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這個時代，重新省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前歲月（節錄）
周奕成（政治運動家、社會創業家）
無人想打，也無人能阻止的戰爭
《驕傲之塔》是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代背景的傑出著作。一如此書的副標題「一戰前的歐美世界圖像」所示，這是一幅幅的歷史切面的畫像，而不是全面宏觀的總體像。
綜合更多當代歷史學者對一戰起因的看法，可以回顧如下。
一九一八年，槍聲漸漸平息，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波卻持續了數十年，塑造了二十世紀的進程。
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戰爭。帝國之間的災難性衝突，讓人類第一次見識到壕溝戰的恐怖以及毒氣、坦克等致命的新技術。超過一千六百萬士兵和平民在這場衝突中喪生。
引發大戰的導火線，如所周知是一九一四年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的暗殺事件。然而，這起事件僅僅是複雜的連鎖反應的最終結果，是一系列可追溯到一八九○年代的政治誤判和無法預見的國家行為的後果。衝突的根源可追溯到歐洲權力均勢的變化。
一八九四年的法俄同盟，源於對德國勢力日益增長的共同擔憂，為後來對抗同盟國的三國協約奠定了基礎。
德國的海軍法，本意是迫使英國結盟，卻反而將掌握海權的大英帝國推向了與法國和俄羅斯締約的路上。
一九○四至一九○五年的日俄戰爭進一步破壞了微妙的平衡。俄國的戰敗使其將擴張的意圖轉向了巴爾幹半島，而該地區已經充滿了民族主義緊張局勢。
一九○八年奧匈帝國吞併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那，更是火上澆油，激起了斯拉夫民族主義，加深了奧匈帝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裂痕。
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一年的摩洛哥危機中，德國挑戰法國在摩洛哥的利益，進一步加劇了緊張局勢。這些危機鞏固了英法聯盟，並加深了德國與協約國之間日益增長的敵意。
一九一一年義大利入侵利比亞，暴露了鄂圖曼帝國的弱點，導致該地區更加不穩定。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巴爾幹聯盟從鄂圖曼帝國手中奪取了領土控制權，留下了權力真空，進一步加劇了塞爾維亞和奧匈帝國之間的競爭。
最後，一九一四年六月，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遇刺，成為了引爆火藥桶的導火線。
奧匈帝國在德國的支持下對塞爾維亞宣戰。俄羅斯動員其軍隊，導致德國對俄羅斯和法國宣戰。德國入侵比利時，將英國捲入了衝突，世界陷入戰爭。
而後，日本帝國因為英日同盟而對德國宣戰，加深了本文一開始敘述的東亞動盪。這些事件，由民族主義、帝國野心和僵化的聯盟體系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所驅動，無情地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回顧歷史，這是一場沒有人想要的戰爭，但也是一場沒有人能夠阻止的戰爭。其後果是毀滅性的，重塑了世界版圖，並為更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伏筆。
芭芭拉．塔克曼及其《驕傲之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歲月裡，世界既優雅又不安。芭芭拉．塔克曼的《驕傲之塔》生動地描繪了這個時代，探索了導向全球衝突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力量。
歐洲的一八九○年代是技術進步和工業增長空前的時代。然而，在進步的表象之下，緊張局勢正在醞釀。歐洲列強在民族主義和帝國野心的驅使下，進行了無情的軍備競賽。
與此同時，女權主義的興起以及汽車和飛機的日益普及等社會和文化變革正在重塑社會。
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大英帝國首相勞合．喬治等人物，在這些複雜的事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塔克曼巧妙地將這些歷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現出來，揭示他們的野心、缺點以及最終導致戰爭的決定。她的敘述還深入探討了普通人的生活，捕捉了時代精神。她用說故事的方式鋪陳出生活在這個動蕩時期的人們的希望、恐懼和夢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標誌著歐洲時代的結束。
塔克曼認為，戰爭並非不可避免，而是一系列誤判和錯失機會的結果。
塔克曼為何能夠寫就這樣一部名著，在首次出版的將近六十年後，還值得我們一讀再讀？塔克曼本人似乎並沒有將她的才智歸功於她的家庭背景，但她所受的教養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
