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生

　　全美研究亞洲問題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最新力作集中的政治體制、獨特的儒家文化，是不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秘訣？到底有沒有一個獨特的「中國模式」？

　　中國學術界有一種主流觀點認為，中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高速增長的經濟增長率以及獨特的儒家文化傳統，共同構成了「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徵。

　　作者反對這種觀點。在作者看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並不獨特。無論是中國的成功經驗還是發展困境，都不是中國特有的，都可以在世界其他國家身上找到影子。

　　所謂的「中國模式」並不存在，中國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和原則與西方體制沒有區別。我們有的只是「中國特色的道路」，即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去實現這些普世原則。

作者簡介

黃亞生

　　美國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政治經濟和國際管理教授、復旦管理學院兼職教授和湖南大學榮譽教授。歷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教職和世界銀行顧問。2010年被美國國家研究學會選為全美研究亞洲問題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創辦了「中國實驗室」和「印度實驗室」，旨在幫助中小企業提高管理。著有《出售中國》、《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其中《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被英國《經濟學人》評為2008年度最佳圖書之一。

第一章    「中國模式」獨特嗎？
導讀 003
「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005
並不存在一個所謂的「中國模式」010
「上海模式」將拖累中國經濟018
孟買有必要學上海嗎？024
上海的創業精神何以迷失？027

第二章    龍象之爭
導讀 035
被低估了的印度 037
中國與印度的發展模式有何不同？ 047

第三章    城市化如何讓農村受益？
導讀 061
城市化如何讓農民工受益？ 063
浙江危機根源在農村 072
農村改革與企業勞動力供給 078
土地流轉將造就一批本土創業家 086

第四章    扶持民資比吸引外資更重要！
導讀 091
是甚麼制約了中國企業的發展？ 093
中國企業為甚麼不能走向世界？ 097
競爭才能換技術 105
民營企業創新需要甚麼政策？ 110
改變中國所有的制偏見 135
產業轉移之痛：廣東該往何處去？ 146
創業會彌補經濟衰退 161

第五章    消費是經濟增長持續的關鍵！
導讀 167
正確認識債務危機 169
中國經濟增長的南柯一夢 172
刺激消費靠甚麼？ 176
企業成長與宏觀政策 179
冷眼看待「保八」成功 190

後記 194

自序

　　很高興這本書能跟讀者見面。本書所收錄的主要是我在報紙、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以及在接受各種採訪時關於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探討。在當今中國，有關經濟發展模式的討論進行得非常激烈，正反方觀點層出不窮。我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探討作出貢獻。

　　本書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謝吳曉波先生的熱情支持。我是在2010年5月浙江省民營企業家座談會上第一次和吳先生見面的。雖然只有一面之緣，但我經常拜讀他的作品，從中受益良多。吳先生是一位非常重視事實記錄的學者。他用歷史的眼光審視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規律和邏輯，這無論在學術界還是新聞界都是罕見的。

　　對於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中國學術界有一種很普遍的看法，認為「中國模式」是獨一無二的。這種主流觀點認為，中國髙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高速增長的經濟增長率以及獨特的儒家文化傳統，共同構成了「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徴，其他國家難以和它相提並論。我反對這種觀點。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並不獨特。無論是中國的成功經驗還是發展困境，都不是中國特有的，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象的身上找到影子。

　　從成功經驗來講，中國的發展類似於東亞各國。東亞各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可以歸功於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營部門的茁壯成長（雖然在政府的干預下）以及政府對教育和衡生事業的大規模投入。中國的情況和東亞各國很相似：1978年的土地改革雖不徹底，但亦是一次偉大的變革。中國的民營部門在過去的30年內高速增長，舉世矚目。另外，中國政府在20世紀50—70年代對公共教育和衛生的投入也很巨大。正是這些投入，奠定了中國過去經濟發展的基礎。

　　從欠缺方面來講，中國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國家中找到影子。在拉丁美洲，巨大的貧富差距困擾着每一位執政者。另外，國有企業和壟斷資本的大量存在嚴重壓縮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聞。在拉美各國，居民消資普遍過低，居民個人收入增速遠低於整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拉美國家的發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國發展的困境。

　　除了強調「中國模式」的獨特性以外，中國學術界還有一個很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是其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之一。我認為這種分析過於簡化。客觀來説，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從國際經驗來看，有些集權國家經濟發展得非常快，但另一些集權國家的經濟卻非常失敗。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韓國經濟起飛了，但菲律賓卻沒有成功。反之，有些民主國家經濟發展得很快，而另一些則發展的非常緩慢。

