影的格局，發展泛?人的全球市場，從而一舉奠定了香港作為東亞電影發行和製作中心的地位。
本書追問的是，60、70年代的香港究竟具?了什麼條件能?發展出邵氏這樣龐大的跨境電影企業？邵氏的「中國」想像如何在?影語言和營運操作的文化政治表現出來？為什麼邵氏國語片能夠取得當時散居中國以外的華人的認同？為什麼今日香港電影和邵氏電影相比似是而非？邵氏國語片和當時香港本土影業之間的競爭是如何進行的？
作者簡介：
傅葆石
香港出生和成長，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伊利諾大學東亞與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歷史與法學教授，近著包括《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2008)和China Forever: The Shaw Brothers and Diasporic Cinema (2008)。
劉輝
中國傳媒大學電影學博士，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集中邵氏電影研究、中國電影產業史和電影理論研究。
各界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序言：香港的「中國」
劉輝 傅葆石
我們這本書的題目有意凸顯了香港和「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自1842年清政府鴉片戰爭戰敗割讓以來，香港的大眾文化和文化認同，與背後的中國大地若即若離或明或暗息息相關，不斷變化發展。而本書主題的邵氏電影正是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的一個頗為典型的例子。邵氏家族從二十年代開始在上海經營電影製作，逐漸在地域上擴展到東南亞和香港、在業務上拓展到發行和放映，形成現代化的大型電影企業。而邵氏家族最引人所矚目的，是邵逸夫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的邵氏兄弟 (香港) 公司，興建華語電影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製片機構。利用香港作為殖民地的獨特環境，悉數吸收獨領三十年風騷的老上海電影經驗和人才，以強勢的資本和製作實力發展國語片，突破香港電影原有以粵語為主的方言電影格局，發展泛華人的全球市場，從而一舉奠定了香港作為東亞電影發行和製作中心的地位。
邵氏兄弟公司內部大部分是戰後從上海遷移到香港的中國影人。五十至六十年代，他們拍攝的《楊貴妃》、《貂蟬》、《江山美人》、《梁山伯與祝英台》等經典影片，全是以北方文明為號召的大中華文化，充滿了對於祖國風土人情、歷史古今的緬懷與想像，卻獨獨甚少觸及正在急劇現代化的香港本地文化。民國三十多年來的政治變遷和文化革新，電影業始終處於風頭浪尖，電影人有?一份民族精英的驕傲。當來到顯得保守和落後的殖民地香港，這份驕傲慢慢淡化為一份自尊和悲愴，通過膠片構建「中國」，成為了他們心靈的寄託。在邵氏公司的有意推動下，這種心態映射下的影片，得到了海外華人世界的共鳴，「中國」逐漸成為一種影像的符號，不斷在邵氏影片中誇張和美化。散居全球各地的華人幾乎都可以看到香港製造的「中國」，引以為傲，深受感動。香港/「中國」，兩個本並不相對稱的地域和政體，在邵氏電影中得到了重合。
行至今日，本來這段冷戰時局下的思緒早已淡忘，八十年代以後，無論臺灣人還是香港人來到中國內地都不再是難事，1982年的《少林寺》恐怕是最後的迴光返照，再也不需想像「中國」了。但在二十一世紀初，邵氏電影重新修復後大量出現在坊間，不禁令人驚訝香港的彈丸之地內，在當年竟然有這如此多對於「中國」的影像想像，大大不同八十年代後香港電影中多是展現香港的都市空間，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恰逢九七後香港回歸中國， 「香港人」還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爭論不息，香港電影曾經有過的這種旗幟鮮明態度彷彿勾起了歷史的餘緒。
