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什麼?
貧富懸殊的民主國家,
是否將走回威權老路?
超越教科書式的「國家三要素理論」
政治社會學、「國家研究」的全新經典
國家是什麼?國際公約將政府、領土、人口視為構成國家的三個要素,然而這只是最表面的定義,未能深入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尤其沒能回答:國家的統治基礎從何而來?
本書指出,除了傳統的三要素以外,應當也要重視國家的第四個要素──觀念,也就是人們對於身處的社群,其共同利益或普遍意志的想像及認同。於是,作者一方面呼應了葛蘭西的「霸權」概念,指出國家內建了階級偏袒的傾向,會將某些特殊利益佯稱為普遍利益,導致人民甘願接受支配;另一方面,國家也並非只是被動的工具,完全服膺於單一階級的利益,它反倒會取得相對自主性,以自身邏輯來運作。
面對國家現象的高度複雜性,本書避開了西方中心論的盲點,並以歷史與比較的觀點,掌握政治組織從部落、酋邦,到文明帝國、現代國家的演化過程。而對於近幾十年來,全球政經局勢日新月異的變化,也都被納入本書的討論範圍,進而有助於我們瞭解以下問題:
◎全球化是否侵蝕了民族國家的主權原則?跨國企業的崛起,是讓國家的干預變多,還是讓它轉換成「小政府」的角色?
◎國家為什麼失敗?除了破產、忠誠分裂、代表性不足,「失敗國家」還有哪些面向?此外,為什麼某些地區的政府常被貼上「流氓國家」(rogue state)的標籤?
◎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結合,是必然還是偶然?當今各國頻繁進入「緊急例外狀態」的趨勢,是否意味著民主國家的行政權,也日漸壓縮了立法與司法權?
身在地緣政治前沿的島嶼,我們每個人都有義務瞭解,「國家機器」如何運作,而國際政治又將何去何從。
本書特色
◆以最全方位的角度,考究國家與社會的關聯
→7種以上的學科視角:政治經濟學、歷史社會學、國際關係、人文地理學、概念史、政治哲學、社會理論
→6種分析國家的取徑:歷史構成、形式構成、制度論、行動者網絡、形態(figuration)分析、語義-論述
並且涵蓋了幾乎每一項攸關國家的重大議題,包含但不限於:主權與國際承認、民族主義、公民身分、稅、政治代表性(統合主義、侍從主義、多元主義)、民主vs.威權、例外狀態、網絡vs.階序、新自由主義的跨國企業支配。
◆從左派關懷出發,但不淪為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忽視國家且採取經濟化約論的老舊立場;反之,本書師承Antonio Gramsci與Nicos Poulantzas,將國家擺回階級理論之中,不把政治與文化層次的鬥爭當作經濟鬥爭的附屬,並且在探討資本主義與國家的關聯之同時,點出「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國家」並非唯一的(現代性)國家型態。
◆除了馬克思主義的系譜以外,也將觸角延伸到其他未必「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理論,例如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概念、韋伯(Max Weber)對正當性及暴力壟斷的討論、魯曼(Niklas Luhmann)論及的社會分化形式(階段)與國家的歷史性演化,以及哈特與奈格里(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對全球化或新興「帝國」的觀察。
佳句摘錄
▊名家解讀
.施密特(Carl Schmitt)……即聲稱,「統治者就是決定例外的人」。
.根據曼恩(Micheal Mann),專制權力是國家毋須與公民社會群體從事例行的制度化協商,即可以自由行動的能力。
.千年以來,知識一直是國家權力的主要向度,涵蓋多種資訊蒐集、政治計算和監控形式(比如James Scott討論「國家的視角」,以及Bourdieu討論國家的「資訊資本」)。事實上,「統計」原本就是指國家為自身目的而蒐集人口和經濟數據。權力-知識的一般連繫經常受到探討──包括最著名的傅柯(Michel Foucault)。
.如同艾薩克(Jeffrey Isaac)所言,「比起A使役B去做B原本不會做的事,權力的社會關係通常是A和B都做著他們平常就在做的事。」
▊國家vs.社會
.社會學家的挑戰就是要將國家去神秘化,予以徹底揭露,證明國家作為實質的統一實體並不「總是已經」存在。
.「公民社會」作為表面上屬於「私人」社團的一塊疆域,仍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將國家視為政治(階級)支配的系統,而這個系統的結構,藉由自身在決定力量平衡和政治行動形式時所扮演的角色,對社會鬥爭有著明確的影響。
.國家地位的概念首先是與政體有關,但治理則是與政治和政策更為相關。治理關切的是公共政治、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務,而非這些事情發生所在的國家暨政體框架。
▊資本主義的威權傾向
.「威權」統治形式是成熟資本主義的特徵,而且不只出現於原始積累時期和晚期發展階段,或是依賴型與邊陲資本主義。
.霸權願景……試圖令特殊與普遍和解,方式是將國家的性質和目的與更廣泛──但總是選擇性──的公共利益、良善社會、公共福祉之政治、智識和道德的願景相連結……這種「虛幻的」公共利益,令某些物質和理念利益、認同、空間、時間性等,享有凌駕其他人的特權,同時可能採取堂皇的包容形式(例如自由民主制),或顯然是排除性的形式(例如種族隔離國家)。
