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辯證的路上

名人推薦：◎推薦序一

在台灣，談史論政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眾聲喧嘩、記憶斷裂的今天。主流的敘事是被特定政治目的與利益團體所篩選、裁剪過的歷史。那些被刻意埋藏在歷史迷霧中的身影，那些曾為理想與信念獻身的靈魂，以及他們所處時代的真實矛盾，早已變得模糊不清。

因此，當我讀到小廖這本充滿思辨銳氣的文稿時，內心是悸動的。一個如此年輕的生命，沒有選擇在設定好的框架內安逸地接受結論，而是勇敢地踏上了直面矛盾的道 路，嘗試用自己的頭腦去理解這個世界，以及台灣自身的歷史處境。

這本書，就是小廖通過文字展...

◎

一百五十五年前的那個九月，奧勒良城牆在砲火中轟然倒塌，義大利王國軍隊昂首進入羅馬城，終結了天主教教權對這座永恆之城近千年的世俗統治。禁錮著人民精神與自由的枷鎖得到解放的同時，羅馬與拉齊奧也通過一張張選票莊嚴地宣告自己回到了義大利民族的懷抱。

在追求國家統一的這六、七十年間，義大利人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首先是經歷了思想上的覺醒，馬志尼的「青年義大利」點燃了義大利統一與共和主義的火星；再是各地起義軍與進步青年對封建領主的暴力抗爭，如加里波底率領千人紅衫軍遠征的奇勝瓦解了兩西西里反動的封建統治；最後是走向軍事統一君主立憲的薩丁尼亞王國。義大利在民族統一的道路上走過了一個又一個拐彎，最終還是找到了一條理想與現實相妥協的路徑。

作為一個歐羅巴的「二流國家」，一個被梅特涅譏諷到「只是一個地理名詞」的落後農業國，義大利的統一似乎向世人展示了一個全新的模式：一個分裂的、發展不均的、前現代的、經濟全方位落後於鄰國的民族也能在列強的絞殺下殺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血路。

具有「健全的常識」的人們現在已經難於理解這個統一的義大利——從1870年開始成為這樣的，——怎麼會向來沒有存在過而且以前不能夠存在，「健全的常識」迫使人們相信今天所存在的始終存在著，義大利向來就是一個統一的民族，但是外國的勢力把它窒息了等等。
......
我以為必須分析這一歷史運動（義大利復興運動）的全部進程，從各種不同的觀點來考察它，一直到那個具有積極和消極意義的、具有民族和國際性質的民族統一的基本因素聯合到一起並成為足以能夠達到目的的力量的時候。
—— 安東尼奧・葛蘭西, 《獄中札記》

