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物無聲•紋樣有色
中國傳統紋樣自古以來傳承有序。
新石器時期是中國傳統紋樣的萌芽期，也可以說是中國美術的發展初期，與動物有別的人類以巨大無比的潛力不斷地探索自然世界並改造世界，在人類造物活動中，人類自身的文化體系與審美意識隨之在無形中孕育、發生，同時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
基於人類審美初期的感知體驗與實際生產活動的需求，新石器時期的紋樣基本以簡樸、抽象的幾何紋樣為主，如網紋、繩紋、圈帶紋、渦紋、聯珠紋、回紋、弦紋等，這些以簡單線條構成的幾何紋樣在器物上的布局已經具有對稱、重複的規律特點，且主體紋樣對於不同的器型也有著適形的效果。
同時，原始社會人類的精神意識是伴隨著宗教信仰產生的，根植於「萬物有靈」的原始思維，新石器時期的動物紋樣、植物紋樣、自然紋樣以及人造物紋樣大多滲透出多層面的崇拜思想與氏族圖騰觀念，如魚紋、蛙紋、鳥紋、花卉紋、雲紋、太陽紋、龍紋、鳳紋等，這些紋樣的出現展現了人類與自然展開廣泛對話的面貌，同時也超越了審美萌芽的臨界值和基礎實用目的，為後來社會長達數十個世紀的宗室法度、民俗文化以及藝術審美提供了裝飾文本。
當華夏族群進入夏、商、西周的奴隸制社會，敬天信神的神權思想統治導致了青銅時代下紋樣面目的深刻變化，以國家統治者對祭祀、占卜禮法的專制化為導向，紋樣有著超越自然且至高無上的地位象徵性意義。這個時期的紋樣以人造物紋樣和寫實的動物紋樣為主，幾何紋為輔，經過想像創造和藝術處理的紋樣有饕餮紋（獸面紋）、夔龍紋、蟠龍紋、夔鳳紋、鶚紋等，寫實類動物紋樣有牛紋、羊紋、虎紋、蛇紋、鳥紋、蟬紋等，幾何紋樣一般作為青銅裝飾中底紋或邊飾，常使用雲雷紋、勾連雷紋、回紋等進行組合，整體紋樣處處體現神祕怪誕、規矩嚴整、密不透風的裝飾風格，在沉實、粗獷的青銅神器上，這些紋樣得以走向高潮。
相比於前朝的奇特神異，春秋戰國時期的紋樣呈現向生動寫實風格嬗變的特徵，即龍紋、鳳紋以及其他動植物紋樣，相比前朝更為靈動具象，狩獵紋、攻戰紋、採桑紋等記錄人類真實活動的場景式紋樣展現出豐富的時代性與地域性。在秦漢社會大一統的發展背景下，裝飾藝術也同樣開啓了繼往開來、相與為一的歷史局面：秦代在瓦當、漆器、銅鏡、雕塑、畫像石磚上多呈現飛禽走獸紋樣，兩漢時期在秦代紋樣大融合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比較明顯的是黃老之學與墓葬仙道思想的先後流行，激發了四神紋、仙鶴紋、仙鹿紋、羽人紋、雲氣紋、豹虎紋、車騎升天紋等具有深厚祥瑞內涵的紋飾的使用，是漢人承天之佑、逢凶化吉的祈求，亦是他們神遊宇外，對於羽化登仙的探尋。
此外，隨著漢代社會經濟、外交的壯大，漆器、織錦等的手工藝發展進步卓著，瑞獸雲氣紋、「長壽繡」紋等裝飾虛實相映、富有生氣；絲綢之路開通後，石榴紋、葡萄紋、忍冬紋等植物紋樣傳入，西域裝飾之風吹入也為中原埋下珍貴的種子。
魏晉南北朝經歷了將近400年的戰亂，社會的動亂不堪、民生之凋敝、苦難之深重為佛教信仰的傳播提供了強有力的契機，這既是人們開始追求精神上自我解脫與探索之路，也是統治階級掌握的重要思想工具。佛教的大行其道推動了佛教紋樣裝飾的巨大跨越，尤其是植物紋樣的轉型，使其開始真正地走進中國裝飾藝術的主體領域內。
