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小說的人：塞萬提斯與他的堂吉訶德

導言

局內與局外

一六○五年冬天，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全世界最強帝國的中心，在當時經濟衰退、政治停滯的背景下，人們竟然開始談論起一本書。這本書很快就銷售一空，漸漸地，能閱讀的人傳閱著這些破舊的書本；不識字的人，則開始聚集在旅店、村莊裡的廣場和酒館裡，聽別人大聲朗讀書中的內容。

這些幸運兒相互挨擠在磨損的木桌旁，手裡抓著盛了劣酒的杯子，在煙霧繚繞又溫暖的壁爐旁，聽著某個識字的好人朗讀書中的開場白，而內容並不是如史詩般的英勇事蹟、或讚美牧羊人之愛的抒情頌歌，也並未描繪聖人深受愛戴的殉道倒影，這些一飲而盡、擠上前找好位子的人，反而正是最早聽見這段不朽開場白的人：「在曼查（La Mancha）某處，地名我就不提了，不久之前住著一位紳士……」

沒過多久，微醺的群眾會因為書中主角遭殃而鬨堂大笑，這位主角也將成為世界文學中最著名的人物──一位蹣跚、衰老的低等貴族，癡傻到用大部分土地換來無數本騎士小說，「他沉浸在書裡，每夜從黃昏讀到黎明，每天從黎明讀到黃昏。這樣少睡覺，多讀書，他腦汁枯竭，失去了理性」。在這種狀態下，這位可憐的紳士有了這樣的念頭：

「天下瘋子從沒有像他那樣想入非非的。他要去做個遊俠騎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騎馬漫遊世界，到各處去獵奇冒險，把書裡那些遊俠騎士的形式一一照辦；他要消滅一切暴行，承當種種艱險，將來功成業就，就可以名傳千古。」

這些第一次接觸到故事的聽眾全都捧腹大笑，聽著荒謬的古怪傢伙在他們的鄉間晃蕩，遇見的人很可能就是跟他們擠在一起聽故事的人，包括騾夫和洗碗女傭、農夫和妓女、理髮師和旅館老闆等等。

前半個鐘頭，大家在酒館裡得到了看馬戲團般的樂趣：老瘋子把一間破舊的客店誤認為城堡、把店主當成高貴的騎士，還將兩個庸俗的蕩婦看成了高雅的貴族小姐。他請求狡詐的店主施恩為他正式冊封，店主也因為夠了解騎士故事而配合演戲，儘管我們這位倒楣的英雄正大肆擾亂店主的客人，還引起放蕩女子的訕笑。後來他教訓了一位鞭打僕人的農夫，不過卻相信自己的仗義行為有效果，只聽對方口頭答應要賠償就離開了，結果狡猾的農夫因此竊喜，僕人卻得承受更多痛苦。酒館眾人所聽見的故事是部諷刺作品，既純潔又猥褻啊！毫無限制地嘲弄赤貧潦倒的鄉紳階級，那些人一個世紀以來都麻木沉浸於陳腐文學之中。

酒館裡的人喝了兩三輪酒之後，聽到這位老紳士發現自己缺了點東西，於是決定「回家一趟，置辦些出門必備的東西，尤其是錢和襯衣。他還要帶個隨從，打算就雇用街坊上的一個老農。這人很窮，又有孩子，可是做騎士的隨從卻很合適」。這位有妄想症的騎士在家待了兩個星期，說服他的農夫鄰居跟他走，並允諾完成旅程後送給他一座島──他還執意要以史詩的形式，用拉丁文說出島這個字。他毫不考量地理上的因素，但他們可是在西班牙中部的不毛曠野上晃蕩，要跋涉好幾天才到得了湖邊或海邊。

這位矮胖、頭腦簡單的鄰居一出場就改變了一切──無論是對於酒館裡的聽眾，或是身為其文學後裔的我們。在吉訶德（Don Quixote）找到桑丘‧潘薩（Sancho Panza）之前（這兩位就是我剛才一直在提的人物），他只能算是個配角，是個鄉巴佬，當然，這個角色描寫得很高明，但就只是個能讓酒館眾人嘲笑的對象而已。當時，有精神病的人犯了某些罪行並不會被起訴，可是他們會受到虐待、邊緣化，或者在大眾渴望娛樂時淪為笑柄。然而，找到了桑丘‧潘薩之後，吉訶德突然間變得非常不一樣了。

