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大文章(近代篇)──【大歷史的危機與反撲】(起於明代，迄於民國)

進本草綱目疏    李建元
譯幾何原本引    利瑪竇
《天工開物》序   宋應星
即位詔           李自成
上攝政王啟       范文程
薙髮令            福臨
致史可法書        多爾袞
與荷蘭守將書     鄭成功
撤藩詔           玄燁
舉博學鴻儒詔     玄燁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尼布楚條約
《明儒學案》序    黃宗羲
頒大義覺迷錄諭    胤禛
與是仲明論學書    戴震
開四庫全書館詔    弘曆
《古文尚書疏證》提要 紀昀
書《朱陸》篇後        章學誠
《疇人傳》序         阮元
《漢學商兌》序        方東樹
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折    林則徐
擬諭英吉利國王檄     林則徐
南京條約
《海國圖志》序         魏源
太平天國奉天討胡檄    楊秀清  蕭朝貴
討粵匪檄              曾國藩
統籌新疆全域疏        左宗棠
《興中會章程》與《同盟會盟書》   孫文等
臺民佈告中外檄         不詳
譯《天演論》自序      嚴復
《孔子改制考》序      康有為
定國是詔              載湉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梁啟超
《革命軍》序          章炳麟
《鐵雲藏龜》序         羅振玉
《民報》發刊詞         孫文
《宋元戲曲考》序      王國維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梁啟超
文學改良芻議          胡適
《臺灣通史》序         連橫
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  顧頡剛
孫中山遺囑             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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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歷史，在轉捩點上   龔鵬程

　　觀乎人文，察於時變
　　
　　「江聲不盡英雄恨，天意無私草木秋」，歷史的驚濤駭浪，翻翻滾滾。奔騰處，激越慷慨；低回處，幽咽纏綿。但是，游動波流，卻徒然教人悲喜莫名、棖觸萬端，而不能知其究竟。

　　到底歷史只永遠表現為一種周而復始的循環，還是發展成無窮無盡的追尋？一切變化都歸於既定的人類使命，還是它在變化中帶領我們攀上幸福的頂峰？文明的驟起驟衰，猶若潮汐，人類的生涯有限，又怎能探勘歷史的跫音、尋找文化的座標？暗夜長途，何處才是歷史的光明？忽焉就死，歷史對人生的意義又在哪裡？

　　任何人在面對這些問題時，都是相當惶惑茫然的。歷史，常像雅士培（Karl Jaspers）所說，不時表現為一團烏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如急轉的洪流，從一個騷動或災難緊接到另一個，中間雖有瞬間出現的短暫歡樂，亦如小島一般，終究也要遭到吞沒。但有時，歷史也並不全然如此盲亂，它彷彿如康得所說，是一種明智計畫的理性過程，並不斷趨向於成熟完美──雖然他也承認整個人類歷史之網，是由愚昧幼稚的虛榮、無聊的邪惡、破壞的嗜好所織成。那麼，歷史到底是什麼？歷史中是否確能找到明顯的因果關聯或變遷的規律呢？

　　這當然是相當困難的事。我們傳統的史學，大抵總相信歷史的道德趨向，王道理應成功、霸道終歸失敗，暴君一定亡國、仁者當然無敵。歷史的道德規律，推動著歷史的發展，所謂「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東方朔《答客難》）。西方自奧古斯丁（Augustine）以降，亦輒欲說明人類歷史乃遵循一種形而上的律則在進行著，一切皆為上帝所安排，個人的遇合、國家的治亂，乃至於皇權之成立，都決之於上帝的旨意與恩寵。十八世紀以後，因受科學發展的影響，認為人性與物理都須受自然法的支配，一切都決之于理智，而既以理智為依歸，則人類即必須珍視自由，不自由，文化必定衰落。十九世紀後，又由於達爾文學說的影響，相信人類的歷史一定是步步前進的，不管分成若干階段，後一階段總要比前一階段好些。另一派則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歷史循環說或週期說，諸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五德轉移，治各有宜」之類，與西方思辨性歷史哲學亦多有暗合者，其言甚為繁賾。這些主張，雖各有論點，但總都具有決定論傾向，不認為歷史只是盲目的、偶然的聚合，故努力地想在歷史的變遷中，抽絲剝繭，爬梳出一個規律的模型，以掌握歷史的動態。不幸的是，歷史事件之雜亂無章、龐然紛若，歷史知識之性質特殊，往往使得這些規律在解釋時遭到困難。所以自十九世紀蘭克（Ranke）及普魯士歷史學派提倡經驗的史學以來，黑格爾式思辨性的歷史哲學即逐漸式微了，近代實證論及行為主義者，甚至都曾排除對歷史之意義的追究。但是，這也是矯枉過正之談，因為追問歷史的意義，不僅是一種合法的（legitimate）探索，而且是我們非做不可的事。故奧古斯丁這個傳統，在當代又漸有再生的趨勢：梅耶霍夫（Meyerhoff）所編《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哲學》中，曾列舉Berdyaev（柏提耶夫），Barth（巴特），Niebuhr（尼布林），Tillich（蒂利希），Butterfield（巴特菲爾德），L öwith（洛維特）等當代思想家，來證明這一點。

