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城：新加坡打造現代亞洲

名人推薦：王文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林芳穎（TVBS聚焦東南亞製作人）
邱師儀（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主任）
翁履中（美國德州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張春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兼主任）
楊昊（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楊鳴（TVBS董事會顧問／資深媒體人）
劉亭廷（TVBS主播／資深記者）
蕭瑞麟（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教授）
（依姓名筆劃排列）
──齊同推薦──

陳佩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終身特聘教授兼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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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節選）

　　（……）
　　新加坡不同於其他亞洲城市。它在多種獨特層面上為世界各地的人們帶來啟發，並屢屢被譽為值得仿效的楷模──如果你是美國右翼人士，它代表自由企業的成功；如果你是非洲獨裁者，它象徵威權主義的高效率。從倫敦到洛杉磯，全球的教育工作者紛紛採用新加坡式的數學教學。新加坡不僅是像香港那樣的現代亞洲中心，它具備更宏大的存在意義──這座亞洲城邦如同軸心，現代世界圍繞著它，試圖從中尋求前行的啟示。
　　在我派駐新加坡第一年的年中，英國公投選擇退出歐盟。英國脫歐的決定，在我的新加坡朋友圈裡引來了一陣夾雜著困惑的調侃與笑聲。隨後川普（Donald Trump）的當選，進一步證明不受約束的民主可能帶來多麼不可靠的結果。對新加坡的觀察家來說，這宛如是歷史的明證：國家就是需要一隻強而有力的鐵腕來平息社會分歧，以免社會鴻溝擴大到足以撕裂國家的地步。那年秋天，新加坡副總理告訴我「民主現在並不走運」。
　　二十一世紀的最初二十幾年，對於自由民主國家來說是一段動盪不安的時期，外部遭受自信滿滿的獨裁者打擊，內部則受強人所蠱惑。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幾乎成為全球首選的經濟模式。而結合了消費選擇權與政治管控的「奇特聯姻」，席捲了北京到莫斯科的各個角落，對新加坡而言，這種模式並非新鮮事。儘管這個小島國定期舉行選舉──且選舉是自由而公正的──但每次選舉都是由同一政黨贏得壓倒性的勝利。在新加坡，選舉並未遭到操控，而執政黨要持續勝選，也根本無需舞弊造假。這個國家的民主建立在嚴格控制的框架之上，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以及工會和人權活動家的獨立性皆施加限制。中國及其整個後蘇聯時期各個威權政體，都曾密切研究過新加坡模式。個中的誘惑不言而喻：新加坡在限縮政治參與空間的同時，成功實現第一世界國家的繁榮。
　　新加坡於一九九二年生效的口香糖進口禁令，至今仍是其開國元勳李光耀對秩序的執念最廣為人知的例子。然而，還有更多日常法規突顯出這個國家在管理人民生活上，滴水不漏的嚴密程度。政府也曾發起「反隨地吐痰」和「反亂丟垃圾」的運動，對那些被逮個正著的違規者處以罰款，並透過媒體刊登其照片進行公開羞辱。口香糖禁令的頒布理由是，其殘渣一旦卡在列車門縫間，會干擾大眾運輸系統的順暢運行。這確實是一個問題，一九九一年便曾發生兩起因車門無法關閉而停駛的事件。然而，李光耀有時給人的印象是，人類本身連同其所有雜亂無章的不完美，就像堵塞了他那套系統順暢運作的口香糖殘渣。在菲律賓人民發動和平起義推翻獨裁者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數個月後，李光耀在一次演說中宣稱：「何謂正確，是由我們定奪──無須考量人民怎麼想。」

