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承諾
現今,人們往往覺得,自己的私人生活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陷阱。在日常世界裡,他們覺
得自己無法克服這些困擾。而這種感覺往往還頗有道理:普通人直接意識到什麼,又會努力做什麼,都囿於自己生活其間的私人圈子。他們的眼界、他們的力量,都受限於工作、家庭、鄰里那兩畝三分地。而在別的情境下,他們的行止只能透過別人的感受,自己始終是個旁觀者。對於超出他們切身所處的那些抱負和威脅,他們愈是有所意識,無論多麼模糊,似乎就會感到陷得愈深。
而支撐著這種陷阱感的,正是五湖四海各個社會的結構本身所發生的那些看似非個人性
的變遷。當代歷史的諸般史實,也正是芸芸眾生勝負成敗的故事。隨著一個社會走向工業化,農民成了工人,而封建領主也被清除或成為商人;隨著各個階級的起伏興衰,個人也找到崗位或丟了飯碗;隨著投資回報的漲跌,人也會追加投資或宣告破產。戰事一開,保險業務員扛起了火箭筒,商店員工操作起了雷達,妻子獨自在家過日子,孩子的成長也沒有父親的陪伴。無論是個體的生活,還是社會的歷史,只有結合起來理解,才能有所體會。
不過,人們通常不從歷史變遷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發,來界定自己所經歷的困擾。他們
只管享受安樂生活,一般不會將其歸因於所處社會的大起大落。普通人很少會意識到,自己生活的模式與世界歷史的進程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聯。他們通常並不知道,這種關聯如何影響到自己會變成哪種人,如何影響到自己可能參與怎樣的歷史塑造。要把握人與社會、人生與歷史、自我與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必須有特定的心智品質,而他們並不具備這樣的品質。他們沒有能力以特別的方式應對自己的私人困擾,以控制通常隱伏其後的那些結構轉型。
當然,這也不足為奇。有那麼多人,如此澈底、如此迅疾,遭遇如此天翻地覆的變遷,
這是什麼樣的時代?而美國人之所以不了解這樣的劇變,正如其他社會的眾生男女所了解的那樣,是因為一些正迅速變成﹁都只是歷史了﹂的史實。如今影響著每一個人的歷史,是世界歷史。置身這個時代的這個舞臺,僅僅一代人的工夫,人類的六分之一就從完全的封建落後狀況,轉變成現代、發達卻又令人滿懷憂懼的狀況。政治上的殖民地獲得了解放,但新型的、不那麼顯見的帝國主義形式卻開始扎根。革命爆發了,人們卻感受到新型權威的嚴密掌控。極權主義社會興起了,然後又被澈底摧毀,或者令人難以置信的大獲成功。資本主義經歷了兩百年的上升趨勢,如今看來,只是讓社會成為某種工業機器的一種方式。抱持了兩百年的企盼,人類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獲得了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在低度發展世界,到處都能看到古老的生活方式被摧毀,朦朦朧朧的期待化作了迫不及待的要求。而在高度發展的世界,到處都能看到種種權威手段和暴力手段在範圍上變成總體性的,在形式上也變成科層性的。人性本身現在就擺在我們面前,無論是哪一極的超級大國,都以驚人的協調能力和龐大規模,竭力準備著第三次世界大戰。
如今,歷史的面貌可謂日新月異,讓人們感到力不從心,難以基於往昔珍視的價值找尋
方向。那是些什麼價值?即使在尚未陷入恐慌的時候,人們也常常感到,老派的感覺和思維方式已經瓦解,新的萌芽卻還曖昧不清,導致道德上的阻礙。普通人驟然面對那些更廣闊的世界,自覺無力應對;他們無法理解所處的時代對於自己生活的意義;他們出於自我防禦,在道德上愈來愈麻木,試圖澈底成為私己的人,這些又有什麼奇怪的呢?他們逐漸感到墜入陷阱,又有什麼可驚奇的呢?
他們所需要的並不只是資訊。在這個﹁事實的時代﹂,資訊往往主宰了他們的注意力,
並完全超出了他們的吸收能力。他們所需要的也不僅僅是理性思考的技能,儘管他們獲得這些技能的努力卻往往耗盡了本來就有限的道德能量。
他們所需要的,以及他們感到他們所需要的,是一種特定的心智品質,能夠有助於他們
運用資訊、發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邊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他們自己又會遭遇到什麼。我的主張是,從記者到學者、從藝術家到公眾、從科學家到編輯,都愈來愈期待具備這種心智品質,不妨稱之為社會學的想像力。
一
具備社會學的想像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歷史景觀時,思考它對於形形色色
個體的內在生命與外在生涯的意義。社會學的想像力有助於他考慮,個體陷於一團混沌的日常體驗,如何常常對自己的社會位置產生虛假意識。在這一團混沌中,可以探尋現代社會的框架,進而從此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狀態。由此便可將個體的那些個人不安轉為明確困擾;而公眾也不再漠然,轉而關注公共論題。
這種想像力的第一項成果,也是體現它的社會科學的第一個教益,就是讓人們認識到:
個體若想理解自己的體驗,估測自己的命運,就必須將自己定位到所處的時代;他要想知曉自己的生活機會,就必須搞清楚所有與自己境遇相同的個體的生活機會。這個教益往往會是痛苦的一課,但又常常讓人回味無窮。究竟是堅毅卓絕還是自甘墮落、是沉鬱痛苦還是輕鬆歡快、是樂享恣意放縱的快活,還是品嘗理性思考的醇美,對於人的能力的這些極限,我們並不知道。但如今我們開始明白,所謂﹁人性﹂的極端,其實天差地別、令人驚懼。我們開始明白,無論是哪一代人、哪一個人,都生活在某個社會當中;他活出了一場人生,而這場人生又是在某個歷史序列中演出的。話說回來,就算他是由社會塑造的,被其歷史洪流挾帶推搡而行,單憑他活著這樁事實,他就對這個社會的形貌,對這個社會的歷史進程,出了一份力,無論這份力量是多麼微不足道。
社會學的想像力使我們有能力把握歷史、把握人生,也把握這兩者在社會當中的關
聯。這就是社會學的想像力的任務和承諾。而經典社會分析家的標誌就是接受這一任務和承諾。無論是言詞誇張、絮叨囉嗦、無所不寫的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還是風度優雅、尋根究柢、善良正直的羅斯(E. A. Rose);無論是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還是愛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抑或是敏感糾結的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都具有這一特徵。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之所以在智識上出類拔萃,根本上基於這一品質;托斯丹.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之所以洞見犀利、諷才卓異;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之所以能從多種角度建構現實,關鍵皆在於這一品質。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深刻與明晰概源於此,萊基(Lecky)的心理學視野同樣建基於此。當代有關人和社會的研究,精華的標誌正在於這一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