.當利潤是取自源自於金融投機,而承擔的風險也開始超出對於生產資本迴路而言必要的金融仲介和風險管理活動時,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之間的選擇性親近就會弱化。當金融主導的積累造成解除管制、自由化,以及經濟(尤其金融)與政治權力的交錯滲透,導致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擴大,這種親近性就更薄弱了。……這類觀察顯示,資本主義和民主何以並不總是彼此吻合。甚至,根據經驗法則,我們可以說,只要謀取利潤的政治形式占有支配地位,威權統治就會是常態而非例外。
▊世界尺度的比較研究
.就目前國家主義與發展型國家同化的狀態而言,邊陲資本主義彰顯的國家主義議題甚至更為嚴峻(例如凱末爾的土耳其、李光耀的新加坡)。除了這些較「常態」的發展型國家主義形式,我們還發現例外的「發展型」國家(例如,南韓和臺灣發展型國家的早期階段,它們有獨裁體制主導的強大國家安全體制──在資本分支間的分歧與人民壓力升高導致的民主化發生之前)。
.不論是否立基於以政治認同,或是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的想像共同體,歐洲認同的定義都必須劃出將他者自歐洲「國族」成員排除的界線。此處的重要測試例子是白俄羅斯、俄國、土耳其和烏克蘭加入歐盟的資格,不論這樣的資格是基於它們各自的政治體制,還是文化傳統。
作者簡介:
鮑伯.傑索普(Bob Jessop)
英國蘭開斯特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社會系榮譽教授。著有《普蘭札斯:馬克思理論與政治策略》(Nicos Poulantzas: 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 1985)、《國家理論:定位資本主義國家》(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 1990)、《思索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2002)(韋伯出版,2008)、《國家權力:策略-關係取徑》(State Power: a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 2007),以及與岑艾玲(Ngai-Ling Sum)合著的《邁向文化政治經濟學:在政治經濟學中定位文化》(Towards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Putting Culture in its Place in Political Economy, 2013)等。他著作等身,尤其在國家理論影響深遠。
譯者簡介:
高郁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王志弘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既整合了看似對立的諸多智識傳統,又提出了屬於自己的原創國家理論。
──Erik Olin Wright,《真實烏托邦》、《理解階級》、《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命若星塵》作者
很難想像有人比Jessop還懂國家理論,他以出色的鑑別技巧,運用了這些百科全書式的知識。
──《政治研究評論》(Politcal Studies Review)
毋庸置疑,為所有後續學術研究提供了出發點。
──Colin Hay,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 Paris)政治學系教授
以充滿洞見的方式,投身於政治理論中某個歷久不衰的主題:如何定義國家,又要如何界定國家的複雜性。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書評》(LSE Review of Books)
延續且立足於批判性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如Nicos Poulanzas)之理論,在此書中尤其扮演要角,同時也證明了他對於一連串不同傳統的作品之閱讀廣度,包括歷史學及歷史制度論的作品。
──Chris Pierson,諾丁漢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系教授
名人推薦:既整合了看似對立的諸多智識傳統,又提出了屬於自己的原創國家理論。
──Erik Olin Wright,《真實烏托邦》、《理解階級》、《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命若星塵》作者
很難想像有人比Jessop還懂國家理論,他以出色的鑑別技巧,運用了這些百科全書式的知識。
──《政治研究評論》(Politcal Studies Review)
毋庸置疑,為所有後續學術研究提供了出發點。
──Colin Hay,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 Paris)政治學系教授
以充滿洞見的方式,投身於政治理論中某個歷久不衰的主題:如何定義國家,又要如...
