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第一節 研究目的
1815年,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麻六甲創辦華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流播南洋兼及廣州一帶,是眾所公認中國近代報刊史的生發起點。英國教會不遠千里前來辦報,原為執行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恆河外方傳道團」(Ultra-Ganges Missions)計劃,要透過「文字播道」方式,將基督福音推廣到以中國為首的東方文明世界。不過,他們開創華文報刊新紀元,目的既為宣教之用,也希望「進學者不可不察萬有,後辯明其是非矣,總無未察而能審明之理。所以學者要勤功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惡也。」於是,刊物內容不純載上帝話語,還囊括「神理、人道、國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額外肩負起啟蒙華人的世俗教育工作。
這份意圖更新華人眼界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由馬禮遜率先提出構想,而後交給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負責編纂。至於刊物稿源,則為馬、米二人,加上1817年入夥的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以及承攬刻印業務的華人助手梁發(1789-1855)合力提供。倫敦會傳教士對中華文化懷抱熱情,儘管漢文水平不高,但大都具備一定程度的學識基礎。以該份月刊來說,他們撰文會使用簡單的字義訓詁,或者模仿中國文學體裁進行創作,乃至行文引述儒家義理、古代神話、民間故事等。另外,他們設計的月刊封面,亦懂得摘錄《論語.述而篇第七》的一句「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固定作為每期出刊的宣傳標語,呼籲華人敞開心胸接納海外新知。
倫敦會傳教士在報上反覆強調的「聞」字值得注意。從漢字脈絡觀之,「聞」最早可追溯殷商甲骨,意指人側耳聽取聲音的感官接收行為。在先秦文獻的諸多用例裡,「聞」字除了聆聽義之外,可憑藉心理學的通感(synaesthesia)機制,橫向兼容嗅覺義;可代指口頭言說或文字記錄的消息本身;可延伸出傳達、感知等抽象用法,應用範圍相當廣泛。東漢許慎(30-124)作《說文解字》,始定義「聞」為「知聞」,正式提出該字在人類心智活動上的覺察、辨識、理解意涵。降至清代,段玉裁(1735-1815)注《說文解字》,旁引《禮記.大學》的「心不在焉,聽而不聞」為證,又進一步釐清了「耳聽」與「心聞」的層次區別。準此,「聞」在本書的核心定義中,也可泛指人用心汲取外界傳達的一切訊息,並藉以認識世界、形塑自我的基本概念。
在傳統儒家思想裡,「聞」之多寡與否,是君子進德修業的評判依據之一。如傳教士喜愛徵引的《論語》經典,就時常提及「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為政篇第二〉)、「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篇第七〉)、「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季氏篇第十六〉)等,鼓勵士人多「聞」提升學識涵養。然而,在19世紀中葉英國以船堅炮利挫敗清朝之前,中國遵循儒家華夷秩序的運行模式,以自身文化為中心,築起自足、自高的「天下觀」,卻也長期規範著「聞」的認知邊界。如史家葛兆光指出:
儘管從漢代以來,就有大量外來文化、知識和物品的輸入,也一直有深目隆鼻的異域人進入中國,儘管如此,但它們並未對中國固有文明產生根本性衝擊。原因很複雜,簡單說,一方面,歷史上的「中國」疆域變化雖然很大,但大體上是以漢族居住的「九州」為中心的,東臨大海,西為高原與雪山,北為冰天雪地,加上有匈奴、突厥、契丹、女真以及後來的滿族,南為叢林,很容易形成封閉「天下」觀。另一方面,通常像中國這樣文明史很悠久的國家,只有出現另一種高度發達、可以與華夏相對抗的「文明」,才可能對中國傳統發生根本的影響。
