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史-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6267346648

圖書名稱：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史

✔親訪路易・艾黎、盧廣綿，徵得韋爾斯(海倫．福斯特)、梁士純、秦柳方、千家駒、梁漱溟、楊堅白及當時工合社員與見習工等親歷者之一手敘述
✔分區細論西北、川康、湖南、廣西、雲南、中共地區工合運動發展實況
✔探究國府經濟策略與蔣經國保護政策、第三勢力、軍閥、少數民族、世界各地華僑、歐美支援對運動之影響
──宏觀與微觀並行，考察抗日戰爭時期工合運動的全貌──

「工合到農村去！」「萬人為一人，一人為萬人！」「改造農村，抵抗日軍！」
世界工合運動紛紛失敗，中國的工業合作運動卻在抗日戰爭時期大獲成功！

　　源於基督教運動，1930年代與中國第三勢力合流，聯合了國共兩黨形成抗日工業生產運動的「中國工業合作運動」（CIC），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有效促使歐美各國開始關注日本侵略亞洲的問題，國際委員會及各國的促進社於世界各地宣傳中國抗日戰爭的重大意義，以及工合運動支撐長期抗戰的重要作用，並開展募捐活動，發展工合社，對難民提供生產性救濟、技術訓練、教育研究以及先進生產技術；其結果，工合運動成為海外支援中國的有效途徑之一，形成了抗日陣線，可以說：「工合運動對中國抗戰的最大貢獻之一，便是吸引了國際社會關注中國。」
　　本書作者菊池一隆蒐羅大量史料檔案，親訪路易・艾黎、盧廣綿，並徵得韋爾斯(海倫．福斯特)、梁士純、秦柳方、千家駒、梁漱溟、楊堅白及當時社員與見習工等運動親歷者之一手敘述，分區細論西北、川康、湖南、廣西、雲南及中共地區的工合運動發展實況，探究國府經濟策略與蔣經國保護政策、第三勢力、軍閥、少數民族、世界各地華僑與歐美支援對運動之影響，宏觀與微觀並行，從社經基礎與國際局勢，綜論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的歷史定位。

作者簡介：

【作者】菊池一隆

1949年出生於日本宮城縣。愛知學院大學文學部教授，文學博士，經濟學博士。1999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研究所頒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週年中國革命史中青年學術海外優秀論文獎」。
著有《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史の研究——抗戦社會経済基盤と國際反ファッショ抗日ネットワークの形成》（汲古書院，2002年；即本書日文版）、《日本人反戦兵士と日中戰爭》（御茶の水書房，2006年；由朱家駿主編/校譯，林琦、陳傑中中譯《日本人反戰士兵與日中戰爭》，香港，光大出版社，2006年）、《中國初期協同組合史論1911-1928》（日本經濟評論社，2008年）、《中國抗日軍事史1937-1945》（有志舍，2009年；由袁廣泉中譯《中國抗日軍事史1937-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戦爭と華僑——日本、國民政府公館、傀儡政權、華僑間の政治力學》（汲古書院，2011年）、《東アジア歴史教科書問題の構図——日本・中國・臺灣・韓國，および在日朝鮮人學校》（法律文化社，2013年；由張新民編譯《東亞歷史教科書問題面面觀》，稻鄉出版社，2015年）、《台湾原住民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北部タイヤル族和夫さんと日本人妻緑さん》（集広舎，2017年，由張新民編譯，邱昱翔、謝川子中譯《臺灣原住民口述史──泰雅族和夫與日本妻子綠》，秀威，2022年）、《臺灣北部タイヤル族から見た近現代史——日本植民地時代から國民黨制限時代の「白色テロ」へ》（集広舎，2017年，由張修慎、鍾錦祥、吳米淑中譯《由臺灣北部泰雅族看近現代史──日本殖民時代至國民黨政權時代的「白色恐怖」》，秀威，即將出版）。

【譯者群】
袁廣泉（1963-2020）
1997年於日本大阪教育大學碩士畢，2000年於日本神戶大學學術博士畢。先後任職於曲阜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徐州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江蘇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譯有：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森時彥，《中國近代棉紡織業史研究》；森時彥編，《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上下卷)》；菊池一隆，《中國抗日軍事史》；石川禎浩編，《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狹間直樹、石川禎浩編，《近代東亞翻譯概念的發生與傳播》；石川禎浩，《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裡》；武上真理子，《孫中山與「科學的時代」》等。
＊負責本書第1章、第7章、第8章之中譯