章節試閱
第九章 自由主義民主、例外國家與新常態
脆弱國家、失敗國家與流氓國家
隨著能力配置、國家經理人投射權力至國家多重界線外的能力,以及盛行的挑戰,國家的力量會有大幅變化──實際上,在極端的案例裡,國家可能分崩離析,或展現其他經常被稱為「國家失敗」的徵兆。所有國家都會在某些方面失敗,常態政府則是從失敗中學習並適應失敗的重要機制。與此對比,「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面臨反覆出現的國家失敗時,缺乏重新發明或重新定位其活動以維持國內政策之「常態政治服務」的能力。「失敗國家」的論述經常是作為國家間際及國內政策的一環,藉此污名化某些體制。這種說法在掠奪式國家(predatory states)的例子裡可能有其合理依據,這些國家的官員仰賴特定階級,或一般人口的剩餘或其他資源「過活」,卻沒有確保擴大再生產的條件。這種現象的其他名稱有「竊盜統治」(kleptocracy)和「吸血鬼國家」(vampire state)。明智地混合善治(good governance)和自由主義市場改革,在這類狀況裡經常是推薦的做法,卻非普世皆然的萬靈丹。有外加壓力或外來干預的其他案例顯示,轉型的首要決定因素是內部國家能力和內部力量平衡(受到外來因素修正)。儘管「善治」政策有某些成就(如盧安達),但嚴重且持續失敗的例子也所在多有(如阿富汗、辛巴威、前比屬剛果)。
同樣的,「流氓國家」(rogue state)標籤可以用來誹謗某些國家,它們的行動在霸權或支配國家──特別是美國──看來,會威脅既有的國際秩序。美國國務院以四項標準辨識這類國家:(1)它們是威權體制;(2)它們支持恐怖主義;(3)它們企圖增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4)它們在本國犯下嚴重的侵犯人權罪刑。2000年時,國務院將官方論述裡的「流氓國家」替換成「受關切國家」(states of concern)。雖然有些「流氓國家」同時也是「失敗國家」,但其他則是強大又易脆的例外國家(例如北韓、緬甸)。流氓國家的標籤已經招致反霸權的批判回應,指出美國本身多年來就是最糟糕的流氓國家。這類指控與反控顯示,「失敗」和「流氓」國家這類詞彙具有高度爭議性──但這並不表示該宣稱的有效性無法經由特定標準來檢驗。還有個類似標籤是「賤民國家」(pariah state),這個詞適用於那些在本國侵犯人權,但未威脅世界和平的國家(如緬甸、辛巴威)。
威權國家主義
波拿巴主義和凱撒主義之類的概念,是十九世紀歐洲政治論述不可或缺的一環,它們與民主體制一起,提供探索政治權威和民眾意志之間關係的焦點。這個主題持續至二十世紀,圍繞著獨裁和極權主義而展開,尤其在戰間期。威權主義統治命題的再次復甦,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尤其是在冷戰脈絡下,偕同國民安全國家的崛起──以及戰後大西洋福特主義模式成長危機之後,而大西洋福特主義乃結合了繁榮前景與對於普涵型政黨和擴張福利國家的強力支持。
有幾種重要說法都指出,「威權」統治形式是成熟資本主義的特徵,而且不只出現於原始積累時期和晚期發展階段,或是依賴型與邊陲資本主義。此處的例子有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理論指出的強官僚國家趨勢──不論其形式是威權或極權──這是在經濟危機脈絡下,伴隨國家資本主義的萌生而發展。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這些理論家主張,這種國家形式與組織化資本主義(organized capitalism)或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有關聯,其意識形態權力愈來愈仰賴大眾媒體,而且若非將勞工運動整合入政治支持,就是作為鞏固極權統治的手法而粉碎它。
在戰後理論家之間,人們或許會提起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晚期資本主義公共領域衰頹主張。其他例子還有赫希(Joachim Hirsch)指出的戰後福特主義脈絡下,安全國家(Sicherheitsstaat)(security state)的崛起;各種有關「強國家」(starker Staat)(strong state)、「軍武國家」(garrison state)、「友善法西斯主義」(friendly fascism)等傾向的主張。這類論證通常關切的是先進歐洲與北美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就目前國家主義與發展型國家同化的狀態而言,邊陲資本主義彰顯的國家主義議題甚至更為嚴峻(例如凱末爾的土耳其、李光耀的新加坡)。除了這些較「常態」的發展型國家主義形式,我們還發現例外的「發展型」國家(例如,南韓和臺灣發展型國家的早期階段,它們有獨裁體制主導的強大國家安全體制──在資本分支間的分歧與人民壓力升高導致的民主化發生之前)。