在描述他們啟程後的一兩頁篇幅內，這對夥伴遭遇了一場最具代表性的冒險：

「好運地安排比我們渴望的還好，你瞧，桑丘，那邊出現了三十多個大得出奇的巨人，我打算去跟他們交手，把他們一個個殺死，我們得了戰利品，可以發財。這是正義的戰爭，消滅地球上這種壞東西是為上帝立大功。」

「什麼巨人？」桑丘‧潘薩問。

「那些長手臂的傢伙，你沒看見嗎？有些巨人的手臂很長，幾乎要到二里瓦長呢。」

桑丘回應：「您仔細瞧瞧，那不是巨人，是風車；看起來像長臂的東西則是風車的翼板，會隨風轉動，就能推動石磨。」

結果可想而之，大家也都很清楚，吉訶德並不理會這位好隨從根據常識提出來的忠告，反而往前猛衝，用長矛刺向風車葉片的巨大翼板，連人帶馬被拋向了地面，慘不忍睹地摔得一蹋糊塗。然而桑丘對這場事故的反應，跟先前對待吉訶德古怪行徑的那些人不同。當其他人把吉訶德當成奇觀、消遣或是麻煩時，桑丘展現了同情心。一見到主人躺在摔倒的馬匹和斷裂的長矛旁邊，桑丘於是：

急忙騎著驢子來救，跑近一看，駑騂難得（Rocinante）重重地把他摔下，結果身體動彈不得。

「上帝保佑！」桑丘說：「我不是跟您說了嗎？仔細看，那不過是風車。除非自己的腦袋裡有風車打轉，有誰還不知道這是風車啊？」

個性單純的桑丘見解局限，他看見主人挫敗、看見主人因為妄想而多災多難，卻仍然決心要接納他：「『這都聽憑上帝安排了。』桑丘說：『您說的話我全相信，可是您把身子挪正中些，您好像閃到一邊去了，想必是因為摔下來時受了重傷。』」

在短短幾頁的篇幅中，原本是敘事者刻意針對騎士故事的揶揄譏諷，隨即出現了完全不同的面向：故事開始轉換，講述對世界看法相互矛盾的兩個角色，如何透過友誼、忠誠，最終藉由愛，而建立起緊密的情誼。在下冊（發行於上冊出版的十年後）中段，一位喜愛惡作劇的公爵夫人，誘使桑丘坦承自己確實知道吉訶德發瘋了，還指控他因為跟隨吉訶德而成為「比主人更嚴重的瘋子與傻瓜」，對此，桑丘是這麼回答的：

「我要是聰明人，早該扔下我那主人了。可這是我的命，也是我倒楣，我離不開他，只好跟他。我們倆是鄰居，我吃過他的飯，和他交情很深。他也知道我的心，不虧負我，還把自己的幾匹驢子給了我。別的不說，我至少是忠心的。所以要拆開我們呀，除非用鏟子和鶴嘴鋤。」

偉大的德國學者艾瑞克‧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曾經探討桑丘對吉訶德的情感，並認為桑丘：「從他身上學習，而且不願離開他。在吉訶德的陪伴之下，他變成了一個比以前更聰明也更好的人。」

火光搖曳照在熱切的聽眾臉上，這項轉變並沒有讓他們感到厭倦，酒館裡喧鬧的群眾依然大笑著。然而當酒館老闆最後一次呼喊要準備打烊，最後幾位客人放下空杯子往門口走去，一邊閒聊故事的內容，一邊打算隔天晚上再回來酒館，以免錯過情節發展，這時他們身上發生了某種察覺不出的改變。第一天晚上前來的聽眾都習慣於嘲弄，他們能滔滔不絕地說出譏諷的話語。透過《堂吉訶德》，他們學會了一種新的語言。如今，我們稱這種風格的語言為小說。

