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人生觀─羅家倫論人生-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570524123

第一章　羅家倫的辦學風範

在中外大文豪之中，能夠兼具文采、史識、與哲理的名人，並不多見，若要兼具教育家的辦學幹才，尤其少見；在少見的這些人中，若還要能兼通中西學養、廣具世界眼光，並且能夠終生擁有愛國熱血的，更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

羅家倫先生，就是這樣少之又少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與教育家；他兼具英雄心與豪傑志，更是偉大的民族主義愛國者；正如同晶瑩剔透的大鑽石，光芒萬丈，多面放光，形成中華民族近代史上一顆璀燦亮麗的巨星，深深值得欽佩與學習！

從文學看，他能苦民所苦，而且深具愛國情操，很有杜甫與辛棄疾之風；從史學看，他治史嚴謹，深具春秋史筆，很得孔子與司馬遷精隨；從哲學看，他呼籲用哲學引導人生，救國救民，更有孟子與德國費希特（Fichte）的氣魄！

尤其，他因為絕頂的聰明、縱橫的才情、崢嶸的風骨，恢弘的胸襟，以及中西名校的薰陶，加上濃烈的愛國熱血，透過悲壯時代的淬鍊，終能陶鑄成雄奇剛健的生命精神。

他對人生哲學的代表作　　《新人生觀》，是在日軍轟炸的熊熊烈火中，於中央大學的演講集，不但當時膾炙人口，即使在歷史上也足以不朽。在今天，對兩岸很多熱血青年，仍然深具重大的啟發性！

筆者從青少年時期，就曾讀過《新人生觀》，深受其感動，很多名言迄今仍然對我影響很大！

回憶1986年起，我從東海大學轉任中央大學文學院長，匆匆又已二十三年，每次經過中大校園為紀念他所蓋的「志希館」，心中就湧起無限追思與感佩之情。

可惜的是，如今兩岸青年，對於這位大文豪與大英豪，卻都十分的陌生。

因為，在臺灣，有長達二十年的「去中國化」政策，讓很多青年對他非常隔閡；在大陸，則因他與中國國民黨的淵源，從前對他也是淡化處理；結果兩岸青年都忽略了近代史上這位重要英豪，不但對他本人很不公平，也是中華民族的整體損失。

今年，適逢他辭世的四十週年紀念，所以筆者不揣學淺，特別申論他的生命精神，以及他在《新人生觀》中的慧見，以表心中敬意，並做兩岸仁人志士的共同參考。

羅家倫先生，字志希，祖籍浙江紹興，1897年12月21日，生於江西進賢，卒於1969年12月25日，享年七十三歲。

羅家倫高中時，在上海就讀復旦公學，後來進入北京大學，成為轟動中外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

後來，他到歐美留學，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後於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巴黎大學研究院深造，前後共計七年。

他在這七年間留學，重點不是攻讀學位，而在觀察各國的富強之道，研究如何能從教育興國，並從大學校園為國育才。這對他返國後，主持中國三所著名大學工作，具有很重大的影響。

他主持的這三所名大學，就是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以及中央政治學校（即政大的前身）。他在清華擔任首任校長，並在中央大學當過十年校長，且在中央政校實際負責校務多年。所以整體而論，羅家倫的一生，對於教育英才最有貢獻。

我在臺大哲學研究所就讀時，先師方東美先生為羅家倫先生好友，他曾向我多次談到羅家倫的風範，至今令我記憶猶新。

另外，羅家倫在大陸期間，曾經擔任過滇黔考察團團長、西北考察團團長，並曾任新疆監察使，抗戰勝利後並曾任駐印大使，同樣功在邊政以及外交。

羅家倫來臺之後，並曾擔任首屆國大代表、國策顧問、考試院副院長，另曾擔任中國國民黨的黨史會主委十八年之久，後來兼任國史館館長十一年，集兩大修史重鎮於一身，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人。在這些崗位上，他都充分展現了燦溢的文采、精闢的史識、以及雋永的哲理。

此外，他在民間團體中，也曾擔任中國筆會會長，並且遍訪歐美各地，多次參與國際盛會，名滿世界，堪稱實至名歸。

綜觀羅家倫的一生，無論「立言、立德、立功」，都有重大功績；尤其他在主持三所著名大學期間，為中華民族培養了無數的青年國士與鬥士，其《新人生觀》更激勵了無數的熱血青年，投入神聖的民族抗日，對中華民族的振作具有直接的貢獻；他能以一本書，而復興了民族的精神，同樣堪稱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人！

所以，本文特別論述羅家倫的辦學風範，用作兩岸今後從教育興國的參考，並做為振作新人生觀，進而共同振興中華的借鏡。

　清華大學以雪洗國恥為己任

羅家倫曾經在〈我和清華大學〉一文中，回憶他創辦清華的精神與建校過程，很能看出他的一貫愛國風範與教育理想。

他到清華大學，是由當時教育部長蔡元培的推薦。

因為，清華大學源於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背景是發生在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北京的國恥。所以，任何愛國者都會主張，清華一定要能如火鳳凰一般，浴火重生，透過教育，促使青年奮發圖強，才能雪洗國恥，振興中華！

然而，當時北洋軍閥忙於私利，根本不做此想，而北洋政府中的舊官僚，同樣只見私利，胸襟與志節都不及於此。

所以，當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長王正廷，同樣擔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時，他一直都想染指清華大學　　尤其清華基金。羅家倫曾分析，因為他「深知道清華是外交部長的一個財源，也是外交部的禁臠，那裡肯放鬆？」所以王正廷仍舊要求清華歸外交部主管。

羅家倫就是在這環境下，臨危受命。

當時，王正廷一定要外交部共管清華，其理由為外交部若不參加，美國就不答應的樣子。羅家倫於是嚴正的指出，「這種拿洋人嚇中國人的手段，是當年辦洋務的人，挾外力以自重的伎倆。」

所以，當王正廷「突如其來」的向大學院校長（即教育部長）蔡元培，提出口袋中的清華校長人選，他誤以為蔡先生平日溫文儒雅是好好先生，不會有任何反對，「哪知道蔡先生對於大學校長問題，看得特別鄭重，立刻拒絕，並且說人選問題，他已經決定了。」　

蔡元培口中所說，已經決定的清華校長人選，就是羅家倫。

據羅家倫回憶，事前他毫不知情，因為蔡元培聲望很高，王正廷不敢違抗，但仍要求成立董事會，由兩部共管。後來再經由羅家倫鍥而不捨的奮鬥，透過國民政府會議，才取消董事會。

羅家倫後來曾指出，「按國家的教育制度，哪裡有國立大學還要設董事會的理由？」足證他力抗美國勢力介入，費盡苦心的過程。

另外，羅家倫當時接到國民政府的命令，只是任命他當「清華大學校長」，而不是「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所以他也爭取，在草擬清華大學的規程時，加上「國立」二字。大學院（教育部）認為是天經地義，但外交部王正廷卻又用種種藉口反對，「一開口就說怕傷害美國感情」。

結果，羅家倫嚴正的駁斥：「美國的賠款是退還中國來辦學校的，這個錢本來是國庫的錢，現在美國退還國庫，我們為什麼不能用『國立』二字」？這樣才確定了「國立清華大學」的名稱。

此中精神，正如同孔子所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因為，羅家倫堅持清華大學是中國的國立大學，所以從此美國勢力無法經由外交部介入。羅家倫在此為民族尊嚴與國家立場，打贏了一場聖戰，同樣可證明他一貫的愛國精神，從大學生到大學校長，從來沒有減退！

當時他並強調，清華既是國立大學，自然要研究我國優美的文化，同時接受西洋的科學文化。不過，清華接受的辦法，不是站在美國立場教中國學生「來學」，乃是站在中國立場，請西方著名的、第一流，不是第四、五流的學者「來教」。

由此再次證明，羅家倫站穩國家民族立場，為復興民族而辦學的心志，也從來沒有改變！

他到清華那天，因為軍事初定，政府還沒有統一的誓詞，他就自擬誓詞，強調「學術獨立，為復興中華民族的基礎」。由此一舉廢除舊制，打破「留美預備學校」的性質，因此他先發展大學本科，同時進一步發展研究院。

他當時誓言，「我要澄清清華任何的積弊，減除任何的浪費，搜括任何的金錢，來做清華學術的建設」，務期學術「在中國的泥土上，尤其是在清華的校園生根！」　

他這篇在清華的首任校長演講，充滿凜然大義，也充滿民族意識，他形容，「在當時北方的空氣中，彷彿像一個炸彈的爆發，可是我毫不在乎，以後我對清華的一切措施，都是按照這個方針進行的。」　

羅家倫當時才三十一歲，真是全身是膽，充滿了幹勁與衝勁！

我們在此，彷彿看到了一位「現代孟子」，自反而縮，經過深思反省，深知清華必須去除外力干預，才能堅強獨立，才能振興中華，洗刷國恥！所以他用浩然之氣，化為精神動力，奮發圖強，向前衝刺，「雖千萬人吾往矣」！

這種精神，同樣也促成他後來在中央大學，面對日機轟炸，在殘破的校舍裡，仍然威風凜凜、浩浩蕩蕩的宣講青年應有的「新人生觀」！

他這種浩然之氣，足以頂天立地，喚醒國魂，影響所及，訓培了無數的熱血青年，在民族大義的號召下，英勇奮鬥，努力救國，有的直接趕赴沙場殺敵，有的在各自工作崗位盡責報國，形成了厚實而壯大的救國力量，終能促成神聖抗日的偉大成功！

羅家倫對於建設清華，有很多重要貢獻，公認最關鍵的，在於他能有很軟的身段，聘請好師資，並且有大氣魄，提高學術水準。

這也正是後來梅貽琦接任清華的同樣風範，認定一所好大學，可以沒有「大廈」，不能沒有「大師」！

所以，羅家倫曾經指出，「我認為一個大學要辦好，最重要的就是要教授得人」　。他並強調，他不願意把任何一個教授地位做人情，也絕不以自己好惡來決定。

新聞界大老馬星野，是羅家倫在中央政校的學生，他也回憶提到，羅先生到清華第一天即宣告：「要大學好，必先要師資好，為青年擇師，必需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顧慮。」　

