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
首先，我們要感激多年來一直積極參與這一研究的富士康工人，感謝他們的理解與信任，感謝他們分享出來的生命故事。富士康工人們，不僅為我們製造了iPhone、iPad、iPod、iMac、蘋果電視和其他知名品牌產品，還向我們展現了自己對於未來的美好夢想與期待。正是他們的勞動與付出，才成就了這本書。
這次的調研工作是由一群充滿熱忱的學者和學生開展的。盧暉臨、郭於華和沈原和我們一起擔當了組織工作，研究組成員包括：顧靜華、許怡、許輝、蘇熠慧、李長江、金舒衡、梁自存、鄧韵雪、吳瓊文倩、梁敬婷、唐偉鋒、李大君、楊鄭君、程平源、錢欽、董俊燕、韓雨晨、鮑程亮、劉靜、劉亞、王維、張慧鵬、孔偉、範璐璐、陳瑋、陳航英、柯成兵、付聰穎、賈文娟等人。
我們要特別感謝沈原、郭於華、盧暉臨、戴建中、譚深、沈紅、任焰、張敦福參與了2010 年社會學者的聯署請願活動。其中，我們在北京召開的四次新聞發佈會，得到了清華大學的沈原和郭於華、北京大學的盧暉臨的鼎力支持，在此尤表感激。我們每一篇報告的順利發佈，都與他們頂住外界壓力有着密切關係，這成為推進我們繼續研究的動力。
台灣學者夏鑄九、林宗弘、楊友仁和他們的學生們，開展了扎實的田野研究，同時，夏鑄九、林宗弘、楊友仁、黃德北、陳美霞、陳信行等學者召開了一系列媒體發佈會以抗議富士康的血汗工廠行徑。這些研究和行動對本書的研究作出了極大貢獻。
邱林川、艾曉明和他們的學生組成了一個製作紀錄片的創意媒體團隊，以支持17 歲的自殺倖存者田玉和25 歲的重傷工人張廷振。劉麗蓮、王天成拍攝了一段針對富士康的短片，推動報道和關注。彥君和小小跟我們分享了他們關於工人自殺的詩作。許多工人也用照片，向我們展示了他們在富士康這個「紫禁城」裏的生活。以上這些全都體現了他們無比的創意。
我們衷心感謝「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及其支持者，包括：陳詩韵、鄭依依、梁佩筠、陳曉程、丘梓蕙、丘梓勤、蘇樂怡、陳允中、孔繁強、戴毅龍、吳子峰、楊婉琪、蔡雪華、劉嘉美、梁淑美等。我們一起面對了一位工人提出的挑戰：「如果你是來幫助我的，那你是在浪費時間。但是如果你是來與我們一起努力改變現狀的話，那麼就讓我們齊心合力吧！」
Gregory Fay、Jeff Hermanson和Kyoko Selden把工人的中文詩作和歌曲，翻譯為語言優雅同時具有文化底蘊的英語。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Michael Burawoy、Peter Evans、Chris Tilly、Ralf Ruckus、Devi Sacchetto、Rutvica Andrijasevic、Ferruccio Gambino、Giorgio Grappi、Chris Smith、Anita Chan、Jonathan Unger、Ku Hok Bun 和Eva Hun 向我們提出了他們的真知灼見、睿智的點評和溫暖的鼓勵。我們十分感謝他們的不吝賜教，幫助我們把這本書做得更好。
在從事這個項目的四年中，我們有幸得到了來自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學術資金支持。同時也要感謝香港研究資助局（Hong Kong Research Grant Council）對「世界工廠與富士康工人」這一課題的支持。
特別感謝天津財經大學的劉昕亭，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為本書做了中文翻譯，她的無私貢獻，讓更多的中國讀者，有機會進一步了解這一在中國大陸遍地開花的工廠，以及付出血汗的中國工人。同時，我們也要感謝梁敬婷和吳瓊文倩對翻譯稿悉心的校對，她們的辛勤勞動為本書添光增彩。
當我們完成這本書的時候，我們開玩笑地說自己也成了「電子奴隸」。雖然經歷了很多困難，但我們卻重新發現了學習的樂趣和熱情，在團隊合作中最終完成了這本書。
最後，我們要向我們的家人表示衷心的感激，他們的愛，不論現在或將來，都豐富着我們的人生。特別銘記Kyoko Selden 曾慷慨地分享了她的知識和對生命的熱情。
潘毅（香港─北京）
陳慧玲（香港─倫敦）
馬克．塞爾登（伊薩卡─劍橋）
前言（節錄）
21世紀初，中國已經重新定義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它擁有超過十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工人數量幾乎達到了全球勞動力總量的30%。這當中不少為跨國企業所僱用，其中包括台灣的龍頭投資者、屬於鴻海精密工業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mpany）的富士康科技集團（Foxconn Technology Group，下稱富士康）。富士康為蘋果等全球知名品牌提供製造和設計服務，目前世界上超過一半的電子產品都由它生產。1
儘管每年為品牌商生產成千上萬的高科技產品，但這個工業巨獸的名字——富士康（Foxconn），卻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件產品上。它以代工這種匿名的方式運轉。
從1974年開始，在利益驅動下，富士康轉向國際化生產，成了史上最大的電子工廠——目前擁有超過140 萬全球勞動力，絕大部分工人來自中國。公司創始人郭台銘利用中國對外資的特殊照顧政策，在1988年投資中國廣東省沿海，領導中國出口製造業的前沿。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孕育了富士康的茁壯成長，成就了一代工業帝國。
出生在後社會主義中國的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工，將在這本書中告訴我們，他們的打工故事，那些在富士康裏的日日夜夜，那些痛苦、喜悅、糾結與憤怒，還有對於未來的期待，為體面工作和尊嚴展開的豐富多樣的鬥爭。