義大利的統一確是充滿矛盾的，是國際政治與民族問題的對立統一，是初出的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的北方與長久反動封建統治的南方的對立統一，是菁英與農民群眾的對立統一，是歷史偶然與必然的對立統一。妄圖用幾個民族英雄的史詩論證義大利民族復興的必然是荒謬的、是脫離物質基礎的、目的論的，別有目的地民族神話終將走向人民的對立面；同樣地，妄圖用幾個看似是正確的「理論」話語否定一個民族的建構與誕生在歷史上對階級鬥爭及人民解放的積極性，是教條主義的、是歷史虛無主義的。
同葛蘭西一樣，我認為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與方法來詮釋義大利民族的歷史才是較健全地方式，換句話說，也就是從義大利自身內部多個不平衡地條件與外部多股不平衡地力量來分析對立統一對其形勢之發展；從義大利自身內部的經濟基礎之生產與再生產出發，穿越作為表象的「教科書歷史」，還原出動態的貼近現實的「義大利復興運動」。
義大利民族的統一首先確是無法脫離國際政治的，所有歐洲列強都不希望亞平寧半島有一個統一的民族政權出現。彼時歐陸列強彼此間既有鬥爭也有平衡，但共通點是無不在亞平寧半島「發展業務」。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哈布斯堡王朝奧地利直接佔領倫巴底與威尼西亞，且中部的托斯卡尼或摩德納等公國也都受其家族成員控制，其本質相當於是奧地利附庸，義大利的統一理所當然地對於奧地利來說是無法接受的。更甚者，倘若義大利能通過建構民族認同成為一個獨立的、統一的新興民族國家，那奧地利帝國境內的匈牙利人、捷克人與波蘭人就有了個「絕佳典範」能效法，這種民族主義是會導致哈布斯堡家族反動統治與多民族的奧地利帝國分崩離析的，故彼時的奧地利必須把義大利的統一扼殺在搖籃之中。
相比於奧地利，可以看出法國對義大利的態度與行動是複雜的。法蘭西作為歐陸西邊一極，出於長遠戰略目標（即削弱東邊競爭對手奧地利）自然而然地支持薩丁尼亞王國對義大利其他地區「征服式」的統一以挑戰奧地利的霸權。然而，法國的支持自然也是出於其自身利益與立場的：它樂於見到一個比奧地利弱小、需要依賴法蘭西的北義大利出現，但絕不希望在他東南邊境上出現一個統一的、強大的甚至會影響到其在地中海強權地位的義大利。同時，法國自詡為「天主教會的長女」，國內天主教保守勢力也確是根深蒂固，為了爭取這股政治力量的支持拿破崙三世不得不長期派兵駐守羅馬以維護教皇的世俗權威，這直接成了義大利統一運動後期的最大阻礙之一。
不只是意識形態與宗教上的態度複雜，薩丁尼亞王國政府在領土問題上亦與法國有著利益交換以作為對法國援助的「報答」。例如「義大利統一的寶劍」加里波底的故鄉「尼斯公國」以及薩伏依公國被薩丁尼亞王國政府利用《杜林條約》割讓給法國，且至今仍屬法國領土。加里波底作為尼斯選區的國會議員先是在都靈的國會內猛烈攻擊首相加富爾將尼斯割讓給法國，隨後被禁止發言。加里波底及其追隨者於一八七一年二月在尼斯展開示威，但迅即遭法國政府鎮壓，報社被封、示威者被逮捕並送交審判，此即「尼斯晚禱」（Niçard Vespers）。加理波底雖於此事件後辭去國會議員職務，但在接下來的十餘年餘生中他仍堅守理想，持續投入義大利統一、婦女平權及聲援巴黎公社等運動之中。
到了十八世紀，歐洲的「奧地利一法蘭西」的平衡，對義大利來說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兩個列強的彼此削弱和第三個列強——普魯士的崛起。但是第一次復興時代的運動的根源，也就是外部和內部條件形成過程，——這些條件可以為義大利造成統一民族的可能性並且可以促成內部民族力量的發展和成長，——這些根源不能在標明某一個日期的某一具體事件中去找，而要在那個導致形成整個歐洲體系的歷史過程本身的進程中去找。
—— 安東尼奧・葛蘭西, 《獄中札記》