張新藝
大阪教育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碩士畢。西安外國語大學副教授。曾參與撰寫中國國家級規劃教材，在中外學術雜誌、書籍上翻譯或發表多篇論文。譯有《清代帆船與中日文化交流》（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2年）。
＊負責本書第4章、第9章之中譯

史天冲
大阪教育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碩士畢。曾任職於日本生活協同組合聯合會，現已退休。
＊負責本書第2章、第6章之中譯

楊　韜
名古屋大學研究所畢業，學術博士畢。現任日本佛教大學副教授。著有《近代中国における知識人―メディア・ナショナリズム》（汲古書院，2015年）、《モダン・空間・異文化―東アジアの広告文化論》（朋友書店，2016年）等。
＊負責本書序章、第3章、第10章、第12章之中譯

陳傑中
大阪教育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碩士畢。現任日本甲南大學兼任講師。
合譯有：朱家駿監譯、林埼（王編に奇）、陳傑中合譯《日本人反戦士兵與日中戦爭》（香港，光大出版社，2006年）等。
＊負責本書第5章、第11章之中譯

章節試閱

※節錄自本書第二章〈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在中國合作社運動史上的地位〉

二、中國國民黨的合作社政策和管理統制

　　此處就國民黨如何推動組織合作社作一探討。國民黨著手組織合作社較晚，其基礎是孫中山於1920年發表的《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該文擬以一縣或數村聯合為地方自治範圍，以實行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為目的；並規定開始地方自治之準備工作六事，即調查戶口、成立（自治）機構、確定地價、修築道路、開墾荒地和設立學校。但地方自治團體須同時實行農業合作、工業合作、交易合作、銀行合作、保險合作。總而言之，地方自治團體不僅是「政治團體」，也是「經濟團體」。
　　在和地方自治的關係方面，該文列舉出各類合作社，要求以此開發產業、建立經濟基礎，但未釐清應以怎樣形式組織合作社。孫中山後來也曾談及合作社，但他重視的主要是消費合作社。如其《民主主義》在論及「分配社會化」時，以透過團體、政府分配商品來減少商人盤剝、保護消費者的觀點；特別舉英國消費合作社為例，對國家資本和合作社予以同樣重視。另外，孫中山主張應「調和」包括資本家和工人在內的社會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以促進社會進化，而不主張馬克思所說的「階級鬥爭」。
　　那麼，國民黨從何時著手組織合作社？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決定了聯蘇、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並改組國民黨，第一次國共合作就此確立。大會宣言規定須「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民生活」。為實現該目標，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開始研究合作社問題，並認為合作社的目的在於徹底打破現行經濟制度之最大弊端，即自由競爭和私有財產制度，在新的組織確立前將小農、地主、富農置於平等地位，以增進其幸福。此後制定的不少章程、條例都提到合作社，但並無單項合作社法規，僅在《農民協會章程》、《工會條例》、《商民協會章程》等裡面附有相關規定。1924年6月，國民黨的首個合作社終於成立，但也是附設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消費合作社。
　　這一系列動向中值得重視的是，國共兩黨曾以第一次國共合作為背景發起成立中國合作社運動協會，其首倡者乃陳果夫及其叔父陳靄士。1924年7月，其發起人會議在上海寧波旅滬同鄉會召開。國民黨員列名發起人的有陳果夫、戴季陶、邵力子、汪精衛、胡漢民、馬君武、葉楚傖等，以及早期合作運動領袖張延灝、許紹棣、湯蒼園、王世穎、毛飛等（王世穎等後來加入國民黨），中共的毛澤東也在其列。會議主席是張延灝，書記為許紹棣，他們都是早期合作社運動領袖；張延灝、葉楚傖、陳果夫、毛澤東當選籌備委員。不妨說，在這次會議上，早期合作社領袖全面主持會議，並把國共兩黨聯合了起來。經此番準備，合作運動協會於同年8月正式成立。其宗旨稱將研究合作主義、培養合作人才、促進合作事業。但據認為並未開展日常性工作。
