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在日本為數眾多的佛教專家當中，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船山徹教授一直是個讓人尊敬的名字。他同時精通印度與中國佛教的兩大傳統，既能用新文獻反省傳統的學術課題，也能以傳統的文獻回應新的問題向度。在日本的中國佛教研究者當中，已經是座無法繞過的大山。
船山教授同時繼承日本佛教研究與漢學研究的兩大優良傳統，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上，對形成期的漢傳佛教重新加以檢視。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這座大寶山，經營著獨特氛圍的學問世界；從義疏學的角度看梁代的佛教、從貴族信仰檢討中國佛教戒律的發生，並對應著譯經或新的撰述經典之間的關連性；並從信仰的行為重新認識成聖的意圖、形象、與徵兆。不難看出：船山教授對早期中國佛教文獻的嫻熟，也運用了漢學研究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成果。
隋唐作為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畢竟是在六朝的基礎之上成長茁壯，但這一切，都不是理所當然的，而是一連串價值觀選擇、調適，乃至於刻意運作的細緻過程。有鎔鑄，有偏離，也有忘卻與扭曲，同樣，也反映在經典的傳入、翻譯、接受與演繹的過程。因此，研究佛教傳入中國的初期歷史，誠如船山教授所言，《六朝隋唐佛教展開史》一書的名稱最值得注意的是「展開」二字，過去言佛教傳入中國，曰格義佛教，曰玄佛交涉，都不免有將此一時期的複雜現象簡單化之嫌。
船山教授以經典轉譯為線索，嘗試以動態佛教發展史觀檢視這個時代的佛教，《六朝隋唐佛教展開史》是在船山教授過去研究的基礎之上重新安排的一部大著，可以看出船山教授開闊的視野、宏大的格局、還有深沉細密的手法，驅使龐大文獻若調兵遣將，將難攻不落的城池輕易納入囊中，讀者更必然對船山教授梵文造詣之卓絕、版本比較之綿密謹慎、閱讀範圍之廣博留下深刻的印象。感謝譯者見弘法師與陳陶先生，彈指間，樓閣一時炳現，此書中譯版的出現，讓華語圈讀者能有一個方便徑路，得以入此不二門中，一窺其學問樓閣的精巧繁複，功德誠無量也。此書不但呈展了船山教授學術研究的成果，更是一次學術研究方法的操作典範，值得青年學子借鏡。
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傳統中，六朝隋唐一直是學界的主力所在，宋代以後的研究可謂鳳毛麟角。在這股佛教研究的洪流中，船山先生預流久矣。華語圈的研究自當首推湯用彤先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至今仍有不可撼動的典範地位，但此書初版迄今幾近百年，理應有才人代出才是，六朝佛教思想與文化的研究固然也有若干成果，但仍然難與日本學界相抗衡。且不說鎌田茂雄那部厚重的佛教史。興膳宏教授論證六朝文論與佛教的關係，中嶋隆藏教授討論當時的知識分子與佛教之交涉，蜂屋邦夫教授對神滅論的獨到研究，金文京老師甚至能談漢文訓讀與佛教，在在都令人印象深刻。船山教授此書的出版，可以說在這個已然精彩紛陳的畫布上，再加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筆者也曾與船山先生有數面之緣，印象最深的還是初次結識船山先生那一天。當年我在東大的同窗好友古勝隆一教授甫供職京大人文研，那幾年，每到京都，就會去找古勝吃飯聊天，一日，與古勝相約人文研，他說帶我去認識一下傳說中的船山先生，那時我們其實都還年輕，但我已經從丘山老師聽過船山先生大名，他其實大我沒幾歲，但聲名早已遠播。三人簡單寒暄之後，我注意到他研究室架上的《大正藏》，幾乎每頁都有書籤或便利貼，真可謂「牙籤滿紙」，我問船山先生都記得否？他沒回答，但古勝在一旁說船山先生對佛經十分精熟，日本學界幾乎無人不知。其用功精進如此。日後，我的學生到京大人文研進行訪問研究，也蒙其照顧有加。有好幾年，船山教授輾轉在美國各大學講學，坊間傳說他考量講學之地的標準是以當地交響樂團的水準衡量，其人又純粹如斯矣。