因此，服務於佛教活動的蓮花紋、卷草紋（忍冬紋）、石榴紋、葡萄紋、山茶花紋、寶相花紋等植物紋樣大量湧現在因佛教而興建的石窟壁畫、邊飾、藻井等建築裝飾或器物上，這些紋樣不斷吸取中原紋飾的藝術風格，共同演繹出中西融合的新風貌。隋兩代共歷37年，其國祚雖短，但承前啓後，在裝飾方面上承南北朝風韻，復興佛教藝術繁榮，下啓初唐裝飾之先河，紋飾以自然寫實、清麗俊逸的飛禽走獸為特色。
大唐的上升、自信、包容、開放寫就了一部繁博豐潤、美不勝收的唐代裝飾美學，造就了文化藝術的一大巔峰。唐代絲織品、金銀器、唐三彩瓷、雕漆鑲嵌等工藝品上的紋飾普遍具有繁複、對稱、和諧、流轉的藝術效果。隨著絲路貿易的發達通暢，東西文化的大融合在唐代得到更進一步的加深，一種以聯珠紋作為圓形或橢圓形外骨架，內窠填以兩兩相對動物紋的「陵陽公樣」紋樣盛行一時。此外，鳳紋在此時期的使用和內涵上明顯表現女性化的特徵，並且演化出精緻的鸞鳳紋。經過藝術加工的寶相花紋、團花紋、纏枝卷草紋、石榴紋、葡萄紋也隨物賦形，皆為大唐裝飾藝術增輝生色。
宋代的美學風韻在於奢華過後洗盡鉛華的極簡，這個時期的紋飾之美貴在「自然」二字，宋瓷的發展重塑了瑩潤清透的植物紋樣，如蕉葉紋、菊花紋、蓮花紋等。受文人雅士鍾愛的山水花鳥繪畫藝術影響，具有寫實特色，且寄寓隱逸情趣的花鳥組合紋樣也逐漸突出。此外，宋代紋飾還在宋錦上展現了另一種精雅秀麗的風格，如錦紋的經典類型八達暈紋、汲取唐代聯珠團窠紋特色演變而成的球路紋，以及細勻靈妙的小團花紋、燈籠紋等。宋代紋樣的審美情感已是宋人曠達、超然、深沉、內斂的人生態度的折光。
潘天壽先生曾論元代繪畫「全承宋代繪畫隆盛之餘勢，以元人治畫之環境，一任自然發展而成之」，元代形成了以蒙古族文化、伊斯蘭文化和漢民族文化並存及相互滲透的文化體系，風靡後世、負有盛名的工藝品青花瓷登上歷史舞台，青花瓷上的紋飾成為元代審美風格的代表，同時也影響了明清兩代瓷器紋飾的走向。元代青花瓷紋飾主要以極繁風格為代表，線條粗中有細，且紋飾層次十分豐富鮮明，如常用蕉葉紋、纏枝花紋、回紋、錢紋、雲肩紋等布設於器物的頸或肩，常用龍紋、鳳紋、麒麟紋、孔雀紋、魚藻紋、纏枝牡丹花紋、松竹梅紋、人物故事紋等布設於器物的腹部，近足部多設覆仰蓮瓣紋，一個器物上裝飾的紋樣甚至也能多達十幾種。
一場以農民起義勝利為結局的戰爭締造了大明王朝，明代農業、手工業以及地方城市的發展催生了無數良工巧匠，推動了工藝品走向精工細作的頂峰。永樂年間，朱棣先後派遣尹慶、鄭和等人下西洋擴大了海上絲綢之路，派陳誠出使西域重新打通了陸上絲綢之路。《明史》卷六十三載：「萬國來朝進貢，仰賀聖明主，一統華夷。」對外經濟貿易的繁榮與文化交流的興盛，進一步加速了宮廷裝飾對於異域元素的接納程度。整個明代十分注重繼承和發揚漢民族傳統文化，在審美藝術方面走向封建社會中的又一高峰。