　　要理解現代新加坡，必須回溯到一切的起點：一九六五年。請暫且將那個由玻璃帷幕辦公大樓、電梯與空調所構建的新加坡拋諸腦後吧！想像一座建築低矮的城市，牆壁被炊煙燻成灰色，街頭小販用紛雜各異的亞洲語言吆喝叫賣──那是一處由殖民時期建築所組成的貿易聚落，周圍環繞著商家店屋，然後是延綿不絕的占屋區（squatter villages）。
　　一九六○年代，世界其他地方正值風起雲湧之際。一九六五年，美國首批作戰部隊抵達越南；飛鳥樂團（The Byrds）剛憑藉著〈鈴鼓手先生〉（Mr Tambourine Man）一曲登上排行榜冠軍；而電影《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正風靡全球影迷。
　　此時，新加坡出大事了。馬來西亞，這個疆域遼闊的聯邦，其國土囊括了馬來半島、星羅棋布的小島，以及廣袤叢林覆蓋的婆羅洲，正準備將其南端的那座彈丸小島逐出聯邦。這場分裂根源於該區一觸即發的種族政治，但真正讓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這位劍橋出身的執業大律師──憂心忡忡的是脫離大馬獨立的後果。
　　作為島上華裔多數族群的一員，李光耀才智過人，個性強勢極具魄力。他於一九五九年當選新加坡自治邦總理，當時新加坡仍是英國殖民地。一九六三年，他帶領國家與馬來西亞組成聯邦。那場一九六五年的電視記者會，生動地捕捉到他百感交集的痛楚。「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痛苦的時刻，」李光耀說道。他身穿一件筆挺的潔白襯衫，繫著深色領帶，頭髮向後梳得油亮，露出寬闊高聳的額頭。他說：「因為……你們知道的，打從我成年以來，」說到這裡，他語帶哽咽，身體靠向椅背，用白色手帕輕拭眼睛，然後繼續說道：「我始終相信這兩塊領土應當合併與統一。」這段合併的經歷並不愉快，其瓦解更讓新加坡頓時變得脆弱。這座島嶼缺乏天然資源，甚至連淡水都依賴鄰近的馬來半島。其種族構成以華人為多數，馬來人（巫裔）和印度人為少數，這在一個有排華仇外歷史的地區中顯得獨特而顯眼。
　　當李光耀於二○一五年以九十一歲高齡逝世時，新加坡已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是在一九六五年，新加坡的工業基礎相當薄弱，生產蚊香之類的商品，並加工橡膠和錫。與馬來西亞斷絕關係，讓這座島失去了龐大的內需市場。
　　新加坡最強大的優勢在於其地理位置。這座島嶼位處麻六甲海峽的出口，這條穿行於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島之間的水路，提供了印度與中國之間最直接的航運路線。由於這條海峽極其狹窄──最窄處僅一點五海里寬──且通過的貨物價值連城，控制它的一方便能從全球貿易中分得豐厚可觀的利潤。
　　湯瑪士‧史丹佛‧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在一八一九年於新加坡建立英國殖民地時，便洞察到了此地的優勢，並在當年寄回家鄉的信件中，談及這個新基地的商業與地緣政治優勢。他描述了自己在馬來人稱為「獅城」（Singapura）的新加坡插上英國國旗，並稱其為「一座大型的貿易商埠和樞紐，我們可以由此延伸政治影響力」。來自中國的絲綢，來自現今印尼「香料群島」的肉豆蔻、肉桂和丁香，以及來自歐洲的工業製成品，全都經由新加坡轉運。這座如今對毒販判處死刑的城市，曾是大英帝國鴉片貿易的核心中樞，鴉片從孟加拉（Bengal）地區和比哈爾地區（Bihar）的罌粟田流向中國的大清煙鬼。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罌粟貢獻了殖民政府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五的財政收入。這座島嶼在古代曾是漁村，到了十四世紀，成為一個繁榮的區域貿易中心，當時被稱為淡馬錫（Temasek）。但奠定現代化新加坡基礎的，是萊佛士和鴉片貿易。
　　隨著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的建成，歐亞航程大幅縮短，貿易因而激增。一八六九年蘇伊士運河開通當年，有九十九艘蒸汽船停靠新加坡碼頭。十年後，此一數字增長至五百四十一艘。鴉片貿易及隨後的橡膠與錫貿易，使英國統治者及其亞洲買辦致富，形成一個強大的華裔商人和金融家階層。殖民時期的新加坡是一個港口城市，人口流動大且多為男性，背後隱藏著妓院、暴力犯罪幫派和鴉片館的陰暗面。
　　一九六五年，即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痛苦分家的那一年，它已是亞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貧富差距極大；絕大多數人口是薪資微薄的體力勞動者。新加坡也極為脆弱──既容易遭受軍事征服，如一九四二年日本帝國的殘酷示範，同時也面臨內部的分裂。當星馬分裂時，年僅四十二歲的李光耀，治理著一個種族和語言複雜多變的社會；即使是在華裔多數群體中，也因方言各異而支離破碎，他們分別操著福建話、潮州話或廣東話。多年後，李光耀對《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說：「我們不具備構成一個國家的基本要素，這裡的人口並非單一族群組成，也沒有共同的語言、文化與命運。」事實證明，這種族群混雜的狀態有如火藥桶；一九六四年接連兩次的族群騷亂導致逾三十人死亡。