1.截至2009年，富士康已經獲得了電子製造業領域裏44%的世界市場份額，而它在中國需求帶動、出口回升等利好的因素下，保持快速增長的優勢。見Thomas Dinges, 27 July 2010, “Foxconn Rides Partnership with Apple to Take 50 Percent of EMS(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s)Market in 2011,” iSuppli .www.isuppli.com/Manufacturing-and-Pricing/News/Pages/Foxconn-Rides-Partnership-with-App leto-Take-50-Percent-of-EMS-Market-in-2011.aspx。
富士康在中國
就勞動力數量、廠房規模，以及地理擴張而言，富士康公司在中國的成長速度是史無前例的。目前富士康在中國擁有超過30家工廠，每個單獨廠區工人數量在8萬到40萬不等。除了大陸和台灣，富士康還在日本、韓國、澳洲、印尼、馬來西亞、越南、印度、俄羅斯、瑞典、德國、匈牙利、捷克、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加拿大以及美國等地擁有生產設施。由此，富士康已經在五大洲建立了一個全球工業帝國。這個帝國的心臟，就位於中國。
富士康的招工廣告這樣寫道：「你沒法選擇自己的出身，但你可以靠自己改變命運。在這裏，只要有夢，就能飛翔！」、「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面對滿懷夢想的打工者，富士康把自己打造為一個理想的僱主，富士康用盡渾身解數來吸引新生代工人。
但在這個工業帝國的內部，我們卻發現了現實的另一面。在這本書中，我們講述了這些工人的掙扎，見證了他們美好願望的灰飛煙滅。當他們加班加點辛勤工作，以滿足蘋果及其競爭者緊迫的訂單要求時，工人對未來的嚮往卻被這樣一個生產體制碾碎了：低工資、高強度、缺保障和高危環境。他們的生死往往懸於一線。
自殺——不歸路
2010年1月，我們聽說了發生在富士康的工人自殺事件。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們密切關注了圍繞富士康自殺事件的一系列報道。在5月11日「富士康第九跳」之後，其中一位作者與許多研究者和學生討論，應該做一些行動以避免更多的自殺行為。5月18日，九位中國社會學者組成了一個獨立調研小組，並發佈了一份公開聲明，要求富士康與中國政府採取果斷行動，以結束這一自殺悲劇鏈。聲明寫道：
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很多人來說，自他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像其父母輩那樣想過再回家做農民，就此而言，他們是踏上了一條進城打工的不歸之路。當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時候，打工的意義轟然坍塌，前進之路已經堵死，後退之路早已關閉，身陷這種處境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在身份認同方面出現了嚴重危機，由此帶來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緒問題—這正是我們從富士康員工走上「不歸路」背後看到的深層的社會和結構性原因。2
2.2010年5月18日發表的公開聲明中，九位署名的學者分別是：沈原（清華大學）、郭於華（清華大學）、盧暉臨（北京大學）、潘毅（香港理工大學）、戴建中（北京市社科院）、譚深（中國社會科學院）、沈紅（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焰（中山大學）、張敦福（上海大學）。tech.sina.com.cn/it/2010-05-19/13214206671.shtml。
面對自殺事件，這份聲明是我們第一次試圖把社會結構、生產關係以及企業管理作為首要因素，去理解工人的死亡。
不同於第一代中國農民工（他們在80和90年代離開農村，在經濟特區打工數年後回到農村老家），這些更年輕、受過更好教育的新一代，現在大量聚集在城市工業區，他們拒絕前輩們曾經默默忍受的艱難生活：廉價勞動和二等公民身份。當他們認識到，工作根本沒有可能為自我提升或向上流動提供機會，他們開始反抗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
在一個激烈競爭的市場上，富士康工人經受了異常嚴酷的規訓和高壓工作環境。我們意識到，正是在全球經濟復蘇，蘋果及其他品牌公司競相爭逐的情況下，這十多位工人在2010年的春天義無反顧地奔向死亡。我們認為，工人從工廠宿舍樓跳下的選擇，是一種挫敗、絕望和反抗的終極行為。
在這個公開信的基礎上，2010年6月，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20所大學的（參與的兩岸三地大學名單請見附錄Ⅰ）60多位教師和學生成立了一個富士康調研組，展開針對富士康的大規模調查。我們想通過受訪工人的眼睛看高科技世界工廠的生產體制；我們想追問蘋果和其他與富士康合作的公司，在保護供應廠工人方面應該肩負的責任，因為正是這些工人製造了iPhone、iPad、iPod、iMac、微軟360 Xboxes、索尼Play stations、任天堂Wii Us、阿馬遜kindles 和其他電子產品的。最後，我們也要問責中國各地政府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在監督富士康用工條件和勞動關係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保護工人的責任。眾所周知，沒有這些工人的艱辛勞動，就不可能有中國經濟超乎尋常的高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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