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從東亞環境史到全球史的捷徑
戴麗娟（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呈現在讀者眼前的這份中文譯本是來自英文原著的第四版，也是最新版。在短短十七年間（二〇〇二─二〇一九），這原是為美國大學部學生寫的教材已出了四版，這現象或許說明作者馬立博（Robert B. Marks）教授確實掌握到一個需求，也成功回應了這個需求：一部不是以西方文明為主角的全球化歷史，以及一份正視當代「人類世」危機的環境史。更難得的是，面對這樣複雜的主題，作者卻能深入淺出，用明快通暢的筆調，以三百頁的英文敘述六百年的歷史。
馬立博進入威斯康辛大學就讀時，原本是機械工程學的學生，當時美國在越南已陷入激戰，美軍轟炸河內許多交通基礎建設，這讓他意識到自己不能再只是學習橋梁建設，轉而對越南和亞洲文化有興趣。後來他以中國華南農村革命為博士論文的主題，於一九七八年畢業，博論也在一九八四年改為專書出版。對長時段地方米價變化的觀察，他思索的是中國農民如何生產出足夠的糧食來支撐龐大且不斷增加的人口，而這樣做的同時，農地不斷擴展和樹木砍伐造成的生態變化，又如何改變農村生活條件和不同資源的利用。華南虎這種森林動物在地方志內出現的蹤跡成為他推測農民起義頻率的指標之一。由於棲息的森林和可食的動物不斷減少，造成華南虎到人類的村落覓食，但最後仍逐漸走向滅絕之路。這從社會經濟史到環境史的轉向，徹底展現在他的第二本書：《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一九九八年劍橋大學出版，二〇一一年簡體中文版）。因為對嶺南環境史的深入分析，這本書成為他與世界其他地區環境史研究對話的基地。我們在其中已看到他以中國研究為踏板躍向全球史的傾向。
二〇〇二年，這本講述現代世界起源的書第一版面世。二〇〇七年，作者又出版一部從史前寫到當代的中國環境史通史。這樣的寫作和出版經歷，讓他在準備這本書的第三版（二〇一五年）和第四版（二〇一九年）時，得以添入更多環境史的關照。除了他本身對中國的一手研究外，他對世界其他地區研究的充分掌握，表現在此書處處呈現的連繫與比較中。
接觸過環境史家麥克尼爾父子（W. H. McNeill and J. R. McNeill）或加州學派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等人作品的讀者，可能會對書中某些論點產生似曾相識之感，但此書靈活運用長時段結構、中時段局勢、短時段偶發事件的分析手法可能更是來自法國年鑑學派大家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的啟發。的確，馬立博曾說過，布勞岱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讓他感覺耳目一新，提供他看待歷史的全新視角。布勞岱的另一部作品：《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是全球經濟史家對話的對象，在此書中也多次被引用。
在布勞岱提倡的這三種時段概念中，局勢（conjuncture）大概是最不易掌握的，但馬立博在此書中的運用算是相當成功。簡單地說，局勢就是一些原本各自發展、地區性的情況在某個時間點意外地聚合在一起，進而發展出某種變化趨勢，其影響程度超過所有獨立因素可能造成的結果，而且一旦形成後，其影響範圍往往橫跨原本有獨立發展動力的各個區域。馬立博在書中第一個使用局勢概念來分析的例子就是十四世紀在歐洲造成將近兩千萬人死亡的黑死病，這可能是在蒙古的欽察汗國圍攻黑海附近城市卡法時，將這種源起於青藏高原、並在亞洲大陸已肆虐過一陣子的鼠疫桿菌傳染給要返回熱那亞的義大利貿易商。雖然傳染途徑應該不只一個，但原本富庶的南歐地區人口在短時間內銳減，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趁勢擴張，阻絕了通往亞洲貿易的路徑，使得哥倫布之類的航海探險家必須思索開拓另一條到達亞洲的海路之可能性。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的橫越大西洋和一四九八年達伽瑪繞過非洲好望角進入印度洋一直都被視為是促成現代世界形成的關鍵時刻，但從大局勢來看，我們就知道，這絕非以西方航海技術比較好可以解釋的。更何況作者還不忘舉出鄭和在十五世紀初就七下西洋的例子來作為比較！