　　雖然不能簡單地下定論，但就中國的具體情況來看，中國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的方式會阻礙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政府行政調控力度過大，影響了市場規律的正常發揮，催生了大規槿的行業壟斷，形成了大量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影響着政治和社會的基本穩定。這一切正侵蝕着我們來之不易的經濟成果。我個人認為，中國迫切需要一場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方式不需要激進，可以循序漸進。最重要的是，中國要向改革的方向變化而不是走回頭路。現在在中國大家比較關心的「國進民退」就是走回頭路。

　　提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學術界又有一種主流觀點，認為中國從來沒有進行過政治體制改革。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它忽視了中國20世紀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巨大成就。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進行了很多非常有意義的政治體制改革嘗試。比如結束了幹部終身制，第一次提出了「小政府、大社會」的觀點並在農村推出了基層選舉等。這些改革措施都是非常有益的嘗試。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騰飛和其積極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同歩進行的。積極有效的政治體制改革帶來了整個國家的繁榮和穩定，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相得益彰。這個事實推翻了一個很多學者的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假設，那就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會引發動盪，阻礙經濟的發展。事實恰恰相反。20世紀90年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停頓才是我們今天社會不穏定、收入不平等、腐敗滋生的最根本原因。

　　中國現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是減少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我覺得，現陏段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全可以採用「順水推舟」的方式：利用中國目前所擁有的體制結構和技術手段去深化改革。比如，我們可以進一歩完善村民選舉，削減上級對選舉的干預，把選舉變成真正的民選；我們也可以借助互聯網的平台，增加中國公民的言論自由；另外，我們需要克服已經形成的權貴資本主義，為社會提供一個公平和開放的環境，避免特權階層的壯大。而這一切，都可以在政府的積極引導下，利用現有的技術手段完成。

　　最後，我想再次強調，所謂的「中國模式」並不存在。中國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和原則與西方體制並沒有根本上的區別。我們有的只是「中國特色的道路」：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去實現這些普世原則。作為一位温和的學者，我不支持全盤西化，也不支持「休克療法」。我只是希望中國能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不要走回頭路。我認為，只要方向正確，即使步子慢一點，也是很好的。

　　希望這本書能抛磚引玉，給讀者提供思考問題的另一種角度。我的觀點不一定正確，請讀者自己鑒別。

　　第一章　「中國模式」獨特嗎？

　　◆中國經濟發展迅速的原因其他國家也有；負面的東西，中國有，別的國家也有，我想不出中國很特別的地方。「中國模式」就是中國人在做。

　　◆現在中國所缺少的討論應該是，政府應該不做甚麼，而不是政府應該做甚麼。

　　◆通脹的成本轉嫁給了中國的老百姓，而像其他的一些成本，是全社會在承擔的。從政治意義上講，承擔通脹的成本要比其他成本更嚴重。

導讀

　　中國發展的方向和原則並沒有任何獨特之處。經濟上，自由市場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將帶來國家的繁榮；政治上，「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加強對官員的問責、加強對民生問題的關心，將促進經濟的發展。除此之外，保障公民的個人權利、增強公民的言論自由、自下而上逐步擴大民主選舉，也將是中國未來發展的目標。可以看出，所謂的「中國模式」並不獨特：在大的原則問題上，中國如果要成功，必須和西方的體制接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發展模式以「上海模式」為代表，國內很多學者非常讚許上海的經濟增長，甚至把上海當作中國城市的典範。然而，在深入研究「上海模式」的運行機制後，我對這種模式在中國的盛行非常擔憂。在「上海模式」中，政府對經濟進行了強有力的干預，外商投資獲得了過度的發展，中小型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被人為地壓縮。在這個過程中，政策的導向是「犧牲內資，扶持外資」。

　　「上海模式」和「國進民退」在某一方面是一脈相承的。它把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當作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卻忽視了居民實際生活水準的提高。多年統治中國經濟政策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心論」為加強國家主導、發展城市、犧牲農村、支持大企業、犧性小企業，提供了強大的理論基礎。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很快，但是中國官方的數據顯示，居民個人收入增幅相當有限。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人民的福祉距離越來越遠。

　　「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

　　在2010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北京共識」是個熱門話題。

　　因為中國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保八」成功，國內有一批官員和學者也開始回應2004年由美國《時代周刊》前編輯約書亞‧庫珀‧雷獸(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識」(及中國通過堅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了一種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熱衷於強調所謂「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和獨特性。

　　中國特色？

　　在討論「中國模式」的細節之前，不妨先來觀察這樣一個國家，它具有下列特徵：政府儲蓄率在六年內增長了一倍；基尼係數(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份收入佔總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資增長落後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100家最大企業75%的資產是國有資本；政治上沒有競爭；對外資非常開放；工業化速度非常快，10年內農業就業減少了1/3。

　　如果你認為這是在描述中國，你沒有全錯。2009年7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北京舉辦的首屆全球智庫峰會上披露，中國的政府儲蓄在1992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4%，2007年該比例提升至8.1 %，增長近一倍。雖然中國收入分配不均世人皆知，但之前很多學者認為，只要能夠維持較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基尼係數接近拉美無關緊要。

