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杜拉斯以小說《情人》獲得1984年龔古爾文學獎。這一新作在去年秋季文學書籍出版季節出現之始,即引起廣泛的熱烈的反響,各大報爭相發表熱情洋溢的評論,去年9月初發行量每日即達到一萬冊之多。這位女作家原屬難懂的作家之列,這部作品出乎意料地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取得很大的成功,被認為是“歷史性的”、“杜拉斯現象”。待龔古爾獎揭曉後,此書大概已經有近百萬冊送到讀者手中了。
這種所謂‘牡拉斯現象”是值得注意的。《新觀察家》雜志上發表了一位普通讀者的來信,說“在一個月之前,瑪‧杜對我來說還意味著瑪格麗特‧杜拉斯祖瓦爾(Dura[z]oir,即杜拉斯寫的那種東西之意),一個專門寫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復雜得要命的書的作家,她還搞一些讓人看不懂的電影”,可是讀過《情人》以後,這位讀者終于“發現了瑪格麗特‧杜拉斯”。一位五十六歲的心理學家說這部小說“由于這種完全獨特的寫法,在語法範圍內的這種簡練,對于形象的這種選擇”,簡直使他為之入迷。一位工程師發表感想說︰把一些違反傳統、不合常規的感情寫得這樣自然,“必是出于大作家之手”,“如果作家缺乏才氣,那種感情看起來就未免太可怕了”。有一位三十四歲的母親寫信在報上發表,表示她一向認為杜拉斯是‘牯燥的、知識分子式的女小說家”,讀了她的新作之後,發現小說中有著如此豐富的情感、力量和激情,驚奇不已。這些不屬于大學文學院或文學界的人士發表的意見,當然各有其思想背景,但可予注意的是像杜拉斯這樣追求創新而不易為一般讀者所理解的現代作家在法國已漸漸為廣大讀者所理解和接受了。杜拉斯不是通俗作家,其作品竟“暢銷”到這樣的境地,恐怕不是什麼商業性或迎合某種口味的問題。
小說《情人》據說最初起于瑪格麗特‧杜拉斯之子讓‧馬斯科洛編的一本有關杜拉斯的生活和她攝制的影片的攝影集,題目叫作《絕對的形象》;這個影集題首寫明獻給布魯諾‧努伊唐(法國當代著名的很有才華的電影攝影師);影集所收圖片自成一體,但其中有一幅居于中心地位的圖片,即在渡船上渡河一幅獨獨不見,但從影集整體看,缺少的這一幅又在所有的圖片中處處依稀可見。 影集的說明文字有八十頁,杜拉斯的生活伴侶揚‧安德烈亞在打字機上打好之後,認為這些說明文字不免畫蛇添足,是多余的,建議杜拉斯以之另寫一本小說。杜拉斯也曾將影集連同說明文字送給出版家去看,反應冷淡。小說的起因便是如此。可知小說《情人》與作家個人生活密不可分,帶有自傳的因素,而且與作家的文學、電影(戲劇)創作活動也緊密相關。
瑪格麗特‧杜拉斯說︰《情人》這本書“大部分是由過去已經說過的話組成的”。她說︰“讀者——忠實的讀者,不附帶任何條件的讀者對我這本書的人物都是認識的︰我的母親,我的哥哥,我的情人,還有我,地點都是我過去曾經寫過的,從暹羅山到卡蒂納大街許多地點過去都寫過……所有這一切都是寫過的,除開瑪麗一克洛德‧卡彭特和貝蒂‧費爾南代斯這兩個人物。為什麼要寫這兩個女人?這是讀者普遍表示有保留意見的。所以我擔心這本書的已知的方面會使讀者感到厭煩,對于不知的方面,人們又會因此而責備我。”可見,從小說《情人》可以尋索出這位作家文學思想的發展和各個時期發表的作品的若干線索,有助于對這位在藝術上始終進行試驗的作家進一步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