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套書)

 

　　阿道夫‧希特勒的特殊之處，就在於他從不被人淡忘，在離世五十年的今天依然存在於你我的生活中，甚至造成越來越深的陰影。這些不僅表現在反覆出現的恐懼情緒、心理失衡現象與驅除納粹的活動──可能有一些只是單純的反射動作和純儀式行為──此外，一些話題與問題變成討論的禁忌，關於此人的著作與研究也不斷增加──儘管很多都無法提供多少有用的資訊，反而只將讀者拉進一片朦朧的想像中。雖然希特勒和他陳腐的意識形態就像一九二○和一九三○年代的新聞週報、電影或唱片一樣，來自一個被大眾遠遠拋在腦後的時代，他卻沒有被遺忘在歷史洪流中，甚至於，只要有學者企圖將希特勒與他的帝國推論為時空背景下的過時產物，就一定會掀起激烈的論戰；他不僅沒有過時，反而還成為一個神話人物，代表世上一切黑暗與令人憎惡的存在。一位歷史人物越是神祕莫測，其對於社會心理的影響作用就越明顯，此外，人們顯然也需要一個看得見的邪惡形象：在現今的社會中，希特勒已經不再是孩子們的偶像，而是經常被人們當作範例，用來解釋抽象的「人類公敵」的概念。

 

 

　　常言道，評斷一個歷史事件或人物的恰當時機，是事件發生或當事人去世的三十年以後。本書出版於一九七三年，希特勒的神話在那時還未出現，但大眾已經不再像先前一樣麻木沉默，開始有興趣回憶這段歷史。回想起來，當時的一切都非常自由開放，後來很快就互看不順眼的各大方法學派這時才剛剛劃清彼此的界線；作家們也還能用歷史道德正當化自己挖掘隱私的行為──雖然他們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學者們忙著整理、歸納各種資料，才剛剛在雜草叢生的文獻森林中開闢出第一條林間通道。第一批的研究成果也於此時問世──這批作品有一些成為威瑪研究的參考書目，例如卡爾‧迪特里希‧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對威瑪共和解體的研究，但大多數還是因為太過晦澀難懂而得不到大眾的共鳴。

 

　　一本書得到讀者共鳴的原因雖然總有一些難以解釋之處，但無論如何，這本傳記之所以得到廣大的迴響，主要原因應該還是發行的時機，而絕非已經流行很久的「希特勒浪潮」。不過，當時真的有些人是這麼想的，他們還企圖以自己豐富的想像力證明這點：他們推斷卡巴萊劇場裡的《我的奮鬥》朗誦表演、希特勒水彩畫在拍賣會上賣出的高價、亞歷‧堅尼斯（Alec Guinness）以希特勒在柏林地堡度過的最後幾天為主題拍攝的電影，甚至還有其他類似的偶然事件都和本書有關，共同構成一宗跨國運作的可惡陰謀。這種奇怪的想法當時引起軒然大波，雖然有些走偏，但也可以看出，這些人宣稱要對抗的歇斯底里正也出現在他們自己的身上。所謂的「希特勒浪潮」後來很快地就被眾人遺忘，這些漂浮於上的唾沫浪花就更不用提了。人們在這時第一次對有關希特勒的一些核心問題興起強烈的興趣，迫切想要得到有理有據的解答，例如：希特勒是如何奪得大權？如何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又是如何在自負地發動戰爭、犯下各種錯事與罪行後，仍然得以維持自己的地位？

 

