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把地獄搬到了人間：炎黃子孫在馬列子孫統治下的苦難記憶

序：最不應該遺忘的是“犯錯的”過去
不願作奴隸的田漢——站起來了嗎？
是誰站起來了？董希文卻倒下了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梁思成
鄧拓沒有死在敵人的手上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李劫夫——死在了毛主席治下的“學習班”
懼怕含冤不白的傅雷夫婦吊死在新社會
共產之鬼陳寅恪
晚年失去自由言論陣地的陳序經
不能容忍自己適應奴役的儲安平
滿腦音符的馬思聰“文革”中亡命天涯
林昭——不自由、毋寧死
《出身論》的殉道者——遇羅克
共產黨員毛遠新殺死了共產黨員張志新
胡適之子胡思杜不是死於自殺，而是被謀殺

 

推薦序

　　田漢，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者；董希文，油畫《開國大典》的作者；梁思成，「人民英雄記念碑」的設計者；鄧拓，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日報》的首位總編輯……等等這些人，都不是十惡不赦的惡人，甚至很多都是共和國的功臣，可為什麼這些人，很多都不得善終？很多都不得好死？本書以思考的形式作傳，拋磚引玉，探討馬列主義統治下炎黃子孫苦難深重的命運。

作者序

最不應該遺忘的是“犯錯的”過去

　　如果你想瞭解一個人或一件事物，不論他是位高權重還是一介布衣，是璀璨珠寶還是粗糙石頭，最好以平常心平靜地去看待與他相關聯的一切。否則，你所看到的事物，要麼是仰視得來的，要麼是俯視得來的，無論你的位置或高或低，你所看到的,都會偏離正常的畫面而產生畸變。

　　水晶棺似乎是共產黨發明的專利，從列寧到斯大林，從斯大林到胡志明，從胡志明再到毛澤東，這些開國之人都享有這種死後的特殊待遇。對於水晶棺工藝流程我並不關心，但對於水晶棺中不腐之身卻有著強烈地好奇之心。從郭大龍先生的《素棺》中，我們大概可以窺得一二。那就是人死之後要解剖，把五臟六腑都得取出來，差不多只留肌肉與骨頭，然後得經過消毒與藥水浸泡處理，最後才能放入真空的水晶棺中。其實我們看到躺在水晶棺裏栩栩如生的毛澤東，只是具沒心沒肺的屍體。我覺得這是一個最有現實意義的幽默，一代開國之人，最後居然變得沒心沒肺。然而，這也正生動地給爭權奪勢、勾心鬥角、你死我活、現實黑暗的政治，做了一個最為貼切的寫照；水晶棺中的毛澤東——沒心沒肺，它似乎象徵性地暗示了獨裁政治的無情與黑暗。

　　更有意味的是，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與眾多宣導喪葬改革的人，在懷仁堂簽名提倡火葬。然而二十年後，他卻若無其事地躺在了水晶棺中。無論做何種解釋，都與宣導優秀文化扯在一起有點牽強。如果說，最終存屍於水晶棺是毛澤東自己最後的決定，那麼說明他是個言而無信的人；而如果把這種言而無信，用《三國》口銜天憲的曹操“我說的話可以不算數，你們就不行”的標準來衡量的話，那麼顯然是蠻不講理、漠無天道的體現。如果說，最終存屍於水晶棺是組織的決定，那麼這就顯然是對於死者的不夠尊重，是對毛澤東遺言的背叛；如果組織定要大而化之，以“國家利益”的名義為存屍水晶棺找理由，那麼只能說明，這個組織是個背信棄義，又不擇手段的組織。

　　這種說得好聽是為了“國家利益”，說得不好聽是“強姦人意”的做法，現在中國卻大其道。每年民不知曉“代表人民意志”去北京開兩會的所謂“人民代表”，卻是最為典型的例子；還有玩過場的，暗中操縱的各種所謂的新聞發佈會；還有由上級領導欽定的，走走形式的所謂的村民選舉；還有每天七點黃金時段，各省電視臺必須播出的新聞聯播；還有紙上談兵的憲法第三十五條，而現實當中卻不復存在的出版、新聞、結社等等自由，還有……這些無一不是把毛澤東送入水晶棺式做法的延續，這種延續——延續了文化的虛偽本性，延續了個人意志不受尊重的劣根性。這種“不尊重”的病毒，深藏於民族文化大腦的細胞當中，它隨時都可以威脅到任何人，小到一介草民，大到一國之君毛澤東，也不能倖免。

　　毛澤東統治中國幾十年，他披著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外衣，實享受著封建帝王的惟我獨尊，獨裁著中國的一切。事實證明，他留給中國的遺產，除了進入水晶棺，結束了“治國無方，擾民有術”的最為黑暗的統治之外，似乎很少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主席終身制，如果毛岸英不那麼早夭折，說不定中國是朝鮮的榜樣——世襲制；他的雙百方針下的“陽謀”，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自己口銜天憲，全然沒有一點封建帝王都懂得的一言九鼎的影子。在他的統治下，法律成為了笑話，“走狗”堂而皇之的寫進了憲法；在他的統治下，恐怖伴隨著國人的生活，迫害無處不在，大家說話都得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禍從口出；在他的統治下，政治運動不斷，人為的災難也不斷，有不知多少家庭，被迫捲入無情的運動漩渦中，弄得妻離子散，整得家破人亡。他不知道什麼是定國安邦！他不知道他所統治的子民，需要安居樂業！他一生值得後世有用的標榜並不多。你看他把中華民國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私心，你看他對那麼多老同志的下手無情，你看他老死任上對權位的貪戀。說心裏話，他所說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好像說的是他自己，因為最終別人都倒下了，唯獨他自己站起來了，壽終正寢。