　　到了一九六五年，失業率約為百分之九。幾年後，英國人補上一記重拳，宣布關閉其軍事基地，該基地雇用了約四萬人。新加坡面臨失業率飆升和國防薄弱的威脅。
　　新加坡的命運因一股非凡的政治能量爆發而改變。李光耀政府轉向發展出口導向的工業，並邀請跨國公司前來設立基地。左翼工會被收編，以確保良好的勞資關係，同時政府投入資金於住房、教育和世界級的基礎設施。官員們以廉潔著稱，這令投資者感到安心。而這種廉潔且高效的治理，結合了勤奮的人民及經濟自由主義，使新加坡成為該地區的異類。這是一套成功的配方：獅城發威嘶吼，隨後數十年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每年達百分之九。在短短五十年間，這座潮溼且瘧疾肆虐的殖民轉運港脫胎換骨，先是在一九六○年代後期轉型成半導體製造基地，一九七○年代躍升為全球金融中心，接著又在一九八○年代變身為石化工業重鎮。
　　時機恰到好處也發揮一定的作用。當新加坡啟動其出口產業時，亞洲其他地區大多仍門戶深鎖，若非奉行自力更生而非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便是處於共產政權統治之下的封閉狀態。新加坡與其他「亞洲四小龍」──香港、南韓和臺灣──一同成為全球化的開路先鋒。從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九○年代，這四小龍年復一年地締造了驚人的經濟增長。在這四個經濟體中，經濟上的成功皆帶來令人目眩神迷的劇烈變遷。文盲勞工的兒孫輩成了大學畢業生，並開始出國度假。隨著受過教育且富裕的群體強烈要求在政治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係也發生變化。性別平等取得長足的進展，並有越來越多女性走入職場。由於村落與宗族間的傳統連結逐漸鬆動，取而代之的是激進政治與宗教等新興勢力的崛起。當經濟增長開始放緩時，這四個經濟體已成為全球最富裕的社會之一。根據二○二○年《富比士》（Forbes）全球富豪榜，這個人口僅有五百七十萬的島嶼，擁有十二位億萬富翁。相比之下，英國有二十四位，義大利則有十五位。
　　現今的新加坡是一座舒適的城市，向世界展示著國際化的面貌；大多數初次到訪的遊客都會被其耀眼的天際線、頂樓無邊際泳池和時尚的雞尾酒吧所震撼。一九六五年，其人均GDP──用以衡量國民生活水準的指標──與約旦相當。如今，它已超越日本。新加坡模式的優勢不僅限於超級富豪階級，其社會福利安全網的範圍雖窄，但非常穩固。這裡沒有失業救濟金，但政府確保每個人都能獲得國家興建的房屋（即組屋）。無家可歸者極少，根據二○一七年的統計，新加坡只有一百八十人露宿街頭，且多為男性。國家資助的教育體系是全球最優秀的體系之一，數學和科學教育經常蟬聯全球排行榜首。
　　這整套體系處處烙印著某個人的鮮明性格。在這座他所建立的城市裡，沒有一尊李光耀的雕像，僅有一所機構以他的名字命名──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但凡想瞻仰他豐功偉業的人，只需環顧四周即可。自一九五九年新加坡在英國統治下獲得內部自治權起，李光耀一路擔任總理直至一九九○年為止。而在卸下總理職務後，他仍留任內閣，先後擔任資政及內閣資政，直至二○一一年。
　　李光耀對「絕對的禁令」懷有一股狂熱；這種執念常見於那些深怕被自身慾望所出賣的人身上。他年輕時是一個大菸槍，戒菸後成為極端的反菸人士，甚至命令內閣同僚想抽菸時離開房間。他持之以恆地騎室內腳踏車來鍛鍊身體，他對健康飲食極為講究，偏好清湯、切成極小塊的牛排以及大量的水果。偶爾──大約每四個月一次──他會屈服於誘惑，差人去買一份穆塔巴克（murtabak）印度煎餅，這種油膩的肉餡煎餅是島上甚受歡迎的庶民小吃。他生活簡樸，與妻子及三個孩子住在一棟樸實無華的洋房裡。他與同樣畢業於劍橋大學的律師柯玉芝的婚姻，歷久彌新、忠貞且美滿。晚年，當妻子因多次中風而臥床在床時，他總會在一天結束時，為妻子高聲朗讀她最喜愛的詩歌。
　　與這種居家生活的寧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在公開場合的舉止常常帶有攻擊性的輕蔑，既有大律師在法庭上的趾高氣昂，又有老練政治家那尖銳犀利的措辭。他在一九八四年的一場演講中如此嘲諷道：「人權？那能換成錢嗎？」雖然在個人生活中沒有暴力傾向，但他對殘酷意象的偏好，反映出他對人性抱持著極度悲觀的看法。他曾警告對手說：「任何想跟我叫板的人都得先戴上手指虎（knuckle-dusters）。」他隨後又補充道：「要治理華人社會，別無他法可行。」