例如，他為延攬蔣延黻先生到清華任教，便整整一天待在蔣先生家中，非得到同意不可。　

另外，他在擔任中央大學校長時，經常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會，從會中的演講學者，探求好師資　　正如同「星探」一般，他可以說是「師探」，心中永遠為師資著想，為學生著想。這種尊重老師、苦求師資的精神，今天仍然深值重視與效法！

他當時在清華的重要貢獻，除了重用好師資，就是淘汰壞師資；對若干不學無術，並藉外力干涉校務的洋教員，他不但徹底區分，並且大力整頓。

所以，他對於其中稱職的老師，不但續聘，還會加薪；但對不稱職的，則一口氣去了六個，大約佔了外籍教育的一半！

後來這些未續聘的外籍人士，跑到美國領事館，向美國公使抱怨；羅家倫義正辭嚴的，提醒美國公使馬慕瑞注意：「若這些人留在清華，決不是美國的光榮，因為他們絕對不能代表美國的學術水準。」

羅家倫就是以這種「講道理、講正氣」的凜然立場，讓美國人知難而退。因為馬慕瑞公使，也曾任美國約翰哈普金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知道國際標準，所以，羅家倫這些話打動了他，讓他知道不能雙重標準。

羅家倫的嚴正態度，更讓美國官員知道，中國早已不是慈禧太后時代，更不是八國聯軍的時代，任何外國人對中國人，再也不能看成二等公民！

另外，對於傑出的中國教授，像陳寅恪、趙元任、金岳霖等人，羅家倫不但親自慰留他們，還改進以往的不公待遇。

其中外文系的吳宓教授，因為在五四新舊文學之爭時，曾批評新文學運動，並同他打過筆戰官司，他怕羅家倫來了會對自己不利，曾托趙元任打聽消息；羅家倫大笑，答稱「我決不是這樣偏狹的小人」　，結果不但繼續聘他，還增加待遇，後來成了好朋友。

由此也可看出，他很能有蔡元培「泱泱大度」、「休休有容」之風，這才是為教育留住人才的重要精神，至今仍然深具啟發性！

羅家倫當清華校長時，本身還是三十一歲的青年，很能代表那個時代的朝氣與銳氣，形成中國教育史上的清流風範。

他當時在清華所聘請的名師，在文哲方面有朱自清、馮友蘭等人，在史學與政治學上，有蔣廷黻、葉公超、浦薛鳳等人，在自然科學方面則有周培元、薩本棟、薩本鐵、楊武枝、李進桐等人，真是人才濟濟，所以成為促進中國現代化的人才根源地。

除此之外，羅家倫在清華，還有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創舉，就是清華從來沒有收過女生，但自從他到校以後，「就把清華的大門為女生開放。」　

他在招女生時，並沒有事先呈請大學院（教育部）批准，因為他認為，男女本應平等，享受同等教育權利，政府也應肯定，賦予女生此項權利。

所以，他直接的明確宣布，「男女教育是要平等的」，「更不願看見清華大門，劈面對女生關了！」　

由此也可看出，他從北大所傳承的自由學風、平等精神，與博愛思想，在清華同樣散播，並且具體力行。

從今天來看，兩性平等已屬普世價值，但在抗戰之前的中國，民風仍然封閉，羅家倫從北大當學生寫文章，就主張大學應對女性開放，到清華時期擔任校長，更用行動招收女生，很能證明他劍及履及的實踐精神。

這也足以證明，他何以在各個時期，都有著一股永不磨滅的熱情與正義感！

另外，羅家倫曾指出，他到清華之前，清華大約有十年不曾有過像樣建築，可以說停頓了近十年；所以他重新設計，另畫藍圖，並且將英法聯軍燒毀的圓明園，也規劃納入了清華，這對於在國恥背景中成立的清華，更有特殊的警示作用。

因為他在清華任內只有兩年，未及實現這個目標；然而他在離校三年之後，仍然於中央政治會議，幫助清華達到這目的，讓校園除了清華園外，還增加了圓明園一萬餘畝的校地，完成了他對於清華的承諾。

雖然，後來因為國共內戰，政局動盪，清華終究未能實現此項理想；但他當時的遠見、苦心，與永遠的愛國精神，仍然值得懷念與肯定！

　中央大學以復興民族為己任

羅家倫從1932到1942年，擔任中央大學校長，長達十年之久，時逢民族抗日聖戰，他從教育青年的工作崗位，發揮了極大的影嚮，為復興民族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尤其，羅家倫在中大很有遠見，並且很有辦事魄力，他精心策劃大規模的遷校計畫，將幾千人、幾千箱東西，浩浩蕩蕩運上船，其中還包括農學院的名種動物，甚至包括醫學院解剖用的二十四具屍體，都完整無缺的遷往重慶。

這項空前壯舉，不但保存了中大，也茁壯了中大，使中大在日本人的炸彈下更堅強，真正展現了驚人的民族奮戰精神，也成為全民長期抗戰，政府奠定陪都的前驅。

當時的中大，分設四處，在沙坪壩、柏溪、成都、與貴陽，並成立文、理、法、工、農、醫、師範七大學院，外加一個研究所，一個牙醫學校，和一個實驗學校，成為抗戰時最大的學府。那時的中大不但師資全國第一，培養人才之多，也是全國第一，更為民族神聖抗戰，寫下血淚交加、悲壯而感人的光輝史頁！

他在中央大學，同樣誠懇廣攬名師，如方東美先生（哲學）、宗白華先生（美學）、張大千先生（藝術）、徐悲鴻先生（藝術）、李叔同先生（藝術）、胡小石先生（中文）、汪辟疆先生（中文），均為中大名師；另有傑出的畢業校友如唐君毅（哲學）、程石泉（哲學）、吳建雄（物理）、李國鼎（物理）、余紀忠（新聞）等，對國家民族均有重要貢獻。

中大當時教育系主任王書林，就曾經回憶：「新校長最大的好處，是對教授們非常客氣。」　

由此可以證明，羅家倫非常尊重教授，對於好的師資，一定率先禮遇，表示敬意，成為他辦學的一貫風範。

另外，他於1934年的學生畢業紀念刊，曾在序文中，提到中央大學的使命，語重心長，立志高遠，至今仍然深具啟發意義。

他開宗明義就指出：

「當此國難嚴重的時會，我們國立中央大學，應當首先負起復興中華民族的重大使命，這不僅是我們的使命，也就是我們推卸不了的義務！」　

然後他強調，教育必需要有宗旨與目的：

「教育沒有目的，是不必辦的，大學沒有理想，是不值得存在的。我們必需認清努力的方向，我們的事業方有意義。」

緊接著，他明確點出：

「近代式的大學，應當適應民族的需要，從發揮民族的最高智慧，來求民族的生存。」

換句話說，他認為，大學的宗旨就在「擔負民族復興的使命」，而其方法有二：

「第一，必需選擇有智慧的青年，給予有紀律的知識鍛鍊，使其有良好的學術基礎，以從事高深學理的探究，與實際問題的研討。」

另外，「第二，就是培養青年道德的人格，使成民族領袖人才。此處所謂領袖人才，是各方面的，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凡是領袖人才，必需有道德的人格，否則知識不過是自私的工具。」　

他並指出，「十九世紀初年，德國哲學家主張大學的目的在『學者與道德的人格』（scholarly and ethical personality）的養成，到現在想想，還是對的。」　

試看今天有些高級知識分子，雖有能力學問，但卻缺乏道德人格，因而走向貪污腐化，便知這項大學目的，至今仍然非常正確，而且非常必要！

羅家倫當時在中大，一面增加設備，以改善學術的環境，一面喚起大眾覺醒，努力實現新大學的理想。他稱讚畢業同學均能「砥礪學行，一致奮發」，並稱「這也是由於民族意識在各位內心上推動所致」。足證他當時，已同時強調「敦品」與「勵學」的重要性，並且以「愛國精神」為動力，成為他辦學的一貫特色。

然後他並強調：「只有健全道德的人，才可以成為民族健全的領袖」，所以他勉勵畢業生們：「我想諸同學絕不會負中央大學的期望，且必能一致努力，以共同完成中央大學對於復興中華民族的使命！」

此外，在1940年，羅家倫為《中大之門》寫序，再次強調同樣的精神。

他首先指出，「青年進大學是新生命的開始，大學教育是一生事業的重要基礎」，然後期勉同學：

「進大學的時候，首先要立志，立志就是定一個新人生觀。」　

因此，他開始為中大同學講述著名的「新人生觀」，就是為所有的熱血青年，奠定人生方向，立定人生腳跟。

他當時就指出：「第一，要立志做一個健全的人，一個健全的國民。不為個人圖私利，在大學時培養出高尚的志趣，良好的習慣，將來才能做一個民族復興的幹部。第二，要立志求高深的學問，以上所舉的兩大志願，是連結在一道而不可分的。」

他並進一步強調：

「有第一重志願，而無第二重志願，則徒稱救國，空言無補，有第二重志願，而無第一重志願，則滿腔學問，適足以濟其奸私！」　

如今我們看到很多硬拗奸巧的人們，雖有「滿腔學問」，但都為了「濟其奸私」，或淪為黑金、或淪為貪腐、或淪為民族罪人，都非常值得警惕！

所以綜合來看，羅家倫心中的教育理想，就是為救國而教育，絕不空談理論，絕不忘掉救國，更絕不只做象牙塔裡的教育家！

他的這種精神特色，最典型的例證，就是針對日軍轟炸慘痛教訓，在中央大學遷到重慶之後，他立刻開辦「航空工程系」。

他為什麼辦「航空工程系」？

在《航工季刊》1940年的創刊號序文中，他說得很明白：

「你看，在現在的時代，沒有飛機如何立國？你看，沒有飛機，一切文化建設事業，有何保障？你不記得，中大被敵機炸過七次嗎？你不看我辦公室，現在我寫這篇序文的地方，就是敵機炸成的瓦礫堆嗎？」