如果要我們定義，大多數人可能會認為小說是一種不真實的故事，我們閱讀小說是為了消遣，也非常清楚小說並不是事實。這麼說當然沒錯。不過想想看，當我們的眼睛開始瀏覽書頁上的文字，或者在我們最愛的節目看到主角開始與其他人互動時，我們會有什麼實際反應。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的作品《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裡有個令人難忘的場景：在公寓縱情於酒色的尼克‧卡洛威（Nick Carraway），思緒向外漂流，想像著：「在夜色漸臨的街道上，從那位不經意的過客眼中看來，我們這一排透出昏黃燈光、俯視城市的窗戶，想必更增添了幾分人生的祕密，而我也看見他抬起頭思忖著。我既身在其中，又置身其外，對變幻無窮的人生同時感到著迷與厭惡。」

如同尼克，我們接觸到小說時，同樣也是置身於正在閱讀或觀看故事的局內或局外。我們是我們自己，鎖藏在自身特有的世界觀中，我們也可能是跟自己差異甚鉅的人，體會著他或她如何生活在跟我們截然不同的世界裡。而我們也像尼克，無論在我們的書頁或眼前的螢幕上，都可能沉迷於變幻無窮的人生，或者是對這樣的人生感到厭惡。無論小說是以何種方式呈現，能夠體會到不尋常甚或是矛盾的現實，卻又不會感到排斥，這就是我們如此深受小說吸引的主要原因。

這並非一蹴可幾。我們的文化在科技及智慧上歷經了數千年的發展，才將小說精鍊為今日的形式，這種歷程當然還會持續下去。然而，小說的本質讓我們感受到不同的世界和觀點，這些體會彷彿從我們自身的情緒醞釀而來，我們卻未曾忘記自己身在別處。大約在四百年前，今日的小說形式就出現了。雖然他獲益於數百年來作家與思想家所傳承的智慧及技藝，但這位創新並結合今日小說技法的出眾人物，並非是君主保護與資助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學者，可以隨心將畢生奉獻於學問。不，他是軍人、冒險家、囚徒、借貸者，經歷無數嘗試與眾多挫敗，在生命的尾聲寫下了這本書，成為日後所有小說的典範。

這個指標性的人物就是米格爾‧德‧塞萬提斯‧薩維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他在一六○五年出版了《曼查的奇情異想騎士：吉訶德先生傳》（The Ingenious Gentleman Don Quixote of La Mancha），而令他跟大家一樣訝異的是，這本書成為了國際暢銷作品，但直到他於該書出版十一年後辭世為止，只獲得了名聲，並未致富。塞萬提斯的聲望在他死後仍繼續傳播，一直延續到《堂吉訶德》變成今日的樣子：公認為第一本現代小說，而且是文學史上最重要、也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之一。

塞萬提斯發表作品時，並不把這本書視為我們今日所謂的「小說」（fiction）。在他的時代，「fiction」這個詞幾乎專指不真實或虛構的事，並且帶有貶抑或藐視的意味。從評論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註釋中，文學理論家學會了如何區分「歷史」與「創作（詩）」：歷史是實際發生過的事，而創作（詩）是原本會發生卻未發生的事。創作（詩）可以「取悅」讀者，不過備受當代推崇的另一位古羅馬雄辯家霍拉斯（Horace）認為，詩若要具有價值，就必須有「教化」的功用──也就是說，詩應該「同時」注重娛樂及道德。

我們今天所謂的小說，有別於塞萬提斯時代以前的讀者所認知的歷史或創作（詩）。散文敘事（prose narrative）要成為小說，必須為這種讀者書寫：知道內容純屬虛構，卻能一度將虛構內容視為真實。讀者心知肚明，不能從慣用的真實觀點來評判這段敘事，讀者會暫停自己的判斷，而此舉以詩人山謬‧泰勒‧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名言來形容，就是「刻意懸置懷疑」（the 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或者稱之為「詩意的信仰」（poetic faith）。讀者必須同時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身分，一方面天真地相信作者述說的一切，另一方面也理解這並非事實。為了達到這種效果，在此種複雜手法的每個環節上，虛構敘事（fictional narrative）似乎多少比它本身所揭示的寓意還掌握了更多細節。這種文體至少包含兩種聲音，有時從角色自身局限的觀點出發，有時又向讀者透露某些或全部角色並不知情的故事要素。