進入戰後時期不久,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學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即形容美國這個國家是由「常規國家階序」(regular state hierarchy)組成的拼裝體,它既依法治行動,也有監測並控管常規國家的更隱蔽「安全階序」(security hierarchy),限制著民主的影響力,並藉由培養對國內外敵人的懼怕而激發保護需求。更晚近,圖納德(Ola Tunander)發展並調整了蕭爾(Martin Shaw)的西方集團國家(western conglomerate state)概念,主張美國帝國(the US Reich)已然將西方國家(他也稱為西方勢力範圍〔western Großraum〕)一分為二:一系列在法治下運作的常規民主或公眾國民國家;以及,隱蔽的跨國安全國家,它可否決自身決策,並藉著將特定活動建構為國家或國際安全的根本威脅而「安全化」常規政治,在某些案例子中更訴諸恐怖主義來合理化軍事政變或政變企圖。
更晚近,安全階序或安全國家的想法,也反映在對「深層國家」(deep state)的更多關注。「深層國家」一詞是土耳其的發明(土耳其的對應字眼是derin devlet),指由情報服務、軍事、安全、司法和組織性犯罪內部的高層人士構成的系統。類似的網絡已經出現在埃及和烏克蘭、西班牙和哥倫比亞、義大利和以色列,以及其他許多國家。對於以這些角度撰寫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內幕爆料書的洛夫格倫(Mike Lofgren)而言,深層國家是個「政府元素與部分金融與產業高層結盟的混合體,無須參照被治理者經正式政治過程表達的同意,仍能有效治理美國」。
同樣道理,林西(Jason Lindsey)區分了淺層國家(shallow state)與暗黑國家(dark state)。淺層國家是國家的公眾面貌──它構成政治場景的前臺:演講、選舉、政黨政治及類似產物;相對的,深層國家愈來愈脫離了公眾的凝視(或謂「公然隱身」),其網絡包括了官員、私人公司、媒體管道、智庫、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利益團體,以及其他關注資本需求而非日常生活需求的力量。事實上,它愈來愈隱身於新自由主義的庇護下,也通過新自由主義實踐來隱身: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主權消蝕的迷思──這遮掩了許多藉由公共-私人劃界而交扣資本和國家利益的方式。基進記者恩格哈特(Tom Engelhardt)稱其為美國政府除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部門」;於他而言,這意味著一個更加不受箝制且無可課責,在祕密面紗背後運作的華盛頓中心。
普蘭札斯除了分析平行權力網絡和例外體制中作為硬核的「掩體」的角色,也主張此前曾是例外且暫時的政治秩序特徵,正愈來愈在他稱為威權國家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型態裡常態化。因為隨著世界市場更加整合,其矛盾也變得普遍化,而其危機傾向也益發明顯。這使得移置或延遲危機愈來愈困難,它們也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恆常特徵。於是,隨著它們編納進入與官方國家系統平行運作的恆久結構裡,明顯的「例外」特徵便與資本主義型國家的「常態」特徵共存,並修正了後者。這個過程蘊含著常態與例外結構持續的共生和功能交錯,置於國家機器與主導政黨的制高點控制下。
於是,普蘭札斯主張,資本主義型國家如今「永久(permanent)且結構性的特徵,就是政治危機與國家危機之共通元素的獨特尖銳化(sharpening)」。這反映出1970年代已然顯現的,當代資本主義的長期結構性經濟危機,及這項危機如何凝縮於正在裂解干預型國家之社會基礎的各種政治與意識形態危機,譬如資產階級與新舊小資產階級的傳統聯盟的解組;工會和其他從屬群體的普通成員愈來愈好戰;伴隨著過往的「次要」戰線上的新社會運動成長而出現的意識形態危機;以及權力集團內部的矛盾,隨著國際化對各資本分支之間關係的衝擊而加劇(。這些徵候反映了大西洋福特主義危機,但類似徵候也可見於1990年代與本世紀頭二十年的出口導向知識經濟體,以及新自由主義金融主導經濟體。再者,由於當前的世界市場比1970年代中期整合程度更高,相較於普蘭札斯的預想,危機傾向已變得更具有多重形態、多重尺度,以及更多中心,而且由更多的分歧、物質與理念利益,以及認同所驅動。
雖然普蘭札斯分析中的細節反映的是他寫作當時的局勢,但他對新浮現的資本主義型國家之「常態」形式的描述,頗有先見之明。他將「威權國家主義」的基本發展傾向,形容為「對所有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加強國家控制,結合政治民主制度的劇烈衰退,以及對所謂『形式』自由施以嚴苛且形式多重的限制」。更具體地說,威權國家主義的元素,以及它們對代議制民主的意涵是:
