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民主行動的機會與方法
顧玉玲（作家、社運工作者）
與其說計老師吸收我加入地下工作，倒不如說，她給了我一個機會。同時，也給了我一個方法。這樣的機會跟方法，讓我可以想的更完整。至於有人問我，會不會為這樣的經歷感到後悔？不會。我當然不會。 我這一輩子，從年輕到現在，仍然為此感到光榮。──劉建修
陳柏謙編著的《激進一九四九：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打破過往以個人為主、偏向「時序縱軸式」的口述歷史書寫，改以案件為中心的研究取徑，依「案件橫軸式」重建史實，將個別案件鑲嵌在更大的政治、經濟局勢中。全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郵電案為核心，梳理二戰結束至戒嚴前密集的工人抗爭風潮，建立「省籍為表、階級與民主為裡」的歷史詮釋，定性其為台灣民主運動中不可忽視的一環。第二部分的口述歷史訪談，以及第三部分精選的郵電工人文章，以郵電工人作為發聲主體，改寫過往白色恐怖受難者無知、無助的單一形象，呈現戰後青年積極學習、建立思想、團結行動的歷程，並留下光復初期的社會現況及勞動者心聲。
左翼工人組織推動台灣民主運動
序言就從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的郵電工人大遊行的畫面開始，微雨中拉著布條與標語的郵電工人，從台北郵局遊行至台灣省政府，爭取台灣員工「歸班」，納入郵電局的正式編制，與外省籍員工同工同酬。
這場戒嚴前最大規模的群眾行動，回溯自一九四六年甫成立的郵務工會所設立的「國語補習班」，促成工人自主結盟組成「補習班同學會」，發行《野草》刊物，積極參與工會活動。遊行結束後，郵局與電信局正式分家，歸班問題也獲解決。但同年五月《台灣省戒嚴令》正式公告，隨後施行《懲治叛亂條例》、《戒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實施辦法》、《檢肅匪諜條例》等，政府強力鎮壓社會進步力量。一九五○年起，郵電案人員陸續被逮捕，計梅真、錢靜芝兩名江蘇籍的國語教員遭到槍斃、三十三名台灣籍郵局與電信員工獲判七至十五年不等刑期。
在那個時代，郵電工人抗爭並非偶然的孤立事件。本書的研究團隊爬梳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年間《民報》、《公論報》、《和平日報》所刊載的重大勞資爭議事件，整理出總計五十六起的工人抗爭行動：包含清潔工、垃圾工、醫院員工、學校教職員、公部門職員、國營企業工人、礦工、廠工、司機、船工等，以各式激烈手段在職場罷工、罷教、罷診、怠工。他們的訴求以薪資、年終考績、歸班等勞動條件為主，但也不乏米價、鼠疫等社會議題，更有多起抗議軍警憲兵毆打工人。從列表得以看出，彼時普遍性的社會不滿，一來是因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幣值快速下滑，原有薪給入不敷出，二來則源自國府來台接收國營企業後，將本省籍員工留用多年未能歸班，導致本外省籍薪水相距五、六倍。
脫離殖民統治後，台灣已出現各行各業工人積極組建工會，見諸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中，也曾提列罷工權及勞動保護議題，延續至上述的工運剪報佐證，在在說明了戰後至戒嚴間曾有一波重要的工運風潮，在台灣爭民主的歷程中占據主力，卻遭當代史家輕忽、遺忘。
這本書的關鍵作用即在於此：以郵電案為中心的研究取徑，既重建白色恐怖鎮壓工運的史實，也連結二戰前後不曾缺席的左翼戰鬥史，豐富台灣轉型正義的視域，積極與當代社會對話。
工人作為主體的組織與行動
身為工運組織者，郵電案史料中最觸動我的，是扎扎實實的組織工作及方法。