隨?修復後邵氏影片的出現，邵氏電影有了眾多的影迷群，對於以前明星、導演、公司之間的八卦層出不窮，且多和當下的電影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在此基礎之上，學界開始從歷史、電影、文化等學科角度認識邵氏電影，並逐漸發掘其重大學術價值。在整個中國電影的歷史上，邵氏家族經營的電影企業在時間跨度、產業規模、影響、影片類型等方面，空前絕後，學界重視理所當然，在2001年7月的新加坡、2002年5月的香港浸會大學、2003年10月的美國伊利諾依大學香檳校區、2006年1月的香港浸會大學召開了四次邵氏電影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召集了內地、香港、臺灣、北美、澳門、新加坡等地學者，關注這一最新的研究熱點，希望從邵氏出發，管窺香港電影的錯綜發展，將香港電影真正納入到華語電影的學術脈絡中，而不似今日的拼湊嫁接。
編輯本書的目的也在於強調六十、七十年代背景下邵氏電影的「中國」情結。時至今日，主映邵氏影片的天映頻道已在中國局部落地，官方的電影頻道 CCTV6購買部分邵氏影片放映，邵氏影碟授權國內音像社發行。在新的媒體環境下，邵氏影片最終進入了其文化的源頭。但相隔三十餘年的對話產生了新的意義，今日對於邵氏影片的體驗更帶有對兩地關係的新思考。它現在不再是主流院線放映的商業影片，而更像是一種純粹的文化產品，迸發的意義是一種對於「中國」的再想像。即使邵氏片場內用接頂法佈景出來的山河大川幾乎是虛擬的，邵氏電影中傳達的傳統價值觀是過時的──但今天的人們還需要從幾十年前的邵氏影片中去想像追溯中華傳統文化的痕跡。
進一步要追問的是，六十、七十年代的香港究竟具備了什麼條件，能夠發展出邵氏這樣龐大的跨境電影企業？邵氏的「中國」想像，如何在電影語言和營運操作的文化政治表現出來？為什麼邵氏國語片能夠取得當時散居中國以外的華人的認同？為什麼今日香港電影和邵氏電影相比似是而非？邵氏國語片和當時香港本土影業之間的競爭是如何進行的？一個個相互牽連的問題，以邵氏企業和邵氏電影為研究對象，勾勒出一份龐大的歷史輪廓，超過了邵氏電影本身的價值，而是在電影史學、香港文化、海外華人研究、早期民族產業研究等各個方面產生新的視角。本書選編的十三篇文章，希望能夠對這些問題引起思考和討論。
本書的出版要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群先生的鼎力相助，多謝他耐心的編輯。同時還要感謝香港電影資料館的羅卡先生、黃愛玲小姐，他們給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還有中國傳媒大學胡克教授一直默默的幫助，十分感謝。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序言：香港的「中國」
劉輝 傅葆石
我們這本書的題目有意凸顯了香港和「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自1842年清政府鴉片戰爭戰敗割讓以來，香港的大眾文化和文化認同，與背後的中國大地若即若離或明或暗息息相關，不斷變化發展。而本書主題的邵氏電影正是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的一個頗為典型的例子。邵氏家族從二十年代開始在上海經營電影製作，逐漸在地域上擴展到東南亞和香港、在業務上拓展到發行和放映，形成現代化的大型電影企業。而邵氏家族最引人所矚目的，是邵逸夫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的邵氏兄弟 (香港)...
