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利普斯塔特

致讀者
自序  一封來信

序幕
 第一章  個人發展與學術研究之路
 第二章  抗辯策略
 第三章  奧斯維辛：司法調查之行
 第四章  目標的變化

審判
 第五章  “全體起立”
 第六章  厄文走上證人席：不是否認者，而是受害者
 第七章  一連串檔
 第八章  大屠殺：胡亂殺戮還是有計劃的種族滅絕
 第九章  入場隊伍和關於毒氣室的爭論
 第十章  一位美國教授
 第十一章  開脫希特勒的罪名，譴責同盟國
 第十二章  侮辱之辭
 第十三章  死亡人數的統計
 第十四章  關於希特勒的謊言
 第十五章  《安妮日記》：一部小說？
 第十六章  我們的德國分隊
 第十七章  是狼狽為奸還是罪惡關聯？
 第十八章  單人毒氣室和白人的波爾卡舞
 第十九章  結案陳詞

結局
 第二十章  審判日：通話鏈、《詩篇》和無法入睡的倖存者
 第二十一章  誠摯的感謝
 第二十二章  小丑服

致謝
注釋

自序
一封來信

這一切開始於一個美好的秋日。埃默里大學1995年的新學年剛剛開始，夏天的炎熱已逐漸褪去，樹葉開始呈現出秋天的黃色，學生們也享受起這宜人天氣。那塊四方形草坪公認是學校的中心地帶，學生們從草坪周圍的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建築中湧出，校園頓時充滿活力。大草坪上一派生機勃勃，有人扔飛盤，有人學習，有人玩球，還有人只是單純享受這美好時光，這可是佐治亞州的冬季到來前適合室外活動的最後幾天。我穿過四方草坪向辦公室走去時，被這美好景象深深吸引。幾年前我從洛杉磯來到亞特蘭大，接受了現代猶太和大屠殺研究講席教授的職位，雖然很想念以前的朋友，但我已把亞特蘭大當作自己的新家。

我剛給一個班上完關於大屠殺歷史的課，正感覺輕鬆愉快。我打算先和一個學生商量她的研究生論文，下午時間準備用來寫新研究項目的出版計畫，這是一個分析二戰後在美國人們如何理解和看待大屠殺的項目。到辦公室時，秘書告訴我，有一封英國企鵝出版社寄來的快信。我從學術角度研究否認大屠殺現象的《否認大屠殺：甚囂塵上的對真理和記憶的污蔑》一書就由這家出版社出版。出版社來信讓我很好奇，我要那位學生先等我一會兒。剛看了幾行，我就笑出聲來。學生正在讀筆記，抬起頭莫名其妙地看著我。我笑著說：“這真是太瘋狂了。”我告訴她，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大屠殺否認者大衛·厄文，竟然因為我稱他為否認者而威脅要起訴我誹謗。

在書中，我不過用了幾百字篇幅寫這個人，說他是“一個戴著眼罩偏袒希特勒的人”，“為了得出在歷史上站不住腳的結論而扭曲證據……曲解檔……給出片面資料”。我還指出：“在某種程度上，厄文把自己看作希特勒遺產的繼承者。”我認為他是最危險的大屠殺否認者，其他否認者僅僅因為否認大屠殺這一事實而為人所知，但厄文寫了許多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第三帝國的書，有幾本還獲得好評。幾乎所有對二戰歷史感興趣的人都認識他，雖然大家普遍認為他的立場偏向第三帝國。許多期刊發表過他的書評。總之，相對於其他大屠殺否認者，他受到更多關注。

我承認自己批判他的語言很尖銳，但厄文公開表達了否認大屠殺的觀點，我並不認為這樣有什麼問題。1988年，加拿大政府指控德國移民恩斯特·曾德爾傳播否認大屠殺的言論，厄文出庭為曾德爾作證。他在法庭上說，“第三帝國不曾有過殺害猶太人的整體計畫”，“沒有任何檔能證明發生過大屠殺”，毒氣室不可能用於大規模屠殺犯人。他否認毒氣室用於系統屠殺猶太人，聲稱不存在任何第三帝國官方批准的屠殺歐洲猶太人計畫，他甚至說希特勒“可能是第三帝國中猶太人最要好的朋友”。他認為，那些聲稱自己親眼見過毒氣室的倖存者都是騙子和無賴。在這麼多確鑿記錄面前，他竟然還敢威脅要起訴我，這也太荒唐了。如果一個人把大屠殺稱為“傳說”，他怎麼可能不是一個否認者？

我相信這樣的威脅不過是一個理屈詞窮者的憤怒叫囂而已，於是把信扔到了常年不管的紙堆裡，開始和學生談論文的事。幾天後，我把這封已被壓在其他信件下的信又找了出來，交給我的研究助理，委託她找出我評判厄文的材料來源並提供給企鵝出版社的律師。由於描述他的每一句話都有理有據，我滿以為這件事會到此為止。我還提醒助理，不要花太多時間在這項工作上，做完後趕緊開始為我的新專案搜集資料。