　　一直到一九五○年代為止，市面上都流行著各種不同形式的「辯白文學」，其中尤以回憶錄為大宗，有些是納粹黨員或希特勒的追隨者試圖為他們當時的贊同或沉默辯護，有些則是他的政敵企圖為自己的失敗與無能開脫。許多人出於同樣的動機將希特勒妖魔化，無視時空背景地視他為現代危機的最終角色、「浮士德式」（譯註：意指探索真理、追求理想、永不滿足的精神）的災難，或者某種介於黑格爾與尼采之間的德國哲學所引發的浩劫，甚至還有人以神學角度將他的形象塑造為〈啟示錄〉中的「深淵野獸」。與其說這些人像集體失憶一樣，不如說他們是希望壓抑這段不斷浮現的恐怖記憶。馬克思主義觀點對此的詮釋也大多如此，不是遮掩自己的失敗，就是將希特勒塑造成「納粹集團以反革命與資本主義大企業費力炒作、砸錢堆出來的候選人」。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五○年代初期的這些亂七八糟的作品中，出現了一個例外──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以偉大盎格魯—撒克遜歷史寫作傳統寫成的著名的希特勒傳記。此書沒有德國人難免的先入為主的想法，而是客觀、冷靜且批判地描寫這個男人與他的政權，因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被當作希特勒傳記的權威之作。不過，此書雖然很快就得到傳奇性的名聲，但隨著時間推移，此書至少有兩項論點引來越來越多的質疑。

 

　　艾倫‧布洛克的立論點和全世界都一樣：希特勒與整個時代為敵，並且在局勢緊張時也從未錯判過時代氛圍──至少是德國以外的地方的氛圍。他也為自己的論點找到無數的證據。確實，當年的時代氛圍似乎正朝著民主與自決的方向發展，國與國之間的傳統敵對關係不再，甚至開始走向國際和解；面對這種趨勢，希特勒卻只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表現出一副落後到荒唐的形象，與所有潮流背道而馳。

 

　　然而，如果真是如此，又為何從一九三三年開始有越來越多遊客前往柏林與上薩爾茲堡朝聖呢？又是什麼原因令許多本來嘲諷或不贊同希特勒的人──例如安東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與西門‧艾登（Simon Eden）父子、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安德烈‧弗朗索瓦—龐賽（André François-Poncet）以及湯恩比（Toynbee）──後來對他的印象越來越深刻？在德國退出國際聯盟後，為什麼倫敦電影院的觀眾會在希特勒出現在大螢幕時大聲歡呼？又是什麼打動了自負、良善的佛羅倫斯人，讓他們在幾個小時後將「自己的頭腦與心靈」都獻給這個他們本來輕視的人？也別忘了墨索里尼，他一開始對這位阿爾卑斯山另一側的政治新貴只付之一笑，後來卻拜倒在此人的魅力下。此外，在希特勒早已公然蔑視法律時，歐洲列強又是出於什麼原因競相簽訂他不可能承認的協約，就好像它們都渴望得到他的賞賜？它們之所以心甘情願地打開自家大門，直到希特勒摧毀了一切的戰後秩序為止，一定不只是因為恐懼、思慮不周或熱愛和平，而是還有其他的因素，以致於這個德國獨裁者以「世界寵兒」的身分──至少有一陣子是如此──活躍於歷史舞臺上時，那些堅決反對希特勒的人──尤其是移民族群──總是感到苦澀與無能為力。

 

　　這些疑問一個接著一個，全數化為筆者於一九五○年初期所聽到的一段話。一位堅決仇視納粹政權的人當時說，他在希特勒統治期間一直都認為，在一九三三年擊敗自己的不是這個不擇手段的對手，而是更為強大的歷史法則──也可以說是歷史本身。

希特勒帶來的各種推力令人們不得不思考，此人是否不僅不落後於時代，甚至還能代表那個混亂時代的某種主流意見？無論如何，他之所以扶搖直上就是因為背後有強大的民意支持，因為大眾渴望烏托邦，渴望起義，渴望臣服於魅力十足、意志堅定的人，更渴望自己的嚴格服從能換來集體安全感。許多人都料想過他提出的這種「新團結」有多麼具操控性，背後又有多少其他的動機，但總體而言，迷茫的大眾會認為，比起放任他們自生自滅的自由承諾，這種新的團結秩序令他們覺得自己比較受重視。提到政治權利，他們也覺得每年參與全國舉辦的大型儀式性集體活動，就足以彌補自己所喪失的投票權，比去投票所投票更能讓他們有政治參與感。這些人激烈地反對市民階級社會與橫亙其中的社會鴻溝，期許以堅定的信念克服庸俗與物質主義的環境；在許多人心中，大家舉著火把、揮著旗幟遊行的陰森景象已經變成了安魂彌撒的儀式，他們藉此送走無法逆轉的過去，在歌聲中迎來新的時代。