　　在亞洲四小龍中，南韓和臺灣於一九八○年代末從獨裁轉型為民主國家。兩國的政黨開始爭奪權力。香港在回歸全球最專制的其中一個國家後，即使仍保有言論自由、獨立的司法體系和新聞自由，卻逐漸成為一座危殆不安的自由孤島。
　　而新加坡則走自己的路。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不容許任何挑戰者。執政黨與所有其他權力中心關係密切，從媒體到工會皆是如此。被視為顛覆性或威脅國家利益的報紙面臨停刊或高階主管被拘留的命運。反對聲音，無論是敵對政黨的政治人物還是批評政府的部落客，都因誹謗訴訟纏身而被迫噤聲。
　　「局外人」不久便會發現新加坡的自由其實相當有限。嚴苛的法律允許當局起訴舉行和平集會的社運人士，除非事先獲得警方的許可。一名在多數國家僅會被視為跳梁小丑的青少年部落客，卻因其挑釁言行而兩度入獄。男性之間的性行為仍屬刑事犯罪。新加坡上一次合法罷工是在一九八六年，當時工人們在一家名為Hydril的小型美國油田設備公司前進行罷工示威。當局對於未經官方批准的罷工反應極其粗暴。一九八○年，新加坡航空飛行員發動非法罷工，李光耀告訴他們：「你們玩這種遊戲，就會有人頭破血流。」
　　新加坡執政菁英信奉的核心價值是「菁英治國」（Meritocracy）。要角逐該國政府的高層職位，其競爭可說是異常激烈。部長們個個擁有世界頂尖大學的學位，包括劍橋、哈佛和耶魯。他們的專業涵蓋理工和社會科學──當財政部長在二○一六年的一次內閣會議中昏倒時，三位受過醫科訓練的同僚迅速衝上前搶救。
　　新加坡無暇悲秋傷春、依戀過往。那些雜亂無章的殖民時期工人小屋，屋內供奉著香火繚繞的神龕，屋外則有蔭涼的門廊，全都迅速地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空調高樓，藉以在這個擁擠的島嶼上實現房地產價值的最大化。那些曾經穿梭街頭，販賣著滋滋作響的炒粿角與濃郁蝦麵的手推車攤販，被集中到衛生整潔的露天美食廣場。甚至連語言──在許多國家被視為珍貴的民族團結象徵──也未能倖免於這種對過去的不耐；曾是多數人母語的華南方言，在務實的考量下遭到棄用，讓位給了新加坡華語（Mandarin）。新加坡的成功，正是奠基於為國家利益而作出艱難決策的決心之上。
　　（……）

