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十多年前，我讀恩師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1925-2006) 教授的大作《唐代正史的修撰》(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深受書中一段話的啟示：
我們讀傳統的傳記時應當留意，那些看起來好像是無血無肉的蒼白履歷，只有連串的官名，但是，對一個「內行」讀者來說，……這仕歷中的每一段，都有它的意義和內涵。唐代一個官員的履歷，即使被簡化到僅剩連串的官銜，沒有任何背景資料，也能讓跟他接近的同時代的人讀得「很有意義」(“meaningfully”)，就像我們今人讀報章上同個專業的某名人訃文，或閱讀求職者的履歷表，讀到那連串職稱，也能從字裡行間，輕易解讀〔那人從前的專業經歷和就業狀況〕一樣。
記得當時第一次讀到這段發人深省的文字時，我不禁心中一動。如果我們今天讀兩《唐書》或墓誌中唐人的官歷，能夠讀到像我們今天讀同個專業（比如大學的歷史學界）其他同行者的履歷表那樣「內行」的地步，完全能夠單單從他的學歷、經歷、連串職稱和任職機構名稱，去正確解讀這位同行過去的專業表現和未來的發展潛能，那該有多好！
這意味著，唐人的每一個官銜都是有意義的，長串的官銜更是有意思。但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去解讀？這裡且讓我透露個人的經驗：過去我總是「逃避」唐代官銜，如今我卻經常「刻意」去細讀，而且都能讀得津津有味。
在研究所念隋唐五代史期間，我對唐人官銜是不耐煩的，在史傳和碑刻中碰到時，往往略過不讀，不求甚解，草草了事。即使有時為了理解某一官銜（比如右拾遺）的含義，查了《唐六典》等職官書，知道這是一種「諫官」，官品為從八品上，但我那時對這個官還是「沒有感覺」，不知道一個唐代士人當上右拾遺，究竟有甚麼意義。
但一個唐代士人肯定知道此官的深層意義，對此官完全有一種「本能般的理解」（instinctive understanding），馬上可以聯想到和這種官有關連的幾個重要細節。如果他的朋友從一個校書郎升上拾遺官，他一定「很有感覺」，一定會向他熱烈祝賀。因為，校書郎和拾遺雖然同樣是清貴的官，但拾遺又比校書郎更上一層樓。他的工作地點也改變了。他不再在長安的皇城（政府衙門集中地）上班，而是轉到皇城以北的宮城去，侍候在那裡居住的皇帝，在必要時向皇帝提供施政的建議。從今以後，他經常有機會見到皇帝。這是許多唐代官員一生都無法享受到的天大福份！大詩人杜甫任拾遺時，便因自己能夠如此近距離接近皇帝而沾沾自喜，在他一首詩〈紫宸殿退朝口號〉中毫無保留地寫道：「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
像這一些如此具體，如此微妙的任官細節，唐代官場上的士人應當都耳熟能詳，熟悉得不得了。然而，現代學者卻無法從《唐六典》、《通典》和兩《唐書》職官志得到這樣豐富有趣的知識。這些職官書只告訴我們，某某官的官品和簡略的職掌。以拾遺來說，《唐六典》只說它的官品是「從八品上」，職務則和左補闕一樣，「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云云。如此而已。其他職官書也簡略若此，對現代讀者的幫助並不大。
這就是為甚麼現代學者在考釋唐代詩文、史傳或碑刻時，碰到那些唐代官名，往往顯得「不知所措」：不是照抄職官書的簡短描寫了事，沒有深入一點的解讀，就是言不及義，胡亂揣測。比如，有人說，初唐詩人王績早年有遠大的「政治抱負」，「自小就對仕途期望甚高」，但皇帝卻只給了他祕書省正字這種小官，因此申論：「這樣位低職微的官職當然會使王績大失所望，所以他索性閉門轟飲，不樂在朝。」實際上，我們現在知道，正字是唐代士人起家的美職之一。王績應當很高興才對，當不至因此而「閉門轟飲」。又如，有人把韓愈一開始做官出任董晉幕府和張建封幕府的推官，說成是「兩入軍幕，沉為下僚，微不足道」。這是不當的解讀。事實上，唐代推官是相當不錯的基層幕府官，俸料錢甚至高過校書郎等士人起家的美職。韓愈任董晉的推官，他對董晉更有一種知遇之恩。怎能說成是「沉為下僚，微不足道」呢？