書中再一次運用局勢概念來分析的例子便是一七五〇年到一八五〇年間的工業革命。其主要發生場域雖在英國，但其影響不僅造成人類掙脫了舊生態體系的束縛，也徹底鬆動原本財富集中於東方的世界體系。為了說明這個變化，作者陸續以舊生態體系中各地的成長潛力衰退、歐洲國家戰爭的擴及面、新大陸殖民地的特殊性，以及英國煤礦的絕佳位置等等因素，一一分析。這種統合的視角，與以往我們熟悉的，以西方文明為主導力量，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歷經科學革命，「自然而然」引向工業革命的史觀截然不同。
書中第三個有關局勢的討論，則是十九世紀貧富差距的拉大以及所謂「第三世界」的形成。促成這個局勢的原因，首先當然是工業革命的結果，造成工業化國家和尚未進入工業化國家之間財富累積的速度不同。再來也有殖民的影響，並且因為全球許多地方生產模式趨於單一化、森林砍伐到達極限，使得任何天災的發生，都可能因居民沒有任何生業替代方案而造成饑荒。偏偏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間，發生了五百年來強度最大的三次聖嬰現象，造成許多地方不是旱災就是水災，糧食短缺的情況下，各地饑荒頻傳。此書根據戴維斯（Mike Davis）的《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大浩劫》（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估計當時亞、非、拉丁美洲在饑荒中慘死的人數總和可能有三千萬到五千萬人。氣候異常固然是禍源，但當地政府的無能與殖民政府的漠視和持續剝削，才是造成原本可以避免的浩劫變成人間煉獄的結構性因素。雖然我們所知的「第三世界」這一概念名詞是在二十世紀中葉冷戰初期出現的，但在十九世紀晚期就可看到歐洲主導的自由主義經濟和氣候因素合併造成的貧弱化現象。許多人群的革命正是這個大背景下的社會反映。二十世紀初化學肥料的發明固然突破自然界氮循環利用的瓶頸，使得農糧生產增加，可以餵養更多人口，但人口倍增形成的壓力、化學產物對環境的汙染，加上機械化生產造成的空汙和溫室效應，形成我們今日被迫面對的「人類世」危機。
除了明顯以結構和局勢概念所做的分析外，書中不少地方也提醒我們歷史中「偶然」的成分。西班牙人在殖民南美洲時發現銀礦，使得大量白銀在市場流通；英國人在發明蒸汽機後有鄰近易採的大量煤礦做後盾，因此比其他地區更快速地展開機械化生產和運輸，這些都是已知的例子。點出這些偶然因素後，馬立博在第五章結尾處呼應緒論所言：「西方崛起」其實是某些國家和民族從歷史偶發事件、地理與環境條件中受益，而有能力在某個時間點支配其他國家和民族並累積財富與權力的故事。一旦瞭解西方財富、權力及特權的偶然性後，作者認為，那些曾經從中獲利的人應該要感到謙卑，而沒有獲益的人則應該保持信心，因為未來新的偶發事件可能會對他們有利。
對於位處東亞的我們來說，馬立博此書可說是熟悉東亞史或東亞環境史的讀者通向全球史的一條捷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於已經習慣西方文明主導論的讀者而言，若要重新平衡看待東、西方發展，瞭解人類與環境互動所形成的全球史，本書無疑也是極佳入門。
在此預祝大家有個豐盛的閱讀之旅。
前言
為何推出第四版？
過去或許不會改變，但我們寫出的歷史會變。歷史──亦即史家寫下的記述──對我們意義重大，是因為史家在選擇要撰寫過去的哪些事物和決定撰寫方式時，會受到他們自己對當今世上各種爭議與問題的關注程度所影響。
二〇〇〇年我正在撰寫本書的初版時，環境歷史學家約翰．麥克尼爾（John R. McNeill）出版了《太陽底下的新鮮事──二十世紀的世界環境史》（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在那本書裡，麥克尼爾說他認為到了一百年後，也就是二十一世紀末，史家與世人在回顧二十世紀時，印象最深刻的不會是兩場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興衰、人口的爆炸性增加或女權運動，而是人類與地球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變化。同樣身為環境歷史學家，我認為他的說法令人信服，也在我的書中納入環境主題。世上出乎意料的事情很多，但有一件不得不提，那就是麥克尼爾的預言遠比料想中更快成真。不用一個世紀，而是只消短短數年，人類與自然環境關係變化的重要性就顯現出來，成為我們理解晚近歷史的關鍵，也為我們在地球歷史上所處的紀元賦予了一個新名字─人類世。