塔克曼出生於富裕的魏爾泰姆（Wertheim）家族，她的外祖父老亨利．摩根陶（Henry Morgenthau Sr.）曾擔任美國駐鄂圖曼帝國大使，她的父親莫里斯．魏爾泰姆（Maurice Wertheim）是《國家》（The Nation）雜誌的老闆。
塔克曼的早年生活沉浸在一個培養好奇心和熱愛學習的環境中。她就讀於私立學校，後來畢業於著名的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在這裡，她接受歷史和文學教育，成為其傑出智識生涯的基石。
出身於菁英階級的家庭，得以對各種傑出人物有親身接觸的機會。這種耳濡目染培養她不同凡俗的視野與感受力。大部分的學者、作家都只能從二手資料去模擬、想像重要人物的思維和行動。而塔克曼則真的知道那個世界裡的人是怎麼想、怎麼做。
這是塔克曼的歷史作品能夠呈現出一種平靜而深邃的洞見之原因。
從這個時代，眺望那個時代
在二○二○年代，重讀《驕傲之塔》，重新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義何在？
前些年（二○一三），青壯世代歷史作家查爾斯．埃默森（Charles Emmerson）寫了另一本書《一九一三：尋找大戰前的世界》（1913: In Search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Great War），為我們提供了審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理由。
埃默森在分析一九一三年的世界時，描繪了當時如德國等國家崛起並挑戰英國等既有強權的情景，這與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在全球舞臺上的崛起，挑戰美國等傳統大國的局面頗為相似。
埃默森還強調了一九一三年世界的互聯性，這與二○一○年代的全球化現象相呼應。中國經濟的崛起，成為現代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其成為全球貿易和經濟活動的中心。
與二十世紀初期經濟和政治權力的轉移相似，二十一世紀初期也見證了中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中的日益影響，重新塑造了全球權力的格局。
新興陸權國家對既有海權霸主之間的權力均勢改變了。在一九一○年代是德國對英國，在二○一○年代是中國對美國。這就是緊張動盪的結構因素。
我們所處的二○一○至二○二○年代，就很多面向來看，與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代非常相似。
此時重讀《驕傲之塔》的意義是：讓我們思考我們的時代，試著讓人類未來走向和平與自由。
前言
本書探討一個時代即將結束前的最後幾年，這個時代的結束不是因為衰頹，也不是因為意外，而是因為引爆了一場終結的危機，這場危機堪稱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儘管如此，本書接下來卻完全不會提及這場危機，因為在本書描述的時代，這場危機尚未發生，本書的人物完全不知道接下來即將爆發危機。因此，我會試著以當時已知的一切為限來進行描述。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像一條焦土帶，將大戰之前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區隔開來。大戰奪走了大量生命，使往後幾年勞動力缺乏，大戰摧毀了信仰，改變了觀念，讓人徹底幻滅。大戰不僅實際區隔出兩個時代，也在兩個時代之間劃下一道心理的鴻溝。本書要探討的是，大戰爆發前的世界具有什麼性質。
這本書跟我一開始想寫的內容不太一樣。隨著調查的進行，我逐漸放下一些成見。我要描述的時代並不是什麼黃金時代或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它只是外表覆蓋了一層薄薄的特權階級外衣。這個時代不是完全只有信心、純真、舒適、穩定、安全與和平，然而不可否認，這些確實都是當時的特質。與今日相比，當時的人對於價值與標準較具信心，他們也較純真地對人類懷抱較多的希望，不過他們的生活並非較為和平，除了極少數的上層階級，絕大多數人過得也並非較為舒適。我們的錯誤在於，誤以為當時並未同時存在著懷疑、恐懼、騷動、抗爭、暴力與仇恨。我們被當時的人誤導，當他們回顧戰前的時光時，覺得自己的前半生沐浴在和平與安全的美好餘暉中。然而實際上當他們身處其中時，他們卻不覺得有那麼美好。他們的記憶與懷舊限制了我們對戰前的看法，但我可以提供讀者一個根據適當研究後得出的規則：那些曾經經歷戰前時光的人，他們關於戰前多麼美好的說法，全都是在一九一四年後提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這起影響深遠的惡性事件，不是源自於一個黃金時代。我在開始撰寫這本書時或許該看出這一點，但當時的我並未察覺。儘管如此，我確實感受到這場戰爭的起源不是伊茲沃爾斯基（Alexander Isvolsky）對艾倫塔爾（Alois Lexa von Aehrenthal）說的，或是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對普恩加萊（Jules Henri Poincaré）說的「大政治」（Grosse Politik），也不是再保障條約（Reinsurance treaties）、兩國同盟（Dual Alliance）、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摩洛哥危機（Moroccan crises）與巴爾幹半島錯綜複雜的困境這一連串迂迴波折的事件。