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雅各的多倫多
多倫多有的是適宜閒逛的街道。街上有遛狗的女孩,小狗蹦蹦跳跳,走過街角的雜貨店。天氣熱,雜貨店老闆把一碗水放在門外,讓路過的狗解渴;架子上擺滿怒放的鮮花,俗豔而熱鬧。每年春天還有一個個名為 Jane’s Walk 的小型步行團,在市內不同的區域漫遊,帶團的是熟悉那個區域的志工,參觀的卻不是名勝古蹟,只是一處處尋常巷陌。
季節輪替,街景也隨著變化:夏天,青少年在午後車輛稀疏的馬路上打曲棍球,露天咖啡店坐滿了人,晚上,大家在門外乘涼;冬天,小孩到山坡玩雪,溜冰場擠滿了人。遛狗的女孩一年年長大,小狗長成大狗,蹦蹦跳跳變成步履蹣跚;雜貨店老闆一年年老去,新移民在這裡安頓下來,也許另開一家小雜貨店,架子上同樣擺滿怒放的鮮花,門外同樣為路過的狗準備一碗清水,日子過得怡然恬定。
怡然恬定的日子並非完全沒有遇上過風浪。也許要住上很多年、對這裡的歷史有了更深的認識之後,新移民才會聽說六十年代的一項都市建設計畫,幾乎令多倫多變得面目全非,也才會聽到珍‧雅各(Jane Jacobs)的名字,知道每年春天那些小型步行團就是因她而得名。而雅各的名字與多倫多連在一起,正是因為當年那個都市建設計畫。
根據那個源自一九四○年代的計畫,兩條公路主線,一是在西邊的四○○公路會向南延建,然後拐個彎,沿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往東,到了克里斯蒂街復轉向南,接上湖濱原有的嘉甸拿公路(Gardiner Expressway);另一條士巴丹拿公路(Spadina Expressway)更是霸氣十足地自北而南,切過市中心直達湖濱,也和四○○公路延長線及嘉甸拿連接。一旦建成,這兩條公路會像剪刀的雙刃,把多倫多剪得支離破碎,一些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地區首當其衝,像華埠、小意大利、克里斯蒂公園,即使不致完全消失,也會受到嚴重破壞,成為一個個孤島,社區與社區之間僅能靠高速公路聯繫,多倫多會長成洛杉磯那個樣子,沒有汽車就寸步難行;而且高速公路勢必帶來高速的生活方式,取代原本的怡然恬定,汽車通行無阻,行人卻失去閒逛的空間。
一場反對高速公路、反對汽車文化的運動隨即展開。但那是六十年代,高速公路代表的是進步、繁榮,是經濟效益,反之便是守舊、落伍,沒有多少人能有足夠的冷靜,看得出盲目追求進步對民生、對文化帶來的傷害。
六十年代也是各種運動不絕的年代。美國出兵越南,許多反戰或不願參軍的人紛紛移居加拿大,其中有珍‧雅各,為多倫多的反對高速公路運動帶來了變數。
因為雅各並非無名之輩,她以一個普通居民的觀點、角度來看都市建設,寫成《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被後之都市規劃工作者奉為經典,更身體力行參加過紐約市的反對高速公路運動。一九六八年,雅各與丈夫帶著兩個兵役年齡的兒子「投奔自由」,來到多倫多,正好碰上士巴丹拿公路之役。因為有實戰經驗,雅各成為反對派的領袖。但即使如此,抗爭仍然非常艱辛,雙方纏訟經年,都沒有結果,不得不交給省長作最後裁決。
一九七一年,當時的安大略省省長戴維斯聆聽過雙方意見之後,斟酌再三,終於提出了「以人為本」作為未來的都市建設方向:都市的建設,必須優先考慮的是在都市居住的人,而不是在市內奔馳的汽車;戴維斯的判詞說:「如果我們要建設的,是一個方便汽車的交通系統,士巴丹拿公路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如果要建設的是一個方便市民的交通系統,那麼士巴丹拿公路就不該再建下去了。」這是最終裁決,不得再上訴,正建到艾格靈頓街的士巴丹拿公路被永久擱置,不再向南延伸,連帶其他進行中或將要進行的公路工程也全部取消,多倫多免於被高速公路宰割的命運,青少年可以繼續在馬路上打曲棍球,遛狗的女孩可以繼續遛狗,雜貨店老闆和珍‧雅各都可以在街上散步、在門外乘涼、在季節輪替中安心的老去。