　　糾纏於這些傳統、質疑與趨勢之中，歷史，依然曖昧難明。那裡面，自不乏小樓聽雨、深巷賣花的款款情致；那裡面，也總含藏著鐵馬秋風、樓船夜雪的莽莽蒼蒼。英雄叱吒，遺民淚盡，千古興衰，一紙論定。歷史的浩瀚博大、莊嚴深邃，實非此類爭辯與追詰所能窮盡。每當我們仰觀蒼穹，列星燦燦、浮雲皓皓時，便自然而然地會興起這種充脹胸臆的歷史感情，思而不見，望古遙集，歷史的呼喚，於焉展開。

　　就是在這樣的呼喚與感應中，歷史才對此時此地的我們具有意義，而我們也才能真正進入歷史中，去「觀看」歷史的動態，稽其成敗盛衰之理。不管歷史是理性自主的運作，是隨順理性的計畫安排，抑或只是受到盲目意志的撥弄，既無理想目標，也無法則，我們觀察歷史的這個行動，本身就具有省察人類存在之歷程的意義。而這種省察，也內在地開展了我們的世界，讓我們超然拔舉於此時此地之上，開拓萬古之心胸，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不是遁世逃避，乃是積極開拓自我，並借著這樣一種活動來跟現實人生社會做一番對照，以「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賈誼《過秦論》）。換言之，歷史縱使只是一條惡魔遍佈的價值毀壞之路，觀看歷史，依然可以讓我們更清明地向理性與道德的完美境域邁進。

　　這也就是說，歷史的性質與功能，它所能提供給我們的，其實就在我們觀乎人文、察於時變的行動中。人文的發展、價值的探索、社會的變動、人類一切理性與非理性的成就，俱在歷史中向我們招手，並展露它廣袤繁多的姿容。只要我們真正涉入其中，歷史立刻就進入了我們的生命，使我們能通古今之變，參與歷史的脈動。

　　歷史遺忘了中國，中國也遺忘了歷史

　　古今之變，到今天可說是劇烈極了。

　　明朝末年，利瑪竇來華傳教時，他所繪印送給中朝士大夫的《輿地全圖》中，因為中國並不在中央，以致引起許多批評，《聖朝破邪集》裡甚至攻擊他：「利瑪竇以其邪說惑眾。……所著《輿地全圖》……真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試於夜分仰觀，北極樞星乃在子分，則中國當居正中，而圖置稍西，全屬無謂。」（卷三）這時，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與文化，還是充滿自信的，他們所表現的文化內容，也能讓耶穌會遠人欣然嘆服：認為在世界各國仍處於蒙昧之時，中國即已有了孔子，孔子與基督有相同的神性與使命，是「真的神」；而儒教基於相愛之關係所產生的政治制度，迥異於西歐基於主人與奴隸的關係，對西歐社會，更為一優美之對照，要改造西歐，即有「接種中國思想」的必要。

　　可是，不到二百年後，這種局面就完全改變了。在歐洲刮起的中國熱，逐漸冷卻，自十五世紀以來，基督教國家向「落後地區」擴展其文化的行動倒越來越熾烈。不僅有黑格爾這樣的大哲學家宣稱「所有的歷史都走向基督，而且來自基督。上帝之子的出現是歷史的軸心」；詩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也高唱「白人的責任」。所謂白人的責任，就是說白種人有責任「教導」有色人種，要他們採取西方的制度、西方的生活方式，並學習西方的技術。遠洋殖民和貿易事業，逐步把他們這種「偉大」的理想推拓到非洲、亞洲。利用船堅炮利，轟開了天朝的大門，搖撼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

　　於是，夕陽殘照漢家陵闕，天朝的光榮，恍若西風中的枯枝敗葉。沉淪崩圮的世代、花果飄零的民族，這時所再呼喊的，便不再是歷史與文化，而是接種西洋思想了。受挫折的中國靈魂，從此被迫去擁抱另一個天朝，學習另一套歷史與文化，以重塑中國的未來，並理解中國的過去。

　　這當然是可哀的事。昔日的真神，現在概在打倒之列，歷史被當作包袱，視為與現代對立的僵化凝固體、阻礙進步的絆腳石。任何人在面對中國歷史時，都可以毫無敬謹謙撝之心，或莊嚴誠懇之情，都有資格恣意批判。很少人真正通過歷史的屬辭比事，以疏通知遠，卻大言炎炎，棄此歷史文化如敝屣。社會上一般人，對歷史更是隔膜，歷史知識至為貧乏，即使是高級知識分子，對本國史，亦輒有比鄰若天涯之感。

　　連橫曾說：「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臺灣通史〉序》）章太炎也以為：「群之大者，在建國家、辨種族。其條例所系，曰：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萌不植。」（《檢論》卷四《哀焚書》）這些，在今天大概都是不甚流行的看法。姑不論我們是否仍可稱為文化之國，也暫時不管當前社會名流是否皆以競作世界公民是尚，而恥言民族主義；倘若我們毫不諱飾地來看，自會發現目前我們對歷史的淡漠與無知，確實已經到了令人拊膺長嘆的地步了。