•權力從立法移轉到行政與管理系統,而且實質權力集中於後者,從而封鎖來自被視為人民代表之政黨與議會的明確影響。實際上,政治愈來愈集中在總統或首相的職員辦公室。占據行政頂點的這個辦公室,儼然是純粹人格化的總統-首相系統。不存在將專制權力集中於他(或她)手上的真正波拿巴主義獨裁者;反之,此處尋求的是奇魅型的門面人物,他能對政治的複雜性提出有意義的策略方向──不論是面對支配階級,或是以更偏公民決定的風格,面對人民大眾。人格主義(personalism)實際上是許多矛盾壓力的濃縮,其致力於重新平衡仍以矛盾形式顯現於行政體系中的衝突力量與民眾利益。
•立法、行政與司法的加速融合,並伴隨法治的衰退。議會和政黨如今是權力極為有限的單純選舉「登記室」──其代理者很可能轉由競選資助者、遊說者,以及當代政治旋轉門中的潛在未來雇主「擁有」。因此,成為國家政策發展主要位址的,是由政治執行者引導的國家行政體系。這些變化使掌權的政黨(或是「政府的自然政黨」,對比於註定扮演永久反對角色的政黨)轉變成為單一(或雙頭壟斷〔duopolistic〕)型的威權大眾政黨(authoritarian mass party),比起直接闡述及代表人民的利益與對國家的要求,其任務更關乎以公民表決(plebiscitary)的方式去動員民眾支持國家政策。這使得行政大幅政治化,在官僚階序與統一的正式門面底下,冒著行政片斷化的風險。此一趨勢的存在得到卡茨與梅爾(Katz and Mair)的佐證,他們分析政黨菁英策略的轉換,以及政黨競爭的變化動態,如何導致「擔任公職政黨」的優勢,卻以草根成員和全國政黨執行委員為代價(也參見第三章)。
•作為與行政體系進行政治對話的優先管道,以及組織霸權的主要力量,政黨的這種功能衰退了。掌權的政黨也發生了改變,「它們嘗試參與,也確實參與了政府,遵照既有整體國家制度有機地固定且預期的常規輪替模式(而且不只是遵照憲政)」。壟斷資本發現愈來愈難透過議會政黨去組織自身的霸權,因而將遊說行動集中於行政,政黨與權力集團之間的代表性紐帶遂變得更為鬆散(。於是,政黨不再能完成它們在政策制定(環繞著共同政黨綱領而妥協和結盟)或政治正當化(通過選舉競爭來贏取國民-人民的授權)上的傳統功能。如今,它們只不過是官方決策的輸送帶,也僅在它們選擇宣揚的官方政策面向上有些差別。政治正當化也在行政單位的主導下,經由基於公投和操縱性技巧的管道來調整方向,並透過大眾媒體擴大宣揚。
•平行的權力網絡成長,它們與正式國家組織交錯,並且在其各種活動裡占有決策分量。更精確地說,威權國家主義意味著行政部門、占支配地位的「國家政黨」(擔任從國家到人民,而非人民到國家的輸送帶),以及一種新的反民主意識形態的角色提升。這進一步侵蝕了大眾在政治決策裡已然受限的參與,嚴重弱化了政黨系統的有機運作(即使仍有許多政黨完好無缺地繼續存在),也消磨了民主政治論述的活力。於是,威權-國家主義形式持續穿透所有社會生活領域時,遇到的阻礙漸少──我們或可補充,當這種穿透是以(國家)安全和反恐戰爭之名來合理化時,尤為顯著。甚且,普蘭札斯實際上就宣稱,若說得誇張一些,那麼,「所有的當代權力都為威權國家主義所用」。
事實上,普蘭札斯指出國家行政活動會持續遭逢自身政治結構與運作的內在限制時,有稍微撤回這項主張。行政體系的小團體、派別和派系的內部分歧,以及階級衝突和矛盾在國家系統內的再生產,是這些限制尤為鮮明之處。於是,我們必須探問,行政體系如何克服這些張力,方能有效為了壟斷資本的利益而行動。例外國家透過與行政體系明顯有別的政治機器(例如法西斯政黨、軍隊或政治警察)而達致此一目的。在代議制民主的常態形式裡,同樣目的則是透過位居中央行政機器之外,多元政黨系統的有機運作而達成。
隨之浮現的問題是,這種有機運作如何可能在威權國家主義底下實現。普蘭札斯指出,這是藉由將占支配地位的大眾政黨轉型成為支配性國家政黨。如今,這個政黨的功能是以行政核心之政治委員身分而行動的平行網絡,它與位居要津的公務員一同發展出物質與意識形態的利益共同體,將國家呈現給大眾,而非反過來。它也將國家意識形態傳遞給人民群眾,並強化威權國家主義的公民決議正當性(plebiscitary legitimation)。如此高度統一且結構化的大眾政黨,最有可能長期發展而期間沒有執政輪替發生。同樣的功能也可能由單一的跨黨「中心」實行,而這個中心主導了執政黨的輪替。
「國家行政以勢不可擋之姿崛起」之現象,被普蘭札斯關聯至國家日益上升的經濟角色,但他的論點必須受到政治情境的修正。原因是,他的說法仍然是以1970年代的局勢為特色,只是,我們可以重塑他的理論,以吻合當前的新自由主義體制轉變、務實(pragmatic)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調整,以及外部強加的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政策。
第九章 自由主義民主、例外國家與新常態
脆弱國家、失敗國家與流氓國家
隨著能力配置、國家經理人投射權力至國家多重界線外的能力,以及盛行的挑戰,國家的力量會有大幅變化──實際上,在極端的案例裡,國家可能分崩離析,或展現其他經常被稱為「國家失敗」的徵兆。所有國家都會在某些方面失敗,常態政府則是從失敗中學習並適應失敗的重要機制。與此對比,「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面臨反覆出現的國家失敗時,缺乏重新發明或重新定位其活動以維持國內政策之「常態政治服務」的能力。「失敗國家」的論述經常是作為國家間際及國...