他在這序最後，還說明「羅家倫書於重慶沙坪壩瓦礫堆中」，可見他心中救國的熱切與熱血！

他在這序文中，開宗明義就感慨：「若是二十幾年前，國立大學注重航空工業教育，中國也許現在有了自己發明的新式飛機了！」

他這種感慨，是為愛國而發，更為救國而發！試看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有了「神舟」太空工業，可以送人到外太空，大大的提高了中華民族的地位，成為世界三強之一，足證羅家倫的眼光很遠大，他從教育做起的方法，更是從根救起，所以很紮實！

他當時並語重心長的指出，「因為以前的人不注意，所以現在的人埋怨以前的人；若是現在的人不注意，將來的人一定要埋怨現在的人！」　

所以，他一就任中央大學校長，早在七七抗戰前兩年，就已經辦航空工程教育，而且提到「當時因為避免敵人注意，我叫這個高級班做『機械特別研究班』，並稱之為「悲痛的隱蔽」　，由此也可見其煞費苦心，與救國的艱難處境。

七七抗戰開始之後，他曾親赴空軍司令部，洽談合作計畫，在敵機瘋狂轟炸南京時，更堅定決心，與空軍共同辦理「航空工程訓練班」；因為有此基礎，所以他把中大完整遷到重慶後，一開學就開創「航空工程系」，並從大二開始。

他在寫上述序文時，中大航空工程畢業生，已經服務於空軍及飛機建造業的，約有一百多人，堪稱「學以致用」，而且「即學即用」的最佳例証！

從上述真實的故事，充分證明，羅家倫身體力行了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名言，「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蔡元培曾經提醒北大學生「官可以不做，國不可以不救」；羅家倫自己擔任校長，同樣提醒中大學生：「教育不忘救國，救國不忘教育！」　

所以，他在1943年的《文化教育與青年》自序中，開宗明義就曾指出，「中國的出路在現代化」，並且熱情的強調「中國的前途繫於青年」；因為，「青年的蓓蕾，要靠教育來培養，靠文化來涵煦，才能為民族開放出鮮豔的花朵！」

因此他在結論，特別強調，他相信自己「還保持著二十幾年前《新潮》時候的青年精神」。

最後，他進一步指出本身心態，「多年來我接近最多的是知識青年，我敬重知識分子，我尤愛青年。」

這正是羅家倫終生的特色　　他為青年服務，青年為救國服務！

所以，他辦教育，絕不會與時代脫節，更不會與救國脫節；在他心中，永遠有個至高無上的目標：為了復興民族，必需重視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復興民族！

尤其，羅家倫強調中國要現代化，但他很清楚，復興文化乃是復興民族的重要根源，所以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他非常的重視。

馬星野先生就曾回憶強調：

「一般人以為羅先生是五四運動領導人物，以為他對於中國固有文化，會有敵視的態度。對於中國固有倫理，會有輕視的態度。事實上，羅先生是中國文化根基最深，也是最熱愛中國文化，最重視中國倫理道德的人。」

所以他認為，「羅家倫對黨國貢獻很多，但是最大的即在於教育方面。」

另外他並指出，羅家倫抗戰時曾有名言：

「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所以，他感慨的指出，羅家倫「這種在艱苦中奮鬥，在砲火下求上進的精神，最可佩服。」

除此之外，羅家倫本身終生廉潔勤儉，兩袖清風，更是所有學生最好的身教榜樣。

中央大學1962年在臺復校時，先從理學院與地球物理研究所開始，戴運軌先生為首任所長兼理學院長。他就曾回憶，「志希先生不治家人生產，永遠自奉儉約」，晚年因公積勞成疾，竟然醫藥費都成問題，「頗感拮据」，真是「廉潔可風，一介不取。」

所以，戴運軌讚嘆，「志希先生豈僅兩袖清風，身後蕭條而已；即在逝世之前療治期間，也都在苦於難以為繼，維持不下去，高風亮節，豈是尋常人所可望其項背的。」　

戴運軌並進一步指出，羅家倫一生「真可以說是來去清白，除了他那些傳誦遐邇的不朽著作，簡直一身之外無長物，宜乎志希先生不論走到哪裡，他都普遍而深切的獲得青年人的擁戴。」

中央在臺復校時，先後在苗栗、中壢選地，從頭重建，自然萬分艱辛；但是，當戴運軌讀到羅家倫的遺著《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這才猛然領悟，羅家倫抗戰時，要將中大全校所有師生與設備，千里迢迢的安全搬到重慶，無一遺漏，重新建設，「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氣和魄力」！

相形之下，他很感嘆「頗有自愧弗如之感」！

所以最後，戴運軌曾引述羅家倫的豪語，提醒大家，大學對復興文化的重要：

「我希望將來的史家，寫到這時代世界文化史的時候，說是這個階段裡的文化光芒，是由中國大學裡，放射出來的！」　

羅家倫這種精神氣魄與遠大慧見，至今對兩岸的大學教育，都有極深刻的啟發意義！

　中央政校學風影響政風

羅家倫生平貢獻很多，最令人津津樂道的，便是領導大學教育，在思想上有「青年導師」之稱。

其實，他最早主持的大學教育，還應從北伐時期的中央黨校算起，也就是後來的中央政校，到臺灣改稱政治大學。

1926年8月，他從歐美深造回國後，先在東南大學任歷史系教授；次年3月，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先生之邀，先在南昌晉謁，隨即參加北伐軍，四月份擔任總司令部編輯委員會委員長，階級為少將，5月5日任總司令部參議。

國民政府5月5日決定，在南京成立中央黨務學校，這就是後來中央政校、與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

羅家倫當時為九位籌備委員之一，校長為蔣中正先生，教務主任為戴季陶，他兼副主任；因為蔣公與戴先生經常不在南京，羅家倫便成為實際推展校務的主力。尤其，蔣中正先生8月12日通電下野後，羅家倫獨立支撐黨校，功勞非常重大。

當時，孫傳芳軍隊渡過長江，攻打南京附近龍潭，羅家倫特別從上海連夜趕回南京，向中央黨校全校師生精神講話。他特別強調，為什麼要兼程趕回？因為「世界上只有殺得死的革命黨人，絕沒有嚇得走的革命黨人！」　

這種凜然大義，正如同他在北大宣言所說的「中國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深深令人欽佩與感動！

1928年3月，蔣公復任後，重新發動第二期北伐，羅家倫以教育處主任名義隨軍行動，5月3日發生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中國軍民六千多人被日軍慘殺，外交處主任蔡公時也被害犧牲。

當時，羅家倫奉命與熊式輝以「軍使」身分與日軍交涉，數度出入火線，但是全程大義凜然，在日兵刺刀前毫無畏懼；充分證明，他並非一介書生而已，更有孟子「威武不能屈」的凜然正氣！

同年8月21日，羅家倫奉命為清華首任校長，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為目標，要為中國造就超過美國頂尖大學的人才；雖然只做兩年，但貢獻卻很多，奠定基礎非常深厚。到1930年5月，因中原大戰爆發，北京被閻錫山控制，企圖控制清華，他才辭職，轉到武漢大學任教。

同年9月，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本來仍盼羅家倫回清華續任校長，但羅家倫堅決不肯，希望專心學術本行，所以在武漢大學，接任歷史系教授。　在這期間，他曾發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充分展現深厚紮實的學養與實力，迄今仍被公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最重要論著之一」。　

不久之後，蔣中正主席親到武漢巡視，親自要求羅家倫回任清華校長，或擔任中央政校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繼續為中國的富強統一培養人才。

羅家倫懇辭未准之後，便於1931年1月21日，重新回到南京的中央政校任職。

當時「中央政治學校」從「中央黨校」改制而來，於1929年7月更名。在七月時，羅家倫還以清華校長的身分，同時應聘為中央政校的校務委員，並曾在該年兼任北大的歷史教授。

羅家倫到中央政校後，兼代教育長，明確向師生指出，「我們要擔負普法戰爭後，法國政治學校的責任」；因為法國第三共和的復興，即是來自巴黎政校的畢業生。所以他以此特別激勵政校師生，再次證明他很能以學理結合實際，強調學以致用的重要性。

中央政校早期傑出校友馬星野，曾經回憶指出，在他看來，羅家倫「辦學校最重要的措施，是聘請好教授，充實圖書儀器，同心同力愛護青年。」　

這三大措施，猶如三足鼎立，正是辦好任何學校的三大重要基石，深值兩岸辦學校的仁人志士，共同效法與力行！

羅家倫主持中央政校時，公認另一項貢獻，便是重視邊疆青年的人才。他在1933年2月，將原先中央黨校的蒙藏班，擴充成為「蒙藏學校」，並決定在包頭、酒泉、西寧、康定、大理五地，分設分校五所。

他當時呼籲，「重視邊疆上的後一代」，並且強調「中國是整個的，邊疆同胞和內地同胞的利益存亡是一致的。」這是「歷史和時代的啟示，這是不容忽視的真理！」　

因為他的苦心栽培，對於後來中國邊疆的安定，產生很大貢獻。後來他巡視分校，眼看三萬多蒙古生穿政校制服，在沙漠邊際歡迎他，感動的幾乎落淚。

羅家倫此時，擔任中央政校教育長，長達三年；到1934年9月，因為同時擔任中央大學校長，公務太忙，無法兼顧才獲准辭去。

中央政校在重慶期間，仍由蔣中正先生掛校長名義，後來教育長由經國先生繼任，成為重要幹部來源。經國先生一直到晚年，最喜歡別人稱他「教育長」，足證他也非常重視教育，並可證明這位置的重要性，同時可見羅家倫當時受重用的程度。

1931年1月26日，羅家倫曾發表「從樹立學風到樹立政風」，至今仍然發人深省。他強調：

「政治的好壞，繫於一種風氣；學校的好壞，也繫於一種風氣。風氣一經養成，則在這風氣感召以下的人，自然感覺到一種環境的壓力，這就是道德的壓力　　使善者日趨於善，惡者不敢為惡，潛移默化，一道成風。這種風氣在政治上叫做政風，在學校裡叫做校風。」　