　　很多人都把毛澤東的功過七三分，其實是一種對權貴獻媚的說法。對於歷史或現實中的人物，當權者，尤其是國家領導人，我們寧可苛刻些，少些寬容，更不應該輕易來過往不咎；因為他們的過失，往往會給很多人帶來災難，這種災難往往是滅頂的，所以我們需格外小心些；而對於他們的過錯，我們必須時時毫不客氣地牢牢抓住;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知道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所犯下的錯誤；也只有這樣，他們及他們的接班人才會吸取教訓，才不會輕易地去犯錯。

　　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國，文化底蘊最多，同時它的包袱也最多。有時候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我們傳統文化的優越性，其實是沒有必要的。文化的優劣，不是通過強調就能見分曉的。一塊土地的好與壞，它不是我們嘴巴上說了算的，一種莊稼就知道了。無論是西化還是中化，文化本身只是塊土地。什麼莊稼適合在哪里種，莊稼比誰都清楚。種罌粟的地方不一定適合種玫瑰，適合種玫瑰的地方也不見得就能種罌粟。如果定要違反自然規律，桔變成枳是無法避免的。我們沒必要拿曾經的輝煌來掩飾現在的落後，就像一個乞丐說他爺爺的爺爺是宰相一樣是件毫無意義的事情，唯一有點積極意義的是承認自己就是乞丐，然後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自己的命運。中國有時候什麼都不缺，就缺一種勇於面對的精神。因為不敢面對，有時候我們一錯再錯，一錯到底。因為不思悔改，使很多機會錯過了，使我們與人類文明漸行漸遠。

　　唐代有個故事，那是唐太宗為了表彰崇德報功，不忘革命感情，就叫閻立本為他的二十四位功臣一一畫像，掛在淩煙閣。可是後來，這二十四位功臣當中一位叫侯君集的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殺不可，唐太宗對這位“朋友變敵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著向侯君集說：你造了反，非殺你不可，但你是我的老同志，我不能不想起你、懷念你，我再上淩煙閣，看到你的畫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為卿，不復上淩煙閣矣！”

　　差不多的故事近代也有一個，可是我們的做法，卻不是唐太宗的“吾為卿，不復上淩煙閣矣！”。

　　現在藏於北京革命博物館的《開國大典》，這幅畫經歷過三次劫難：1952年底，畫家董希文奉中央美術院的命令製作此畫，耗時兩月於1953年完成。1955年高饒事件後，董希文奉命將畫中的高崗刪除（高崗與饒漱石，因反對周恩來、劉少奇的領導，而被打倒），原位以一盆鮮花代替，為第一次修改；1971年文化大革命中，董希文又奉命將劉少奇刪除（劉少奇被打倒），原位以董必武填補，為第二次修改；1972年，又接命令，去掉畫中的林伯渠（刪除的原因，林伯渠在延安時，曾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因董希文畫不動了，遂現場當指導，由靳尚誼動手，在複製的新品上，將林伯渠去掉，此為《開國大典》的第三次修改。1979年，基於“實事求是”原則，畫家閻振鐸、葉武林受命，在複製品上，恢復了1953年董希文成畫時的本來面目。

　　在一個詭誕的年代，一幅畫也因為染上了政治色彩變得多災多難。這使我想起了愛因斯坦那個可愛的老頭，對他的相對論的解釋：他說當他成功了，德國人說他是德國人，法國人說他不是德國人是猶太人，因為法國人恨德國人；而當他失敗了，法國人說他是德國人不是猶太人，德國人卻說他不是德國人是猶太人，因為德國人恨猶太人。這就是現實的政治，為了利益，枉顧事實的政治。

　　當然，我們也不必太消極。毛澤東說數英雄人物，具往矣；同樣，這些讓我們無法開顏的事情，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成為“往矣”。想想德國領導人，在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地方，下跪道歉；想想澳大利亞領導人李克文，向丟失小孩的原著民，說對不起；想想臺灣總統馬英九，向“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賠不是。這些，都是社會的進步。

　　法國前總統德斯坦，在給《圓明園大劫難》一書所做的序言裏說：“記憶的責任，意味著必須承認和不忘記過去的錯誤和罪行，不論是他人還是自己所犯”。對於歷史的記憶，大多時候是有選擇的，有的有意選擇遺忘，有的選擇刻意銘記。但我總認為，對於那些在歷史上，所犯下的過錯與罪行，我們是最應該銘記的。因為記住它，就意味著我們不會再走曾經走過的老路與彎路，我們也就會，更多地享受一份幸福而非痛苦。

　　2022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