戰後脫離殖民統治，台灣人民自發性學習中文的熱潮，促成了郵務工會開設「國語補習班」。組織經驗豐富的計、錢兩位老師，選讀魯迅、巴金、老舍、高爾基等人的作品，帶動工人從閱讀文學，反思自身經驗，經由對話與現實分析，建立全新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歷經一年半的課堂討論、日常拜會等密集接觸後，成立「補習班同學會」。針對一般成員，以研究、編輯、團康的任務編組，藉著郊遊、爬山、海水浴場、音樂欣賞會等軟性活動，或討論會、座談會等研究學習，保持人與人的接觸與思想提升。針對核心成員，則有計劃性地發展工作，一方面由許金玉等人進入省郵務工會，直接介入工會運作；一方面編輯出版《野草》刊物，向全台灣的郵電員工徵稿，並製作歸班運動專題及員工問卷調查。最終這兩條路徑匯聚在工人的集體請願行動。
也就是說，組織的先決條件，在於創造符合工人需求的機會。補習班滿足工人的現實需求（學習國語），語言教材取自歌詞、電影、文學等作品，引發學員對自身處境（階級與社會不平等）的認識，建立思想與知識配置。工人的學習需求是組織的初步機會，但還得繼續挖掘共通的勞動困境，才得以推動進一步的集結。要求「歸班」、「同工同酬」以解決台籍工人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就是一個足以召喚全省郵電工人的機會。
至於組織方法，則是在教學與日常生活中融入思辨的對話，促成學員間的相互提問與討論，尊重工人的發言主體，而非單向灌輸進步理念。劉建修是電信局的事務員，他提及「每一堂課計老師會讓同學盡量發表意見」，並經常到宿舍找他談話，「談話的內容從家庭到生活日常，無所不談。……了解彼此的出身背景，漸漸地擴大到對於社會與時局的看法。」透過課堂討論與私下的心得報告，「這個過程，我逐漸明白了什麼是階級與不平等。」他的轉變歷程，幾乎也是許多核心成員的共通經歷，從口述記錄中，都可以找到具體互動的證辭，非常細膩且動人。
組織工作的繁複、細密，個別的人在其中所受的啟蒙、所下的決心，絕非官方判決文所言：「渠等素受日治時代奴化教育，對於政治認識膚淺，易於被人誘惑。」當個別的成員入黨後，也開始發展組織工作，既要動腦筋在同學會辦活動，也要花力氣觀察適合發展的對象，並在接觸中作出風險判斷，而這個歷程是由老手帶新手的就地鍛練，既是智識上的補強，也是能力上的精進。
語言作為溝通的工具，也同時承載著思想與價值觀。《野草》的出版，讓初學中文的工人們有一個練習寫作的平台，同時也發揮團結郵電工人、凝結行動共識的作用。若說《野草》以文學作為掩護，實則是為了推動工人運動，倒不如說，在一個通膨、米荒嚴重的壓迫年代，任何文化、藝術、教育活動，都不可能脫離就地反抗的政治性，一如彼時串連文學、戲劇、歌舞、美術的地下黨文藝戰線，以及郵電工人的鄉土藝術團演出。
壓迫從來不曾停止
距今已超過七十年的郵電案，對現今的台灣社會有什麼啟發呢？
回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春雨時節，郵電工人走上街頭，進行突襲式的大遊行，包圍省政府。四百多名郵電工人，步出「台灣省郵務工會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會」會場，高舉布條與標語，大聲喊口號，沿途陸續加入支持與聲援的群眾，到了省政府前已有兩千多人了……可見得郵電工人的抗爭，鼓動了一般民眾的熱烈聲援，成為戒嚴前台北街頭最後一次的大規模群眾運動。
隨後是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立法抑制人民結社，特務系統在各地吸收線民布建眼線，進行全民情報工作。解嚴後至今三十餘年，也幾乎與戒嚴等長了，許多檔案尚未解密，新的史料改寫舊的史觀，人民組織與議題的發展也各有不同。回顧過往，新世代經常陷入「現在已經民主化了」的迷思，譴責過往的國家暴力，慶幸身處民主時代，彷彿歷史的黑暗適足以襯托如今的光亮，而不是學習前人的反抗精神，對於現在進行式的社會壓迫有更多的反思。
但凡最保守的年代，正源於自覺民主已然完成，自滿的情緒使人漠視當下的壓迫，甚且抑制其他不滿的聲音。壓迫從來不曾停止，對現狀的自滿，從來就是民主運動的最大阻力。郵電工人抗爭的歷史，標誌在最黑暗的時代仍不放棄集結，有尊嚴地爭取權益，爭取各種機會、窮盡一切方法組織起來，以行動改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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