有意思的是，二十五年前第一次知道有人否認大屠殺歷史時，我同樣持不屑態度。1970年代中期，大屠殺歷史研究方面的著名學者耶胡達·鮑爾教授告訴我，加利福尼亞州有一個名為歷史評論研究所（IHR）的組織在傳播否認大屠殺的言論。我當時嗤之以鼻，覺得沒人會在意這些謬論。二十五年後，坐在埃默里大學辦公室裡的我還是這樣想，誰會相信厄文不是一個大屠殺否認者？他只是在恐嚇我。喝咖啡時，我還和同事聊起了這封信，並預測事情會不了了之。

然而，事實與我所料截然相反。後來才知道，厄文是認真的，英國法院也是認真的。我列出了所有出處的原始資料，如果在美國，這些材料足以保護我不被告倒，在英國卻不行，法律上我處於絕對劣勢。英國法律規定舉證責任在被告，美國法律規定在原告。也就是說，如果在美國，是厄文必須證明我撒了謊；而在英國，是我必須證明自己說的是事實。

當不同人開始著手幫我打這場官司時，我還糾結在厄文對我的指控上，他把我描述為全球陰謀的參與者，說我在針對他“進行一場漫長的、充滿惡意的、魯莽的、不遺餘力詆毀個人名譽的全球行動，這場行動得到雄厚的資金支持”。這樣的話完全偏離事實。研究大屠殺否認者是我個人的研究項目，為了讓項目順利開展而得到的資助並不多，勉強夠我用來聘請一名研究助理、複印材料以及解決到各地檔案館的路費。一些猶太組織搜集有大屠殺否認者的剪報及出版物，這節約了我不少開支。大多數時間，我只是一個人坐在自己的書房裡，為讀者們解釋否認大屠殺的歷史。厄文向我發起挑戰前，我一直孤軍奮戰；他出現後，才有人到身邊來幫助我，資助我應對來自厄文的攻擊。如果像他反復強調的那樣，我和支持者們構成合謀關係，那麼我們謀劃的只是如何不讓歷史被有險惡用心的人踐踏。

每當試圖將大屠殺否認者告上法庭的人找到我，我總會勸他們不要這樣做，因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決定了這樣的嘗試註定失敗。即便在那些有可能通過法律對否認者定罪的國家，我也不贊成這樣做。類似法律的出臺，只會讓否認大屠殺成為“禁果”而顯得更加誘人。況且，我不認為法庭是一個討論歷史問題的合理管道，我們應當通過合乎邏輯的調查來阻止否認者，而不是生硬地使用法律武器。法庭向來是通過原被告雙方所拿出的能說服法官或陪審團的實物或事實來主持正義，這種方法並不適用於歷史學界。歷史學家通過對史實客觀分析來得出歷史“真理”，他們全盤考慮一個事件或一份檔的歷史環境與背景，通過對材料的分析得出自己的觀點。大家心裡都明白，面對同樣的材料，其他歷史學家很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這只是觀點差異，並不是為了欺騙別人。歷史學家們也明白，每當有新的材料或檔被發現，他們之前得出的“真理”很可能瞬間被推翻。簡言之，歷史的真實性難以像測量城市空氣的霧霾指數那樣客觀。

這場審判長達四年的準備過程中，我不得不每天研讀厄文的作品，這個男人不但不尊重我，還不尊重我所相信的大多數事情。許多個長夜我都在失眠中度過，擔心他能僥倖利用法律漏洞成為笑到最後的人。2000年冬天，大概有十周時間，我都坐在離他不到十五英尺的地方，默默地聽他向法官和世界媒體表達對我的不屑。我所有的學術作品被拿來解構分析，連我的著裝、人格和信仰都通過媒體報導被世人審視和剖析。當時媒體對我的報導存在許多錯誤，包括我的年齡、資助來源和政治立場，但我無法反駁。在審判過程中，我的律師要求我不接受任何採訪，也不在法庭上作證。雖然這場官司是由我的言論引起的，但我只能讓別人替我說話，雖然知道這是為我好，但作為一個一向在意掌控生命主動權的人，這真是莫大痛苦。

起訴我的幾年前，厄文曾對一群喜愛他的聽眾說，大多數誹謗罪被告人在得知自己要被起訴時都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而一旦發現在英國打贏一場誹謗罪官司有多難，就“偃旗息鼓，繳械投降”了。厄文大概以為我不會接受挑戰，只會選擇道歉或收回自己的話，與他達成和解。畢竟我們相距五千英里，長途跋涉到法律對我不利的異國他鄉，打贏這場戰役談何容易，況且還牽涉到漫長的訴訟過程和高昂的法律費用。

認為厄文的威脅無關緊要，是我判斷錯了，但他認為我會“偃旗息鼓，繳械投降”，就是他的錯了，而且錯得更離譜。我沒他想像的那樣懦弱，而是勇敢地接受了挑戰，義無反顧地投入這戰役之中。

對於後來會發生什麼，我最初的想法確實太簡單，我內心為自己要在這件小事上花費如此多的時間而懊惱，但同時我也充滿了期待。為此，我開始寫日誌，記錄下我是如何證明自己所寫的東西是正確的。這本書就是對日誌的提煉和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