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喬凡尼那條路

〈聖喬凡尼那條路〉

在概略說明那個世界和那段歷史之前，得先瞭解我家所在位置。我家在之前被稱為「法蘭西峰」那一帶，位於聖彼得丘陵半山腰上，彷彿兩大洲的交界處。跨出我家柵欄和私人道路往下走，就是市區的人行步道、商店櫥窗、電影院招牌和書報攤，哥倫布廣場在咫尺之外，然後是海岸。但只要從廚房後門出去，沿著房屋後方上坡處的渠道（渠道是指從溪流引水灌溉山坡田地的小水道，一側緊鄰圍牆，另一側有石板鋪成的平坦窄道）往上走，就進入鄉村，可擇騾子專用的鵝卵石小徑而行，或走在乾砌石牆、葡萄藤架和綠地間。我父親都從後門出發，他一身獵裝，打著綁腿，只聞釘鞋答答踩踏在渠道旁石板路上，還有狗脖子上的黃銅鈴鐺作響，緊接著就是面向聖彼得丘陵的那道柵門敞開嘎吱一聲。對我父親而言，從那裡往上走是他的全世界，山下市區不過是這個世界的附屬品，他有時候得去市區辦事，但市區是個無關緊要、不足掛齒的地方，一辦完事他就目不斜視邁開大步近乎逃竄而去。對我而言正好相反，我覺得從我家往山下走才是全世界，是宇宙的中心，其他地方彷彿一片空白，毫無意義。我總是期待能從山下那些街道和暗夜燈光解讀未來，它們不僅僅是這個僻靜小鎮的街道和燈光，也代表城市，讓我得以窺見所有城市的街道與燈光，就像小鎮港口，是通往各大洲不同港口的要道。從我家花園陽臺探身出去，所有吸引我或讓我驚慌失措的一切都近在眼前（又遙不可及），彷彿被硬殼包覆的堅果，無須言明但又不言而喻，無論是現在或未來。至於港口（我不確定我現在說的是我只待在花園不出門的時代，還是我一天到晚從花園偷溜出去的時代，因為如今兩個時代已經合而為一，而這個時代與場所密不可分，場所已不再是場所），從陽臺探身出去看不到港口，港口被薩爾迪廣場和布雷斯卡廣場櫛比鱗次的高樓屋頂擋住，只能看見一段防波堤和汽艇桅杆杆頂，街道同樣被遮住，所以我始終無法將街道分布跟那些屋頂之間的關係找出來，因為向下俯瞰，不管是看到的比例或透視都難以辨識，只能看出那裡是聖西羅鐘樓和阿梅迪奧王子市立劇院的金字塔屋頂，這裡是葛札諾電梯老工廠的鐵塔（物已不在，名則無可取代，留存在扉頁上不容置疑），還有被稱做「巴黎之家」的公寓大廈閣樓，那棟大廈整棟出租，我堂哥家是房東，當時（我說的是三○年代）那棟樓彷彿遠離市區、孤單矗立在聖方濟溪畔山上的崗哨站……後方像舞臺布景的是燭臺拱門河岸（聖方濟溪悄悄流經拱門下方，溪邊有蘆葦和洗衣婦，羅尤橋下則堆滿垃圾），我們家在那裡有一片地勢陡峭的果園，緊鄰被稱為「松果」的老城區。灰撲撲千瘡百孔的老城區像是從地底下挖出來的骨頭，黑色瀝青、黃色汙漬和雜草密布，原址是聖柯斯坦佐社區（一八八七年毀於地震）的那片地方，現在是井然有序但有些淒涼的公園，順著圍籬和幾排果樹往山坡上走，會看到架在高臺上的國家康樂俱樂部舞池、舊醫院大樓和建於十八世紀的海岸聖母聖堂，聖堂是一棟淺藍色的高聳建築。不同日子不同時間，母親的呼喚聲、孩童或酒鬼的歌聲，會從市區上方這片山坡地揚起，穿過靜謐的天空，清清楚楚落在我家花園。而城市裡電車匡噹匡噹、鐵鎚敲敲打打、德索納茲軍營孤單的號角聲、貝斯塔紐鋸木廠嗡嗡作響，還有聖誕節海邊旋轉木馬的樂聲，則只在一片片紅瓦屋頂間低迴。每個聲響，每個身影，都會讓人聯想到其他聲響和身影，但是感覺多過於聽覺或視覺聯想。
我父親每次出門都走得很遠。他眼中只有植物，以及與植物有關的一切。每看到一株植物，他便會以植物學家慣用的、聽起來很荒謬的拉丁文大聲說出植物學名，附加原產地名（他終其一生最大的樂趣就是認識外來植物，並讓它們適應新環境），如果有俗名的話，還會用西班牙語或英語或我們這裡的方言說出該植物的俗名。在幫植物唱名的過程中，他總是投注無比熱情，希望這個無垠的植物宇宙能有更完整的樣貌，植物系譜每次都能再往前推進，從枝椏、葉片、葉脈出發，跟著樹液，跟著覆蓋綠色大地的植物網絡，如河流般開拓出新的路徑。農耕也是他的愛好，應該說是他的最愛。他每天早晨帶狗從後門出發沿著渠道走，幾乎全程上坡路，以他的步伐走半小時，就抵達我們家在聖喬凡尼的農地。我父親總是惶惶不安，讓他掛念的不是那不過幾公頃農地的獲利，而是如何貢獻己力讓需要人類幫助的大自然完成它的任務。他種植可種植的一切，在這個有限的（農場或地球）土地上，扮演讓故事延續下去的紐帶，從播種、插枝、嫁接到開花、結果、生根茁壯，周而復始反覆循環。