　　1925年5月，廣東省農民協會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提出《農村合作運動決議案》；該決議案在翌年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再次被提出。另外，同年3月的廣東省農民協會會務報告指出，農村中最緊急的建設工作無過於合作運動和平民教育運動；盡人皆知，販賣、購買、消費、生產、信用各合作社對農民有益，還應向農民明確合作社的利益和組織方法，使其對合作（社）發生強烈要求，而後著手組織之。其重視自下而上地發展合作社的態度，明顯反映出實際指導農民協會的中共的主張，而農民協會則成為國共推動合作運動的結合點。由於統計中並未單獨列項，農民協會是否曾組織合作社不得而知。不過，1926年12月，江西省南昌、新建、吉安、萬縣等地曾決定實驗性地組織信用合作社，湖北省武昌各地也有合作社形式的「民生社」成立，並開始組織農民墾荒。
　　1927年，「四‧一二」反共政變後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決定以「調合」、「中庸」的理念全面推進合作社，於是把中共領導的農工運動斥為「破壞」，並欲排除合作社的先進部分即工業生產合作社。比如，國民黨的著名合作社領袖、CC系的壽勉成就曾明言，不應採用重視階級鬥爭、與資本家衝突的（工業）生產合作制。國民政府欲極力排除合作社抵制權力的傾向，以對抗中共的土地革命，希冀借助合作運動來矯正「破壞（性）的」農工運動，並將其轉化為「建設（性）的」農工運動。
　　在此種情況下，曾陷入低谷的薛仙舟等早期合作主義者，於同年7月擬定《全國合作化方案》。該方案將三民主義歸結為民生主義，並稱只有合作社才能實現民生主義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若想革命成功，就必須依靠國家權力制訂大規模計劃以促進全國合作化，同時呼籲創辦合作訓練院，以培養發展合作事業和國營經濟事業的人才，並將其作為國民黨員接受基本訓練的機構，試圖透過此舉與國民黨完全融為一體。後來，早期合作運動的主要領袖為實現其理想，逐漸匯入了南京國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業。
　　1928年10月，國民黨中央召開第179次常會，透過了旨在建立「地方自治」的《下級黨部工作綱領》。其「綱領」列舉「七項運動」為：識字運動（發展平民教育）、造林運動（墾荒）、造路運動（發展交通）、合作運動（發展平民經濟）、保甲運動（安定地方秩序）、衛生運動（發展國民體育）、提倡國貨運動（提倡製造和銷售國貨）。此後，合作運動成為國民黨的重要政策之一。國民政府主要在江蘇、浙江兩省正式開展合作事業，以復興和建設農村，至1930年代波及除中共支配地區以外的全國各省，而農村信用合作社則在其中占絕對優勢。這意味著，與保甲運動一樣，合作運動也已成為南京國民政府透過組織農民來實行管理統制的重要手段。南京國民政府還設置、充實相關行政機構，除中央新設合作司外，省市設合作事業委員會、合作事業管理處，縣設合作指導委員會、合作指導室，以加強政治指導。換言之，國民黨推行的合作運動已轉化為行政主導，合作社須接受自上而下的行政指導。當然，除信用合作社外，也組織了運銷、生產、消費等各類合作社；農村合作運動也自1934年開展起來，但其主體仍是信用合作社。之所以如此，乃因農村急需資金，且信用合作社機構簡單，容易組織，經營和管理也較容易。
　　而且，信用合作社便於自上而下地指導。從江蘇的情況可知，合作事業在全國獲得成功，離不開國家尤其是省、縣的指導。這些合作社並不拒絕地主、富農加入，實質上也將他們納入其中，在阻止土地向地主等集中的同時，將他們也包括在內以實現農村共同富裕，從而獲得省、縣的財源。而這必然使地主、富農支配合作社成為可能。再後來，合作社成為化解土地革命、二五減租的工具，南京國民政府出於其政策目的而組織合作社，使合作社蛻變為以「剿共」為目的的農村統治機構。