章節試閱
想像中國：邵氏電影
傅葆石
近年來，華語電影的全球化以及全球華人的文化認同引起了海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關注的焦點主要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電影。其實，早在五十至六十年代，以香港─新加坡為製作基地的邵氏兄弟公司已經瞄準全球市場，在全球各地的華人社區發展出廣泛的發行和放映網路。隨?資本的流動積累，市場的跨界拓展以及技術的革新變化，邵氏兄弟公司對華語電影的發展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推動香港走出低成本低技術的影片製作模式，在八十年代變為出產僅次於好萊塢和寶萊塢的全球第三大電影製片中心，並影響了全球華人的觀影文化和審美趣味。正像導演李安自己解釋：他之拍攝《臥虎藏龍》是因為他自小在臺灣看過的大批風行一時的邵氏武俠片和黃梅調電影，耳濡目染，深受影片的文化意象影響。
雖然邵氏兄弟公司在全球華語電影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文化意義，但長久以來對邵氏兄弟公司缺乏系統研究。這種忽視形成的原因，大部份源於學界對八十年代以後的華語電影過度強調，以及有關邵氏的研究資料的缺少。最近，由於一些電影評論人 (如羅卡) 和香港電影資料館的戮力，加上馬來西亞天映公司近期發行的一系列類經過數碼修復的邵氏影片，為系統研究邵氏電影提供了重要的影像和文字資料。這些資料特別有助於：瞭解邵氏兄弟公司的跨界歷史和建構的以大中華為主導的娛樂文化；邵氏兄弟公司跨亞太領域 (甚至全球) 商業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來全球化和本土化兩種勢力的複雜關係；邵氏兄弟公司對於建立全球化華語電影市場的文化策略；在香港、臺灣及其東南亞各地區內，邵氏娛樂電影中的海外華人自身身份的投射和不斷變化的電影類型片製片方針引發的巨大影響；還有標榜民族情懷的邵氏武俠片如何借助種族政治的策略，成功打進歐美的少數族裔市場 (包括非洲裔美國觀眾)。
上海—新加坡—香港
邵氏兄弟公司源於上海的天一影片公司，於1925年由邵氏四兄弟建立——分別是老大邵醉翁、老二邵?人、老三邵仁枚和老六邵逸夫。為了擴大東南亞的海外華人市場，邵仁枚和邵逸夫於1928年前往新加坡。不到10年時間，他們兩兄弟就同當地多位華人商業大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建立廣泛的電影發行網路。通過邵氏兄弟公司的名義，他們一方面發行天一公司的影片，同時也發行其他上海、香港製片公司的影片。到了三十年代早期，他們已經擁有 30多家戲院，他們的發行業務也引導了上海天一公司的製片方針，主要針對東南亞電影市場的需要，特別是以粵語為主的華僑觀眾的觀影趣味。在1934年，天一從上海移址香港，擴大粵語片的製片數量。1936–1937年後，邵醉翁返回上海照顧家族事業，將公司交給善於精打細算的邵?人打理。天一公司的製片方針開始發生轉變，名字也改為南洋影片公司。三十、四十年代，香港的南洋公司和新加坡—馬來亞的邵氏兄弟公司的關係是典型的跨國界的。它們利用英國殖民地的商業資源和交通網絡 (例如?豐銀行、船運航線)，跨越了不同城市之間的地域限制。南洋公司的運營資金和影片發行都要依靠新加坡的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兄弟公司也需要依靠香港、上海和廣東各地提供穩定的片源、設備和技術。