 

　　當時，無論是左派或是右派都懷抱著反市民階級社會的激情，這種奇異的鏡像既相似又矛盾，讓兩方看似團結卻又敵對。作為一名依從本能的煽動家，希特勒將馬克思主義激進分子在大街與廣場上鼓吹的「改變」理解為這個時代的普遍需求，於是，他改變這種需求的方向，將對手的長處變為自己的長處。大眾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或者他經常妄想的所謂「猶太共產主義危機」的反感與恐懼，就是他們向他靠攏的原因。對希特勒而言，這種「危機」不僅意味著在政治上受到壓制，也正威脅著一切價值、文化標準和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方式。

 

 

　　在筆者剛開始構思這本書時，關於「是否該將希特勒的所作所為理解為對瀰漫歐洲的焦慮情緒的反動？是的話，又到什麼樣的程度？」的論戰還尚未爆發；不過，我們從當時的眾多資料都能看出，在蘇維埃俄國的陰影下，德國人民顯然對於一個越來越陌生的新時代感到非常驚慌，市民階級和小市民階級甚至有可能變得歇斯底里。

 

　　希特勒無疑將這種恐慌情緒掌握在手中，以演說技巧與戲劇手法將其轉化為侵略行動。這種情緒也像是一條解釋他個性的神奇公式：終其一生的焦慮感、權力意志、成為偉大人物的渴望，以及他之所以殘暴和冷酷的理由。無論如何，在他承諾拯救大眾的誓言中，幾乎沒有什麼比對抗共產革命的威脅更有效的發言，他先如此解決內部敵人，之後轉而對付外部的敵對勢力。希特勒和迅速發展的種族運動似乎符合各種需求，奠定了日後成功的基礎。反市民階級與反共產主義、保守與社會革命的思想、受到屈辱的德國民族情感，以及民眾面對即將到來的大危機

 

　　所興起的憂心與掙扎被他隨意結合在一起，儘管如此，對於尋求信仰的人而言，這些的確很有說服力。

 

　　人們在當時還無法簡單地將希特勒與他那群組成複雜的追隨者判定為「右派」、「保守」或是「反動派」，於是，他這樣一位明顯落伍、致力復古的人物好像只能引起譏笑—一如查理‧卓別林在他的電影《大獨裁者》中所嘲諷的。然而，無論是想將他挾作政治工具的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Alfred Hugenberg）與法蘭茲‧馮‧巴本（Franz von Papen），還是先前的共產勢力掌權者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他們在政治上付出代價，證明了希特勒作為大眾所追隨的對象，並非只是散發腐朽氣息的木乃伊。

 

　　此外，多數人將他的動作視為開啟他們期待已久的德國團結行動的信號，不僅會保留傳統價值，也會帶來令人熱血沸騰的未來。這些人認為，德國在錯誤的道路上行走多時，即將走向終結，現在唯有澈底轉換方向才能讓德國避免滅亡──也因為這種違背時代發展的反作用力，希特勒成為了再適合不過的救世主人選。

 

　　當時發生的歷史事件規模遠勝以往，先是一九一八年戰敗、十一月革命以及《凡爾賽條約》的恥辱，接著是通貨膨脹、中產階級社會地位下滑以及經濟大蕭條；時代的轉折點正在逼進，民族社會主義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追隨，希特勒也被賦予耶穌再臨一般的類宗教光環，民眾像期待彌賽亞似地的對他寄予厚望。

 