作者序
第一章 導論
探討國家所需的資料,其範圍廓繪出三項關鍵主張,羅列如下。首先,不存在一體適用、遑論跨歷史的國家理論──尤其,如果我們將國家理論理解成能掌握並解釋國家的起源、發展與決定因素的單一理論,而這麼做時卻沒有援用其他探究方式,則這點更是成立。第二,作為複雜的政治協作體(political association)、機器、部署(dispositif)、集結體(ensemble)或拼裝體(assemble)(有各種說法),國家系統與更廣大的一套社會關係相連,而國家系統的研究可以從諸多理論切入點和政治立場展開。這倒沒錯,從「儘管可以共量但仍然各異」的理論觀點去分析國家的觀念、「國家」與「國家間際」系統(state and interstate system),以及國家權力──還有研究不同主體位置所經歷的國家權力的現象學──這些作法都有其智識價值。
第三,儘管人們傾向將國家系統物化成社會之外與之上的存在,但這個系統遲早必須與世界社會相連,而世界社會則有著諸多國家鑲嵌於其中。這就展現出一連串有趣的「部分-整體」弔詭(第三章)。
在此脈絡下,我認為國家形構以及國家系統的分析可以從六種視角切入,事實上人們向來都是這麼做。採納一種或多種視角來順應特定的理論或實踐目的,正顯示出國家的複雜性,即國家是多態的制度集結體(polymorphous institutional ensemble),而不同觀點展現了國家與國家權力的不同面向。此外,個別視角有其盲點,令我們無法看見那個觀點無從看到的部分。所以,結合可共量的視角將允許更複雜的分析,而這可能會將看似衝突的國家解釋,納入更全面的分析圖式,揭示觀察和陳述的真值取決於其生成脈絡(關於交錯這些觀察「織理」〔contextures〕的重要性,參見Günther)。這些主題也影響了國家的多形(polymorphic)或多態(polymorphous)性質(參見第二章)。
第一種視角是國家的「歷史構成」(historical constitution),其研究是從路徑依賴的歷史,或特定國家構件(part)的系譜學著手。第五章採用這種取徑,探討從或單純或複雜的酋邦,走向國家和帝國早期形態的歷程。這種視角也可用於研究現代國家的關鍵成分,諸如常備軍、現代稅收系統、理性官僚制度、法治、議會、普選權、公民權,以及其他國家的承認。再者,相關的是,這個視角也可以用來考察在封建主義崩解或遭推翻時,何以是現代國家,而非其他形態的政治組織,頻頻被揀選且最終留存成為支配的政治形式。
第二種視角,來自另一組探討有時稱為國家之「形式構成」(formal constitution)的著作,也就是國家作為特定社會關係形式的特性。歷史構成要求採用歷時性的取徑,但探討國家的形式構成則需要共時性的取徑。既定國家類型中各種特質的互補性──有時甚至是同構性(isomorphism)──是此處的關鍵。這種取徑更適用於現代國家,因為現代國家明顯是從其他制度秩序劃分出來,可以獨自研究,而非作為更複雜之多面向社會秩序中社會鑲嵌或交纏的一環。因此,我們或許可以研究現代國家如何在形式上從其他社會領域分離(去鑲嵌),獲取其自身的政治理路(國家理由〔raison d’état〕)及運作模式,並主張一種獨特的憲政正當化,它奠基於對自身政治程序的遵循,而非諸如神聖權利或自然法之類的價值。第三章和第四章採用這種取徑,但是所有章節都強調國家是多態的,國家的不同形式取決於社會組織原則的變化,或是特定的挑戰和局勢──即使不是兩者皆有(更多有關多態性的討論,參見第二章)。
第三,存在著各式各樣探討國家的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t)取徑,而基於某種原因,它們皆預設「制度很重要」。這些取徑援用的是寬泛的觀點,按其所言,制度所蘊含的社會實踐複雜性是(1)經常重複的;(2)與明確的角色和社會關係相連;(3)與特定的論述形式、象徵媒介或溝通模式相關;(4)由社會規範核准(sanction)和維繫,以及(5)對社會秩序有重要意義。「制度」這個詞也用於指那些通過準法人(quasi-corporate)模式,對更廣泛的社會和行動產生重要性的組織或社會團體。除了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其他例子還有跨國公司、銀行、資方與勞方的頂峰組織(peak organization),以及建制的宗教信仰。儘管本書將略過「理性選擇」典範,但歷史、網絡、組織、社會和觀念(也稱為建構主義或論述)的制度主義,仍然都提供了探討國家和政治的有用洞察。除了研究特定制度或制度拼裝體,制度主義文獻也延伸到其他主題。包含個別制度形式的差異、制度間配置(inter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制度歷史、秩序或功能系統、制度同構體或互補性,以及制度及其關係的設計和治理。