士巴丹拿一役之後,珍‧雅各一直居住在她協助保存下來的多倫多、保存下來的克里斯蒂公園附近,像一尊守護神,數十年間寫作不倦,直到二○○六年以八十九歲的高齡去世。這時為紀念她而命名的Jane’s Walk已發展遍及其他美加城市,以至歐亞各國。
儘管這些年來,由於種種客觀因素,在位者的短視、政客的私心、財團的掣肘,多倫多沒有發展成為一個最理想的現代都市,──也許永遠都不會;但珍‧雅各選擇在這裡定居,便足以證明:這是一個可以終老的城市。
▌巧克力與共產黨
近年來物價持續高漲,這是全球性的問題,原因複雜,一時也難以解決,民間縱有不滿的聲音,畢竟敵不過大財團的振振有辭,又是成本增加啦、最低工資又調升啦……,但同時財團高層仍然每年分到天文數字的花紅,即使被抓到國會審問也面不改色:我們做生意的能賺多少啊、我們也有難處的啦、年終花紅是規矩嘛……,總之物價高升,都是小老百姓買單。
不過小老百姓也有忍無可忍的時候──還真的是「小」老百姓。
那是二次大戰後的事。戰時物價受到控制,一旦戰爭結束,馬上反彈,百物騰貴,情況說不定比今天還要嚴重。一九四七年四月底,西岸英屬哥倫比亞省一個小男孩到糖果店買零食,發現早一天才賣五分錢的巧克力,一夜之間竟然毫無預警地暴漲六成,如今要賣八分錢,小男孩無法接受這個不合理的價格,毅然罷買,並且聚集了一批同齡少年,一連三天在糖果店門前示威,後來甚至跑到省議會去抗議。
少年們的行動經過媒體的報導,幾天之內傳到其他省份,各大城市的小學生紛紛響應,示威行動迅速席捲全國,畢竟戰爭才結束不久,經濟還沒完全復甦,小孩的零用錢有限,而這些錢又是來自他們的父母,所以抗議行動也得到家長的支持,幫他們寫標語牌、作後援,一起抵制,令巧克力的銷量一下子銳減八成。
這場運動多倫多也沒缺席,五月初,約五百名學生在克里斯蒂公園聚集,還打算組織更大型的抗議活動,不過巧克力生產商也不是吃素的,不會坐著挨打,他們在報章刊登廣告、公開信,解釋巧克力必須漲價的理由,軟硬兼施,說得很明白:成本增加,價格調升無可避免,一塊巧克力賣五分錢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美國都已經賣到一毛錢了不是嗎?你們這樣鬧,最終只會令巧克力全部下架,害得大家都沒巧克力吃喔。
但抗議行動受到的致命一擊,來自多倫多電訊晚報(Toronto Evening Telegram),這是一份保守派的報紙,也是多倫多太陽報的前身,當巧克力之役正普遍贏得社會各界的同情時,電訊晚報報導:有不願透露身分的消息人士揭發,學生抗議行動有幕後黑手,受到共產國際的操縱,另一份財經郵報(Financial Post)也指稱共產黨利用無知兒童,企圖在社會上製造矛盾,引發動亂。
這頂帽子非同小可。要知道那是冷戰剛剛開始的四十年代,和共產黨扯上關係是很嚴重的指控,傳媒不願透露消息來源,但並非完全是無的放矢:在多倫多為學生舉辦集會的,是全國青年勞動聯會(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bour Youth),這個組織的前身正是加拿大共產黨屬下的共青團(Young Communist League of Canada),共產黨被取締之後,換了這個名字繼續活動。
不管是真是假,那個年頭一聽說牽涉到共產黨,就沒人再敢說什麼了,支持抗議行動的成年人悄悄地撤退,家長把孩子帶回家,收起標語牌,不讓他們再參加集會,一場剛剛開始的巧克力大戰,就這樣被弭平了。資本主義大獲全勝,巧克力的價格安撫式的稍微下降到七分錢,一段短時間之後又繼續飆升,卻也沒再引發類似的抗議行動。
不知道家長們是怎麼向小孩解釋他們不能再繼續抗爭的理由?孩子們又如何理解?這一場短暫的抗爭對他們有什麼影響?他們學到了什麼?抗爭雖未成功,無疑也是寶貴的經驗,長大之後,見到不合理的現象,他們還會反抗嗎?二十年後的反高速公路運動,是不是也有他們的參與?或許其中有人後來成了拉芙奈利共和國的公民?
過去人們曾視共產主義如蛇蠍;但今天一個被貼上共產黨標籤的候選人仍然能當選紐約市長,顯然人們的觀念已有了改變:那個給他貼標籤的,說不定才更需要小心防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