在「天朝上國」的優越心態壟罩下,縱使明清之際有過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耶穌會傳教士來華譯書論學;嘉道年間,又有前述倫敦會傳教士辦報尋求對話,中國士大夫整體仍抱持著「聽而不聞」的漠視態度。
1842年鴉片戰爭落幕,英國逼迫清廷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開埠通商,強勢打破了「聞」的封閉界域。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事真可謂所聞漸新,載物日異矣。而中國先行開放的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座條約口岸城市,它們作為西風東漸的橋頭堡,接引外來文化思潮,尤以滬地形塑的「海上」風貌最具代表。對此,呂文翠有過一段精闢的概念闡釋:
晚清以降,「海上」歷來也是上海文化圈中對本地之別稱。我用「海上」乃循清末民初文化特徵,溯徐光啟之端緒,試圖呈現深層次的內涵,非徒標示區域地名或行政單位劃分,意旨側重於交通,既有舟楫交際,更有意識觀念遙通東亞乃至泰西之涵義。對外,它是通往異域、異族文化乃至歐西器物文明之「門戶」;對內,空間上它的地域邊緣呈模糊擴張,不斷地吸納周邊(特別是蘇南、浙江,也有安徽、江西、湖北沿江地區)之官紳仕商、中下階層布衣平民,文化上它呈現其提升文明、擢拔人之識見的同化力,呈巨大吸納融涵之能量。
歷史地看,造就「海上」溝通開放、吸納融涵的新興文化氣象,歸因於鴉片戰爭和小刀會之亂帶來的直接影響。起初,鴉片戰爭結束,英人指定長江入海口的上海為通商五口之一,負責處理海內外的交通轉運與商品貿易活動。1845年,英國領事官巴富爾(George Balfour, 1809-1894)在上海縣城北邊劃定商民生活範圍後,美、法兩國相繼於1848、1849年比照辦理,遂構成上海租界的基本勢力版圖。只是,洋場此時遵照《洋涇濱土地章程》禁止華人居住,尚維持壁壘分明的「華洋分治」模式。這一保守態勢要延續到1853年秋天,上海小刀會首領劉麗川(1820-1855)起事佔據縣城,導致大量難民蜂湧租界避亂,人潮勢不可當,才促使西人讓步開放租界來課稅管理。
1850年代上海奠定的「華洋雜處」格局,使該地不徒以商貿和交通樞紐聞名,更迅速脫穎為中國乃至東亞士人就近觀摩西方物質文明、汲取世界知識的文化交流場域。舉例來說,首任駐英大使郭嵩燾(1818-1891)出洋以前,就曾在1856年先行游滬「震詫」過西人的城市景觀與新奇事物,形塑他日後開明講理的洋務態度。另外,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同樣關切這座崛起的國際商埠,特於1862年組織官方考察團前往上海收集情報。其中,長州藩志士高杉晉作(1839-1867)表現最為勤奮,他不僅訪問西方各國駐滬領事館、商館與教會,參觀英法兩國的軍事裝備與船艦,還收購許多西洋器物、華文報紙與西學著作歸國。
當滬上漸受世人矚目之際,倫敦會早年用來規勸南洋華人多「聞」的報刊啟蒙工具,亦乘勢移植「海上」文化空間發展,扮演中國公眾接收遠近各方消息、知識與思想的全新耳目角色。這裡使用的「報刊」一詞須稍作釐清。在本書討論上,報刊主要指西方舶來的兩種新式印刷媒介,即「報紙」(newspaper)和「期刊」(periodical):前者為散張的新聞紙樣式,載錄近日海內外發生的大小消息及時事評論;後者則是裝訂成冊,具備周期性的連續出版刊物。西方脈絡下的「報」「刊」二物雖說性質有別,但從晚清語境觀之,直到1896年梁啟超(1873-1929)引進日譯詞「雜誌」(ざっし)對應期刊以前,中土無論是傳教士創製的「新聞紙」、「新報」,還是文人沿襲坊間俗語代稱的「報紙」等,其實詞彙都仍處於「報」「刊」不分的混用狀態。為此,本書依據李仁淵的整合見解,將西方報刊彈性界定成「固定時間間隔大量發行之印刷品」,以便區別中國古已有之的官方邸報傳統。
