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 第34期(POD)

【特稿】
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界／王德威

【專題論文：「五四」新人文】
「五四」新人文導言／鄭毓瑜、高嘉謙
「五四」新學之修辭學：語言思想之現代嬗變／林少陽
星際迷航：近現代文學中的宇宙視野與自我意識／潘少瑜
俄蘇文學在中國：由翻譯統計探政治與文藝的角力與權力／陳相因
論胡適的「科學方法」─以其《水經注》研究為例／朱先敏

【一般論文】
黼黻與風騷─試論楊牧的《長短歌行》／劉正忠
論葉聖陶《稻草人》審美「轉向」的可能性／金莉莉
延安講話：新中國的詩歌緊箍咒／陳大為

前期篇目
稿約
撰稿體例

序

「五四」新人文導言

　　論近現代中國人文學，「五四」絕對是百年間發展的關鍵；因巴黎和會失敗所引發的愛國運動不僅牽涉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如果將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實驗主義、馬克思主義、科玄論爭也納入一併考量，這無疑是晚清啟蒙運動以來最龐深的知識界革命。周策縱先生於「五四」五十周年時，解釋intellectual Revolution（知識革命），不僅是知識、思想、理性，同時也是改革行動；並認為「五四」追求真理與事實，不求諸古聖賢的新作法，是「中國文明發展史上最重大的轉折點」。而林毓生先生在「五四」六十八周年時，則認為「五四」當中不少觀念，在實質層次上相當膚淺浮泛，尤其全盤反傳統，更是中國文化與思想的重大危機，因此必須「超脫」五四藩籬，重新檢討所謂「自由」、「民主」與「科學」的真義。如今，距離「五四」近一百年後，我們有更大的時空向度與更廣闊的跨域與跨界的視野，來重新反思「五四」在文明發展史上的意義。

　　「五四」對於人文發展的影響，最受矚目的無疑是「德先生」與「賽先生」，而其中追求「科學」進步所包含的意識形態，更深深影響了關於「人」的種種面向。1920年代的一場「科／玄論戰」，由胡適為這場論戰的結集《科學與人生觀》作序，以十點提出「新人生觀」的輪廓，包括由天文學、物理學知識以及地質學、古生物學知識，來知道無窮的時間與空間；由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人種學知道「人」不過是一種「動物」；由人類學、社會學知道社會、歷史的演進與道德變遷，以便擺脫迷信與禮教。這已經不只是「新人生觀」，幾乎就是「新人文觀」了，所有關於「人性」、「精神」、「情志」、「道德」、「天道」、「宗教信仰」等等固有說法，幾乎都要全盤歸零，重新論述。更重要的是，由各式現代學科來規範與化約已有的知識經驗，並藉由白話、標點與國語文法進行新描述，這是從語言文字及其表達模式、乃至於修辭觀念整體的徹底翻轉。

　　當前論「五四」的「新」學，因此必須關注「修辭」觀念所牽涉的翻譯史或思想史上的轉變過程。林少陽教授在〈「五四」新學之修辭學：語言思想之現代嬗變〉一文中，廣徵博引，例舉中、日、西方種種相關說法，仔細爬梳現代意義下的「修辭」如何從日本傳譯到中國的過程。一方面說明東亞漢字圈在近代西方修辭學影響下，已趨向重視邏輯、語法的「局限性修辭」，並逐步走向「科學的修辭學」；另一方面，詳述古典「修辭」的源流，辨析近代修辭學的「語法化」，不但不適合漢語以字為意義單位而建構的篇章語序，同時也忽視中國語境中所謂「文」、「辭」、「理」、「真」等觀念，與發言主體的德性、行為、社會禮法之間的相互關涉，林少陽認為，在漢字文化圈中，「修辭」必須放回「文」的縝密系譜中，方能還原為一種「倫理的文學形式論或者是文學形式的倫理學」。

　　由後視昔，「科學的修辭學」提示了二十世紀初假「科學」之名所進行的「知識領域」同「文字表達」兩者一體的變革。尤其「五四」新一代的著名文人，往往有著科學教育的背景，如胡適、魯迅、郭沫若、徐志摩、宗白華、周作人等，在作品中不時透露對於宇宙觀、進化論或相對論的興趣，文章創作根本無法迴避與科學或各種知識相互交接，語言表達必然交融著新世紀的知識經驗。潘少瑜教授〈星際迷航：近現代文學中的宇宙視野與自我意識〉一文，尤其以晚清至五四的科學小說為例，討論傳統天／人關係在新文本當中的自我革新。西方天文學知識的傳入，以報刊上如同科普的大量譯介，居功厥偉，其中許多作者具有傳教士身分，晚清天文新知的傳播，同時也傳播了基督教義。比如譚嗣同《仁學》、康有為《諸天講》，都藉由天體星系的知識，融會中／西方的宗教與倫理價值。而相關於天文學的科學小說，更是幻想、臆測與挪借的天堂，一方面天體成為想像的新殖民地，另一方面也不乏國族寄託或社會諷刺。天文物理的新視野，既搖撼了天人合一的傳統思維，不論追新、批判或者反思，都如同分支歧路，正緩緩增生文學創作的系譜。

　　在五四新文學領域，俄蘇因素往往是理解新文學發展脈絡不能略過的環節。而此線索隨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賡續未絕，甚至在中、蘇政治環境與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內發揮影響，牽動了中國現當代文藝的發展路線。陳相因教授〈俄蘇文學在中國：由翻譯統計探政治與文藝的角力與權力〉介紹了五四運動前後，以及新中國以後，俄國文學透過翻譯引介到中國的種種情況，其中圍繞英特納雄耐爾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兩個主題，提出四個歷史分期的概述。這個議題視野不小，細緻的材料與文獻梳理，引領我們在宏觀的時間跨度裡，認識俄蘇文學透過翻譯，具體影響20世紀中國文藝思潮的方方面面。我們在中蘇比較文學基礎上，可以擴大理解俄蘇因素在五四人文面向值得觀照的新議題。尤其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如何構成我們認識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和轉變，因而俄蘇文學的翻譯和影響，在「以俄為師」和「向蘇聯學習」的主導思潮下，可以成為我們反思五四以降的文學表達模式的一個關鍵面向。

　　另外，我們反思五四新人文的一個著眼點，包括思考其時學者如何調動現代學科知識，規範或介入古典學問或古典文獻的考證。朱先敏〈論胡適的「科學方法」─以其《水經注》研究為例〉，透過五四人文典範人物胡適的《水經注》個案研究，試圖解釋胡適援引的「科學方法」，其背後的科學思維，及其帶來方法論上可能的反思。如果胡適的考據學實踐，恰恰提醒我們科學思維在人文考據或人文思辨的研究意義，那麼無論是學術思維之不同，還是學科研究範疇承襲的研究路徑之異，甚至詮釋話語權的爭論，顯然都是值得往下追問的議題。而朱先敏對胡適方法論的細膩展開和討論，無論從五四以降的學術思維與學科方法而言，都可讓我們回頭驗證和省思「五四」發揚的「新人文觀」基礎。

　　本次專輯徵集稿件橫跨不同學科背景與研究領域，盡量從不同面向回應五四新人文議題，務求形成更多元的對話與省思。「五四」已屆百年，我們期待此專輯帶來更多思考的激盪，促成一次有效的學術對話。藉此引言，感謝各方作者的賜稿，同時非常感激各位國內外學者的匿名審閱和提供豐富寶貴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