〈導言〉（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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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不同於其他亞洲城市。它在多種獨特層面上為世界各地的人們帶來啟發，並屢屢被譽為值得仿效的楷模──如果你是美國右翼人士，它代表自由企業的成功；如果你是非洲獨裁者，它象徵威權主義的高效率。從倫敦到洛杉磯，全球的教育工作者紛紛採用新加坡式的數學教學。新加坡不僅是像香港那樣的現代亞洲中心，它具備更宏大的存在意義──這座亞洲城邦如同軸心，現代世界圍繞著它，試圖從中尋求前行的啟示。
　　在我派駐新加坡第一年的年中，英國公投選擇退出歐盟。英國脫歐的決定，在我的新加坡朋...

〈推薦序　獅城的成就與代價：從新加坡讀懂現代亞洲的治理選擇〉

文／陳佩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終身特聘教授兼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當代世人談論新加坡，往往落入兩種敘事：崇拜者視其為自由市場、高效治理與經濟發展的典範；批評者則以「執行死刑的迪士尼樂園」形容其秩序井然表象下的鐵腕統治。然而，當國家發展經驗被簡化為「成功故事」，其歷史的複雜性、制度形成的條件，以及繁榮背後的社會代價，也容易遭到遮蔽。吉萬‧瓦薩加爾的《獅城：新加坡打造現代亞洲》正是一部穿透新加坡神話、重新思考現代亞洲國家治理與發展道路的重要著作。
　　本書最值得肯定之處，在於作者並未將新加坡寫成一部從貧窮走向富裕的單線國家發展史。憑藉《金融時報》記者的敏銳觀察，以及其家族與新加坡之間的生命聯繫，瓦薩加爾在宏觀制度分析與微觀社會書寫之間往返。他從殖民商埠、帝國貿易與移民社會談起，追尋探索新加坡如何在族群政治、冷戰秩序、區域安全及全球資本流動的交會中形成。讀者因而得以理解，新加坡並不是一座孤立的島國，而是東南亞歷史、殖民資本主義與現代世界體系共同塑造的產物。
　　本書尤其將新加坡放回地緣政治與小型國家生存的座標之中。一八一九年以後，新加坡憑藉麻六甲海峽南端的戰略位置，逐漸成為大英帝國在亞洲的重要商埠；一九六五年星馬分家後，這個缺乏天然資源、腹地與穩定水源的城市國家，不得不展開一場近乎背水一戰的生存博弈。這種由脆弱感所催生的危機意識，深刻形塑其國防、外交與經濟政策。從出口導向工業化、引進跨國企業到建構精銳國防力量，新加坡始終以高度務實的方式，在區域強權與國際市場之間尋找生存空間。對於研究小型國家如何在強權競爭中維持自主性的學者與政策制定者而言，這是一個極具啟發性的案例。
　　從發展研究的角度來看，新加坡也是「發展型國家」理論極具代表性，卻無法被簡單複製的實例。廉潔專業的官僚體系、強大的政策執行能力、國家資本與跨國企業的結合，以及對教育、醫療、住宅和基礎建設的長期投入，共同促成其產業轉型。政府不只是市場秩序的維護者，更是資源配置者、產業引導者與社會工程師。新加坡的經驗提醒我們，經濟發展並非單純解除管制或吸引外資的結果，而有賴國家能力、政策延續性，以及將經濟成長轉化為公共財的制度安排。
　　書中對「工程化社會」的討論，具體呈現這套治理模式的成就與代價。政府透過大規模組屋建設、土地政策與族群配額，改善居住環境、大幅提升人民擁屋比例與居住穩定性，並將公共住宅轉化為國族整合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工具；公共衛生、教育分流與勞動政策，則進一步形塑了國民生活與向上流動的軌跡。另一方面，以用人唯材為訴求的菁英治理模式，也可能使教育競爭與既有階級差距相互強化。制度看似依據能力公平選拔人才，卻未必能消除家庭資源、社會網絡及文化資本所造成的不平等。
　　更重要的是，本書並未將治理效能等同於政治正當性。新加坡以物質安全、居住保障和向上流動的機會，建立國家與公民之間特殊的社會契約；與此同時，言論、媒體、集會與政治競爭所受到的限制，也是這套制度不可忽略的一面。作者對「亞洲價值觀」的討論尤其發人深省：所謂重視秩序、紀律與集體利益的亞洲文化，究竟是歷史形成的社會倫理，還是國家為限制政治參與而建構的治理論述？新加坡證明，資本主義、市場開放與全球化未必自然導向西方式自由民主；但其成功也不能簡單歸因於威權統治。真正具有解釋力的，是專業文官、反貪腐制度、政策學習、公共投資與危機治理能力。若只模仿政治控制，卻忽略制度建設與公共責任，所複製的便不是「新加坡模式」，而只是缺乏制衡的權力統治。
　　在政策層面，本書所論及的公共住宅、人口老化、低生育率、移民與移工、疫情治理、數位監管及氣候風險，都是臺灣和其他亞洲社會正在面對的課題。新冠疫情揭示，即使新加坡擁有高效的公共衛生體系，仍可能因移工宿舍的惡劣居住條件而出現破口。這說明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全無法分割；被排除於福利與公民權之外的人群，不僅是人權議題的主體，也可能成為整體治理韌性的缺口。此外，人口政策亦不能停留在鼓勵婚育或引進勞動力，而須同時改革住宅、照顧、勞動與移民制度。
　　對臺灣而言，新加坡經驗尤其具有比較意義。兩者都是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天然資源相對有限，且重視人力資本的經濟體，也同樣身處大國競爭與供應鏈重組的前沿。然而，政策借鑑不能脫離歷史條件與制度脈絡。新加坡的城市國家規模、港口位置、殖民遺產與政治體制，皆非其他國家所能移植。真正值得學習的，不是一套固定解決方案，而是長期規劃、跨部門協調、政策試驗及因應環境變化修正制度的能力；同時，民主社會仍須堅守公開辯論、權利保障與多元參與的基本價值。
　　當全球化遭遇逆風、地緣政治競爭升溫，氣候變遷與人口結構又同時衝擊既有發展模式，新加坡以紀律、效率與經濟成長維繫的社會契約，也正面臨重新協商的挑戰。未來的國家治理不能只追求一套運轉精密的制度，更必須回答：誰能參與決策、誰被納入共同體，以及繁榮的成果與社會風險應如何分配。
　　我誠摯推薦《獅城：新加坡打造現代亞洲》給所有關心東南亞、比較政治、國際關係、發展研究與公共政策的讀者。這本書既不神化新加坡，也不以單一價值否定其成就，而是引導我們在成功與代價、秩序與自由、國家能力與社會包容之間開展更成熟的思考。閱讀新加坡，不只是認識一座獅城，更是在理解現代亞洲如何形成，以及我們希望共同創造一個什麼樣的亞洲。

