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記：李遠哲口述傳記

出版說明 黃進興
序 李遠哲
柏克萊精神—代序 李有成

第一部份 學術工作
【赴美留學到回台前】
離開台灣赴美留學的回憶
戰爭對童年的影響
中學生活與人生的決心
大學與碩士時期的歷練打下基礎
在柏克萊大學攻讀博士
哈佛大學與芝加哥大學時期
重回柏克萊大學
諾貝爾獎
十年後第一次回台灣
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回台灣幫忙有了著力點
回台灣幫忙有個政治問題
日文書籍作為知識的另一個來源
籌設原分所、同步輻射中心
參加科學訪問團：文革之後的社會印象
協助中國科學發展
與三位中國領導人的談話
學運氛圍
科學裡的兩岸問題
募款興建陳嘉庚大樓二三事

【回台灣主持中央研究院】
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前後
院長宿舍
副院長人選：楊國樞教授二三事
出任院長時的幾許暗流
院務人事上的革新
預算擴充
組織重造
各研究所的進步
邀請學者回國服務軼事
主持院務與建立制度
各國吸引國際學術人才的比較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中央研究院與國際學術機構的合作
中央研究院與政府部門的合作研究
國際研究生院：創設構想與學程規劃
中央研究院的空間規劃

【擔任國際科學理事會會長】
參與ICSU緣起
參選會長過程
會長任內推動氣候變遷研究
臺灣對氣候變遷的因應與不足
Tokyo College 演講與留給下一代的世界
與國際社會學協會之交流
中國大陸對任內學術活動的態度
會長任內和各國的交流與觀察
二○一八年重回ICSU大會所受致意

第二部份 公共事務參與
【教改會】
參加教改會源起
教改會成員以及師範體系
教改會開會與下鄉
教改總諮議報告書與行政院教改推動小組
與李總統關係影響了教改會的成果
吳京出任教育部長與政策問題
教改會日後受到的批評：技職教育與大學教育
教改會日後受到的批評：考招問題與社會心態
監察院調查報告
從教改會思考到台灣的結構性問題
參與教改會後看到的社會問題與思考

【九二一震災】
社區營造學會的成立
參與九二一災後重建
災後重建中看到台灣社會的黑暗面

【政黨輪替前後】
國政顧問團
跨黨派小組
APEC代表

【附錄：郭為藩部長訪談】
服務教育部緣起
擔任教育部長與教改會的成立
意外調職外交工作
教改會建議後續執行情況與一些缺憾
年表

序

　　這本《返鄉記》，主要記錄我從美國回到台灣之後的事情。我年輕時很拚，除了唸書，也經歷了很多事。當時有兩個理想，一個是希望成為好的科學家，另一個是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打造美好的世界。一九六二年，我留學前往美國，父母親跟朋友來送我。飛機起飛的時候，我有點難過，當時的台灣，還很窮很亂，我心裡想，要早日學成歸國，要回來跟家鄉父老同甘苦。我本來的規劃，是六十歲回來協助台灣的學術界。好友張昭鼎去世後，我想，該提早回來了，就打包行李，回到台灣來。那是一九九四年的事情。時間過得很快，已經快三十年。

　　那一陣子回台灣的人不少，有一些是受到我的影響，他們說，你回來了，那麼我們也回來。那時我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想法是，中研院直屬總統府，不受教育部等原有學術體系限制，可以打開風氣之先，再讓大學跟上腳步。我協助很多人才回到台灣，也設立了新的研究所、研究中心，推動新的研究方向。我邀請學者到中研院，他們說，回到台灣也要有條件與環境繼續跟世界競爭，不然的話回來就沒有意義了。

　　一九九四年，台灣自己培養的博士大約有八百人，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有五千人，其中有一千二百個博士。更早之前，有些人是在美國找不到工作才回來，在這之後，很多很好的大學畢業的博士也都選擇回到台灣。紐西蘭總理Helen Clark 曾問過我，聽說我回國之後，吸引了很多人才回國，這麼多人才當初是怎麼送去國外的？我說，因為早年台灣貧窮、政治壓迫、學術低落，都出國深造，那是時代環境使然。現在，我們有一個人才的循環了。有人出去，有人回來；也有國外的學者來，然後回去。不再只是單方向的，這是很重要的。

　　對我個人來說，也是如此。我還記得，發現臭氧層破壞原因之一的Sherwood Rowland 教授，聽到我要回台灣，他說，遠哲，你在美國，有大的舞台，會對人類有更大的貢獻。這樣說是有道理，但是相對地，我回到台灣，在中研院，有不同的舞台，後來也做了很多事情。我代表中研院，作為國際科學理事會的成員，才有了競選理事長的契機，能夠為氣候變遷的問題盡一份心力。這是兩條路，在美國，有比較多的研究資源從事科學的研究、可以培養年輕人，但選擇回來，接觸的面更為寬廣，我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學者、領袖交流，到了更多的地方。不同於單純在實驗室裡，在這一條路上，也對世界做了貢獻。

　　如果問我，當年決定回到台灣，比起留在美國，現在回頭看，會不會有不同的選擇？我會說，從小時候到現在，從出去到回來，對於這些選擇，我從來都沒有後悔。

　　有一次，我和陳定信院士談起他對B 型肝炎研究的貢獻。那時，台灣很多人只活到四十、五十歲，肝炎病毒就開始發作，死於肝病。他說疫苗施打推動之後，台灣的人均壽命可能會超過一百歲。

　　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對生命的感受，是一天過一天，這樣活過來的。那時美軍每天來轟炸，B-29 轟炸機飛行高度很高，日本的高射砲打不到，它自由翱翔，炸彈要丟哪裡就丟向哪裡。日本沒有雷達，但美軍仍然空投鋁箔來干擾，轟炸機離開後，我們在山上會撿到很多長條的鋁箔。「今天活過來了，還有明天」。所以小的時候，我想，如果能活過三十歲，就算是不錯了。

　　後來我在大學開始做研究。四年級時的指導教授鄭華生，他告訴我，「遠哲你很努力，到三十歲，你一定會有很好的成就。」三十歲的時候，我在芝加哥大學當教授，算是有小小的成就。但是我對於人能活多久這件事，一直沒有定信那樣樂觀。不過到現在，我已經八十六歲了，還活著。

　　定信跟我都出生在日治末期。我們的童年都在大自然中成長，受大自然啟發了想像力與創造力。那時物資缺乏，習慣自己動手做，想辦法解決問題。我們認同養育我們的土地，也關心這塊土地上的人，想要創造一個比較美好的社會。現在來看，我年輕時候的兩個理想，成為優秀的科學家，算是做到了。但時代有新的挑戰，我們的社會也需要更多的改革跟努力，才能讓這塊土地變得更好。我的第二個理想，與志同道合的人打造美好的世界，還得繼續努力奮鬥。希望這本書，能夠把這樣的想法傳遞給下一代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