然後，他進一步指出：

「本校是中央政治學校，顧名思義，各位是將來要從事於政治的人，但是各位將來政治上一定不能隨俗浮沉，一定要轉移風氣，要肅清貪污風氣，要樹立廉潔風氣；要打開無動為大的風氣，而樹立果敢有為的風氣；要破除狹小傾軋的風氣，而樹立廣博雄厚的風氣。律己要嚴正，對人要寬厚。做的雖小事，顧的要到大局。我們要從建立良好的學風，而建立良好的政風。」　

所以，中央政校的門口，樹立兩大招牌，「要做官的莫進來，想發財的請出去！」

這兩句話，深深打動了很多有理想、有志氣的愛國青年；前行政院長李煥在回憶錄中就說，他當年看到之後「精神一振」，並終身引為座右銘，便是典型例證。

後來證明，國民黨的政治風氣，凡是能力行上述良好政風，就能得到民心，勝利成功。反之，如果背離上述良好政風，貪污腐化，就會失去民心，慘遭失敗。

事實上，蔣公早在1927年，便曾致羅家倫函，強調對於中央黨校的重視，要求對學生報告，「請速整理統計，凡各系調查成績在五名至十名以內者；請即交來一閱為荷。」　

由此可見，蔣公在軍務忙碌之餘，非常注重人才，特別會優先從中央黨校選才，其中重任即由羅家倫擔任，可見其分量。

後來，蔣公來臺創辦「革命實踐研究院」，同樣擔任選拔人才的角色；經國先生曾說，這是蔣公來臺兩大重要措施（另一為穩定新臺幣）。可見羅家倫對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角色。

另外，1927年5月12日，蔣公致羅家倫函中，也明白提到：「現由歐美回國，本黨青年專門人才，如蕭錚、羅霞天、駱美奐、吳任滄諸同志，務收容在本校任教，以備本黨應用也。」　

由此也可看出，蔣公對人才與師資均很重視；正如同政府來臺後，中央黨部設立「中山獎學金」，選拔人才留學。羅家倫從1960年之後，也擔任中山獎學金考試委員，再次證明他在培訓人才的重要地位。

只不過，1969年羅家倫過世之後，中山獎學金涵蓋面太廣，理工人才很多，文法人才卻很不足，直到經國先生注意到這問題，從1973年改制，才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為主。如馬英九（法律）、沈呂巡（外交）、及筆者（哲學）等人共十二位，即正好趕上第一期，當時還被戲稱「黃埔一期」。由此也可看出，經國先生傳承蔣公注重人才培訓的一貫精神。

另外，蔣公在1928年5月21日，致羅家倫函中，也曾指出：「明（星期五）晚九時，請約同各系主任與果夫、井塘各同志駕舍，研究學生畢業後工作之分配。最好由兄預擬一方案，屆時俾可根據方案討論一切。」

由此充分可證，羅家倫當時擔任中央政校校務工作後，同時兼負為國舉才的重任，影響既深遠，也重大。

羅家倫生前常強調：

「我們學校窮，國家也窮，我們只能以感情相維繫，以大義相勸勉。」

正因羅家倫是以情感道義相結合，所以在他主持的各校，一直能請到很多好的師資。

馬星野就指出，羅家倫本來最早是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教授，所以他在籌辦中央黨校的時候，就廣請各大名校最好師資；他回憶：「當時教授陣容，是一時無匹的。」例如，他請到東南大學的方東美先生、趙蘭坪先生、韋潤珊先生，北京大學的王世杰先生、段錫朋先生、周鯁生先生，金陵大學的唐啟宇先生，復旦大學余井塘先生、趙隸華先生等等。這種「尊師重道」的風範，成為羅家倫終生的特色，至今仍然深深值得效法！

1959年，政大校慶時，請羅家倫題詞；他回憶在九一八事變後，再度回到中央政治學校，力主成立大學部，建立長期正軌教育的規模，當時所定目標，就是「要把本校辦成法國巴黎的政治學校，而兼備英國倫敦政治學校的學術權威性，並且以研究學術、革新政治，為雪恥國強的基礎。」

然後他再指出，「現在時間過去將近三十年，我仍願以這個心願，提出來和國立政治大學師生共期勉。」

如今，我們距離上述題詞，已經再過了五十年，羅家倫過世也已四十年，但是放眼臺灣多年來政風，卻有很多貪腐，學風也是積弱不振，令人不勝唏噓！

因此撫昔感今，回顧羅家倫這種高崇莊嚴的辦學理想，以及教育興國的滿腔熱血，實在深深值得所有仁人志士，今後共同重視，切實整頓政風，革新學風，才能真正承擔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志業！

【註解】：

※本文曾刊登在臺北《傳記文學》2009年5月份「五四專號」，經徵得該刊同意納入本作，特此申謝。

　《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9年）第八冊，P.398

　《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9年）第八冊，P.399

　《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9年）第八冊，P.399

　《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9年）第八冊，P.401

　馬星野〈悼羅志希先生〉，《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594

　馬星野〈悼羅志希先生〉，《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594

　《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9年）第八冊，P.402

　《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9年）第八冊，P.402

　蔣永敬，〈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228

　馬星野〈悼羅志希先生〉，《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594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15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16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16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28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28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24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741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05

　戴運軌〈懷念羅家倫先生〉，《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692

　戴運軌〈懷念羅家倫先生〉，《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692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727

　蔣永敬，〈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734

　蔣永敬，〈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734

　馬星野〈悼羅志希先生〉，《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594

　蔣永敬，〈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739

　王煥琛，《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695

　王煥琛，《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695

　王煥琛，《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P.13-14

　王煥琛，《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P.15-16

第二章　羅家倫與北大精神

　北大的熱血青年

羅家倫因為家學淵源，對中國文史哲，很小就有根底；從三歲起就由母親教他背誦短詩，父親傳珍公更常親自講授詩詞，到四歲就讀家塾，奠定了很好的國學基礎。

他在八歲時，父親教他當時的禁書鄒容《革命軍》，小小心靈，就有奮勇救國的豪氣干雲。後來他還曾經作詩回憶：「大袖藏歸革命軍，教兒讀罷氣如雲！」

十八歲時，他就讀上海復旦公學，同學中有余井塘、黃季陸等名人。那時，他還擔任《復旦雜誌》編輯，並曾發表〈二十世紀中國新學生〉，開始嶄露頭角，展現過人的才氣與志氣。

1916年10月10日，羅家倫十九歲，聽到黃興先生在上海徐家　家中病逝，他第一個趕到，站在床邊敬禮。他曾回憶，當時「心中酸痛，熱淚如麻」，因為「真是為國家民族而傷心哀慟」。從這文字，就可看出羅家倫從少年起就很重情義，深具愛國精神。

復旦公學創於1905年8月，由于右任、馬相伯等創立，于右任建議校名為「復旦」，民國二年曾推孫中山先生為校委會主席。該校深具愛國意識與言論自由的傳統，所以對少年羅家倫很有影響。

羅家倫後來在回憶錄中，讚揚黃克強生平，深具「赴義恐後的精神，百折不回的志節，豪邁恢宏的氣度，斐然成章的文采，所以能鼓舞一世，完成他偉大的生命。」　

他並指出，黃克強「能文、能詩、能書」，「他文章氣宇開張、雄渾流麗，他的詩歌慷慨悲歌、感情流露，他的字於秀潤之中，現剛勁之氣。」　

其實這兩段話，正好也能形容羅家倫本人的生命精神。

1917年，羅家倫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以外文系為主，但卻經常修哲學課，並與中文系的傅斯年、哲學系的顧頡剛，結為好友，還常在胡適的家中討論學問。

1918年，北大文科學生為了吸收新知，適應新思潮，自我培訓，創立了「新潮社」，羅家倫即為發起人，名稱也是由他提議，時年才二十歲，很可看出他的聰慧、膽識與抱負。

那時，他與後來擔任臺大校長的傅斯年，共同擔任「新潮社」的編輯。他曾明確表示，該刊特色為「批評的精神、科學的文義、革新的文詞」，很可看出北大青年當時的朝氣、銳氣、與志氣。

1919年，在巴黎和會中，北洋軍閥政府因為私心，想要鞏固政權，企圖攏絡日本做為外援，所以對於山東領土主權問題，表現非常軟弱，引起北京學生強烈抗爭。

羅家倫提議五月四日，發起北大全體學生的請願行動，當天他走在最前面，大規模的罷課示威，迅速擴散成為社會運動，並且遍及多省，期能喚醒人心，共同救國，成為震驚中外與歷史的「五四運動」，羅家倫就是當時熱血青年的指標性人物，成為眾所公推的學生領袖。

當時聞名的「五四宣言」，也是由他起草。全文慷慨激昂，擲地有聲，讀完後直令人熱血澎湃，極具激勵人心的作用。

他當時是臨危受命，臨時接受學生會的委託，靠在長桌旁邊，憑著愛國精神，將其滿腔熱血，迅速寫成救國宣言，只花了十五分鐘。全文一鼓作氣，一氣呵成，沒有更改一字，立刻送出印行，成為「五四運動」的唯一文宣品，也成為歷史上不朽的愛國文獻。

由此很可看出他的才華橫溢，而且才思敏捷，到了「倚馬可待」的程度。

他當時文中的號召，「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簡明有力，一針見血，迅速成為所有愛國人士的共識。宣言中還有兩段名句，至今仍然正氣凜然，撼動人心：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1972年，筆者在臺大當研究生時，曾經參加保釣運動，親眼看到這兩句名言，再度高掛在校園大樓，做為保釣心聲，心中仍然熱血沸騰！

後來，我也曾接受臺大學生代聯會委託，撰寫保釣宣言〈告美國青年書〉，同樣也是一鼓作氣完成，所以很能體會羅家倫當時的心境，心中也彷彿聽到民族精神的一貫呼喚！如今保釣宣言記載於臺大校史館，堪稱臺大傳承北大「五四精神」的具體例證。