正是因為這種可以同時投入與跳脫虛構觀點的能力，讓作者得以創造出我們今日所理解的「角色」（characters）。對於現代的讀者而言，小說角色似乎要很「真實」，儘管我們知道他們仍是作家筆下的虛構人物。我們佩服作者能夠創造出「立體」的角色，或是讓這些角色「躍然紙上」，正如我們也會對「單調」或「平面」的角色吹毛求疵或不感興趣。雖然是陳腔濫調，但這些比喻很明顯指出我們期望看到什麼樣的角色，以及作者該如何塑造角色。

當敘事觀點能夠從敘述角色的外表，轉移到描繪角色如何感知、如何讓感情安身立命在這個世界，那麼這個角色就會栩栩如生，而讀者就像是踏進書裡世界鑄造的一個中空地帶，透過其洞孔向外看。當然，這種觀點的定義是，角色看不見與看得見的部分一樣多，誤解和理解的部分也一樣多。角色的特質會凸顯出來，而這是因為他們感受世界的方式跟其他角色形成了對比。而且，以這種方式描寫的角色，會點燃我們的情感，誘使我們對他們的遭遇感同身受，原因就是他們跟我們似乎很相像，即使他們來自不真實的遙遠世界。雖然我們完全明白他們是書頁上虛構出來的，但角色本身的盲目說服我們相信他們的存在。他們就像我們一樣，會對別人的意圖感到困惑，會努力理解周遭的世界卻經常失敗，也常會在渴求偉大目標時，因為一陣大笑和飽餐一頓而感到心滿意足。

塞萬提斯能夠創造出感覺很真實的角色，這種才華有一部分來自他生動的描述，而且他重視他們的聲音。不過在他所有角色的背後都隱含著一種意義——他非常好奇人們在經歷同樣狀況時可能會產生的不同反應，以及這種反應會如何引發從大笑到絕望的真實情緒。吉訶德在書中學到了追求理想的熱情，而這混淆了他區別幻想與現實的能力；同理，塞萬提斯的角色之所以能夠如此生動，就是因為他展現了每一個人處世態度的習性與差異，描寫出驅使他們與世界緊密連結的熱情，也敘述角色們是否成功跨越彼此分歧或失敗時，他們心中的滋味。

導言

局內與局外

一六○五年冬天，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全世界最強帝國的中心，在當時經濟衰退、政治停滯的背景下，人們竟然開始談論起一本書。這本書很快就銷售一空，漸漸地，能閱讀的人傳閱著這些破舊的書本；不識字的人，則開始聚集在旅店、村莊裡的廣場和酒館裡，聽別人大聲朗讀書中的內容。

這些幸運兒相互挨擠在磨損的木桌旁，手裡抓著盛了劣酒的杯子，在煙霧繚繞又溫暖的壁爐旁，聽著某個識字的好人朗讀書中的開場白，而內容並不是如史詩般的英勇事蹟、或讚美牧羊人之愛的抒情頌歌，也並未描繪聖人深受愛戴的殉道倒影，這些一飲...

世界的小說：塞萬提斯

張淑英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

二○一四年七月五日，「第十四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在臺灣大學舉辦，我主講一場「你我都有點兒吉訶德」，講述分析《堂吉訶德》。演講後有一位男同學提問說，《堂吉訶德》這部作品的梗概大家耳熟能詳，但是有沒有中文書籍特別討論塞萬提斯的生平傳記，以便和《堂吉訶德》有更深刻緊密的連結呢？當時我似乎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不惟中譯本，一直以來，我也持續蒐集彙整塞萬提斯傳記的外文原著。四年後的今天，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威廉．埃金頓（William Egginton, 1969～）這部《發明小說的人：塞萬提斯與他的堂吉訶德》中譯本是一個相當合適的選擇。