我之所以能夠開始撰寫這本書，是因為有一個新的亞洲研究學派興起，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現代世界的起源」這個問題向來的標準答案：「西方世界崛起」。這個新的亞洲研究學派─葛斯通（Jack Goldstone）稱之為「加州學派」（California School），因為我們之中有很多人在加州生活、工作，或是出版著作─提出了一些問題，內容是關於現代世界如何、以及為何發展出它現在的基本特徵，也就是在政治方面形成民族國家，在經濟方面則以工業資本主義為核心。我們發現亞洲社會具備的許多特徵，本來是其他人認為只有歐洲才具備並藉此「促成」「歐洲奇蹟」的特徵；這個發現讓我們認為同樣的特徵不可能造成差異，也使我們開始尋找其他的答案來解釋世界是如何、以及為何發展成現在的模樣。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和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以這個學派的觀點寫出兩部重要著作，改變了我們今天對世界運作方式的認知，破除了歷史的歐洲中心主義論述。本書第一版與第二版（二〇〇二及二〇〇七年）的貢獻中，有一個就是用一種全新的眼光為教師與學生敘述現代世界的起源，而這種眼光具體呈現了加州學派的主張。
第三版（二〇一五年）繼續維持這種敘述方式，此外也更加著重描述環境的部分。氣候學家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才開始認識聖嬰現象；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才知道工業與車輛排氣管排出的二氧化碳增加，可能導致全球氣候暖化。自最初意識到人類正在加速全球氣候變遷至今，我們逐漸發現人類也在改變、摧毀、置換地球上的其他自然進程，其規模在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熟悉本書頭兩版的讀者或教師會注意到，第三版從頭到尾都可看到探討環境議題的單元，以及強調非洲與所得不均現象的章節。由於增補了內容，書末也列出完整注釋，所以第三版必須重新編排頁碼和目錄。
同樣的，近期的事態發展讓我提出了為本書修訂第四版的想法。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機引發稱為「經濟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的長期影響，動搖了全世界許多人對二戰後全球經濟運作的信心。受創最嚴重的是因工廠倒閉或遷移到薪資及環境保護標準較低的國家而失業的人，或者鄉下居民。鄉下的農場收入大減，年輕人缺少就業機會，許多人搬到市區；這種現象讓民眾倍感不公，對那些放任下行壓力不斷累積的人相當憤怒。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全球化經濟和資本、人力的大量流動顛覆了人民的生活，令他們對全球化世界和被認定操作全球化世界的菁英分子產生了抵制心態。這些怨恨往往透過因強烈民族主義色彩而上臺掌權的特定人士（例如美國的川普和巴西、匈牙利、波蘭的領導人）和英國脫歐這樣的運動，發洩出來。英國公民在投票中以些微差距通過退出歐盟。
我嘗試在第四版中，以本書所採用的長時段觀點來記述這些挑戰。如此我們便能看出，最能深入瞭解川普先生和其他民族主義領導人的方法，就是從全球化的歷史和民族主義勢力在國內與國際上造成的差別效應去分析。我還增加了三個談過去移民模式的段落（分別在第三、五、六章），把當前的移民政治化現象放進一個較寬廣的歷史脈絡。此外我也重新審視了民族主義，還有一九三〇年代經濟大蕭條及其前後兩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性；這樣做有助於我把目前民族主義在全世界抬頭所帶來的潛在危機脈絡化。這些修訂內容為第六章增加了一些頁數與段落。我選擇不要把第六章拆成兩到三個小章節，而是維持不變，但是把內容重新安排成四個主要部分，並且為讀者提供詳細的目錄，逐一列出每一章的標題。這樣應可幫助讀者與教師規劃最適合每一章的閱讀方式。
我描述本書的各種修訂經過，並不是為了幫出新版找理由，而是為了指明歷史是活的，而且對當下的各種事務意義重大，不是某些人所謂的「陰魂不散的往事」。新學派和新議題都會促使我們重新檢視過往，並且因應這兩者的變化，重寫歷史。如此一來，我們敘述的過去才會一直對當下的我們有意義，也有助益。如果不是這樣，那又何必寫歷史？我們需要的幫助不嫌多；若要活出當下、創造更好的未來，歷史觀點便是必要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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