當時北大的學生活動中，羅家倫除了起草宣言，另外舉凡對外發言、探望被捕同學、親自與警方交涉等等，均由羅家倫領頭，同時展現了優異的口才與幹才，〈五四運動〉四字也是由他所取。他不但在愛國歷史上，為北大創造了光輝的一頁，為他本人歷史也奠定了光榮的地位。

同年5月26日，羅家倫在上海的《星期評論》，還曾經用筆名「毅」，發表一篇文章，名為〈五四運動的精神〉，由此筆名，也可看出他以「弘毅」自勉的心志。他根據親身經歷，首次分析，北大學生當時發起「五四運動」，重要動力有三：　學生犧牲的精神，　社會制裁的精神，　民族自覺的精神。

由此可見，他為喚醒民眾，已經懂得以學生犧牲奮鬥的精神，做為社會輿論制裁的動力，並且促成民族的自覺自立。

這種心志與熱忱，也成為抗戰時，他任中大校長一系列演講《新人生觀》的同樣精神。

今年正好也是「五四運動」整整九十周年，回顧羅家倫當時做為學生領袖的表現，很有愛國的熱血，並有過人的膽識、勇氣、智慧、與魄力，堪稱「英雄出少年」的典型例證，至今仍然深深值得喝采與效法！

同年夏天，他曾經專程到上海，以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身分，前往拜謁國父孫中山先生，並以「出生之犢不怕虎」的精神，與國父熱烈論辯政局，經國父慈祥的解說，他更為欽佩；因為那次中山先生的精神感召，更加奠定他後來從教育上救國的方向。

1920年，羅家倫為紀念五四週年，再於《晨報》刊登《五四紀念增刊》，邀請北大蔡元培校長、胡適與蔣夢麟等北大名教授，為學生寫文章打氣。

他本人並在《新潮》的五月號，發表長文；在這文中，他重申一年前所說「五四運動」的精神，然後從正反分析「五四運動」的成敗。

他認為，正面的影響是：　思想改革的促進，　社會組織的增加，　民眾勢力的發展。

然後，他也用自我反省的精神，承認也有些副作用，值得警惕，因為「學生產生了萬能的觀念，導致了學術的停頓，行為落於形式的巢臼。」

換句話說，他也認為，大學生畢竟應該沉潛用功，致力求學，才能成為人才，蔚為國用。學生政治活動只能一時救急，不能長期沉迷於街頭抗爭。這種冷靜的分析，直到今天，仍然很能發人深省。

因此，羅家倫曾以身作則、用心沉潛；在杜威訪華之後，研讀杜威的《學校與社會》，更加深他對教育的重視，甚至有意翻為中文（可惜後來未實現）；後來他赴美國留學時，就因為杜威的新書《Reconstitution in Philosophy》啟發，發表長文，介紹這本《哲學的改造》。

他除了引介杜威「實踐主義」的哲學，更認為一定要將理論結合實際，這對於「救中國思想界的危機，尤為緊要」；可見他念茲在茲，均是立志以思想文化救國，並以拯救中國危機為己任。

他當時並指出，這種務實的哲學觀，可以「引導人從抽象的到具體的，從普遍的到特殊的觀念性」，所以非常重要。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將哲學結合人生需要，結合時代使命，那才不會淪為空中樓閣，不會成為時代逃兵，不會與人生脫節。他的《新人生觀》，就是典型例證。

這種經世致用、救國救民的人生觀，直至今天，仍然深深值得重視與推廣！

哲學的大用，本來早從羅馬的西塞羅（Cicero），就曾明白指出：「哲學，你是人生的導師，美德之益友，罪惡之勁敵，如果沒有你，人生還值得什麼？」

但是，如果哲學本身用詞太晦澀，表達太抽象，變成只是象牙塔中少數人的學問，那就根本無法成為「人生導師」，當然也無法成為「美德益友」與「罪惡勁敵」，甚至還會眼見美德毀棄、罪惡橫行，哲學家卻只能退居書房，空自悲憤！

所以，羅家倫在《新人生觀》中強調，哲學要彰顯「強而不暴是美」的人生觀，要能挺身而出，撥亂反正，才能真正救人救國，並且扶傾濟貧，這種慧見直到今天仍很重要！

另外，羅家倫在1919年5月11日的《晨報》，也曾經發表重要的創見，名為〈大學應當為女子開放〉，堪稱中國教育為女性打報不平的第一篇文章。羅家倫時年才二十一歲，已經表現出凜然的正義感與沛然的同情心。

同年夏天，美國名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應邀到北京講學時，由胡適口譯，羅家倫記錄，介紹美國教育情況。所以，《新潮》在當年十月，由羅家倫發表了一萬字的長文，名為〈婦女解放〉，論述男女平等的理由，以及如何推動的方法。該文對於促進中國女權，貢獻極大，影響也很深遠，均可看出羅家倫一貫的熱情與俠義精神。

1920年，羅家倫從北大畢業之後，決心更加充實自己，才能以學問救國，所以在蔡元培推薦下，先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深造，再去杜威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同學有蔣廷黻。他的心志不在學位，而在觀摩歐美的富強之道，所以廣泛的以哲學、歷史、文學、教育、人類學等為修習內容。

1923年秋天，他曾綜合所學，針對國內「科學與玄學」爭論，沉思運筆，完成《科學與玄論》一書，頗受蔡元培所欣賞，後在1924年出版。書中特別強調整合兩者的重要性，指出兩者「各有各的機能，各有各的領土，不但不可強分，而且也不可少」，也很受方東美先生稱讚，兩人因而成為莫逆之交。從本書中，很可看出他的胸襟恢宏，思想高超，能夠壁立萬仞，曠觀大局，所以絕不陷入偏狹的門戶之見。

他回國後，擔任三所名校的校長，均很有此胸襟；他在中央政校、清華、中大等校，都以這種精神辦學，蔚成雍容學風，所以培養了很多的重要人才。

例如，羅家倫雖然是新文學的提倡者，但本身的國學根基非常深厚；他後來在1948年所寫〈偉大藝術天才石濤〉，形容黃山的雄奇與美麗，認為「北方太華之峻拔雄奇，東南天台、雁蕩之清健秀媚，甚至於桂林山勢之陡削蕭森，黃山均兼而有之」　。從遣詞用字中，均可看出他的國學素養，才情橫溢，風格綺麗，而且深具盎然生機，所以能夠馳情無礙。

另外，他評論石濤的畫品「氣勢雄遠，神韻幽閒，兩者兼而有之」，短短數語，就能點出其中精妙，很可說是石濤千古難求的知心人，並能彰顯他本身在國學中的造詣。

尤其，他從石濤畫作中，領悟「寫生」與「寫神」的區別，深知其為「詩、書、畫」集一身的天才，更能從其作品中參透蒼茫抑鬱的亡國之痛，不但足以印證其本身在國難中的沉鬱心境，同時可看出他對中國文藝欣賞的高深水準。

所以，他在擔任各大學校長時，均能兼容並蓄，新舊並存，絕不排斥任何學問；這固然也受蔡元培影響，但更因為他本人就是貫透古今學問的典型，所以深知辦學不能狹隘偏頗。

這令我想到，柏拉圖很早就曾強調：「哲學家的靈魂，一直在尋求一切人事和神事的整合，再沒有什麼比思想狹隘的哲學更加危險了」！這種通達開明的胸襟，對於哲學與辦學均至為重要；近代部分學界囿於門戶之見，文人相輕，均因缺乏這種胸襟，真是至為可惜！

羅家倫在留學期間，還曾與留德的朋友，如傅斯年、趙元任、俞大維等，經常通信論學，可見他的用功程度。

1923年，羅家倫因為嚮往歐洲哲學，曾經前往德國、法國、英國，在柏林大學、巴黎大學等，修習文學、史學、哲學、教育、兼及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同學有朱家驊、俞大維、傅斯年、陳寅恪等人。

當時羅家倫心中所掛念的，仍是學成之後，如何拯救中國，因為他認為，中國面臨的，「是重大的教育問題，是民族根本問題！」

那時，蔡元培曾以校長之尊，親自寫信給羅家倫，對其期勉有嘉；信中還提及，將應邀到德國參加康德二百年生日紀念，所以請羅家倫代訂「不甚貴的旅館」，並請羅家倫代為準備祝詞，均可看出他對羅家倫的倚重。

另外，蔡元培還提及，屆時他赴德若須演講，擬用「康德與戴震」為題；因為戴震同樣在當年為兩百歲生日紀念，北京也有紀念會；戴震在中國有大影響，如同康德在歐洲很有影響，所以二人很可以相互比較研究　。

當時，蔡元培將此重要演講，請羅家倫先準備初稿，還提及對二人學說的比較，「或同或異，不妨分別論之」，並請羅家倫譯成德文，形成學界很珍貴的逸聞與佳話。由此既可看出蔡元培有慧眼識英雄，也可看出羅家倫在其心目中的分量。

由此一例，還可證明，羅家倫除了用本名發表的著作很豐富，他應蔡元培之邀，用蔡名義所寫的論著，如《康德與戴震》，也很值得重視；另外，他回國後，應蔣公之命所準備的各期重要文章，同樣非常豐富，均很值得注重。

例如，蔣公在1927年，便曾經致函羅家倫，其中明白提到，請他代擬文稿，其中「應加二層意見」，蔣公說明論點之後，並稱「以上諸點是否參入於書內，請酌量損益為盼。」　

由此可知，羅家倫很早就已代蔣公準備重要文告；名史學家郭廷以為羅家倫當時的助理，便曾指出：「羅先生寫的又快又好，有內容又動人」，足證他的才華與學養，除了在學界深受蔡元培肯定，在政界也早已深受蔣公倚重。

筆者不敏，也因為曾經兼任經國總統秘書，而有為經國總統準備文稿的經驗，所以很能體會羅家倫為蔣公備稿的心志與抱負。

尤其，他在為蔣公長期備稿忙碌之餘，本身仍能有大量的文學、哲學、與史學作品，還有豐富的演講文集，甚至還有大量的詩品與文藝評論，真是很不容易，非要有充沛的精力，與強韌的毅力才行。