《堂吉訶德》（1605/1615）上下冊出版迄今四百多年來，「塞萬提斯研究」和「吉訶德研究」汗牛充棟，但由於《堂吉訶德》的內容、文類浩瀚磅礴，鑽研主題式、文類式、某篇章、某理論、某些人物的研究較多，少有全面性的探討；即便許多論述聲稱吉訶德是塞萬提斯的原型，塞萬提斯的經歷在吉訶德身上體現，但是那畢竟是虛構的小說人物吉訶德的生命和歷練（相對詼諧、趣味、精采），不一定能恰當正確地從字裡行間對應出塞萬提斯的真實人生（總是挫敗、失落、潦倒）。誠如小說上冊第二十五章吉訶德在黑山的奇遇發出的妙語：「一個騎士有緣有故發了瘋，沒什麼好說；關鍵是要無緣無故發瘋……。」塞萬提斯近七十年人生（1547-1616），雖然歷盡滄桑，參透世態炎涼，隨時都還想奮力一搏，從谷底翻身，期待名揚利藪，因此沒有膽子、沒有症狀可以「無緣無故發瘋」，勢必得靠「無欲則剛」、有勇氣又有傻勁的吉訶德幫他抒發心中與胸中鬱。四百多年後的今天，威廉．埃金頓致力將塞萬提斯的人生嵌入《堂吉訶德》和他相對鮮為人知的《訓誡短篇故事集》、詩篇《帕納索斯山之旅》、戲劇《阿爾及爾的交易》、《努曼西亞之毀滅》等劇作和散文，藉著諸多文類作品的敘事，佐以眾多學術論文的評論，提點讀者在那些時空場域裡，塞萬提斯的真實人生發生了哪些事，而他的人、他的事又如何轉化為作品裡面的人事物。

而這只是第一步。埃金頓認為自己並非提供塞萬提斯生平的原創知識，換言之，他爬梳更深、鋪陳更廣。埃金頓在稱許塞萬提斯的虛實並置、歸功他發明「小說」（fiction）的原創力時，自己也依樣模擬、建構虛實，用小說的文字本質「散文」將塞萬提斯其人其事的「實」和他的創作的「虛」對照融合為一。我們讀完《發明小說的人》，發現埃金頓是全面解讀且讚賞塞萬提斯的多元貢獻。西班牙作為西方第一個新興民族國家，在所謂的「黃金世紀」（十六、十七世紀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時期）的輝煌盛世下，塞萬提斯時不我予或生不逢時的弔詭命運，創作出《堂吉訶德》這一部傳世經典，這樣的歷史、這樣的文學就極具魔幻寫實的本質。埃金頓旁徵博引，提出證據，稱許塞萬提斯承先（青出於藍勝於藍）並翻轉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和霍拉斯的詩的定義，引導讀者具備「懸置懷疑」的能力，堅持「詩意的信仰」，而讓後世讀者閱讀理想與現實交錯戲耍的《堂吉訶德》，四百年也不厭倦。相對拉伯雷《巨人傳》的猥褻和惡作劇，塞萬提斯的諷喻更具人性與同理心。又如，面對伊拉斯謨的《愚人頌》或摩爾的《烏托邦》，個中角色刻意針對權力和偽善的尖銳批評，吉訶德的傻子真話更顯得自然誠懇，就像傅柯的《瘋癲與文明》所言，吉訶德的瘋癲受到優遇且占據一個中心位置，形塑了情節糾紛和戲劇高潮。

