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葬禮結束後一個月,媽媽便帶我去南京市和平路小學(現在改名為南京市北京東路小學)報名上學。這所小學歷史悠久,一直是南京市的重點小學。校園占地面積很大,每個年級都有各自獨立的房舍作教室,亦有獨立的課間活動場所。六個年級六排平房,房屋周圍的水泥走道兩旁建有許多漂亮的花壇。一年四季各種鮮花輪番開放,錯落有致,與學校大門內側的兩個小池塘交映成輝,環境可謂優雅。加之學校地處市府大院公交一村內,受到政府的直接關懷,條件相當不錯。特別是學校後面有個大運動場,有當時南京市屈指可數的標準沙坑和跑道,可以用來召開省市級田徑運動會。運動場中的大草坪是一個標準足球場,我們稱之為大操場。只要不下雨,全校師生每天都集中在此做早操,平時各年級的體育課也都在這兒上。這樣的體育運動條件,可以說在南京市的小學中是得天獨厚絕無僅有的,就連絕大多數的中學也望塵莫及。
國民黨時期這所學校叫藍家莊小學,共產黨接管政權後,將學校改了名,主要接收共產黨南京市委和市政府機關的幹部子女入學。當時政府嚴格規定,兒童年滿七周歲才可進小學,有些孩子生日差幾天都不行,往往被耽誤一年。那時無論是校方還是家長,大家都高度自覺,嚴格按規定辦事,基本無人走後門,亦沒有聽說過請客送禮這一套。所以我們姐弟幾人都是七周歲半以後才開始讀書的,比西方的孩子們上學平均晚了兩年。
媽媽從小愛讀書,她說要不是為了抗日而獻身革命,她是一定會上大學的。現在她將希望寄託在我們幾個孩子身上,要我們努力學習,將來能考上名牌大學,讓她上大學的夢想在我們身上實現。她的這個願望從我上幼稚園起就灌輸給我,從而奠定了我日後用功讀書的思想基礎。
我和我的兩個姐姐在同一所小學就讀。我上一年級時,她們兩個,一個上三年級,一個上六年級,學習成績都不錯。尤其是安東,已經拿過幾個學期的「三好生」獎狀,很讓媽媽感到寬慰。這使從小個性要強的我暗下決心,一定要超過她們。我自幼比較聰明伶俐,又什麼都不甘落後,自覺性和刻苦性都較強,,所以一上學就在班上拔尖,每次考試都力爭滿分,博得了老師們的喜愛,指定我當了班長,繼而又當了級長,「三好生」獎狀自然不在話下。我在和平路小學讀書六年,十二個學期拿回了十二張「三好生」獎狀。讀書成績是姐妹中間最出類拔萃的,加之在女孩中又數我最小,因而得到媽媽的格外寵愛,在姐弟們發生口角時,她經常袒護我,我對她也特別親。這些卻遭到了姐姐們的嫉妒。一九五七年春大鳴大放期間,年僅十歲的安東,竟然寫了大字報貼在家中飯廳的牆上,批評媽媽偏心眼兒包庇我。這張大字報只貼了半天,當晚就被媽媽喝令撕下了。可是安東心裡並不服氣,撕下大字報時她氣得臉漲得通紅,過後還好多天不跟我說話。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發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鼓勵全國人民大鳴大放,對共產黨提意見。好多人,特別是知識份子,非常高興,以為毛澤東講民主,給人民言論自由。誰也沒有想到他的「雙百方針」,目的是為了要「引蛇出洞」,誰提意見就整誰,上當受騙最多的是知識份子,其中有很多人是不足二十歲的尚在大專院校就讀的青年學生。一九五七年春夏之際,我上小學一年級下半學期時,反右派運動就在全國大張旗鼓轟轟烈烈地展開了,首當其衝被開涮的就是知識份子。凡是頭年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大鳴大放的人都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被開除公職,發配邊疆。
一天夜裡,我從睡夢中驚醒,身邊不見媽媽,卻聽見客廳裡有人說話,便一骨碌爬起來跑到客廳。只見一位面龐英俊身穿軍服的年輕人坐在大方桌旁,與外公外婆和媽媽說著話。這人的軍服上沒有領章和肩章,滿臉是淚,媽媽握著他的手不停地安慰。見我進來,媽媽說這是我三舅,明天一早要出遠門了,他們要說說話,叫我不要打攪。說著她就送我回房睡覺,第二天早晨我起床時,三舅已經走了。
這時候媽媽才告訴我,二十二歲的三舅周汝生是共產黨員,年輕有為的空軍少尉軍官。他畢業於軍事院校,一直表現優秀,原本前途無量。只因他在鳴放中提出中國軍隊不該一邊倒,什麼都學蘇聯,被打成了右派,而後被開除了黨籍軍籍,發配青海勞動改造,社會的棟樑轉瞬間成為階下囚。
五十年代的中國,一切學蘇聯。毛澤東稱蘇聯為「老大哥」,號召全國人民學俄語。共產黨高級幹部們最時髦的事情,就是送子女去蘇聯留學。中國人民解放軍採用的是蘇式軍銜制,共產黨在軍隊中提倡跳蘇聯舞,唱蘇聯歌。