誠如葛蘭西所言，在傳統的「奧-法平衡」兩強之外，十九世紀的歐洲大陸確實還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其份量之重，使身在二零二五年的我們若想看清這場復興運動，也必須將視線轉向義大利的北方：普魯士。
十九世紀初期德意志地區的工業化起步，鐵路、工廠與蒸汽機等新興生產力迅速發展在德意志地區創造了一個渴望壯大自己的資產階級。然而當時的德意志地區是由林立鬆散的邦國組成的「德意志邦聯」，各國不統一的關稅壁壘、貨幣、度量衡乃至於法律體系都嚴重阻礙了資本及商品的流通與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實實在在地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受法國大革命「主權在民」的思潮衝擊，以及拿破崙征服所激起的反抗等影響之下，散居在數十個邦國、公國、王國和自由市的德意志人開始產生強烈的民族認同感。他們雖然擁有共同的語言、文化和歷史記憶，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國家。這種「民族已成，國家未立」的狀態，造成了德意志人普遍的身份認同的渴求，故彼時建立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國成為了整個民族在情感上的願望與目標。
既然在德意志地區已經確定了一個統一的德意志確實是彼時德意志地區的主要目標，接下來就是開始討論如何在行動上與路徑上統一德意志，此即「德意志問題」。德意志問題分成了兩個方案：大德意志方案與小德意志方案。大德意志方案即將包含奧地利的德意志地區統一起來成一個德意志人自己的民族國家；小德意志方案即將排除奧地利的德意志地區統一起來成一個德意志人自己的民族國家。方才提到哈布斯堡王朝奧地利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封建帝國，自然是不可能支持自己作為德意志地區國家的領袖追求民族主義的德意志統一的。如果奧地利成了德意志民族的領頭為德意志統一服務，那麼作為一個民族主義國家的統一的奧地利德意志必將排斥原帝國境內的其他民族。一個被國家排斥的「異族」，一個不被國家當作自己人的「異族」，對於他們而言，民族獨立豈不就成為了他們的唯一出路了？出於維護帝國統治的立場，包含奧地利的大德意志方案本身從物質基礎上就根本不具有可行性。而十九世紀初期至中葉的普魯士憑藉著「關稅同盟」（Zollverein）所奠定的經濟基礎與高強度的軍事改革，在「德意志問題」這個德意志地區的主要矛盾中得到質變並漸漸地從矛盾的次要方面逐漸轉向矛盾的主要方面，最後在《保羅教堂憲法》確立了以小德意志方案為指導的德意志統一路徑。以後世的視角來看，兩個德意志方案確實分別展現了那個年代生產關係與階級之間鬥爭的範式：資產階級生產關係與資產階級本身同封建主義生產關係與封建階級之間的鬥爭。
但我擔心，除非德國工人階級眾口一辭地發出他們的聲音，否則那些惡棍和傻瓜們將會不受阻礙地繼續他們瘋狂的遊戲……
當前的戰爭開啟了世界歷史的一個新紀元，它即使在沒有奧地利的德意志區的情況下，也能夠不依賴外國而獨立行動。德國首先要在普魯士的兵營裡取得自己的統一，這完全是它應得的懲罰。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立即取得了一項成果。諸如北德的國家自由黨與南德的人民黨之間的衝突這類瑣事，將不能再徒勞無益地擋住前進的道路了。局勢將會有很大的發展，而且將會簡單化起來。如果屆時德國工人階級不扮演其應有的歷史角色，那是他們的過錯。這場戰爭已將歐洲大陸工人階級運動的重心從法國轉移到了德國。這賦予了德國工人階級更大的責任……
—— 馬克思、恩格斯，〈致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倫瑞克委員會的信〉，約公元一八七零年九月一日
然而，由於德意志資產階級向上恐懼王權，向下又堤防群眾的雙重軟弱，導致一八四八年革命（即人民之春）果實被容克貴族竊取：由法蘭克福議會所制定的《保羅教堂憲法》淪為一紙空文；自下而上民選出的議員們天真地將皇冠獻給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期望新舊政權能和平過渡，換來的卻是國王輕蔑的拒絕，並蔑稱其為「從溝渠裡撿來的皇冠」。這一拒絕無異於宣判了革命的死刑，各地保守勢力與邦國君主隨即捲土重來，徹底鎮壓了革命。
如同上文馬、恩二人所言，普魯士領導的小德意志統一跟義大利復興運動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一個是由軍隊為主要驅動力完成，一個是由資產階級的薩丁尼亞王國通過「征服」完成。且兩個自上而下的革命某種意義上來說都為本國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發展消除了一些矛盾：一個消除了民族問題作為主要矛盾的德意志，一個為義大利脆弱的資本主義全國性市場統一創造基礎，將勞資矛盾提上了主要矛盾。同樣地，雖然長遠地以階級鬥爭為主要目標來看兩個國家自身的統一確實提供了一些基礎，但這兩國「不徹底的革命」確實地為日後的法西斯主義災禍埋下了伏筆。