承先之外，埃金頓如數家珍，將塞萬提斯「啓後」的貢獻更為宣揚落實：不只是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復甦後，紛紛以塞萬提斯為師，浪漫主義的詩學也濡染了塞萬提斯和《堂吉訶德》的自由主義，筆鋒思維更見感性和想像力。席勒、蒂克、施勒格爾均尊稱《堂吉訶德》是最偉大的浪漫主義小說，冒險又機智，歡笑又嚴肅，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謎猜。文學之外，埃金頓更將塞萬提斯的知性與智性以哲學和藝術的觀點詮釋。他認為晚塞萬提斯四十九年出生的笛卡兒所提出的「心物二元論」和「普遍懷疑」的論點，比柏拉圖的「洞穴理論」想像無限延伸，更具思考獨立性，絕對深受塞萬提斯的影響，而有《沉思錄》奠定他成為現代哲學之父的思想辯證。藝術這廂，埃金頓提出委拉斯蓋茲（Diego Velázquez1599-1660）的曠世名畫《侍女圖》（Las meninas, 1656）為例，視為西班牙藝術思維上的塞萬提斯和《堂吉訶德》，畫家兼具了觀者和作者的雙重身分，在兩相衝撞的空間主宰自我的「被看」與「看見」。究其原理，委拉斯蓋茲是透過鏡子繪畫，他畫出鏡子映照出來的人物，因此自己才有可能透過鏡子走入畫布，而我們看畫的人，從畫布外看見了被畫且在繪畫的委拉斯蓋茲。十七世紀備受宮廷重用的御用畫家委拉斯蓋茲，無庸置疑，知道了前輩塞萬提斯的文字作品如何刻劃人物，他也試圖在同一塊畫布上建構他一人分飾兩角的世界。

埃金頓從世界文學的角度看塞萬提斯，宏觀可喜；難能可貴地也勾勒了西班牙的敘事傳統和社會輪廓。塞萬提斯所處的西班牙黃金世紀時期，一方面承襲義大利創作的傳統，即田園牧歌文類、薄伽丘和佩托拉克等人的詩風；另一方面流浪漢小說蔚為風尚，更盛行的則是戲劇的創作與演出，此時期可稱是眾多文類百花齊放的時代。人稱「才子中的鳳凰」（塞萬提斯稱他是「天生魔鬼」）的洛佩．德．維加（Lope de Vega, 1562-1635）就是國家戲劇的靈魂，劇作數百、詩作數千，一天可以寫成一個劇本上演，不管是宮廷劇院或野臺戲，主題環繞在英雄事蹟與名譽、名譽與復仇、西班牙歷史與宗教信仰、田園牧歌戀情，以及所謂的「斗篷與劍」（Capa y espada）描述的貴族、婚姻糾紛、洗門風等情節，最後由國王、地方官或有力人士主持公道、曉以大義的喜劇結局。從洛佩．德．維加大受歡迎的現象可以窺知，文藝復興跨越到巴洛克時期的西班牙社會，天主教的教義是行為最高規範，名譽（尤其女人的名節）更是一輩子的情操。由此可見，塞萬提斯在他的作品裡所秉持的也是這類社會共通的價值觀，從《加拉泰亞》展現的田園詩書寫與愛情相思的主題，到十二篇《訓誡短篇故事集》、扛鼎之作《堂吉訶德》，以及遺作《貝爾西雷斯和西希斯蒙達歷險記》，塞萬提斯不斷地在愛情、信仰、教義、禮儀、名譽和國家認同中掙扎拔河。這位後世譽為「才子的王子」的塞萬提斯，他的家族，從曾祖父（羅德里戈）、祖父（胡安）、父親（羅德里戈）到他自己的兄弟姊妹（安德烈、羅德里戈、路易莎、安德瑞亞、瑪德蕾納）和私生女（伊莎貝），拋妻棄子有之，與人不倫之戀有之，紅杏出牆有之，官司牢獄有之，不幸早夭有之，奔波遷徙有之，屋漏偏逢連夜雨有之……，世代家族風光日短，坎坷日長（日常），塞萬提斯的一生就如葛拉西亞（Jordi Gracia） 在《征服諷喻》（La conquista de ironía）的傳記所提：「不斷地細數，不斷地細訴。」（contar y contar）塞萬提斯「生來也賤，多能鄙事」，工作要掂斤兩、數穀物，人生不如意事就化作扉頁「說故事」。所謂的光耀門楣，名譽這檔事，早在他出生之前，祖父輩們已宣告他的飄泊慘澹人生。