第四,施為者中心的(agent-centred)制度主義,研究特定制度脈絡下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如何創造歷史──自身的歷史與他人的歷史。這類研究對特定制度佈局有更細緻的分析,並考慮了這些制度佈局為各種個體和集體施為者提供的範域,使這些人能在當中發揮作用。探討施為者時,施為中心的制度理論家專注於複雜的行動者而非個體;他們關注特定行動者群集(constellation)中的行動者利益、認同、行動取向,以及資源,而非以全稱的、無涉脈絡的態度來處理;他們也關注不同的互動形式(比如可能是協商、多層級決策或階序式指揮)。這個取徑既避免了方法論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即從個別行動者與他們的動機和行為展開研究;同時也拒絕了功能論和結構主義式解釋,它們優先考量制度宣稱的功能,或是特定結構配置施加的無可避免之限制(constraint)。相對的,這個取徑聚焦於不同制度秩序或功能子系統迸現的邏輯和動力,並關注其賦予特定互動場域中──包括多層級、多場址互動,或是多空間場域──不同行動者的不對稱機會。這個取徑與策略-關係取徑(第三章)類似,也影響了我對治理、國家失敗和正常與例外國家的討論(第七章與第九章)。它與(新)多元主義傳統不同,後者更以施為者為中心,即使承認制度的存在,卻罕見關注制度作為限制與機會之源。
第五,廣泛而言,形態分析(figurational analyses)專注於「國家-公民社會」關係,並意圖在更廣泛的歷史發展中定位國家形構。這裡的範例有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討論官僚帝國崛起與衰落的著作、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研究國家與文明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動態,包含其解體與整合階段,以及布洛克曼(Wim Blockmans)對中世紀代表系統的研究。洛肯(Stein Rokkan)研究歐洲國家在過去四百至五百年間如何成形,以及芬納(Finer)三卷有關政府史的權威研究。曼恩(Michael Mann)探討社會權力史的宏大計畫,也隸屬於此。這個取徑與歷史制度主義也有雷同之處。某些版本的形態取徑和歷史制度主義,皆支持了後文的若干主張。
第六,概念史與歷史語義學一直以來都用於分析國家觀念的萌生、國家概念(和相關術語)在早期現代階段的鞏固、國家觀念如何自西歐擴散,以及多樣的政治想像、國家計劃和霸權願景,如何塑造國家權力在國家之內與之外的競逐。相關的是,批判性的論述分析則探討論述如何形塑國家,並且引導指向國家的行動。廣泛的經濟和政治願景,以及特定政治典範,在此皆有相關性。有鑑於引導政治力量行動的競逐願景,具有多重性(我們有的頂多是暫時位居支配或霸權地位的論述),國家作為多價(polyvalent)與多脈絡(polycontextual)集結體的觀點便益加鞏固。當我們考量諸多據說是屬於國家運作的尺度和位址(the many scales and sites on which the state is said to operate)時,這點尤其清楚,國家制度整合以及國家功能與權力分配的問題,也因而再次獲得凸顯。
在導論的簡介後,本書第一部探討基本的理論和方法論議題,包含三個章節。第二章探討國家的概念,並從看似傳統的「三要素」取徑切入,專注於國家領土、機器和人口之間關係的討論,並引介第四項要素來修正,即「國家觀念」(idea of the state)或國家計劃,它們能夠定義國家行動的性質與目的。第三章則在國家並非一個主體或物件(thing,或譯事物),而是社會關係此一主張上拓展。這項簡略宣稱將注意力從國家要素,重新導向國家權力。以策略-關係視角而言,國家權力是持續變動的力量平衡,在制度與論述中介下的凝縮體(既是反射,也是折射),而那些力量試圖影響政體、政治和政策的形式、目的與內容。這一章從而提出可用於探索國家和國家權力,並且在其更廣泛的自然和社會脈絡下定位兩者的啟發圖式。從四要素理論觀之,這一章的主要關切是國家機器和國家觀念。第四章對權力、利益和支配提出一般性評論,並將其扣連到支配的一個重要面向,即階級權力和國家權力的關係。這麼做挑戰了此一問題的傳統詮釋方式,並從策略-關係之角度提出另類的解釋,而這有助於我們針對資本主義型國家(the capitalist type of state)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ies),做出有用的區分,並讓國家的多態性質再次受到強調。
第二部涵蓋篇幅較短的三章,並對前面的論證予以擴展並補充,包括國家地位的四要素、國家的形式配置(configuration),以及國家的實質性質。第五章檢視國家的社會空間組織,而這不侷限於狹義的領域性(territoriality)議題。這章處理兩道課題。首先是就原初國家形構(primary state formation)而論的國家系譜學,即那種四處可見,有個「國家」通過政治權力的領土化而初次浮現的案例。第二,這章也以較短篇幅評論次級(secondary)國家形構的複雜性。以及,第三,這章關注的不只是領域性和國家地位(即四要素之一)之間的明顯連結,也會從更廣泛的地方(place)、尺度(scale)和網絡(network)以及社會空間性(sociospatiality)來考量國家地位。第六章從領土面向轉入國家地位的另一個要素,即國家人口。這章區分國民國家和國族-國家,辨認國族地位(nationhood)作為想像共同體的諸類型,並探討公民社會之於國家和國家權力的相關性。第七章回到國家機器和國家權力的主題,視之為政府和治理之間的關係。這個取徑有兩個目標。一方面,這是對國家提出較不形式中心的解釋,方式是藉由國家在節制(moderate,或譯緩和)和調節(modulate)不同治理形式時的角色稜鏡,去探索國家權力的運作模態。以及,另一方面,這種取徑也考察不同治理模式的特定性質、其失敗傾向,以及國家在應對治理失敗問題時扮演的角色,不論國家是在自己的治理上失靈,或者它只是被其他社會力量視為救命稻草而臨危受命。