然而只要農地外頭傳來吱吱叫聲、拍翅聲或草叢裡有騷動，他就會猛然睜大圓圓的眼睛，噘起尖尖的鬍鬚，豎直耳朵（如貓頭鷹般一臉嚴肅，或像老鷹或禿鷹等猛禽偶爾臉部抽搐），瞬間從農人變身為山林中人和獵人，因為狩獵也是他的愛好（是他最初的愛好，也是最終的愛好，或可以說那是愛好的唯一最高形式。在野生山林中，在還沒有人類的宇宙中，唯有在那種地方面對那種情境，我們不斷接受知識、農耕和狩獵的各種考驗時，人才是人）。他在黎明前的寒夜裡，守在貝拉山丘和阿登特山丘光禿禿的山脊上等待歐歌鶇和野兔（他是毛皮獵人，所以跟其他利古里亞農民一樣，帶在身邊的是獵犬），或深入樹林（如果他沒有帶獵槍出門的話），讓狗嗅聞地面，一寸一寸搜尋動物會經過的每一處地方，搜尋五十年來獾和狐狸築過窩的每個溝壑，那是雨後會冒出一朵朵蘑菇讓濕潤土壤澎起來、可當盤中飧的蝸牛爬過會留下一道道痕跡的地方。他熟悉的那片樹林在拿破崙時期有過不同名字（「馬可先生」、「士兵綁腿」、「砲兵之路」），每隻野生動物和每條林間小徑都妙不可言，他離開大路後得步行數公里，日以繼夜走過一個又一個山谷，睡在以石頭和樹枝搭建起來曬栗子的棚架上，只有狗或獵槍陪伴。他可以一直走到相鄰的皮耶蒙特省，走到法國，始終都在樹林裡，披荊斬棘開路，那是只有他才知道的祕密路徑，穿越一座又一座樹林，將那些樹林連成一大片樹林，把世界上每一片樹林連成超越所有其他樹林的樹林，把世界上每個地方連成超越所有其他地方的地方。
你們知道我父母親的人生道路分歧，其實我與他們也是。我尋覓的那條路，與我父親在那個猶如人間天堂（或地獄）的陌生密林中發掘的不是同一條路，我凝視著黑夜中燈光昏暗的門廊（有時候，會有某個女子的身影消失在那裡），尋找的是一扇半掩的門，一道有待穿越的電影銀幕，一頁有待翻開的書頁，那書頁通往所有文字和人物都存在且真實的世界，不是他人回音的回音，是我的親身經歷。
我跟我父親無話可說，其實兩個人都多話，滔滔不絕不受控，但我們在一起時卻默不作聲，肩並肩走在聖喬凡尼那條路上，安安靜靜。對我父親而言，開口說話是為了確認事物，並宣告所有權；對我而言，開口說話是因為我預見有些事物我僅窺見一斑，尚未掌握，只能假設。隨著植物界無以數計的屬、種和變種擴增，我父親的詞彙量也不斷增加，每個名詞都意味著在茂密樹林中出現了變異，並堅信人類的勢力範圍又再往外擴張，專業術語自然也跟著增長，因為用語的精確性與執行過程和動作的精確度息息相關。這個巴別塔式的命名法是以同樣巴別塔式的慣用語為基礎，再根據需要和記憶選擇不同語言，全部混雜在一起（我父親描述地方性突發事件的時候說方言，他的方言詞彙量之豐富十分罕見，而且穿插許多已經被捨棄不用的古字；描述一般性事務或風雅之事改說西班牙語，因為他最得意的那段人生時光住在墨西哥；義大利語用在修辭，畢竟他是十九世紀的人；由於他住過德州，所以處理實務他會說英語；開玩笑的時候則說法語），最後說出來的話是各種插入語的組合，依照上述情境精準使用不同語種的插入語，把所有情緒變化皆拋諸腦後，自成一格，既不同於農業命名法，也不同於只有口哨聲、鳥笛聲、囀鳴聲、唧唧聲和啾啾聲等沒有言語的發音系統。我父親的確善於模仿鳥囀，有時只是單純噘起嘴脣，有時用手在嘴邊擺出不同手勢輔助，或借助狩獵一般會帶的各種用具，例如哨子，以及其他靠吹氣或簧片發聲的小道具。
我對植物和鳥禽一無所知。對我而言萬事萬物都是無聲的。言語在我腦中浮現，都與物無關，只源自情感、幻想和預感。即便是我不經意路過一份被人踩踏過的報紙，那些殘缺不全或無以言表的文字，例如戲院和女演員的名字，或是八卦娛樂新聞，也能讓我沉浸其中，思緒飛馳，畫面一串串接連出現，持續好幾個鐘頭。於此同時我默默地跟在我父親身旁，他指著牆頭上的植物說：「Ypotoglaxia jasminifolia」（我胡謅的，真正的植物學名我一個都沒記住），還有「Photophila wolfoides」（這也是瞎掰的，反正學名差不多是這樣），或是「Crotodendron indica」（其實我若認真搜尋學名，不要隨口憑空捏造，說不定能還原當時父親說給我聽的植物名，不過這樣做的話形同作弊，迴避我自己造成的損失，那些無法估計、沒有補救機會的損失）。（話說回來，我若能把真正的植物學名寫出來，也算是虛心受教和孝順的表現，彌補我年少時期熱衷於追逐未知的危險遊戲，犯下拒絕接受謙卑智慧的錯誤，同時也是與我父親和解，證明我長大成熟的機會。但我沒有這麼做，我虛構學名，刻意諧擬，且樂在其中，表示我對此仍然有所牴觸，事情並未落幕，同時意味著我每天早晨依然與他同行，走在聖喬凡尼那條路上，儘管我們之間存在分歧，但我人生中的每個早晨無一不是輪到我陪伴父親走向聖喬凡尼的那個早晨。）