〈推薦序　獅城的成就與代價：從新加坡讀懂現代亞洲的治理選擇〉

文／陳佩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終身特聘教授兼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當代世人談論新加坡，往往落入兩種敘事：崇拜者視其為自由市場、高效治理與經濟發展的典範；批評者則以「執行死刑的迪士尼樂園」形容其秩序井然表象下的鐵腕統治。然而，當國家發展經驗被簡化為「成功故事」，其歷史的複雜性、制度形成的條件，以及繁榮背後的社會代價，也容易遭到遮蔽。吉萬‧瓦薩加爾的《獅城：新加坡打造現代亞洲》正是一部穿透新加坡神話、重新思考現代亞洲國家治理...

推薦序　獅城的成就與代價：從新加坡讀懂現代亞洲的治理選擇／陳佩修

導　言
第一章　東方商埠──萊佛士與新加坡的創建
第二章　「血將流成河」──與馬來西亞的分裂及現代新加坡的誕生
第三章　工程化社會──新加坡執政菁英如何創建一個國家
第四章　新加坡夢──財富、信仰與社會
第五章　模範城市──都市設計、住宅與氣候變遷的建築學
第六章　鐵腕統治下手提Gucci包──異議人士、倡議團體與審查制度
第七章　對抗疾病：從結核病到新冠肺炎──控制感染的需求如何重塑這座城市
第八章　「無人欠新加坡一份生計」──學校、大學與新創企業
第九章　馴服網際網路──讓社交媒體俯首於權力腳下
第十章　新加坡公司──家族企業與國家經濟
第十一章　亞洲價值觀──捍衛新加坡──槍砲與思想的強強聯手
第十二章　抵抗的藝術──藝術、變遷中的社會與表達的邊界
第十三章　罪惡之城──性工作、賭博與非法毒品
第十四章　人口挑戰──約會、老化與移民
第十五章　未來

後記
致謝
延伸閱讀
參考文獻

推薦序　獅城的成就與代價：從新加坡讀懂現代亞洲的治理選擇／陳佩修

導　言
第一章　東方商埠──萊佛士與新加坡的創建
第二章　「血將流成河」──與馬來西亞的分裂及現代新加坡的誕生
第三章　工程化社會──新加坡執政菁英如何創建一個國家
第四章　新加坡夢──財富、信仰與社會
第五章　模範城市──都市設計、住宅與氣候變遷的建築學
第六章　鐵腕統治下手提Gucci包──異議人士、倡議團體與審查制度
第七章　對抗疾病：從結核病到新冠肺炎──控制感染的需求如何重塑這座城市
第八章　「無人欠新加坡一份生計」──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