綜觀蔣公身邊的歷任文膽，就此而論，羅家倫的表現，實屬非常難得與罕見，深深值得重視！

尤其，蔣公生前仍然同意羅家倫自行獨立著述，並沒有埋沒他的文才，成為「沒有名字的人」　　否則後人就沒有福分看到《新人生觀》等曠世名作　　由此也可看出，蔣公在用才的方面，很有難能可貴的胸襟與遠見。

　對五四運動的反省

《新潮》雜誌在1920年5月，出版了羅家倫一篇長文〈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對的方針〉，是他在五四運動一週年後，從整體國運所作的深刻反省，至今仍然很有啟發意義。

首先他開宗明義的說到：

「無論是贊成的、反對的，總不能不認『五四運動』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第一件大事。」　

然後他再指出：

「這件事為中國的政治史上添一個新改革，為中國的社會史上開一個新紀元，為一個中國的思想史上起一個新變化。」

然而，五四運動的成績中，最大的事什麼？副作用又是什麼呢？

羅家倫在結論中強調：

「五四運動唯一的成績，就是能夠使中國『動』。」　

但他也客觀的指出，「動也有『衝動』與『活動』的分別。」

他並比喻，「衝動」同打嗎啡一樣，人到麻木不仁的時候，是非打嗎啡不可，這時打嗎啡針有絕大的效驗。

他指出，「五四運動」是中國昏暈後起死回生的神針；然而，既打之後，人已更醒過來，「就應當趕快吃固本培元的藥。」

這段話正是羅家倫這位「五四運動」領袖，最深刻也最精闢的比喻。

他並提醒，不然的話：

「倘使要接二連三打嗎啡針，那不但嗎啡針此後無靈，而且人要被他打死。」

所以，他語重心長的強調，「五四運動」雖是中國昏暈之後，起死回生的神針，但是現在要趕快吃固元培本的藥了！因為，「本固元培，才可以養成真正永久的活動。」

他並在結論中指出：

「我總願以後可以避免一時的不經濟的『衝動』，而養成永久的真正的『活動』！不然，長此下去，釀成一個『反動』，則中國的進化，至少又要停滯多少年。」

後來歷史證明，正因「五四」之後，中國面臨不停的『衝動』，無法安定建設，軍閥內戰不說，即使北伐後有「黃金十年」的建設，但迅即有日本入侵，全民展開神聖抗戰；精疲力竭之後，又有國共大規模內戰；中共雖然當時獲得成功，但卻政治運動不斷，人民如烙餅般，被折騰來又折騰去，到了文革，更成空前浩劫；直到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呼籲改革開放，大陸才又逐漸恢復生機，但已「停滯多少年」了！

由此足證，羅家倫在此，深具其遠見與慧見。

他並指出，五四運動成功太快，突然把學生地位抬得很多，平心而論，「我們的虛名，實在過於我們的實際」，「實在是最危險的事」！

由此也可看出，羅家倫很有反省精神，比起其他容易自滿自大、終於迷失自己的人，格局與境界大不相同。

然後他更指出：

「民國成立之後，民黨之所以失敗，原因也在于此。」

因為，「在民國未成立以前，民黨確是一部分『民』的，所以凡是『民』聽到了，都起來表同情。」　

但是，「民國成立以後的民黨，都趾高氣昂，去做偉人元勳去了。所以社會上的人，看得民黨，是一個離開了『民』，而孤孤伶伶獨立的特殊階級，所以也因此失了同情，而終究不能不歸於失敗。」　

所以，羅家倫特別提醒學生們，應該「從解決平民的生計問題著手，是他們最關切不過的事。也是他們最感激不過的事！」　

他並語重心長的指出：

「我們回回講，出去叫什麼『愛國』、『救國』是沒有用的！肚子餓了，還要他們按著肚皮去講『愛國』、『救國』，是不會成功的。」

然後，他很深入的分析，「中國亡不亡，對於這般貧民，沒有關係的」！他並且提醒同學們：

「我們同志的青年啊！你看看北京的洋車夫，一天跑到晚還不過賺二三十個銅子，還要養家；你看中國亡了，他們的苦痛，難道還會過於此嗎？你看唐山的煤礦工人，在黑暗世界裡，一天挖到晚，只得了六個銅子，你看中國亡了，他們的苦痛，難道會過於此嗎？」

因此，他進一步指出：

「恐怕外國人來了，他們還要講人道主義一點呢！所以中國對於他們，實在不足愛。中國亡了，他們實在不必救。我們以『愛國』『救國』來號召是不行的！」　

所以，他的結論是：「我們說的話，要說他們心坎上的話，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要解決他們切膚的問題。」　

另外，他也特別反省，五四運動有失敗的方面，可以說

是自身弱點的暴露：

　學生萬能的觀念：「我們自己的選舉都辦不好，有什麼妙策可以整頓全國的選舉？我們自己的評議會都往往不足法定人數，而且討論不得要領，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組織強有力的議會？」　

　學術的停頓：「對於新的知識，一點不能增加進去，哪裡還有再來傾倒出來的呢？」因此，很多北京的同人感嘆：「不得了，沒有功夫讀書」，天津的同人說「腦子空」、上海的同人說「無法想」，可見感受知識的空虛，不夠應用，是各處一樣的。

　落於形式的窠臼：「當五四的時候，大家東謀西畫，都有一點創造的精神，而如今則一舉一動都彷彿有一定的形式……，最無聊的就是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街……，我以為我們此後，實在不能再有這種無聊的舉動了！」因為，「舊墨卷」是不可以重抄，抄去就鬧到沒有意思。

最後，羅家倫很中肯的提出一個問題。

他說，「我常常想，歷來各國的革命都可以革得好，何以中國辛亥以來的革命，愈革愈糟呢？」

然後他回答：

「我想這沒有別的緣故，乃是因為他國的革命，是大家為主張而戰的；而中國的革命，除了幾個領袖人物之外，其餘的人都是被金錢收買得來的，權位引誘得來的。」　

所以，「他們原來就沒有民主共和的觀念，如何可以盼望他們實行民主共和的政體呢？」　

因此，他提醒國人，各國的學者，認為改革政治社會，都非先從改造思想下手。因為，「以思想革命為一切改造的基礎」，堪稱從根本拯救時弊。至今仍然深具啟發性。

尤其，他當時舉出的幾項改革方法，從大處著眼，而從小處著手，非常具有培元固本的功用：　

　「定期出版品，不在乎數的增多，而在乎質量的改革；」

　「苟有真正改造社會的心思，還不如腳踏實地的調查一點寒苦同胞的生活情形；」

　「西洋大部分有系統的著述，應當從速翻譯介紹了！」他並引述吳稚暉先生所說，「中國要好好的有三萬種書譯出來，方才像個國家。」　

然而，即使到今日2009年，恐怕兩岸加起來，也還沒完成本項要求，深深令人警惕！

　專門學者的培養：他經常憤悶的想，「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夠造詣的人，拋棄一切事都不要問，專門去研究基本的文學哲學科學」，因為「世局愈亂，愈要求學問。」　

綜合上述，其實也正是中山先生所說，「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而學問的目的，在於復興民族文化，否則，在將來的世界上，是不能生存的！

這種警語以及反省，直到今天，對於兩岸，都還深具重要的啟發意義與警惕作用！

到1950年5月4日，時隔「五四運動」已經三十一年，也是國共內戰之後，他在臺北《中央日報》，曾經再發表〈五四的真精神〉一文，其中很多內容，非常發人深省。

首先，他特別提到：

「五四運動是兩種意識覺醒的表現，於是產生兩個巨大的潮流，每個潮流裡又各有一個主流，至今還在激盪，以刷洗　澱，而期衝開國家民族進步的前途。」　

其中第一，「五四是代表新文化意識的覺醒」；第二，「五四是代表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對於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羅家倫敘述的很詳盡：

「從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侮辱，無一不潛伏在知識分子的心靈裡化為悲痛。」

然後，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以及巴黎和會處分山東問題，對中國的不公不平，「加上北洋軍閥和官僚的愚昧與賣國，只知屈膝求榮，靦顏固位，於是巴黎和會中我們山東問題失敗的消息傳到之後，激勵了當年北京學生極度的憤慨。」　

所以當時，「由北大發動（即羅家倫等）而集合了其他七個專門學校學生，於五月四日集合在天安門前，對於各國使館直接表示抗議，要求其轉達其所代表的政府改變政策，秉正義而予我援助。」

然後，學生們「逕赴趙家樓，燬親日派首領曹汝霖的住宅，痛擊章宗祥，而陸宗輿臨時狼狽離去。」

雖然學生十餘人被捕，「但是大家再接再厲，堅決要求，拒簽巴黎合約，罷免曹章陸三個國賊，全國學生群起響應。」

後來，六月三日，北京北洋軍閥大規模逮捕講演學生一千餘人，引起全國的公憤；上海、天津等處紛紛罷工罷市，國外留學生也同時響應，對中國出席和會代表團採取行動。

這個運動的實際效果，終於迫令北洋軍閥政府，罷免曹章陸三人，並且拒絕在巴黎合約上簽字，保留山東問題，成為國際重大懸案；等到1922年在華盛頓，能比較順利的解決。

所以，當時「以青年的奮起，激發了全國民眾的力量，終能阻止賣國的政府，簽訂一個重要的不平等條約，這是中國政治史上第一次！」　

因而，五四運動宣言中號召的「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兩句名言，相當程度能夠完成，的確是響噹噹的愛國成果！

另外，誠如羅家倫所說：「五四的涵意並不只此，五四的近因固然是反對外交失敗，軍閥禍國，而五四的伏流，卻是一股近代的民主思想。」　

他並指出，五四的根源，「為什麼五四會在那時候首先在北大裡醞釀呢？」

第一，「因為當時蔡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提倡一種新的學風，新的人生觀，教學生要研究學術，探討真理，要關心國家民族的安危（就是大家常引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卻不要以升官發財為目的。」　