明代的織繡繼承漢錦、唐錦的藝術精華，紋樣裝飾題材使用已經十分廣泛，但也隨著統治者制定嚴格的等級制度而發生變化，如代表封建統治階級身分地位所使用的龍紋、鳳紋、蟒紋，代表朝廷品官官階所使用的鶴紋、錦雞紋、孔雀紋、雲雁紋、麒麟紋、獅紋、豹紋等，又有在華貴的織錦上以纏枝花、折枝花等形式展現植物紋樣精純、雍容的藝術美感。除此之外，明代也是各式瓷器發展的黃金時代。明永樂年間，青花瓷蓬勃興起，紋飾多繼承龍、鳳、纏枝牡丹；宣德年間，青花五彩出現，紋飾融入花鳥魚蝶、山水景觀、人物等；成化年間，以成化鬥彩雞缸杯為典型的小瓷器風潮開啓，紋飾風格頗為清麗俊逸；直至嘉靖後，瓷器器型逐漸尚大，如大缸、大盤等，紋樣布局偏繁縟、華麗，雲鶴、滿池嬌、海獸、松竹梅、人物戲文等紋樣題材森羅萬象，就此也開啓了清代瓷器的風尚。
進入中原前，清代的滿族與蒙古族在地理分布上相鄰，帶來北方地區的宗教、文化與審美。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曾在遼寧瀋陽地區定都，建成盛京皇宮，宮內喜用的裝飾紋樣風格多以簡約、自由為主。當時滿族人受伊斯蘭教、佛教、薩滿教等宗教審美的影響，紋樣主題多喜卷草、鳥、蝶等。進入中原後，清代統治者多繼承明代崇尚的漢民族傳統紋飾，形成了滿漢交融的局面。其中宮廷織繡、織毯同樣呈現製作精專、紋飾題材森羅萬象的特點，服飾紋樣繼承了明代的龍、鳳、蟒、麒麟、鶴等瑞獸珍禽紋樣，與牡丹、梅、蘭、竹、菊等吉祥花卉紋樣，喜相逢、如意雲、壽字、萬字等紋樣的使用也更加廣泛。此外，女服還興起了設縧邊，填充紋樣的形制，進一步推動了服飾紋樣走向繁複、靡麗之風。
宮廷織毯的編織裝飾有部分來自地方承接或域外進貢，因此，除了常見的龍鳳、海水江崖、蝙蝠、獅子、牡丹紋樣，也出現了五枝花、石榴花、鬱金香、棕櫚葉等經過抽象化處理的外來紋樣。在宮廷器物上，彩瓷、琺瑯器、玉器等種類愈加逐新趣異，紋飾、器型有部分明顯追隨宋、明的仿古潮流，如誕生於商周時期的饕餮紋（獸面紋）、夔龍紋、夔鳳紋等。清廷實行儒釋道一體的統治，但是從皇帝的政治目的和文化認同來看，更偏向藏傳佛教，因此，故宮建築、家具上使用八吉祥紋、雜寶紋、摩尼寶珠紋、西番蓮紋以及佛教法器類的紋飾數量大大增加。
開拓性的守成者
紋樣的形成源於對過去時代審美的延續、發展，同時也反映了現實社會的各方面需求及成果。中國傳統紋樣代代相傳，物華天寶，最終也匯集一處——承載王朝漫長歷史的紫禁城，承載整個中華紋樣精華的故宮博物院。
如今，遍布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中國傳統紋樣正是對那段珍貴的民族記憶、歷史審美的再現，如喜慶節日裝飾著充滿吉祥美好祝願的如意雲紋、福字紋、喜字紋、回紋、盤長紋、燈籠紋、雙魚紋；元宵花燈上裝飾的花卉魚蟲、山水樓閣、珍禽瑞獸、戲劇人物；家具建築中的方勝紋、工字紋、鎖錦紋、矩紋、菱紋等構成了幾何藝術中的對稱與和諧⋯⋯我們面對紋樣發出美的驚嘆，來自中華血脈裡的自豪，來自國民骨子裡的浪漫，因此，我們仍希望熠熠發光的祥瑞符號能繼續充盈人心、鼓舞精神，能被更多不同的人遇見、感知、擁抱。目前，故宮博物院現存文物已達上百萬件，數量龐大，對於廣大設計研究者、傳統紋樣愛好者以及更多普通大眾來說，想要更直觀、更深人地瞭解故宮裡的紋樣，我們認為在圖形的轉譯、整理分析、研究對比、溯源印證、數位可視化分解這幾個方面可以發揮傳統紋樣在現今社會中更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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