上海是中國近代報業重鎮暨報刊發祥地之一,首份華文月刊《六合叢談》(Shanghae Serial)誕生1857年,即是由倫敦會的在地出版機構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發行,遠承《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南洋辦報傳統而來。墨海書館印刷《六合叢談》,不同於中國傳統手工的雕版或木活字做法,採用的是一架半年產量高達三百三十八萬餘張之新式滾筒印刷機。這種新式報刊結合機器印刷的問世意義,按照王汎森說法,是突破明清時期邸報、小抄、揭帖、時事劇、公論等管道的傳播規模(scale),使訊息從點到面的流布影響變得更加無遠弗屆。就此而言,墨海書館運用機器鉛字印刷報刊,大幅提升訊息的流通速度與廣知力度,可謂揭開上海印刷現代化的歷史帷幕。有趣的是,館內印刷設備因缺乏關鍵的蒸汽機組,使傳教士不得不折衷改用獸力替代運轉,於是,當時遠近士人參訪墨海書館,所見俱是牛拉機器的一道印刷奇景。
傳教士在滬展示的新式傳媒,除了配置高效新奇的印刷技術外,報刊本身「約期而刊」的發行特性,對於信而好古、不尚時效的中國讀者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觀看體驗。這種強調當下時間性的閱讀形式,論其影響,它不徒有學者所指「讀者渴望從此新形式讀到的,不是復古、返古的真理,而是與時而變、時時更新的當代思潮、時事新聞、最新的科技與商業情報」;並且,報刊持續誘發讀者對「新」的期待感受,還會加深讀者黏著度(stickiness),進而將閱報行為內化成日常作息的一部分。在清末民初文人的回憶證詞裡,如包天笑(1876-1973)於中法戰爭期間,每日下午三四點鐘,與家人準時守候報紙從上海送達蘇州,快睹劉永福(1837-1917)大破法軍、法將孤拔(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 1827-1885)陣亡的即時戰況報導;或是周作人(1885-1967)講述甲午戰爭以前,他那居住杭州鄉間而生性疏懶的秀才舅舅,不嫌上海訂報手續繁瑣,仍堅持每日閱報的熱衷態度,均足見報刊對中國士庶群體的習慣養成,及其閱報魅力由滬地擴散至江浙城鄉地區之一斑。
上述勾勒海上報刊的生成背景與傳媒特點,意在凸顯晚清前期(1840-1894)這股從十里洋場吹起的時代「新」風,即是啟動中國近代「聞」域變革的重要力量。尤其,認知方式的改變,進一步促成知識結構的更新重組。在本書中,知識並不限指系統組織的學問而已,也廣義涵蓋資訊層面,乃至詩詞、筆記、小說、戲曲、圖畫等文藝作品。就此而言,傳統讀書人經由報刊媒介,涉足「經史子集」之外無所不登的廣闊知識天地,一路潛移默化,亦連帶展開現代知識人的思想變遷道路,下接1895年後愈加劇烈而全面的「轉型時代」,意義誠不容小覷。
然而,綜觀歷來上海報刊史學者的梳理情形,他們普遍囿於戈公振的歷史分期,只將晚清前期籠統定調為「外報」階段。的確,就辦報角度而言,晚清前期多由傳教士、洋商主導,待至甲午戰後,維新派士人出面鼓吹國人辦報,方得扭轉西人獨大的報業局面。但這套訴諸內外「一刀切」的片面分法,缺乏歷史文化脈絡,究不免削足適履之弊。一來,此法強調非洋即華的辦報立場,容易抹消滬上特有的文化雜糅屬性,及其蘊藏的各種華洋競合細節。二來,學者往往摻雜「重內輕外」的價值判斷,無形中貶抑了這段時期的報刊在地根生成果。例如,戈公振解釋報刊分期標準時,認為:「外報,僅可代表外人之意思;雖其間執筆者有華人,然辦報之宗旨不同,即言之亦不能盡其意也」。馬光仁甚至宣稱:「至甲午戰爭為止,上海報業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未能最後突破和解決,它基本上是英商投資的產業或者外籍傳教士當家的教會的產業。報壇中心由他們占著,辦給被開發的『受眾』(中國讀者)們。……中國新聞史應該是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用自己的實踐造成的歷史過程」。凡此觀點,不僅掩蓋西人引介新式傳媒、開發中國市場的重要貢獻,也低估華人在協理報務、操持筆政與閱報投稿等處展示的主體能動性。
本書研究目的,在於運用一個兼顧傳媒形式、知識內容與聞見主體三方的「聞」字概念,重審晚清前期學界論斷未深的上海報刊接受史。通過「聞」的考察視角,本書既要釐清閱報文化的在地發展軌跡,追蹤晚清文人的主體蛻變情形;也將沿著「聞」的發展軌跡,側重發掘那些湮沒不彰的歷史文化環節,呈顯「海上」脈絡在中國社會新舊轉型中的關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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