我的三舅從學生時代起就是個很活躍的人,積極參加學校的各項活動,特別是他愛好文藝能歌善舞,經常參加各種演出,是個有天分的文藝活動積極份子。他參軍後也一直是軍隊演出隊的成員,對中國的傳統歌舞情有獨鍾。在鳴放運動中,生性爽直的他,對一切學蘇聯的現像提出了看法,認為不能光唱蘇聯歌跳蘇聯舞,也應該有一些我們自己的傳統歌舞。沒有想到,他的這點直率,使他在剛剛踏上人生旅途之時便遭了殃,被打成了「反黨反毛主席」的右派份子。一個革命的主力一下子就成了階級敵人,斷了前程,毀了青春。最糟的是,由於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所以受了那麼大冤屈人,不允許有任何申辯,有理無處講,只能陷入絕望境地。
那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使得全國範圍內,受冤枉被打成右派份子的有五十五萬人之多,受牽連的親屬有幾百萬人。其中各大學十八、九歲的年輕學生受害人數最多,因為他們閱歷淺,天真幼稚又敢想敢說,所以成為名為「言者無罪」而實質「言而有罪」的受害者。這些年輕的學生被打成右派後,又被開除學籍,再被遣送到邊遠貧困地區勞動改造,一去就是二、三十年,好多人喪失性命。倖存者們也大多數是九死一生,受盡苦難。這一場反右運動使得多少人才被摧殘,多少家庭被毀滅!在毛澤東統治的中國大地上,連綿不斷地上演著一齣又一齣人間悲劇。
事實上,共產黨中央給各個單位都下達了打右派指標,每個單位都要抓出百分之五的右派份子來,否則單位的領導就要倒楣。當領導的若不想倒楣,就必須抓出替罪羊。為了完成這個混蛋的百分之五的指標,有些領導甚至於把一些在鳴放中沒有說過一句話的人也打成了右派。這種置人於死地的做法,純粹是他們為了向上級邀功請賞,抓出這些人來為那個百分之五充數。不幸的三舅周汝生只不過說了幾句大實話,就莫名其妙地被劃進了那個「百分之五」。
畢竟三舅在部隊一直表現良好,所以在他被發配青海之前,部隊領導動了側隱之心,給了他一天假,允許他回家與親人告別。那天晚上,他在我家對外公外婆和媽媽哭訴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踏上了流放之途。他這一走,竟成了與外公外婆和媽媽的永訣。在他走後的幾年中,媽媽和外公相繼病逝,他都未能獲准回家奔喪。二十八年後,他獲得平反,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復了黨籍,被分配到安徽省一個小縣城的集體工廠擔任廠長。平反後,他到南京來看我。這時我見到的三舅與當年那個瀟灑英俊的青年已完全判若兩人,我見到的是滿頭雪白銀絲的耄耋老者。漫長艱苦的歲月,無情地在他的臉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皺紋,五十歲的人看上去像七、八十歲。他沒有成家,孑然一身。當他用顫抖的雙手撫摸著媽媽的遺像時,不禁老淚縱橫。看著無聲的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從他的雙眼滴落在地,我砰然心動,突然明白了什麼是痛苦,什麼叫創傷。想到三舅的大好年華被無端葬送,同情的眼淚一下子從我眼中奪眶而出。
反右鬥爭後,全國人民沉默了。為了激起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他號召全國人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主觀臆斷地決定要用成倍的高速度發展國民經濟,在最短的時間內趕上或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此,他對工農業產量盲目地制定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指標。
那年我剛九歲,卻已經被教育成狂熱的「共產主義接班人」,上進心非常強,政治熱情相當高。那種政治熱情說給今天的孩子們聽,他們根本就不可思議。在那一年的六月一日國際兒童節,我與其他六位同學一起,被批准加入少年先鋒隊,成為班上的第一批少先隊員。新隊員人數剛好可以成立一個小隊,我本來就是班長,所以一入隊就成了小隊長,左臂戴上了鮮紅的一道杠標誌。
當時我們所受的教育是,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最崇高的理想,為了這個理想我們必須跟黨走,老師們諄諄教導我們說,人生三件大事,入隊、入團和入黨。少先隊是共青團的後備軍,而共青團是共產黨的後備軍。所以入隊對於小小年紀的我來說,是很神聖很光榮的事。當紅領巾在我的胸前飄蕩時,當沒有入隊的同學對我投來羡慕的眼光時,我覺得非常自豪。入隊後,我更加積極地投入到學校的各項活動中去,我要用我的實際行動支持大躍進運動,做媽媽的好孩子,老師的好學生。