　　顯而易見，這些都意味著這個男人、當年的時代背景以及兩者間的交互關係都比布洛克所認為的更複雜。此外，對於每部政治歷史傳記都會提出的核心問題──驅動主角一生的主要動機到底是什麼──布洛克的回答指向了希特勒對權力的渴望。他解釋，如果我們拿開所有華美的裝飾與軍服上的授帶，潛入被掩藏在強大演說能力下的深處，就會發現他那自私自利的權力意志，只知道自己，也只為自己而活。對於這位經常被避而不談的人，許多歷史學家會將他造成的災禍歸咎於他的荒蕪內心與缺乏人性，布洛克對此則解釋，希特勒會喪失人性正是因為他過於渴求權力。

 

　　他的觀點在很大的程度上源於赫爾曼‧勞施寧（Hermann Rauschning）的看法。這位脫離納粹黨的前但澤參議院議長，在一九三○年代後半出版《虛無主義的革命》一書，在當時爆紅；從此以後，希特勒與他那些心腹就成了無前提條件的革命者，他們不具有、也不遵從任何意識形態，只利用意識形態達成自己的目標，征服、強化與擴張個人的權力。雖然這樣的觀點在許多方面似乎都合乎邏輯，卻也同樣有許多無法解釋之處，例如：希特勒充滿強烈仇恨的反猶太主義從不止息，即便不利於自己的目標也毫不改變—這點可能就是他最讓人無法明白的地方，布洛克對此卻只評價他「腦子有問題」，草草應付過去。

 

　　布洛克的傳記發表不到十年，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費羅珀（Hugh Trevor-Roper）就針對他的理論展開第一次，同時也至關重要的抨擊。在慕尼黑一場關於「希特勒的戰爭目的」的演講上，特雷費羅珀將這位獨裁者第一次描述為有特定意識形態、在所有策略手段上堅守某些前提的政客。按照他說服力十足的說法，希特勒之所以狂熱與癡迷得像精神異常，其主要原因並非他畸形的權力意志──雖然這確實是他人格組成中的重要角色──而是他自己臆想出來的世界圖景：一個由標語和怨恨所組成的世界，對生存空間的爭奪與對猶太人的瘋狂仇恨是永恆的主旋律。

 

 

　　希特勒為什麼能有這種巨大的破壞力，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對此，我們唯一找到的解釋是他閉塞陳腐、總抓著虛假片段不放的歷史觀。儘管無法解答所有問題，但已經足以說明，希特勒為什麼願意將自己推向最極限，在不利的情況下孤注一擲—無論是什麼樣的棋局，只要玩家帶著這種決心，遊戲規則就變得形同虛設。

 

　　他之所以能在一九三九年春季之前創下驚人成就、確立自己的不敗神話，絕對不只是因為歐洲列強的盲目與軟弱，甚至也與他的欺瞞哄騙並無關係，更多是因為，他的對手始終深信一切政策的出發點都是理性的目標、追求可估量的利益，而這種篤定感正是他們做出一切讓步的根本原因。經過一連串的錯誤與縱容，他們在一九三八年簽署《慕尼黑協定》時仍毫無所覺，直到希特勒於一九三九年春天攻抵布拉格，這些人才發現他打破了所有的基本政治原則。

 

　　此人不惜任何代價發動戰爭，甚至引發災難也在所不惜，這點不僅令歐洲列強難以理解，德國人民也同樣不明白；對此，最有可能的一種解釋是：戰爭對希特勒而言不可抗拒，是驅使他在人生路上前進的動力。正因為他一直都準備發動最後一戰，所以他才能夠、同時也必須保持長時間的成功，除此之外，他的成功沒有其他祕訣。然而，這種成就是一種自殺者所期望的成就，從未在歷史舞臺上出現過，直到希特勒的出現才第一次被帶上政壇。

 

　　如果我們對於源遠流長、影響當時社會氛圍的「死氣」沒有深刻的了解，就幾乎無法理解他這種性格與行為。為了正確地評價這種時代趨勢，我們也必須將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文化悲觀主義，以及當時令人既驚惶又著迷的恐懼感與可怕預言一併納入考量。此外，我們也不能忘記華格納，他音樂家與政治作家的身分，甚至是他的人格特質都對希特勒產生很大的影響，在他的成長歲月中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華格納作品中充斥著救世主、白衣騎士與勇者，他因此慢慢形塑出自己的拯救者角色，並沉醉在一個瀰漫著日耳曼滅亡氛圍、巨大災難與諸神黃昏的世界中。