對於這些事件，歷史學家已經費盡心力想從中找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而這些事件與衝突也必然受過檢視，我們這些後人應該感謝前人所做的努力，而他們的工作也該到此為止。謝爾蓋．薩佐諾夫（Sergei Sazonov）在第一次大戰爆發時擔任俄羅斯的外交大臣，在經過一連串調查之後，他最終大聲說道：「這些年代排序的工作已經做得夠多了！」我同意他的說法。大政治的取向已經了無新意。此外，大政治的取向也會造成誤導，因為這個取向會讓我們輕易地把問題歸咎於「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那些糟糕的政治家的錯，他們必須為這場大戰負責，而「我們」，也就是無辜的民眾，則是只是被政治家引領著捲入這場戰爭。這種印象完全是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謂的外交起源，其實不過是對病人發燒的描述，卻未告訴我們是什麼導致發燒。要探究其中根本的原因與更深層的因素，我們必須深入整個社會框架之中，試圖探索是什麼影響了社會框架中的民眾。因此，我探索的重點放在社會而非國家。權力政治與經濟競爭無論多麼重要，都不是我研究的主題。
十九世紀是人類有史以來變化最快的時期，而本書描述的時代又是這個時期變化臻至巔峰的時刻。自從戰火蔓延全歐的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結束以來，工業與科學革命便轉變了整個世界。人類進入十九世紀時，使用的只有自己與動物的力量，以風力與水力做為補充，在此之前，當人類進入十三世紀時，使用的力量也大致相同，甚至早在一世紀時就已經是如此。人類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在機器能量的幫助下，運輸、通訊、生產、製造與武器能力提升了上千倍。工業社會給予人類新的力量與新的發展機會，也為人類帶來新的壓力，例如繁榮與貧困、人口成長與城市擁擠、階級與群體的對立、與自然的隔絕，以及個人對工作的不滿。科學一方面給予人類新的福祉與新的視野，另一方面卻也動搖了人類對上帝的信仰，使人類對所知世界的確定性產生懷疑。等到人類告別十九世紀的時候，人類在感到舒適的同時，內心也湧現新的不安。雖然「世紀末」（fin de siècle）經常意謂著衰頹，但事實上，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社會與其說是衰頹，不如說充滿了新的緊張與累積的能量。一九一四年，史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三十三歲，當時的他相信，戰爭的爆發「與觀念無關，甚至也不是為了疆界問題。戰爭的爆發只能以力量過剩來加以解釋，這是內在動力造成的悲劇，力量在歷經四十年和平的累積之後，於此時一口氣宣洩出來。」
為了描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世界樣貌，我必須承認我的做法具有高度的選擇性。我知道，在完成這本書之後，如果依照同樣的書名再寫一遍，內容可能會完全不同，就算是寫第三遍，內容也依然不會重複。書中可能有幾章討論當時的文學、當時發生的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美西戰爭、波耳戰爭、日俄戰爭、巴爾幹戰爭）、帝國主義、科學與科技、商業與貿易、女性、王室、醫學、繪畫，可以說我感興趣的主題有多少，書中可能出現的主題就有多少。書中原本可能有幾章討論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契訶夫（Anton Chekhov）、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馬或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這些都曾是最初計畫的主題。書中原本應該要有一章討論平日隨處可見的某個商店老闆或店員，用來代表沉默、平凡而沒沒無聞的中產階級，然而我卻找不到這樣的對象。
我想我應該向讀者交代我是如何選擇我的主題。一開始，我把主題局限在英、美與西歐世界，因為這個世界與我們的經驗與文化有最直接的關係，東歐雖然重要，但畢竟屬於不同的傳統。在主題的選擇上，我的標準是這些主題必須能真正代表本書探討的時代，而且對一九一四年之前而非之後的文明有著深遠的影響。根據這個標準，汽車與飛機將不在討論之列，佛洛伊德與愛因斯坦及兩人所代表的運動也無法成為本書的主題。一些特立獨行的人士雖然吸引人，但我還是將他們排除在外。
我知道自己接下來的描述無法提供一個全面性的結論，但要從這個時代的紛雜中推論出簡潔的通則，恐怕難以成功。我也知道接下來的描述並非完整的歷史圖像。我這麼說並不是故作謙遜，而是我清楚知道自己遺漏了許多東西。當本書接近尾聲之時，我可以感受到在我的四周充斥著我未能寫入書中的臉孔與聲音。
芭芭拉．塔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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