　　國內外有很多經濟學家對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加速都持肯定態度，「國進民退」和多年來偏重外資而輕視民營資本，也都是我們的「中國特色」。

　　巴西奇跡？

　　但實際上上面提到的國家並非中國，而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西。

　　1964—1988年，巴西是軍政府執政，巴西政府利用其強大的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它施行高稅收政策，然後將資金投向工業園區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等經濟項目，而非公共教育和衛生；它施行「強迫工業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場價格徵收土地。

　　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巴西經濟飛速增長。1968—1974年，巴西每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1.4 %，這就是所謂巴西的「奇跡年代」，從尊重歷史的角度看，不能把「國進民退」這種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視為中國特色的發明創造，更不能認為只有這種模式與中國的文化和體制結合起來才會產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奇跡。

　　中國現在的狀況和成績巴西那時都有，所以我們不能產生一種幻覺，認為發達國家對「中國世紀」和「北京共識」的讚譽僅針對中國。

　　要知道，當時也有很多評論家預言巴西將成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經濟和政治上挑戰美國。

　　但巴西後來的發展如何？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巴西的經濟和政治動盪不安，整個20世紀80年代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零，被拉美學者稱作「丟失的十年」。

　　巴西在20世紀50年代初，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於中國台灣地區和韓國的兩倍多，到現在約1/4不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巴西進入高度通脹時期，爆發多次金融危機，經濟發展速度緩慢，政治上也不穩定。

　　20世紀60年代，巴西的國家導向經濟模式給它的經濟和社會留下了無窮後患。巴西的「強迫工業化」也造就了大量赤貧的失地農民，這些失地農民後來成了城市裏貧民區的居民。

　　巴西政府還越俎代庖，不去投資教育和衛生卻大規模地干涉經濟，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質人口，另一方面也壓低了巴西企業的生產率。

　　巴西30多年來全要素生產率幾乎沒有增長，加上政府產業政策偏向於資金密集的大企業，導致就業率低，結果使得沒有工作的低素質人口成為犯罪人口，巴西殺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達美國的五倍。

　　然巴西多年對外資有偏好政策，但因社會治安差，外國公司反而不願投資。不過，國外銀行卻願意遠距離地進行間接投資─—借債，這也助長了巴西的外債危機。

　　成功模式？

　　會有人說，巴西模式是成功的模式嗎？

　　在「國進民退」的大環境中，我們應該牢記巴西的經驗和教訓。過去學界對中國收入分配拉美化討論得較多，但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還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拉美化。

　　有些官員和學者堅持認為收入分配的惡化是階段性的，是經濟增長的派生物。這種觀點恰是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家根據拉美國家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但觀察其他東亞地區的案例，卻找不到一個經濟發展必然導致收入分配惡化的例子。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有幾年基尼係數上升，也恰是那幾年韓國政府加強經濟干涉所致。20世紀80年代初韓國很快調整政策，支持中小企業，基尼係數就穩定下來了。

　　而東亞模式才是真正成功的經濟模式，拉美模式則是失敗的經濟模式。也就是說，中國的部分官員和學者執意要用不成功的經濟模式來支持收入分配不公，卻完全忽視了成功的經濟模式。

　　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長期惡化，這本身就說明了它的經濟模式是不成功的。當時巴西經濟有一個特點就是居民收入增長落後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這個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非常嚴重。

　　2003年以來，中國居民收入的增速開始有所上升，應該肯定政府在這方面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相當多的資源加強社保制度建設。在2009年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出台之前，中國經濟一直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中國經濟的拉美化色彩在淡化。

　　但是，伴隨着4萬億元投資計劃而顯現出的「國進民返」可能會使我們前功盡棄。國有企業等強勢集團在獲得資源後，一般會擴大投資，增強國家的生產能力。因為國有企業統治了上游行業，其擴張必須要有下游行業的需求支持。

　　地方政府在這裏起了一個關鍵的作用——它們通過剌激房地產提供了這個需求。在這個問題上，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利益及積極性是完全一致的。但地方政府的房地產發展是一種行政行為而非巿場行為。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地方政府用政治手段嚴重壓低了土地資產的收購價格，再以市場價轉讓給開發商。

　　這種套利行為雖然給地方政府帶來了紅利，但是並沒有幫助家庭收入增長。雖然大規模的城建運動會在建築行業創造一些就業機會，但這些就業是短期的、臨時性的。當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後，我們將馬上看到「國進民退」對中國就業和收入分配的嚴重打擊。

　　所以，中國應該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可以參照2003年以來的巴西經驗，將國有企業的壟斷紅利全部拿給老百姓，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弱國有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還可以增加普通國民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