 

　　儘管如此，前幾年卻有許多人偏偏不按照這種可靠的解密方法，反而以各種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方法探查希特勒內心最深處的驅動力；他們的嘗試就如同邱吉爾的名言，如「謎中之謎」一樣難解。希特勒這樣的人物無可避免地吸引了無數野心勃勃的人，他們的特點就是大膽假設、想像力豐富以及任意專斷地解讀文獻。

 

　　舉例來說，哲學家埃里希‧弗羅姆（Erich Fromm）就以希特勒的死亡意志作為理論的中心點，並且將他對母親的「惡性亂倫」──意指他無法愛自己的母親──視為一切的根源。據其所言，希特勒將這種特性擴大到德國，並在長期壓抑後爆發成「戀屍性格」──人們到最後才發現，其實德國才是希特勒真正仇恨的對象。心理學家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則有不同的看法，她認為希特勒之所以有這種激進的性格，乃是出於他對父親的專制與家暴的報復心；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到一九八○年代都明顯受到文學的影響，他在尼采、胡戈‧沃爾夫以及特別是湯瑪斯‧曼的《浮士德博士》的啟發下，認為希特勒會產生反猶太主義和後來的一切，都是因為十九世紀時一位猶太妓女令他在維也納染病。

 

　　這些基本上都缺乏充分證據，而且往往是為其發明者的目的服務。希特勒是一個帶著致命邪惡光芒的轟動性案例，他們試圖為其找出一個永久適用、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最後卻只得出一個結論：無法以邏輯理解希特勒這樣的人物。儘管如此，我們卻也無法將拍攝猶太大屠殺紀錄片《浩劫》的法國導演克勞德‧朗玆曼（Claude Lanzmann）的話當作答案，他在不久前曾說：「任何關於希特勒的歷史性描述都是不被允許的，因為這是企圖讓無法理解之事變得能夠被理解。」

　　

　　這些其實都無異於一種新形態的「驅魔術」，為了不讓人被他的傳統形象和犯下的滔天大罪搞糊塗，他們就將他排除在人類的歷史以外。然而，我們不能再以這種角度思考，而是必須意識到，所有的傳記式分析都無法還原真實，只能被視為比較成功或者比較失敗的「仿作」。希特勒本人則已經帶著他內心最深處的祕密──尤其是瘋狂憎恨猶太人的原因──逃離了這個世界。

 

　　儘管如此，就像其他的每一段歷史一樣，我們仍然有許多需要了解之處，例如：經常需要追溯到很久之前的，影響歷史進程的因素與發展機制，或是人類的侷限性、可收買性、失敗以及自由意志等等。曾有人在本書發行時批評：「作為一本歷史傳記的研究方法過時，沒有考慮到當時支持希特勒，並且一步步推動他前進的社會力量與社會架構。」讀者們也可以自行驗證這種說法是否為真。事實上，本書確實已經考量到這一點：對於歷史進程而言，個人所扮演的角色明顯變得比較不重要，不再像十九世紀的人那樣「創造」歷史；希特勒卻不同，他就像是一個姍姍來遲的古人，扮演著比其他同時代人物更重要的角色。

 

　

　　無可否認地，我們確實無法將個人對歷史的影響力完全轉嫁到社會環境和結構上，這點也在一九八○年代與一九九○年代初期被證實—從來沒有人想過，蘇維埃帝國明明擁有完全為鞏固統治階層權力而設計的穩固結構，最後卻近乎無聲無息地崩解。從蘇維埃的倒塌與其他類似的案例，我們可以清楚得知，結構分析顯然並非認識歷史背景的理想方式；此外，這種重視結構的觀點也埋葬了歷史中的衝突性、混亂和意外性，以及此中所傳達的訊息。