我們小學生的主要任務是除四害,消滅蒼蠅、蚊子、老鼠和麻雀。四害中的前三害我們就在家裡對付,我家裡基本上沒有蚊子和老鼠,但是一入夏就有成群的蒼蠅在屋內外到處飛舞,很是討厭,所以我們對除四害運動非常歡迎。我們姐妹人手一隻蒼蠅拍,見到蒼蠅就打,打死的蒼蠅都撿起來放在紙盒裡計算成績。每天傍晚,我都將裝有死蒼蠅的紙盒送到蘭園居民委員會去。居委會主任認真清點盒中的死蠅,然後寫個收條曰:「茲收到高安華同學交來蒼蠅屍體XX隻,特此證明。」然後鄭重其事地蓋上居委會的大紅印章。第二天我就將這個收條交給老師,報告除四害的成績。我才上小學二年級,就已經懂得當好班幹部必須以身作則。每天放學後我都不去玩耍,做完了作業就除四害,在我的帶動下,其他同學也都照我這樣做。我們還在老師的帶領下,遍查市內公共廁所,一旦發現有蒼蠅的蛆,就用小鏟子搜羅起來,再挖個小坑埋掉。我們不怕髒不怕臭,積極性很高。我們的努力確實卓有成效,到第二年夏天,南京市內的蒼蠅明顯地減少了。
除四害運動中聲勢最為浩大的是:全民動員,消滅麻雀。毛澤東說麻雀會糟蹋糧食,必須徹底消滅,於是麻雀成為人民公敵。一九五八年整個春夏,一到星期天,安東,衛國和我都要跟媽媽一起去公教一村,參加市委大院裡的集體滅雀大戰。我們用的是人海戰術。市級機關的幹部們,幾乎家家都是男女老幼全體出動,分散站在市委大院的各個角落。每個人手裡都拿著鍋碗瓢盆或者搪瓷茶缸和臉盆,一看到天空中有鳥飛過,就全體齊聲大喊,同時用棍子或小勺敲擊手中的盆盆罐罐。成千上萬的人製造出震耳欲聾的響聲,猶如千軍萬馬馳騁疆場,驚恐的鳥兒們在天上不停地亂飛,根本不敢停下歇息。幾個小時下來,鳥兒們極度疲勞,飛不動了就從天上掉下來。這時候人們就一哄而上,爭先恐後地捉拿落地的麻雀「戰俘」以計算成績。如果落地的鳥兒一息尚存,人們會毫不猶豫地將其勒死,絕不留情。不論打死的是何種鳥雀,一律當作麻雀計數。死掉的鳥兒越多,人們越高興,無絲毫憐憫。
我和媽媽每次參加滅雀大戰,都站在大操場,那兒人最多,而且有鑼鼓家什助威。我左手拿個鋁製飯盒,右手拿個小羹匙,不停地敲打,同時跟著大人們拼命地扯足嗓門對天喊叫。我的手敲酸了,喉嚨喊痛了,都毫不介意,因為這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啊,怎麼能落後呢?每當我見到有鳥兒從天而降,就像消滅了一個敵人一樣,感到無比興奮,覺得自己也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出了一分力量。
如今,我已到了花甲之年,毛澤東時代在我頭腦中建立起來的抽象的共產主義大廈,早已在中國殘酷的現實生活中土崩瓦解了。但是回想起五十餘年前的我,一個九歲的兒童,一個二年級的小學生,共產主義的教育竟能如此牢牢地印在腦子裡,深深地紮在心窩裡,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真是頗多感慨,不得不承認共產黨的宣傳鼓動是相當成功的。
其實,我們當年的滅雀大戰消滅的麻雀,是吃害蟲的益鳥。其他被滅鳥類,亦多為益鳥。第二年全國很多地方發生蟲災,沒有了益鳥,又無足夠的滅蟲農藥,加上其他天災人禍,致使整個神州大地糧食產量普遍大幅度下降,有些地區甚至顆粒無收,從而爆發了連續三年的全國大饑荒。儘管如此,卻沒有人敢懷疑毛澤東的政策是荒唐可笑的,我們仍然堅定地相信,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是英明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對毛盲目崇拜,盲目緊跟,沒有人意識到個人迷信的危害性。抽象的共產主義信仰,像一種宗教,牽著人們的鼻子走。這種宗教在潛移默化地毒害和腐蝕著我們的靈魂,使我們頭腦僵化不去獨立思考,唯命是從。這樣,就為數年後毛澤東發動的那一場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打下了可悲的群眾基礎,使得自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毛澤東能夠為所欲為,玩弄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終於在六十年代中期,將中國人民拖進長達十年之久的政治動亂,陷入自相殘殺的苦難深淵,從而寫下了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最為慘痛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