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超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導論（節錄）
16、17世紀，即中國的明代中晚期及明清之際，各地以士人為主，成立許多大大小小的社集，在此之前雖然也有一些社集的記載，但在數量上都沒有這段時期多，於是吸引不少研究者的關注。過去的研究較偏重在江南一帶的社集，復社的活動尤其受到注意。江南的文獻極豐富，社集的相關資料亦多，加上復社有確定的成立時間、目標與宗旨、成員，以及社集的活動，所以復社及其周邊社集，諸如幾社、讀書社、南應社及中江社皆為人所熟知，而其詩文活動或政治運動，始終是學界的研究重點所在。相較之下，其他地方的社集往往只有很零碎或極片段的資料留下，造成研究上的極大困難，即使近幾十年仍有一些精彩的研究論著問世，但資料的稀少與零碎，仍是研究者所須面對的困境與難題。
社集是一群人的集合，像郭紹虞便把社集定義為文人集團。社集跟個別士人或文人不同，個人可以有很多面相，但當一群理念相近的人共同結為社集，便在某方面有所交集，而被凸顯的這個面相便會成為該社集的特色，當同一類的社集在一段時期大量出現，便可能跟某種思想文化風潮有關。也因此社集不只是社集，還必須跟社集所處的時代脈絡及其思想文化風潮放在一起考慮。
明中晚期思想文化史領域的三股風潮，分別是以前後七子為首的文學復古運動、陽明心學運動，以及以江南復社與江西豫章社為首的制藝風潮，因應這三股風潮，則有詩文社集（主要是詩社）、心學講會，以及制藝文社的流行。明中期是文學復古運動與陽明心學運動的興盛期，於是詩文社集與陽明學講會臻於極盛，直到萬曆末年左右，聲勢才被新興的制藝風潮與制藝文社所凌駕而過，迄於明亡而止。
文學復古與心學運動在詩文及心性學說上各有主張及創獲，而兩波運動的共通點，即帶來參與階層的擴大。心學普遍流行於一般士人之間，而因心學有向下層走的傾向，所以即連布衣、處士、農工商賈也有不少參與講學的例子，這方面以泰州學派走得最遠，但不僅限於泰州學派有此傾向而已。文學復古運動也有擴大參與的趨勢，復古派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原則，由於講究摹擬，讓人們更容易入手寫作詩文，於是過去被視為雅的詩文，如今吸引更多士人，甚至布衣、處士、宗室、僧道，共同參與在這類詩文社集中。
參與階層或範圍的擴大，使得這兩波運動並不只是停留在心學學說或詩文寫作，而有其外在效應。近來的許多研究指出，在心學流行高峰的一世紀間，心學對許多規範的鬆解，給予多元的價值發展空間，脫離過去來自官方或程朱學的約束規範。還有許多人利用講學講會以及各種策略手段，進行社會教化或社會福利事業，而讓儒學的聖人形象具體深植人心。另一方面，如錢基博所言，文學復古運動頗類似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因對古代文化的嚮往而蒐獵古代典籍，加上明中期以來出版業的興盛，使得許多已知或未知的古籍得到刊刻出版的機會，過去珍貴而罕見的古籍，變得唾手可得，人們所閱讀的書籍大量增加，知識範圍也大幅擴大。許多古籍的重刻流行，加上心學訴諸本心而不受先儒註解的約束，使得人們對儒學經典的解釋多元化，而儒經以外的其他典籍的流行，甚至弱化了儒經對人們的規範能力。諸子學的復興就是此時很值得注意的現象。當時流行的諸子學書籍，除了《老子》、《莊子》以外，還有先秦以來的其他子書，不少人會以這些子書來重新解釋儒學經典，隱然把諸子學與儒學並列，甚至有凌駕儒學之上的傾向。也因此，在心學與復古運動流行的高潮，也是一些人對這兩波運動批評最激烈的時候。理學陣營既有周汝登與許孚遠的九諦、九解之辯，也有以顧憲成（1550-1612）、高攀龍（1562-1626）為首的東林書院講學，主張回到官方認可的程朱學。文學陣營有公安、竟陵先後起而批評復古派。
不過，儘管許多士人都捲入到這兩股風潮中，但畢竟大多數人都不是嚴肅的心學家或詩文作者，所以即使精英士人倡導回歸程朱學或主張性靈文學，也未必能夠徹底解決儒學經典解釋的多元化及規範弱化的問題，這給了制藝（即八股文）發展的空間。在心學與復古派流行的高峰期，制藝只被視為是一種寫作的技巧，並未被賦予多少文學性，所以無論是心學或復古派的士人，都把心學、詩文跟制藝區別開來，甚至頗有醜詆制藝的言論。但大約到萬曆中期以後，開始有一股新的呼聲，試圖把制藝作為新文體，以這個新文體重新整頓風氣。
制藝即經義之學，亦即對儒學經典的義理詮釋之學，明末士人沒有直接走入清代的考證學，而是以制藝來解經。由於先儒如朱熹對儒經的註解，雖然簡要精當，但未必能夠傳達儒經的全部意涵，所以必須以各種旁敲側擊的方式，一邊回到儒經當時的時空背景，一邊放到今日所處的時空下來思考與理解其內容。如果說朱熹的註解是骨幹，則當時士人透過制藝寫作所想做的，便是賦予這些骨幹豐富的血肉。也因此，明末士人所從事的制藝寫作，既是因應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衍生的挑戰而起，但從經典解釋的角度看，又是承自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而來。所以當時一些人甚至要求制藝必須融合理學與文學的成果，一如江西新城涂伯昌指出，今之士人與昔之士人的差異，在於理學已明與理學未明，而在理學已明之世，士人除了明理以外，尚須具備文學修辭方能完美闡述經義。因此，制藝雖以闡釋經義為主，但同時也是經學、理學與文學的三合一。
詩古文辭、心學語錄與八股文，本屬於不同文體，與此相關的士人及社集活動，過去會放在各自的文學史、心學史及八股文史的脈絡下進行討論，但在心學、文學復古與制藝寫作這三股風潮中，不同性質的社集間常有競爭關係。對個別士人而言，心學、復古派文學與制藝三者間不必是競爭關係，所以某些士人可以同時跨在不同陣營，既接觸心學，也同時寫作詩文與制藝。但若是組成社集，社集會凸顯群體共同的認同與作為，就必須放在三股風潮的競合中來考慮詩社、心學講會及制藝文社。一如18世紀的法國，既有貴族女性主持的沙龍（salon）聚會，也有Baron d’Holbach組織的以男性為主的聚會，儘管成員有重疊，但兩種聚會間卻有競爭關係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