〈聖喬凡尼那條路〉

在概略說明那個世界和那段歷史之前，得先瞭解我家所在位置。我家在之前被稱為「法蘭西峰」那一帶，位於聖彼得丘陵半山腰上，彷彿兩大洲的交界處。跨出我家柵欄和私人道路往下走，就是市區的人行步道、商店櫥窗、電影院招牌和書報攤，哥倫布廣場在咫尺之外，然後是海岸。但只要從廚房後門出去，沿著房屋後方上坡處的渠道（渠道是指從溪流引水灌溉山坡田地的小水道，一側緊鄰圍牆，另一側有石板鋪成的平坦窄道）往上走，就進入鄉村，可擇騾子專用的鵝卵石小徑而行，或走在乾砌石牆、葡萄藤架和綠地間。我父親都從後門...

我成長的那個小城鎮，早年跟義大利任何一處地方都不一樣，那裡叫聖雷莫。我小時候，住在鎮上的都是老一輩英國人和俄國皇族，來自四面八方的世界公民，特立獨行。當時我們家在聖雷莫頗引人側目，其實不管在義大利哪個地方，我們家的情況都不大尋常。我父母年事已高，兩人都是科學家，愛好大自然，是自由思想家。他們倆個性不同，但是對國家的走向十分不以為然，這點看法一致。我父親是聖雷莫人，出身於一個信奉馬志尼、共和制、反教權的共濟會家庭，年輕時是追隨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是改革派社會主義者，長年住在南美洲，沒有經歷過大戰；我母親是薩丁尼亞島人，家庭無宗教信仰，生長環境教導她奉俗世義務和科學為圭臬，一九一五年加入社會主義主戰派行列，但和平信念不曾動搖。他們旅居國外多年返回義大利時，正值法西斯建立政權，我雙親看到的是變了模樣、令人費解的義大利。我父親希望能以專業和赤誠為他的國家服務，也試著以親身經歷過的墨西哥革命和利古里亞傳統改革主義隨機應變的務實精神看待法西斯，結果宣告失敗。我母親有一個任教於大學的兄長，是當年克羅齊宣言的共同簽署人，她自己則是反法西斯強硬派分子。夫妻二人基於愛好和閱歷，視世界為一家，都在戰前社會主義呼籲革新的空泛口號中長大，他們不只追求民主自由，更對所有與眾不同的改革運動都抱有好感，包括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甘地和布爾什維克黨。法西斯原本也在此列，屬於眾多改革聲音之一，可惜被無知腐敗小人領導，選擇錯誤路線。我們家對法西斯的不滿，除了其暴力、無能、貪婪、限制言論自由、對外採取侵略政策外，主要還針對其兩大過錯：與保皇黨同一陣線，以及與梵蒂岡和解。