第三部也包含三個章節,關切的是晚近與當前的國家歷史,以及另類的(當前)未來。第八章檢視世界市場和「諸國家的世界」之間的變動關係,並思考全球化是否破壞了國家的領土性和時間性(temporal)主權。這章的論點是,此一主題的相關思索貧乏,一旦予以重構,其探索將帶來有趣的結果,而此處發展的啟發性理論框架則可作為基礎。第九章檢視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制的選擇性親近,思索威權國家主義(authoritarian statism)的崛起,並質問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是否正在成為「新常態」(new normal)。作為本書收尾,第十章評論某些缺失的環節和開放性問題,也指認接下來數十年可能塑造國家未來的宏觀趨勢。
第一章 導論
探討國家所需的資料,其範圍廓繪出三項關鍵主張,羅列如下。首先,不存在一體適用、遑論跨歷史的國家理論──尤其,如果我們將國家理論理解成能掌握並解釋國家的起源、發展與決定因素的單一理論,而這麼做時卻沒有援用其他探究方式,則這點更是成立。第二,作為複雜的政治協作體(political association)、機器、部署(dispositif)、集結體(ensemble)或拼裝體(assemble)(有各種說法),國家系統與更廣大的一套社會關係相連,而國家系統的研究可以從諸多理論切入點和政治立場展開。這倒沒錯,從「儘管可以共量但仍然...
目錄
推薦序│橫看成嶺側成峰──幾點閱讀的建議/許甘霖
編輯體例與譯詞說明
序言
表格一覽
縮寫對照
第一章 導論
◆第一部 國家作為概念、關係與現實
第二章 國家的概念
.研究國家的困難處
.所以,什麼是國家呢?
.三要素取徑│國家機器/國家領土/國家人口/再訪三要素
.再談政治權力的領土化
.國家的多態特質
.國家性作為變數
.構成國家
.國家的四要素定義
.暫時的結論
第三章 國家作為社會關係
.策略-關係取徑
.國家的維度│政治代表模式及其接合/國家的制度構造/國家干預的機制與模式及其整體接合/國家權力的社會基礎/政黨補論/政黨系統的危機?/國家計劃/霸權願景
.國家與社會的弔詭
.結論
第四章 權力、利益、支配、國家效應
.權力作為解釋項或被解釋項
.利益與支配
.國家與階級支配│經濟的階級支配/政治的階級支配/意識形態的階級支配
.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支配的接合
.形式分析的限度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
.社會想像與意識形態批判
.結論
◆第二部 領土、機器與人口
第五章 國家與時空
.社會空間性
.領土化與國家形構
.領域、地方、尺度、網絡
.邁向新的 TPSN 修補
.支配與時空修補
.結論
第六章 國家與國族
.國民國家和國族-國家
.國族地位
.作為領土國家和作為國族-國家的歐洲
.邁向世界國家與世界社會?
第七章 階序陰影下的政府+治理
.治理與複雜性
.治理失敗與後設治理
.從政府到治理
.作為政治與政策的後設治理
.階序陰影下後設治理的成敗
.結論
◆第三部 國家的過去與現在(未來)
第八章 世界市場與諸國家的世界
.框構問題
.世界市場與國家世界的理論爭辯
.世界市場整合與國家系統
.資本邏輯漸增的支配性
.國家回應的趨勢與反趨勢│國家地位的去國族化/政體、政治和政策的去國家化/政策體制的國際化/三股反趨勢
.時間主權的喪失
.結論
第九章 自由主義民主、例外國家與新常態
.「可能的最佳政治外殼」?
.緊急狀態與例外體制
.政治危機與緊急狀態│脆弱國家、失敗國家與流氓國家
.威權國家主義│歐盟/美國國土安全部
.邁向持久撙節國家
.結論
第十章 國家的未來與國家地位
.國家理論是歐洲中心的嗎?
.國家往何處去?
.國家理論往何處去?
註釋
參考文獻
姓名索引
主題索引
推薦序│橫看成嶺側成峰──幾點閱讀的建議/許甘霖
編輯體例與譯詞說明
序言
表格一覽
縮寫對照
第一章 導論
◆第一部 國家作為概念、關係與現實
第二章 國家的概念
.研究國家的困難處
.所以,什麼是國家呢?
.三要素取徑│國家機器/國家領土/國家人口/再訪三要素
.再談政治權力的領土化
.國家的多態特質
.國家性作為變數
.構成國家
.國家的四要素定義
.暫時的結論
第三章 國家作為社會關係
.策略-關係取徑
.國家的維度│政治代表模式及其接合/國家的制度構造/國家干預的機制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