飄泊困頓或是漫遊遷徙的本質，形塑了西班牙流浪漢小說的傳統。過往有些評論將它說成「惡棍小說」，惡棍之流來自小說人物的性格行為。質言之，西班牙從第一本寫實流浪漢小說《托美思河上的小癩子》（1554），延展到兩部的《古茲曼．德．阿爾法拉契》（1599/1604），或是另類的流浪漢——烏貝達 （Francisco López de Úbeda）筆下的《女流浪漢胡絲汀娜》（La pícara Justina, 1605）; 塞萬提斯的《林柯奈特與柯達迪優》（Rinconete y Cortadillo, 1613），格貝多（Francisco de Quevedo）的《騙子外傳》（El Buscón, 1626）等等，大部分的角色都只是圖個餬口過日子，盜亦有道。文學史上整體以創作文類而言，流浪漢小說一詞比較貼切，因為《堂吉訶德》就是流浪漢小說的集大成代表作，戲謔人生、諷喻眾生、體驗下階層人物之民間疾苦是他們流浪旅行揮灑俠客豪情的寫真與悟道。

「人生七十古來稀」，塞萬提斯走過生命七十年的歲月，彷彿也就像是個流浪漢。如果以埃金頓的分隔線，塞萬提斯一五八○年以前看世界、一五八○年以後觀西班牙，他似乎是一直遇不到伯樂的千里馬。雖然有幾位知心好友在文壇與出版上助他一臂之力，力道似乎總在關鍵時刻戛然而止。綜觀塞萬提斯的創作，那精華、那刻骨銘心，依然來自一五八○年以前的種種際遇，這些際遇對大航海時期的霸權帝國西班牙而言，就是不斷地征戰，不斷地蠶食鯨吞，不斷地擴張版圖，讓西班牙成為「日不落國」。一個自認無敵的國家一定要敗在「無敵艦隊」（1588）才能看清真相，真的認輸（一蹶不振的癥結在於不肯認清輸的事實）。巴赫汀（Mijail M. Bajtin）在《小說的理論與美學》中點出「戰爭是小說創作的主要與襯托主題」更佐證塞萬提斯創作素材的豐富其來有自。塞萬提斯沒能在西班牙的「武功」這班列車上以官銜璀璨發光，卻在「文治」的文壇上永垂不朽。生命最後的十年，他並非「諸法皆空、自由自在」，筆觸雖輕描淡寫說出「閒來無事，鬱鬱寡歡，信手拈來，下筆成書」而成《堂吉訶德》，但也正是生命臻於成熟豐沛的時候，而有此叫人淚與笑一起發聲的傑作。我（們）也可以用七言詩概括他的人生奪標迢迢（條條）路：「出師未捷臂先斷，遠離非洲階下囚，城內城外皆踉蹌，《堂吉訶德》以明志。」埃金頓在《發明小說的人》六度提到小說的角色就是面具，有了面具，方能看到真實。由此可證，塞萬提斯用虛構的吉訶德當面具，道盡他的真實人生。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全球文壇熱烈討論「世界書香日」的由來，並且同步紀念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逝世四百週年忌日。為了這個大事紀，的確有一些學者提前致力鑽研書寫塞萬提斯的人生與創作，希望成為書市的亮點。埃金頓表示花了四年工夫撰寫《發明小說的人》，希望寫一本受普羅大眾歡迎的書，彰顯塞萬提斯的貢獻，因為對美國人而言，塞萬提斯仍是十分陌生的作家。不惟如此，在西班牙或西語世界，以塞萬提斯為主軸或傳記書寫的專書也非多數，彷彿印證塞拉（Camilo José Cela, 1916-2002）所說的：「塞萬提斯死了，吉訶德卻活起來了。」如今新近在書市流通的，就是埃金頓的《發明小說的人》，還有西班牙學者賈西亞．洛佩茲（Jorge García López）的《塞萬提斯：壁毯畫上的人》；葛拉西亞的《征服諷喻》；路西亞．梅西亞斯（José Manuel Lucía Mejías）的《年輕的塞萬提斯》、《成熟的塞萬提斯》兩冊；阿爾巴．艾茲格拉（Alfredo Alvar Ezquerra）的《塞萬提斯：天才與自由》。耐人尋味的地方是，埃金頓致謝的一些塞萬提斯的傳記研究學者如亞斯特拉那．馬林（Astrana Marín）、拜倫 （William Byron）、卡納瓦喬（Jean Canavaggio）、麥克羅里（Donald P. McCrory）和麥坎卓克（Melveena McKendrick）等人，和西班牙學者的研究資料與文獻來源的共通處只有卡納瓦喬（Jean Canavaggio）的《塞萬提斯》，顯見新舊大陸學者對塞萬提斯研究的語言和國家仍然有參酌偏選之處。