 

　　假使社會結構真的比一切其他主宰歷史進程的條件更霸道，那麼必然會對每一個歷史事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如此一來，希特勒之所以成為「希特勒」，他的生活背景、各種情結、恐懼、偏見，以及他從中生出的破壞性力量，就都變得無關緊要；同理，對於事件的發展，個人需要擔負的責任不是變得微乎其微、近乎消失，就是被減輕成一種「一切受命運操弄」的無力感。然而，如果沒有希特勒這個人──或者將他的重要性縮小為「軟弱無力的獨裁者」──沒有支持他的那些或低調或高調的古老權貴家族，也沒有茫然失措、渴望領袖與嚴格秩序的廣大群眾的話，一切就都變得無法想像。

 

　　一切影響歷史進程的因素都有其重要性，然而，重要的是傳記作者自己要清楚如何取捨、建立平衡。英國歷史學家伊恩‧科爾肖（Ian Kershaw）不久前出版了二冊裝的希特勒傳記，試圖以社會力量說明他的崛起與統治；他仔細研讀過幾乎所有的相關資料，孜孜不倦到甚至狂熱的地步，但是，在這部約兩千五百頁的作品中，除了一個由語言學家提出的想法──「將忠心官員的慣用詞語當作納粹機關運作的關鍵詞」──就沒有其他有助於讀者更了解希特勒的內容了。他想要以「社會歷史學家」的角度為這麼一位左右歷史的人物寫傳記的想法，或許從一開始就過於矛盾吧。值得注意的是，科爾肖坦承，自己越描寫，希特勒的形象就越模糊，到最後只剩下一個朦朧的影子，這點和其他人的作品正好相反──他們對於希特勒在最後幾個月的描寫是最清楚的；在科爾肖的描寫下，希特勒僅僅是一個所有社會力量的交會點，然而，這樣一個被弱化的爭議人物卻依舊改變了世界的發展，實在沒有比他的傳記更能揭示歷史傳記矛盾性的作品了。

 

　　事實上，希特勒的作用一直都不止於為當時的社會動能發聲，真正的問題在於，他與時代環境的分歧，以及他如何令其順從於自己的意志與瘋狂。或許龐大的權柄不僅能左右環境，也能改變時代，讓他成為「橫空出世的人物」，引發歷史的斷層與最深的質疑。

 

　　人們將希特勒與納粹統治稱為「文化衝擊」，但這樣的說法其實還是不夠深入。他造成巨大的破壞，不僅消滅人類、城市與國家，也滅絕價值觀、傳統與生活方式，儘管如此，人類對付彼此的高超手段才是他引起嚴重後果的「遺物」。雖然歷史上也發生過各式各樣的罪行，但從這時開始，人類才開始懷疑自己過去相信的人性，他們的美好想像被割開一條深深的裂縫。一個世紀以來的文明樂觀主義令人們自豪於馴化人類的野蠻本性，全然信任文明的進化，他們相信即便有一切障礙與挫折，這個世界最終仍然會越來越好──這種想法被希特勒終結，也沒有人知道還有什麼能挽回這種信仰。

 

　　希特勒身上矛盾的現代特色是那些青年幫派遠遠所不能及，他們以挑釁、令人厭惡的標誌與符號包裝自己，但其實只是沒落年代的一片塵埃罷了。他不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只是結束了一個時代，在某種意義上，這位令人類普遍抱持悲觀主義的始作俑者和我們處於同一個時代，而且正是開啟這個時代的人，這是任何反駁與粉飾太平都無法否認的。如果我們不認識這段歷史，就無法了解現今的世界。

 

　　筆者之所以在數年前決定寫作本書，除了想討論歷史問題，也試圖自我對話，對當代社會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只是希望以更全面的觀點討論開啟這個時代的那位人物，闡述令他得以崛起的個人與社會條件、他所造成的深遠影響，以及他能長久維持權力，就算在失敗時也能實現目的的方法。

 

二○○二年七月於克龍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