正因這種純潔的理想主義，「實在感動了一批青年」。

第二，杜威那時也在北大講學，宣揚民主的教育思想和民主的政治哲學，廣受大家接受，因而身體力行。

第三，北京大學雖為當時新文化運動中心，卻也仍然是國學中心，所以北大學生發動五四運動時，免不了下意識仍潛伏一些漢宋太學生預闖政治的暗示。

所以羅家倫指出，五四運動出發時候，他就聽見好幾位讀中國書的朋友們，如此的竊竊耳語。只因時代不同，行動的方式不同，以前人是「伏闕上書」，現在卻是：

「一面著手國民外交，一面以奮鬥的精神，去實現那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民族意識，並且把他廣泛的散佈到全民社會裡去，成為一個普遍的民眾運動。」　

然後，羅家倫回顧，五四運動還在高潮的時候，他在《每週評論》用「毅」的筆名所寫短文，並且再提他在《新潮》所說「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失敗和將來應教的方針」，重申他的主張：

「一方面積極的研究學術，為新文化運動放一個建設性的異彩，一方面是深入民眾，為實際解除民眾痛苦，增進民眾福利而努力。」

緊接著，羅家倫反省，「回想當年及其以後，大家都是認得不真，做得不夠」，並且謙稱「我就是其中最慚愧的一個人。」　

其次，他也承認，五四運動一個缺點，

「就是當時從事這個運動的人，大都文化的意識很強，國家民族的意識很強，但是沒有公認的具體政治方案，更沒有政治的組織，來和這偉大的潮流相結合。」　

他並分析原因，「當時五四的發動，完全出於青年純潔愛國的熱情，絕無任何政黨或政團在後面發縱指使。」

然後他強調，「五四的可愛，也正在於此。」

只不過，羅家倫也指出，「話又說回來，五四運動雖然不是國民黨所發動，但是精神上卻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主義是一致的。」

他並提到，「這關鍵在於蔡孑民先生。」

然後他引述，1919年冬天，廖仲愷向他說，本來馬君武反對蔡先生去北大當校長，但總理卻贊成蔡先生去，「現在證明，總理真有眼光和氣度，蔡先生把革命的精神傳播到北方去了。」

所以羅家倫指出：

「國父的眼光到底比別人敏銳，對於時代的適應和把握，到底比他人高明而有魄力。」

他並舉出例證：

「新文化運動一發動，他就在上海創建《建設》雜誌，以積極方案相號召，而令幹部同志辦《星期評論》，完全用語體文，俾與北方幾個有力量的刊物相呼應。」

另外，五四運動之後，羅家倫與兩位代表，一起到上海晉謁國父。羅家倫回憶，當時「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和他（國父）劇烈辯論了三個鐘頭，而他始終娓娓不倦，越辯越起勁，硬是要說服我們！也可以見得他對於青年注意的強度了。」　

然後他再指出：

「蔡先生是同盟會的健者，始終是國民黨黨員，他有革命家的勇氣，同時更有學人君子的氣度與特立獨行的精神。」

他並強調，蔡元培「絕不做黨的宣傳」，但是「他的宣傳力量最大，因為他真能力行『身教』」。

然後他再舉例，如胡適之諸先生，當時都是蔡先生聘來的教授，「但後來都對蔡先生『以師禮相事』，如同『衷心悅而誠服，如七十二子之服孔子』，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情。」

換句話說，蔡元培當時雖然為北大校長，但他的革命精神以及人格風範，都對青年學生有很大的感召作用。

所以羅家倫說，「國民黨裡面有這樣一位哲人，發生這樣大影響，這段歷史是很值得珍貴的。」　

另外，他在分析近代教育之後，最後再強調：

「覺醒後的文化意識，還應當加強！覺醒後的民主意識，以愛護國家民族為骨幹的，還應當發揮！」　

由此再次可證，羅家倫的一貫特色，就是現代教育與愛國教育並重，以及「民主」意識與「民族」意識並進；加上他向來重視民生疾苦，注重「民生」意識，仍是來自孫中山先生的重要啟發，今天仍然深值重視與弘揚！

到了1967年五月，《傳記文學》邀羅家倫再談「對五四運動一些感想」（10卷5期）；距離1919年五四運動，已有四十八年，距他本人（1970年）辭世，只有三年，堪稱他一生中，對於五四運動的最後文章。其中有幾段新內容，很值得重視。

首先他引述，國父在1920年致海外同志書，其中提到對五四運動的評語，強調「自北京大學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的預備。」

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

當時，「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蒙極大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　

然後他再重申，北大原先也是一個陳舊的學校；在「京師大學堂」時代，進士館裡，差不多每個學生有個當差。上課鈴打了由當差請「老爺上課」，可見風氣的老朽。

另外，民國初年，北京出名的八大胡同裡，客人首稱「兩院一堂」，兩院就是參眾議院，一堂便是京師大學堂，即北大的前身，更可看出風氣的敗壞。

羅家倫回憶，這種陳腐敗壞的風氣，到了蔡元培當校長，才為之一變。他教訓學生，來北大是為求學，不是為了升官發財，不只是為個人求學，乃是「要為國家民族著想，為負起貢獻世界文化的重要使命而來，這才讓大學生如夢初醒，振作精神。」

那時，軍閥養助無聊文人官僚，批評北大學生為「洪水猛獸」，蔡元培曾發表一篇文章，叫〈洪水與猛獸〉，主張不可壅塞新思潮的洪水，卻要先驅逐猙獰軍閥的猛獸，羅家倫讚嘆，「在當時的環境中，這是何等偉大的魄力！」　

他在另外一篇回憶辜鴻銘的文章，也曾提到，因為辜鴻銘在日文報上登文章，批評北大五四運動學生，他還在課堂上，直接找辜鴻銘據理力爭；以辜鴻銘的博學與豐富的世界經驗，都還不能瞭解五四運動精神，相形之下，更可看出國父同情與支持五四運動的遠見與胸襟。

所以，羅家倫再指出，「五四運動真正的領導者」，乃是「同盟會會員、國民黨黨員，文化的先覺蔡孑民先生，這是無法推翻的歷史的事實。」因此不能以政治立場任意扭曲，混淆視聽。

另外他也鄭重澄清，「五四運動」從未主張「非孝」或「手打孔家店」，也從未主張把「線裝書丟到茅廁裡」。

他指出「非孝」是浙江杭州經子淵辦的師範學校，一個學生施存統，在該校刊物發表的荒謬文章。「手打孔家店」是四川老儒吳虞的話。至於把「線裝書丟到茅廁裡」，雖是吳稚暉先生所說，但那是鑑於當時科學不受注重，復古氣壓高漲，所以他才慨然有感而發，然而後面還有句，「三十年之後，中國科學昌明了，再把這些書撈起來讀」，可見這話有時代性，並不是要毀滅中華文化。

羅家倫並指出，吳老先生是思想界的革命家，當時補弊救偏的議論，正足以表示他的革命精神，卻硬生生被斷章取義。

事實上，羅家倫本身也非常孝順，更曾特別工筆撰寫《蓼莪集》，首先引述古詩，並在詩中表達內心深處無限孝思：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由此充分可證，羅家倫雖是五四運動健將，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但對傳統孝順美德，卻是身體力行，極力提倡，令人非常感動！

如今，兩岸科學均已相當昌明，亟待重新振作的，確實應該是中華文化，以此返本開新，撥亂反正。因此展望未來，深值仁人志士，共同領悟羅家倫所說：「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一貫的精神」；唯有如此，傳統結合現代，學理結合時代，重新出發，才能再創中國現代化的新光明！

　對五四運動的回憶

「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到2009年已經足足有九十年，當時的學生領袖羅家倫，在2009年，也已逝世了整整四十年！

在2009年，重新回顧羅家倫談「五四」，更有莫大的意義與啟示。

事實上，羅家倫在「五四」的二十週年，也就是1939年5月1日，就曾在《新民族》發表文章〈紀念五四〉，至今讀來仍然發人深省。

他首先指出，五四運動的產生，由於三個重要因素：　

第一，是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文學的革命引起整個思想的革命；當時的《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三個刊物，實在是「發動青年思想的馬達」。

第二，是蔡孑民先生提倡正確人生觀的影響。這種哲學的思想，打破了當年北平北洋政府腐化的風氣，使青年們知道，「升官發財的觀念，不但不是青年所應當有，而且是青年最可恥的一種心理。」

第三，是民族國家意識的發達。因為，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以後，繼續不斷的侵略中國，更加「燃起了中國民眾愛國的火焰」。

所以羅家倫指出，由於這三個因素的交流，於是「灌溉出五四運動燦爛的鮮花」。　

然後，他在文中，再次重登了「五四宣言」。

那篇宣言，是他臨危受命，倚著桌旁臨時提筆寫成，前後只用了十五分鐘，寫完沒有再改，立刻送出分印各大學同學；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才思敏捷，倚馬可待，更可看出胸中熱血膨湃，出於至誠，所以大筆一揮，渾然天成，至今仍然鏗然有聲！

尤其，文中「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立刻成為人人在五四運動中，朗朗上口的共同口號。

另外，文中嚴正指出：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正氣凜然，大義凜然！用反襯法，烘托出民族精神的悲壯與豪情，至今仍然膾炙人口！

1982年，當臺灣大學同學發起保釣運動，向日本再次嚴正抗議時，校園紅樓高高懸掛的，同樣是這兩句內容，更證明其永垂萬世，足以不朽！

所以，羅家倫說：「『五四』運動燃起了國家民族的烈焰，繼而令人熱血澎湃，迴思良久，『五四運動』喚起了全國青年的覺悟，「五四」運動為國民革命　　三民主義增加了無數的生力軍！『五四』的力量太偉大了！」

這段評語，確實非常中肯，即使在九十年後的今天，仍可證明非常正確！

當然，任何社會運動除了正面貢獻，也會有副作用。

所以，羅家倫很持平的指出，五四運動也有缺點：

第一，「是大家雖有共同的民族意識，而無一致的政治意識」；因此後來長期內戰，很多菁英內耗，形成時代悲劇，更造成國家分裂；今後自應從大局著想，共同團結，一致對外，才能共同創造民族盛世。