普魯士儘管在形式上統一了德國，但事實上南方的奧地利仍佔有富庶威尼西亞，為了將哈布斯堡家族的勢力從德意志地區中趕出去，奧地利成為了普魯士的主要敵人。故在面對奧地利時，尋求一個能從其他方向牽制奧地利的軍事盟友便成了彼時普魯士最迫切關注的物質基礎。
對於普魯士實際領導人俾斯麥而言，出於一個保守派「保衛普魯士及其在德意志地區實質領導」的目的，一個能在奧地利南線發動攻勢牽制奧地利的軍事盟友客觀上地具有戰略價值；同觀當時的義大利王國，面對強大於己數倍的奧地利不是其自身孱弱的軍事實力能單獨對抗的，況且尚未統一的義大利還有領土尚處於在奧地利的控制之下。普、義二國就這麼一拍即合，兩個體量與國情迥異的國家，在「反奧」這一共同的戰略目標下走到了一起。公元一八六六年年四月，《普義同盟條約》的簽訂將義大利的民族復興與普魯士的德意志霸權，緊緊捆綁在了同一輛戰車之上。
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地緣政治、物質基礎與現實利益往往能超越任何民族、文化與意識形態。
不出兩個月，普奧戰爭爆發，根據《普義同盟條約》義大利理所當然地也投入了這場戰爭。政治服務於經濟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而暴力是政治的延伸：普、義兩國的軍事同盟在南北兩線的作戰中將其雙方的物質基礎完全展現。在北方戰場，普魯士軍隊靠著「德萊賽針發槍」相較於奧地利軍隊前膛滑膛槍的高射速、先進的鐵路運輸後勤補給和卓越的指揮，在短短數週內就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尤其是在薩多瓦會戰中，普軍以小於奧軍傷亡的代價重創奧地利主力。不過將視線轉移至南方戰場就會發現情況大不相同，新生的義大利軍隊在組織和協調上都存在嚴重問題，表現可謂非常糟糕。無論是陸戰（庫斯托扎戰役）還是海戰（利薩海戰），義大利軍隊都敗給了奧地利軍隊。
然，義大利在戰場上的失敗無關緊要。因為普魯士在北方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迫使無力再繼續支撐戰爭的奧地利帝國只得向普魯士求和。作為勝利者，俾斯麥在同奧地利簽訂的《布拉格和約》中履行了他對盟友的承諾，即割讓威尼西亞地區給義大利。儘管奧地利在情感上極不願意將領土割讓給一個自己剛在戰場上擊敗的國家，但他們別無選擇。奧國為了保全他們那為數不多的面子，先是將威尼西亞地區先割讓給中立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再由拿破崙三世轉交給義大利王國。
就這樣，義大利版圖上又增加了一塊重要的拼圖。然，這種在外交與軍事上高度依賴外部力量甚至帶有屈辱色彩才得以實現的統一無不再次地顯現著作為北方資產階級擴大利益攫取範圍的「復興運動」是一場自上而下不徹底的革命：通過兼併、征服與外交操作所拼湊而成的義大利王國其內部的撕裂便成為了必然，或者說，正是因為義大利本身的分裂導致軟弱的北方工業資產階級只能通過這些手段來達成統一以創造更大的、統一的「義大利市場」。
拋開我們「健全的常識」來看今日的義大利，戰後的義大利共和國上空仍然蒙著兩百年前「分裂的義大利」的陰影。人們津津樂道的義大利南北差異與南北對立，從時間與歷史上往前溯源即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產方式的對立：一方是已經初步邁入工業資本主義的北方，另一方則是只有少許手工業、商業城鎮，絕大多數仍然禁錮在落後的封建大地主所有制下的南方。對於絕大多數南方人乃至於北方群眾來說，義大利的統一與其說是民族的解放，不如說是一場為了經濟擴張產生的南方對北方的征服。
操著被奉做標準義大利語的托斯卡納方言的北方工商業菁英，與一輩子視線未曾超出村里鐘樓的南方農民，這是兩個義大利；米蘭與都靈沙龍裡討論著民族、自由及憲政的知識份子，與西西里田埂上關心橄欖收成、賦稅與傳統節日的農人，這是兩個義大利；乘坐著蒸汽火車沿著為工廠與市場而鋪設的鐵軌奔馳在波河平原上的北方新興市民階級，與趕著瘦弱的驢子沿著數百年不變的崎嶇古道行走在亞平寧山脈間的南方傳統手工業者......一個義大利，不只一個義大利。
讓我們回到「傳統」，從經濟基礎分析出發：義大利的統一就結果來看，為北方工業資產階級創造一個全國性的統一市場，以服務於其自身的擴大再生產。既然有了統一的義大利，北方的工業資產階級就必然地欲利用國家的統一來進一步的統一市場，而統一市場對於他們來說當然最好是把北方的制度複製貼上到南方，此即「皮埃蒙特化」。確實，掌握國家機器（當然同時包含軟性的制度與硬性的武裝）的統治階級將北方薩丁尼亞王國的經濟模式與政治體系作為唯一的標準，暴力地覆蓋到整個亞平寧半島。