　　全國的合作社數量，1931年為2,796社（江蘇省占45.2%），1932年為2,673社（58.2%），1933年增至6,946社（27.3%），1934年6月再增至9,948社（22.3%），1935年達到26,224社（15%），1936年則多達37,318社（8.9%）。但1937年較前一年大幅減少8,802社，降至28,516社（0.3%）。亦即，與前一年相比，合作社數除1932年略減外，至1936年都在持續增加。而江蘇省在全國占比一直較大，1931年、1932年甚至高達45%、58%。這表明，江蘇省是國民政府合作事業的中心。江蘇省的占比後來呈降低趨勢，但這是合作事業在全國各省逐漸展開的結果，並不意味著江蘇合作事業遭遇了挫折。實則，自1931年至1935年，江蘇省的合作社逐年增加，分別為1265社、1609社、1897社、2220社、4077社；1936年減至3305社，則是該省為減輕江蘇省農民銀行的財政負擔而對「不健全」合作社進行清理的結果。至於1937年出現驟減，則並非合作社本身存在問題，而是同年8月日軍進攻上海、挑起淞滬會戰、繼而大舉進犯華中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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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本書中譯本的「前言」部分，原計劃是由中文版本的總負責人袁廣泉負責撰寫，但不幸的是袁君於2020年5月22日突發心臟病去世。我在吃驚和哀傷的同時，也感到茫然若失。當時，中文譯本的翻譯已完成，深切感受到有必要出版該書，同時也是為了哀悼為本書的中文翻譯傾注心血的袁廣泉。故由我執筆代寫此部分內容。
　　遙想當年，我在日本國立大阪教育大學的三尺講臺執掌教鞭之際，袁君在我的指導之下，相繼獲得本科和研究生院的學位。他踏實向學，熱心專研學問，多次就自己不解、疑惑之處向我請教。大學期間，我們師生兩人曾攀爬附近的生駒山，一邊遠眺著奈良縣的街景，一邊就日常的學習、研究和生活等情況，他進一步敞開心胸請教和交流。他深深地愛著自己的祖國，表達過要為中日兩國的相互理解，在教育交流、學術交流方面奉獻綿薄之力的熱切願望。
　　本書的譯者有袁廣泉、張新藝、楊韜、陳傑中、史天冲。袁廣泉後來獲得國立神戶大學博士學位，楊韜擁有名古屋大學博士學位，張新藝、陳傑中、史天冲則擁有大阪教育大學碩士學位。五人都具備一定的水平，分別承擔不同章節的翻譯工作，袁廣泉負責審核中文譯本詞匯翻譯的準確度和整體的校對工作。他不幸去世後，本書直到出版前的剩餘工作，都由張新藝負責。故本書能得以翻譯並出版中文版本，我本人深感喜悅。袁君在翻譯、校對、統籌過程中，反覆透過郵件向我確認所有的細節，包括確認原始史料，甚至歐美人名的英文書寫等等，對此，我能答覆的則馬上回覆，不能確認的，則前往東京的東洋文庫、國立國會圖書館等再次確認。他秉持這種認真負責、嚴謹求實的工作態度，統籌了本書的翻譯工作，可以想像他付出了非同一般的辛勞。袁君長期從事將日本歷史學者的著作翻譯成中文的工作，本書將會是他最後翻譯並能出版的中文譯本。目前為止，他翻譯的拙作《中國抗日軍事史》和其他學者的譯著（請參照本書末尾）已陸續出版，此書得以付梓，本人不勝激動和喜悅，相信袁君也定會在天堂看到該書的刊行。此外，由衷感謝本前言的譯者張新藝女士，她在袁君過世後，理解本書出版的意義，以及架構和彙整等，誠心誠意地協助最後的校對工作。最後，本書能夠在臺灣得以順利出版，與致理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吳米淑老師、鄭伊庭女士及秀威出版團隊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特此致謝。
　　　　　　　　　　　　　菊池一隆　於名古屋

又及：本書日文版係於2002年問世，一眨眼，距今已二十年。故原書部分表述時態的用詞，在這次的中譯本中由出版方酌作調整，儘量改為具體的年代，以使中文版的讀者更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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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序章

Ch1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工業合作運動
　　　　前言
　　　　一、工業合作運動肇始及其背景
　　　　二、工業合作運動在全國的展開
　　　　三、工合運動的停滯及其原因
　　　　四、中國國民黨壓制工合運動的邏輯及其目的
　　　　五、工業合作運動的性質和意義
　　　　結語

Ch2 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在中國合作社運動史上的地位
　　　　前言
　　　　一、合作社思想的傳入和中國合作社肇始
　　　　二、中國國民黨的合作社政策和管理統制
　　　　三、工業生產合作社理論的發展與「合作實驗」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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