第二，「是五四運動以後，青年雖知道學問的重要，有不少的人在埋頭苦幹，但也有許多看不透徹的人，專心奔走呼號為事，不能切實在學問上苦幹，流弊是演成了許多無理的學潮。」

第三，「是五四運動雖喚醒了許多青年，震動了不少的民眾，但是這種力量，還不曾深刻的廣泛的達到民間。」

然而，整體而論，五四的精神仍然是偉大的，因為「五四運動」的本身太光明了！

所以，羅家倫的結論是：

「在抗戰建國的期間，我們應當特別紀念『五四』的精神始終是抗日的！」

從本質上來看，「五四」的精神，背後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最可貴的愛國精神，這對今後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運動，進而振興中華，同樣是很根本的精神動力！

在臺灣有段時期，以「去中國化」為政策，甚至以媚日反華為能事；當時出生的小嬰兒，至今已成長為二十歲人，均被誤導成自己「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深深值得今後反省與改進！

因此展望今後，臺灣青年更應多多領悟，當年「五四」運動的愛國精神與救國熱情，勇於挺身而出，貢獻所學，為振興中華而努力，那才是整體中華民族之福！

羅家倫有關五四的回憶，經常提到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的風範，同樣值得敬重。

他對蔡元培很尊敬，特別推崇蔡元培轉移學風，他並明確指出，從五四運動後，「就北京大學而論，學生從軍閥的高壓和官僚的引誘中，不顧艱險，奔向一條救國的路，實在是蔡先生轉移學風的結果。」　

他當時談到，「五四運動也很簡單，它是為山東問題，中國在巴黎和會裡失敗了，國際間沒有正義，北京軍閥官僚的政府又親日恐日，喪權辱國，於是廣大熱血青年，發生這愛國運動。」　

羅家倫並指出，

「這是中國第一次廣大的青年運動，也是全國性的民眾運動。所以這運動不是北京大學可得而私，更不是少數身預其事的人，所敢得而私。」　

五四運動之後，青年們受到愛國精神激發，紛紛參加國民革命的救國工作，羅家倫稱之「有如風起雲湧」。

所以，羅家倫引述蔡元培當時名言：「官可以不做，國不可以不救！」

等到五四之後，學生運動發現流弊的時候，蔡元培又強調：「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同樣成為人人傳頌的名言。　

如今回顧「五四」運動之後，學生領袖之中，能夠堅守這句名言的，如羅家倫、傅斯年、段錫朋，都當之而無愧。

所以，羅家倫在紀念段錫朋的文章中，特別提到，當五四運動告一段落的時候，「我們因略具浮名，遇過一些政治社會的引誘。可是書貽（段錫朋）和我們一般友好絕不為動，相約繼續求學，以充實自己，再圖報國。」

由此足證，羅家倫很清楚，救國只靠學生運動還不行，愛國除了熱血，還要有學問，那就需要多讀書，充實自己，以學問報國。

所以，在五四運動後，羅家倫、傅斯年、與段錫朋這三位學生領袖，紛紛相約到歐美先進國家留學，以紮實的學問，自我訓練成為人才。

段錫朋在北大原念商科，後改稱法科，羅家倫在1918年為了反對媚日外交，即與段錫朋等，在北大西側飯廳開會，並且歡迎北大留日回國同學，報告日本侵華企圖。

羅家倫在當時，是演說的最後一人，因為情緒激昂，便提議在第二天發起北大全體學生，前往新華門請願與抗議，可稱五四運動的前奏。

當時，因為蔡元培校長立即請辭，羅家倫還受到部分同學責難，此時段錫朋很明確支持他、安慰他，並且強調「漢宋太學生陳蕃、李膺、陳京這般人的風骨，是我們大家所需要的。」

所以，羅家倫後來回憶五四運動，「中國歷史上漢朝和宋朝太學生抗議朝政的舉動，也給大家不少的暗示。」就是本此而來。　

羅家倫並指出，當五五那天下午，事件擴大，情勢非常嚴重時：

「書貽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熱忱的姿態，出現於全體北大同學，和整個北京專科以上學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茸舊布衣衫，可是他的言論、他的主張、他的氣慨，他發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為大家心悅誠服的領導者。」

所以，段錫朋後來被推到上海，由原先的「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更被推舉為「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由此擴大五四號召，全國人心共同支持，「實現了罷免親日三巨頭（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最後並阻止了巴黎和約的簽署，才保留山東問題，到華盛頓會議得到有力解決，把青島濟洲灣和膠濟鐵路的領土主權次第收回。」

羅家倫在此很謙虛的說，「當年在知識青年群中，始終其事的實際領導者，除了書貽段錫朋之外，沒有哪一個當得起這名稱。」

眾所皆知，任何群眾運動，最怕領導群中相互猜忌傾軋，學生運動更是如此。然而羅家倫在此，以五四運動原始發動人的身分　　也是五四運動唯一文宣的執筆人，卻對段錫朋做如此恢宏的稱讚，一方面固然可以證明段的名望，另一方面同時可以看出羅家倫的胸襟與涵養，均是非比尋常。

羅家倫這種胸襟與氣度，承自於蔡元培先生，也表現在他後來主持各個名校大學的風範。

所以，他在紀念蔡元培先生時，曾經特別指出，蔡元培「極端反對嫉妒和排擠」　，並且「極力反對學校內或校際間有派系。」

他並強調蔡元培的名言，「只能有學說的宗師，不能有門戶的領袖。」而且，「要能泱泱大風」、「休休有容」，才能「為民族發揚學術文化的光輝，才是大學應有的風度。」　

這種精神風範，正是羅家倫後來籌劃中央政校、主持清華大學，以及中央大學的風範，至今仍然深具重大啟發意義！

羅家倫並提到，段錫朋出國留學時，先到哥倫比亞大學，第二年正遇上華盛頓會議，要討論山東問題，「這也正是我們這班從事五四運動的人的未竟心志。」　

所以，當羅家倫聽到北洋政府用三萬美金收買少許留學生的敗類，企圖做其工具繼續賣國，他與段錫朋等再次合作，成立「留美中國學生華盛頓會議後援會」，強力監督代表團不得讓步　，正因為他們的堅持與努力，才能終於得到最後勝利！

很多人看五四運動，只看頭未看尾，沒有追蹤瞭解「山東問題」的後來發展，是非常可惜的事。

尤其，很多人不曉得羅家倫等人在後續這段的奮鬥過程；所以羅家倫曾引述段錫朋的話：「這是五四運動未完的工作，我們做事要徹底」，足證他們除了滿腔熱血，還有堅強毅力，深深值得欽佩！

段錫朋雖然曾經轟轟烈烈，成為智勇雙全的救國英雄，後來也曾擔任多項高層公職，但是一生清廉，非常節省；這種儉樸風範與羅家倫相同，至今仍然令人欽佩。

相形之下，有些青年菁英，在未掌權之前，非常清新清廉，但掌權之後卻開始貪腐，真令人感嘆，權力容易令人腐化，而且「何昔日之芳草，竟成今日之蕭艾？」

由此對照，從羅家倫、段錫朋與傅斯年身上，所表現的清廉人品，以及正直人格，更令人深感欽佩與敬重！

例如，段錫朋病危時，醫生曾用氧氣把他救醒，段知道後，還用輕微的聲音叮囑：「外匯少用一點」！因為當時使用氧氣需要外匯，所以段才有此說，令他身邊的谷正綱眼淚都掉下來。

因此，羅家倫強調，「一個人到了病重將要臨死的時候，還有這種堅強的國家民族意識」　，真是偉大！

「五四運動」三俠之中，除了羅家倫、段錫朋，便是傅斯年了。

羅家倫與傅斯年相交，是從1917年北大開始。

傅斯年先經過三年標準很高的北大預科訓練，然後升入本科，所以，中國學問基礎很好，英文能力也很強。

所以羅家倫也曾回憶，當胡適初進北大當教授時，自己提到「常常提心吊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現許多學生學問如此的強。」　

傅斯年就是這樣一位學生。

因此，羅家倫提到，傅斯年與他抱著熱忱，繼〈新青年〉而組織〈新潮〉，傅為主編，共同主張民主、反封建，並主張民族獨立，反對侵略。由此可知當時他們的朝氣與銳氣，形成非常先進的新思潮先鋒。

羅家倫並指出，在五四的前夕，傅斯年是參加「發難大會」的學生代表之一。到了五四當天，他更是親自「到趙家樓打進曹汝霖住宅的」　！由此可知他還是文武全才，必要時候還能以肉身捍衛領土的山東好漢！

傅斯年後來考取山東公費，前往英國倫敦留學，先研究實驗心理學，進而研究哲學、政治、文學等，返國後先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貢獻極大。

羅家倫曾形容，傅斯年的號召力和攻擊精神，與法國自由主義大師伏爾泰（Voltaire）很相似，因為「他們都願意為自由與開明而奮鬥，對於黑暗和頑固有強大的摧毀力，而且愛抱不平，也是相似之處。」

這種精神，正是羅家倫所說「俠」的精神，出於「偉大的同情」，不但是五四運動的精神動力，也是中華民族的抗日精神，更是從北大到臺大，一脈相承的學風精神！

抗戰勝利後，傅斯年曾暫代北大校長，到臺灣後，又曾擔任光復後臺大的首任校長，手訂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要求同學們都要修《孟子》與《史記》，就是從教育上，要培養學生有孟子般的浩然正氣，以及司馬遷的歷史使命感，也是同樣的精神傳承。

如今適逢五四運動，堂堂進入九十週年，我們緬懷當初「五四」三俠客共同的愛國精神風範，深深感到，今後唯有加強這種品德教育與愛國教育，才能無愧先賢，並能在此偉大的傳統基礎上，再次創造更為光輝燦爛的民族前程！

【註解】：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327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326

　《羅家倫先生文存》，〈偉大藝術天才石濤〉，P.19

　〈蔡元培致羅家倫函〉，《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P.598

　《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P.12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15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6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25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52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1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1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1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22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2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2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3-435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5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5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1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5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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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7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8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21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53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5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一冊，P.466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一冊，P.466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2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2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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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71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7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