　　造成這種現象，固然肇因於這次天朝的大變動，勢之所趨，莫可奈何，但我們對歷史教育的輕忽與僵化，實也是一大原因。至少在制度上，大學分組的辦法，幾乎強迫一半以上資質穎異的學子，從高中起便視歷史為身外之物，從此不再接觸。少年時期，如此缺乏歷史的薰陶，長大以後又怎能奢求他們會有歷史的感受和理解？而等到整個社會上的成人都普遍欠缺歷史的認知時，又怎麼會尊重歷史？怎麼可能汲探文化的根髓？徒然讓兒童去肩負背誦《三字經》《唐詩三百首》的重任，就算達到歷史灌輸的目的了嗎？何況，歷史教育並非灌輸即能奏效的。現今歷史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不能激發國民的熱情與嚮往，無法砥礪種性、激昂民氣，教材之平板僵硬，自屬重要癥結。須知讀史之要，在使人知政事風俗人才變遷升降之故，所謂「《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皋繇謨》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書大傳》）。我們的歷史教育，似乎對此仍少措意。

　　當然，可以告慰的是，在學術界、高等研究機構中，仍有不少傑出的學者在從事歷史之探索。但彷彿大家還不曾理解到：歷史，尤其是自己國家文化的發展歷史，並不只是一門孤立的學科，而是人存在的基石。人存在的意義，無不是根于歷史而展向未來的，過去的歷史傳統，構成了我們理解的背景。我們之所以能立足於世界，並向這個世界開放的唯一依據，仰賴的就是這個力量。這個力量一旦不顯，歷史就成了搞歷史的人的專職，成為紙面上的一堆堆資料，與公共大眾無關，而我們的研究與教學，自然也就僅能局限於平面事件的排比與介紹，不再致力於觀人文、察時變了。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當我們漠視歷史時，歷史也正在遺忘我們。

　　從前，四夷賓服、萬方來朝的時代，我們天朝對於四裔遠人及寰宇全貌，實在缺乏理解。而現在的天朝，也同樣沒有把「落後地區」算進人類的歷史裡去。像房龍那本名著《人類的故事》裡，你就幾乎找不到人類之一──中國人的故事。威那·史坦恩（Werner Stein）原著，貝納德‧古倫（Bernard Grun）和華萊士‧布勞克威（Wallace Brockway）英譯增訂的《歷史時間表》中所指的歷史，也不全是整個人類的歷史，而只以西歐、美洲為其重點。儘管印度、中國、日本等國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有記載，也非有意省略，「但作者們也沒有做任何努力來調查這些地區的歷史事件」（見該書序文）。

　　更有趣的例子，是羅伯特‧唐斯（Robert B. Downs）所寫的《改變世界的書》（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唐斯是著名的圖書館學家，他認為自文藝復興以來，有十六本書改變了世界，這十六本書是：一五一三年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一七七六年潘恩的《常識》、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七九八年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一八四九年梭羅的《不服從論》、一八五二年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一八六七年馬克思的《資本論》、一八九○年馬漢的《海權論》、一九○四年麥金德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一九二五年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五四三年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一六二八年哈威的《心血運動論》、一六八七年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九○○年佛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一九一六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原理》。

　　這些書，在我們《辭海》的「中外歷史大事年表」裡差不多都提到了，但是像《傳習錄》《四庫全書》之問世，卻不見於唐斯這份書單裡。當然，我們並不因此而否認這紙書單裡的書確實影響深巨，確實改變了人類的歷史，可是，這究竟是誰的歷史？那個也曾參與人類文明之創造、也曾貢獻世界歷史之開展的中國，難道就這樣被遺忘在歷史之外了嗎？

　　是的，天朝的燈影舞姿，正如是之璀璨，蜷縮在文化邊陲的荒煙蔓草中的我們，恐怕早已被剔除在歷史之外，置諸天壤若存若亡之間了。

　　然而，何必慨嘆，何用嗟傷，旁人本來也並沒有義務要熟諳咱們中國的歷史。而且，只要我們自己不遺忘歷史，歷史也必不遺忘我們。無人懷疑中國現在必須參與世界，必須接納西洋文化，可是假若我們再想想當年新文化運動諸賢如梁啟超、胡適等人開列「國學最低限度必讀書目」時，為什麼要說「並此而未讀，真不得認為中國學人矣」，就可知道歷史的認知，原無礙于新世界的開拓；歷史文化的熏習，則是人生必備的條件之一；至於對歷史變動與發展的理解，更是國民最可貴的能力。何況，王國維說得好，「只分楊朱嘆歧路，不應阮籍哭窮途」，因為「窮途回駕無非失，歧路亡羊信可吁」（《天寒》）。處身在新舊交沖、中西激蕩的偉大時代，加強歷史的認知，正是「窮途回駕」，時猶未晚，且也是避免「歧路亡羊」的唯一辦法。我們對此，自宜知所戮力。

　　只不過，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歷史文獻龐雜無儔，要瞭解中國歷史的源流與交遷，我們「必讀」的又該是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