資本的本性歸根結底就是在追求增殖，而增殖的前提是商品所包含的價值得以實現，商品價值的實現必須依賴交換。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任何單個生產者都無法自給自足，這使得商品交換從偶然變為必然，從而為商品價值的實現提供了前提。對於義大利北方新生的工業資產階級而言，其階級利益的根本要求就是打碎封建割據所遺留的關稅壁壘，建立一個能讓其工業品暢行無阻的統一大市場。合乎邏輯地，為了實現擴大再生產，新王國將皮埃蒙特相對自由放任的低關稅政策推行全國。這一系列政策對於習慣在高關稅壁壘保護下的南方手工業與製造業而言是巨大的衝擊。缺乏競爭力的南方產業迅速破產，廣闊的南方市場就這樣門戶大開，淪為北方工業品廉價的傾銷地。
其次，新政府為了支撐龐大的軍費、行政與建設開支，國家暴力被用以建立一套沉重的稅收體系。在財政與稅收上，新生的義大利國家機器作為北方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其首要任務便是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像「磨粉稅」這種直接扼住民生咽喉的稅金，無異於對廣大農民階級進行赤裸裸的剝奪。由於南方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生產關係，這些稅負不成比例地落在了南方民眾的頭上，以國家法令強行將南方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積累的財富轉化為北方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要素。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種以國家機器暴力為後盾的經濟掠奪必然激起最直接的階級反抗。在南方，一切反對新王國的勢力都團結起來了：經濟上受壓迫的農民和希望恢復自身傳統權威與利益的前波旁軍人、貴族、地方豪強發動了南意反抗運動（Brigantaggio），以游擊戰、小規模襲擊、偷襲與搶奪糧食武器對王國政府發動進攻。在地農民雖然熟悉地形，但由於缺少正規武器，在北方派遣正規軍血腥鎮壓、屠殺後「叛亂」基本平息，不過戰爭的影響甚至遺留至今：政府權威與信用在南方的徹底破產，為黑手黨等地方性組織及盜匪的崛起創造了權力真空。這些組織以另類的、更植根於地方的暴力秩序，填補了國家留下的信任赤字，成為困擾義大利至今的毒瘤。
在北方政府這一套猛烈地組合拳的伺候下，半島南方被暴力地整合進一個以北方為核心的不平等經濟體系中，在經濟上徹底地失去自主性。半島南方徹底淪為北方的原料產地、勞動力倉庫及商品市場。
至此，「義大利復興運動」（Risorgimento）的真實面貌大致上已然清晰，浪漫的民族神話已被祛魅。對於義大利民族建構本身，若沒有歐洲大陸國與國之間政治、外交與軍事衝突一系列事件所帶來的「凝固」，就不會有義大利民族在歷史偶然中必然的塑造；同時，這個很大程度上被外力催生的政治實體，在成形的路上，也反過來成為歐陸國際政治中一股新的制約力量。
它確是一場充滿內在矛盾的、不徹底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然而，若僅僅停留於此，甚至認為這場運動的後果就是為法西斯主義掃清了障礙，那我想就是陷入了目的論的謬誤。義大利的統一儘管方式粗暴、後果慘烈，但它在客觀上摧毀了阻礙亞平寧半島發展的兩大桎梏：封建貴族割據與外國勢力的壓迫。它的暴力創造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統一的民族國家。在這個全新的半島上，舊的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乃至消失，新的、更為清晰的階級矛盾被推上了歷史的前台。正是這個統一的義大利才為日後義大利社會黨的成立、北方工業無產階級的壯大與鬥爭（如紅色兩年）、以及葛蘭西等人那樣偉大的民主鬥士、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誕生，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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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五年前的那個九月，奧勒良城牆在砲火中轟然倒塌，義大利王國軍隊昂首進入羅馬城，終結了天主教教權對這座永恆之城近千年的世俗統治。禁錮著人民精神與自由的枷鎖得到解放的同時，羅馬與拉齊奧也通過一張張選票莊嚴地宣告自己回到了義大利民族的懷抱。