審視埃金頓這部《發明小說的人》，全書他只有在第一章〈創作與歷史〉提到巴赫汀。仔細閱讀巴赫汀的《小說理論》和《文本、對話與人文》的重要論述，已經可以讀到許多埃金頓在本書中探討辯證的議題，例如歷史詩學、小說的時空形式、小說中田園詩的時空、希臘文體的研究、拉伯雷作品的評析、長篇小說的修辭和笑的理論、感傷主義，尤其《小說理論》裡一個篇章〈騙子、小丑、傻瓜在小說中的功用〉，宛如埃金頓第六章〈牧羊人、騎士、貴婦〉的擬仿。雖然如此，埃金頓成功地融入了西班牙學者們著重的塞萬提斯的生平大事瑣事等際遇，這些傳記素材恐怕無人能勝過西班牙本土的研究，於是埃金頓的《發明小說的人》成為巴赫汀和葛拉西亞的合體，完成一部他希望讀者「閱讀且受歡迎」的有理論肌理又有故事性的學術趣味專書。

二○○五年《堂吉訶德》第一部四百週年慶時，我寫了幾篇文章和學術論文，二○一五年《堂吉訶德》第二部四百週年、二○一六年塞萬提斯逝世四百週年紀念時，又連續寫了幾篇文章。如今閱讀《發明小說的人》，倏忽想起三十年前（一九八八）我們那群西班牙文研究所學生跟著白安茂老師（Manuel Bayo, 1940-2005）翻譯塞萬提斯的《幕間短劇》（Entremeses）和羅貝．魯維達（Lope de Rueda）的《短劇》（Pasos），還每年輪番用中文演出。那時候我們就在「演．譯」塞萬提斯和吉訶德的人生，他的短篇故事和幕間短劇是他人生片段的拼圖，每一塊都有他的經驗、他的痛苦、他的失落，而匯聚了宏偉的鉅著《堂吉訶德》。三十年後，更深刻體會「你我都有點兒吉訶德」的深層意涵。「若沒有塞萬提斯，這世界將會如何？」埃金頓說：「無法想像。」

為何塞萬提斯／吉訶德會亙久綿延數百年，益見豐饒不朽？因為愁顏騎士保有了西班牙最純真的希望與笑的理論：「壞天氣也要有好臉色。」（A mal tiempo, buena cara）讓生命的燭光繼續點燃。塞萬提斯是發明小說的人，而他，已經變成一部世界小說。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日於臺北—北京旅途

世界的小說：塞萬提斯

張淑英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

二○一四年七月五日，「第十四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在臺灣大學舉辦，我主講一場「你我都有點兒吉訶德」，講述分析《堂吉訶德》。演講後有一位男同學提問說，《堂吉訶德》這部作品的梗概大家耳熟能詳，但是有沒有中文書籍特別討論塞萬提斯的生平傳記，以便和《堂吉訶德》有更深刻緊密的連結呢？當時我似乎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不惟中譯本，一直以來，我也持續蒐集彙整塞萬提斯傳記的外文原著。四年後的今天，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威廉...

導 讀　世界的小說：塞萬提斯／張淑英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

導 言 局內與局外
第一章 創作與歷史
第二章 開放與關閉
第三章 不幸的士兵
第四章 一名俘虜的想像
第五章 世界皆舞臺
第六章 牧羊人、騎士、貴婦
第七章 惡棍的圖像
第八章 虛構的世界

致謝
資料說明
參考書目

導 讀　世界的小說：塞萬提斯／張淑英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

導 言 局內與局外
第一章 創作與歷史
第二章 開放與關閉
第三章 不幸的士兵
第四章 一名俘虜的想像
第五章 世界皆舞臺
第六章 牧羊人、騎士、貴婦
第七章 惡棍的圖像
第八章 虛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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