船山先生在六朝隋唐佛教思想史的功力與成就，造就他成為當世此一領域最有分量的研究者殆無可疑。《六朝隋唐佛教展開史》既截斷眾流，又涵蓋一片天地。中華佛學研究所一直致力推動漢傳佛教的研究，希望透過《六朝隋唐佛教展開史》，讓華語圈的讀者重新認識船山徹先生與日本學術界的貢獻，則幸甚矣。
廖肇亨
草於南港四分溪畔
二○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中文版自序
欣聞拙著日文論文集《六朝隋唐佛教展開史》所增補修訂的中譯版即將付梓，作為原著者，筆者感到無比歡喜。謹此向協助促成此書問世之諸位賢達，致上最深謝忱。
正如本書〈前言〉開篇所述，筆者以一介在家白衣，於一九八二年四月就讀京都大學文學部哲學科佛教學專攻，蒙木尾山雄一教授（一九二五～二○○四）啟牖佛學門徑，自此投身佛學研究。
木尾山先生曾於隨筆中言：欲精進學術研究者，當至少分別承教於三位師長。為了避免管窺之弊、由各種觀點整體觀照、妥善理解同一事象，因此需三位以上不同師長的教誨。循此師訓，回顧自身歷程，筆者也有三位無論如何致謝都不足以回報的恩師：一位是從零開始教導、啟迪筆者愚蒙的木尾山雄一先生；一位是自一九八九年十月起一年間，每週以紅筆修改筆者原稿，教導筆者從全球視野長期進行研究之意義的維也納大學西藏學佛教學研究所（Institut fü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an der Universitāt Wien）的恩斯特．斯坦因克爾納教授（Ernst Steinkellner，現任維也納大學名譽教授Prof. em. Dr.、奧地利國立學術院院士）；還有一位是自一九八八年八月朔日被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聘為助手以來，於公於私引導筆者進入古典漢語堂奧的吉川忠夫先生（現任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學士院院士）。雖然此處想致以謝意的老師還有許多，然若只限列舉三位，則這三位恩師塑造了今日的筆者。
一九八八年七月底，筆者於博士後期課程修業一年半後中途退學，旋於翌月一日轉任校內人文科學研究所，自此專注於印度與中國佛教思想的解明，其間幾經紆餘曲折，至於今日。這中間從一九九八年十月起，雖僅短暫一年半，筆者曾轉赴福岡市九州大學印度哲學研究室擔任助教授（即臺灣「副教授」）。其時赤松明彥教授（現京都大學名譽教授）門下博士生釋見弘法師正專研印度後期中觀派智作慧（Prajñākaramati）所著《入菩提行論釋》（Bodhicaryāvatāra-pañjikā），而筆者則專研瑜伽行派蓮華戒（Kamalaśīla）的《攝真實論釋》（Tattvasaṃgraha-pañjikā）。因兩派教理多有相通之處，遂經常就相關議題交換意見。其後，見弘法師順利取得九州大學博士學位，並任教於法鼓山，更於二○○五年三月促成筆者赴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任客座教授，講授一個月密集課程。以此為契機，筆者之後也多次造訪法鼓山，加深了這段舊緣。
此次，在最為了解筆者研究、論文和語言風格的釋見弘法師的指導下，復得陳陶和高淑慧二君鼎力襄助，對日文原書之內容字句再次檢討修訂，更增補論文一篇，最終迎來了增補修訂版《六朝隋唐佛教展開史》的出版。這實在是筆者莫大的榮幸。藉此機會，誠盼中文讀者諸君也能夠翻閱這些小論文，不勝期待。
船山徹
謹識於二○二五年卯月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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