七月二十五日，我既失望又憤怒，法西斯這樣一個歷史悲劇，竟然是由大議會發出一紙行政命令宣告落幕。我期待的是革命，讓義大利在戰鬥中獲得重生。九月八日，這個縹緲的夢想成真，我才明白實現夢想並不容易，你得有能力承擔。
我選擇共產主義不是因為任何意識形態，我覺得應該從「零」出發，所以自詡為無政府主義者。我對蘇聯有滿肚子疑問和意見，這在當時不足為奇，我對我父母堅定不移的親蘇聯立場也感到不滿。但是在那個時候，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行動，而共產黨正是當年最活躍、最有組織的勢力。當我得知我們這一區的游擊隊隊長費利奇•卡休內（他是一位年輕醫生，同時也是共產黨員）一九四四年二月在阿投山區跟德軍交戰時陣亡，我跟一個共產黨友人說我決定入黨。
立即有勞工同志跟我接觸，交付我的任務是組織青年陣線裡的學生，還油印了一篇我的文章私下流傳（當時我寫了很多詼諧寓言故事，原本打算持續創作。那個短篇故事是從無政府主義角度出發，質疑我加入共產黨的決定，同時描述未來世界裡苟延殘喘的軍隊、警察和官僚制度。可惜我沒有留下備份，真希望有一天能遇到把油印稿保存下來的某個昔日老戰友）。
我們打游擊戰的區域，是義大利抗戰最偏遠的地區，缺乏天然資源，沒有盟軍支持，也沒有權威的政治領導，也是各地起義後長達二十個月的抗戰期間戰況最慘烈、陣亡人數比例最高的地區。我始終無法以第一人稱敘述我記憶中的游擊戰，但我可以用不違背事實的不同敘事風格來做這件事：回憶面對危急、風險、不安、抉擇與死亡時的忐忑，或鎖定描寫一個毫無政治準備，也完全沒有生活歷練，一直活在家庭呵護中的小資產階級青年的種種不確定、犯錯、慌亂、倒楣的英雄式喜劇。
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因為這個人物已經出現過），我母親在抗戰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她展現無比的剛毅與勇氣，認為抗戰跟自然法則和家庭倫理同等重要，她鼓勵兩個兒子加入武裝抗爭，在納粹親衛隊及德軍面前沉著以對，不慌不亂。她作為人質遭長期監禁期間，黑衫軍在她面前三度佯裝槍決我父親。凡是有母親參與的歷史事件，都跟大自然現象一樣，偉大且所向無敵。

電影曾經是我很倚賴的教育資源。三、四○年代，我在聖雷莫每天都跑電影院，有時候一天看兩場電影。當時鎮上一共有五家戲院，放首輪電影的有三家，分別是中央戲院、超級電影院和聖雷莫戲院，另外兩家放二輪電影，空間也比較小。我主要看美國片和法國片，例如《孟加拉槍騎兵的一生》、《叛艦喋血記》、弗雷•亞斯坦和金姐•羅傑絲的歌舞片、警長陳查理的偵探片和布利斯•卡洛夫的恐怖片，直到珍•哈露香消玉殞為止。多年後，在大家開始意識到偶像人物承擔多少精神壓力的那個年代，我又經歷了瑪麗蓮•夢露之死。
看電影是我個人愛好，不過電影院也是一個聚會場所，即便當時還沒有今天所謂的知識型影迷，但是在那裡會遇到同學以及其他青少年。那個時候，電影遠比書本和文學更容易成為對話和討論的主題。

一九八五年春，有一天卡爾維諾跟我說他計劃再寫十二本書。「嗯，」他接著說。「或許十五本。」
毫無疑問第一本肯定是《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至於第二、第三本，我猜他當時也還沒有想清楚。他列了一份又一份清單，修改了幾次標題，更動了幾次先後順序。
計劃完成的作品中有一組叫做「記憶練習」，我將完成於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七年間的五篇文章收錄在此。我知道他還有其他文章待寫，如〈午休指南〉、〈古巴〉及〈關於物〉，於是我捨棄用原本的標題《必經路程》當書名，因為我覺得還有許多段路程沒有走完。
艾斯特•卡爾維諾（Esther Calvino）

我成長的那個小城鎮，早年跟義大利任何一處地方都不一樣，那裡叫聖雷莫。我小時候，住在鎮上的都是老一輩英國人和俄國皇族，來自四面八方的世界公民，特立獨行。當時我們家在聖雷莫頗引人側目，其實不管在義大利哪個地方，我們家的情況都不大尋常。我父母年事已高，兩人都是科學家，愛好大自然，是自由思想家。他們倆個性不同，但是對國家的走向十分不以為然，這點看法一致。我父親是聖雷莫人，出身於一個信奉馬志尼、共和制、反教權的共濟會家庭，年輕時是追隨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是改革派社會主義者，長年住在南美洲，沒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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