三十年代，邵氏兄弟公司把香港、中國和東南亞緊密聯繫成了一個大型的跨國娛樂業網路。這種資本和商品的流動性，正是東南亞 (以及美洲) 的華商文化的一些特點，即經營管理的靈活性、家族鄉里之間緊密的聯繫和跨地區的資本形成策略。至少自從十八世紀開始，海外華人資本、商品和勞動力，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體現了跨地域、跨國界的高度靈活性；而這些流動性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家族鄉里關係的特質。舉例來說，傳奇富商陸佑在1858年從廣東來到新加坡，短短十數年，以靈活的營商手段，加上家族鄉誼的關係，藉以得到新馬一帶的殖民政府和地方領袖的支持，建立起廣泛的經濟關係和人事脈絡，從一個不名分文的小移民，變成東南亞華人首富。他在海峽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3 的一系列投資 (包括錫礦、橡膠業及房地產) 和生意業務與中國、香港、歐洲有?緊密的跨國聯繫。而他的兒子陸運濤在這個龐大的商業王國的基礎上投資電影，與邵氏兄弟一樣，成為從新加坡轉至香港的電影大亨。所以，邵氏兄弟是典型的世界化和跨地域的海外華商資本文化的代表，體現在他們從事的大眾娛樂領域。
邵氏兄弟的娛樂業生意一直持續發展，但在「二戰」時期被迫停止，他們在香港和新加坡─馬來亞的許多財產被日軍破壞。戰後公司業務迅速恢復，到了五十年代，邵氏兄弟公司可以稱為跨亞洲的帝國，旗下包括主題遊樂園，舞廳，電影製片廠 (分佈在香港和馬來亞的兩家，分別生產中國電影和馬來語電影)，進口香港、印度、歐洲和美國電影的一條大型發行網和遍佈東南亞達130家影院的院線網。但是，他們對東南亞地域娛樂業的控制受到英國教育背景的陸運濤經營的新加坡國泰機構的挑戰，戰後這一機構在亞洲地區擁有的高檔影院院線的市場份額不斷擴大，他們在香港的製片機構電影懋業公司 (簡稱「電懋」) 拍攝的文雅的、中產趣味的電影也產生廣泛影響力。在五十到六十年代，邵氏和電懋這兩家最大的海外華人電影公司的競爭不斷擴大，延伸到東南亞各國和香港，改變了亞太地域的電影文化和生產經營模式。
想像中國：邵氏電影
傅葆石
近年來，華語電影的全球化以及全球華人的文化認同引起了海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關注的焦點主要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電影。其實，早在五十至六十年代，以香港─新加坡為製作基地的邵氏兄弟公司已經瞄準全球市場，在全球各地的華人社區發展出廣泛的發行和放映網路。隨?資本的流動積累，市場的跨界拓展以及技術的革新變化，邵氏兄弟公司對華語電影的發展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推動香港走出低成本低技術的影片製作模式，在八十年代變為出產僅次於好萊塢和寶萊塢的全球第三大電影製片中心，並影響...
目錄
作者簡介
序言：香港的「中國」
1 香港的「中國」
傅葆石 想像中國：邵氏電影
劉 輝 邵氏電影研究的契機
畢克偉 《香江花月夜》的三種解讀
陳時鑫 從《梁祝》到《愛奴新傳》
蔣 崴 ──邵氏奇情片的酷兒解讀
2 邵氏的香港圖景
羅 卡 邵氏粵語片與同期國語片、好萊塢影片比較
鍾寶賢 大片廠 小故事
──導演何夢華說邵氏影城的興衰
鄭佩佩 我，邵氏和香港電影
許 樂 城中之城
──淺析邵氏電影和香港的錯位關係
林榮基 研究新派武俠片的陽剛風格
──男性情誼、同性情慾和暴力形式的互動
3 跨越一城之界
戴樂為 炮製娛樂的邵氏快手
葉月瑜 ──井上梅次的幾個意義
邱淑婷 邵氏古裝片的中日趣味
威金斯 邵氏電影與嘻哈文化
容世誠 圈地拓展：邵氏在東南亞的娛樂產業發展
作者簡介
序言：香港的「中國」
1 香港的「中國」
傅葆石 想像中國：邵氏電影
劉 輝 邵氏電影研究的契機
畢克偉 《香江花月夜》的三種解讀
陳時鑫 從《梁祝》到《愛奴新傳》
蔣 崴 ──邵氏奇情片的酷兒解讀
2 邵氏的香港圖景
羅 卡 邵氏粵語片與同期國語片、好萊塢影片比較
鍾寶賢 大片廠 小故事
──導演何夢華說邵氏影城的興衰
鄭佩佩 我，邵氏和香港電影
許 樂 城中之城
──淺析邵氏電影和香港的錯位關係
林榮基 研究新派武俠片的陽...
五南文化廣場網路書店
TAAZE 讀冊生活
iRead灰熊愛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