在追求國家統一的這六、七十年間，義大利人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首先是經歷了思想上的覺醒，馬志尼的「青年義大利」點燃了義大利統一與共和主義的火星；再是各地起義軍與進步青年對封建領主的暴力抗爭，如加里波底率領千人紅衫軍遠征的奇勝瓦解了兩西西里反動的封建統治；...

◎這本書，始於一個在我腦中盤旋許久的問題：「左」與「統」，這兩個看似毫不相干的概念，在某些群體中是如何連結在一起，形成的歷史脈絡是什麼？身為在「一零八課綱」下成長的台灣青少年，身邊充斥著各種簡化的標籤與破碎的敘事，卻沒有一個能真正解答我對腳下這片土地與自身未來的困惑。

我踏上了一趟思想上的長征。這本書，是我長征路上的忠實紀錄，我用文字標記思想如何不斷運動、碰撞與「揚棄」。

這一切的探索，最終都指向了那個起點上的問題。在 書的後半部，我試圖誠實地闡述我對「統左辯證」的理解 與再詮釋。我找到了在當前歷史條件下，我們這一代人反 抗帝國主義宰制、實現階級解放、真正保衛家園與未來的 唯一現實路徑 。

也許這聽起來很虛無、後現代，但我確實無意提供任何終極的答案。這本書是我個人思想鬥爭的呈現，也是一份對同代人的真誠邀請。如果你也對這個被撕裂的世界感到不滿，如果你也渴望一種更有力量的理論來認識並改造它，那麼，我邀請你一同踏上這條學習辯證的道路。

我們無所畏懼，因為我們選擇站在歷史與人民的這一 邊 。

◎這本書，始於一個在我腦中盤旋許久的問題：「左」與「統」，這兩個看似毫不相干的概念，在某些群體中是如何連結在一起，形成的歷史脈絡是什麼？身為在「一零八課綱」下成長的台灣青少年，身邊充斥著各種簡化的標籤與破碎的敘事，卻沒有一個能真正解答我對腳下這片土地與自身未來的困惑。

我踏上了一趟思想上的長征。這本書，是我長征路上的忠實紀錄，我用文字標記思想如何不斷運動、碰撞與「揚棄」。

這一切的探索，最終都指向了那個起點上的問題。在 書的後半部，我試圖誠實地闡述我對「統左辯證」的理解 與再詮釋。我找到了在當前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