近年來，頗有不少學者為唐代的詩人們作年譜，寫評傳。這類著作屬於傳記類，本來應當對這些唐詩人所任的各種官職及其意義，有深一層的發揮才對。然而，這類著作在唐官銜上往往著墨不多，幾乎都是照抄舊典舊志了事。當然，我們不能責怪這些學者。或許應當說，唐史學者過去在唐代職官研究上沒有注意這些課題，留下一大片空白所致。
因此，我這些年來的研究工作，主要便在於釐清唐士人任官的一些規律，特別是他們的常任官模式（詳見〈導言〉），以及他們常任的那三十多種官職在唐代整個官僚架構中的意義和地位，旁及其他相關的問題，以彌補傳統典志的不足，填補目前唐史研究領域的一些空白。
掌握了唐代士人任官的規律，我們在閱讀兩《唐書》列傳和近世出土墓誌時，應當可以對他們的官歷有更深刻的領悟。實際上，史傳和碑銘最中心的部分，往往便是那一連串的官銜。現代學者如果對這連串官銜「沒有感覺」，或像我從前那樣略過不讀，那豈不是平白「糟蹋」了這些史料嗎？
我當初深受杜公那一番話的啟發，展開研究，完成了本書和它的姊妹篇《唐代基層文官》。這兩本書可說是我個人追尋唐代士人常任官模式的一個記錄。這種追尋不免會遇到挫折，但更多時候會獲得「發現的驚喜」，讓我在一堆看似亂無章法的文字史料和石頭資料中見到一種「新秩序」。我希望本書能把我的「驚喜」和我所見到的「新秩序」傳達給讀者。
我發現，掌握了這常任官的模式，可以解決史傳和碑刻中許多唐代官名的問題。主要的原因是，唐代的職事官雖然高達四百多個，但唐代士人常任的官，來來去去卻不過是那麼幾十種，很容易「掌控」。兩《唐書》列傳部分經常出現的，也就是這些官。至於不屬於這些常任官的，可以歸類分為武官武職、伎術官、非士職等等。這些官是一般士人不會去出任，無能力去接任，或「不屑」於去擔任的。這就構成了一種新秩序，不致於讓人眼花潦亂，無所適從。
這樣一來，我在閱讀某一唐人的官歷時，便可以讀得津津有味，「很有意義」。比如說，我可以知道這個唐人的官歷是否符合一般士人的常任官模式，是否像張說、白居易那樣，做官高達二十多任，是否為「成功」的官員等等。如果不是，那麼他的仕途又是如何偏離了理想的模式：他出任的或許都不是士人任官的美職，或他只是在幾個不重要的州縣，當過幾任平平凡凡的州縣官罷了，從來不曾到京城長安任京官。
受材料所限，本書每一章所論的課題都有些不同，往往須視材料而定。比如，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應用便如此。此類文書中保存了許多唐前期錄事參軍和他下屬錄事的勾檢署名，生動展現唐代地方勾檢制度的實際運作。因此本書第五章論司錄、錄事參軍，便充分引用了不少這類文書，而且特別立了一節詳細專論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的唐前期錄事參軍。然而，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卻很少見到縣令的出現（即使有，也難於證明或說明甚麼），所以本書論縣令一章，就沒有使用這一類文書了。敦煌吐魯番文書雖然說可以讓我們見到地方行政的一些運作細節，但本書和前一書《唐代基層文官》論述方式是偏重某一特定職官。如果這些出土文書沒有和某一特定職官（如縣令、縣尉等）掛上鉤，我就無法使用了。這點要請大家明察。
在本書完成的時刻，我首先要感謝的，當然便是恩師杜公。可惜他在2006年2月過世了，再也見不到這本書了。2005年初，拙書《唐代基層文官》剛出版，我曾經寄了一本給遠在英國劍橋的他。當時他健康不佳，但很快就回了一封電郵，對我那本小書美言了幾句，並且希望我將來寫完中文本的「三部曲」之後，能夠寫個英文版：「如果你能寫個英文版……你會幫西方漢學一個忙。」（“You would do western sinology a favour if … you write an English version.”） 可是，他辭世後，我寫英文本的意願好像越來越低了，因為「知音人」已經不在了。
在本書寫作和修訂期間，我常常想起另一位恩師王秋桂老師的教誨。記得幾年前王老師對我說：不要理會別人怎樣看你的研究。只要你自己覺得有價值、有意義，就要勇往直前，把研究做完，把書寫完。這番話對我有很大的鼓舞，特別是在我寫書寫得信心有點動搖的時候，或在我沮喪的時候。
《唐代基層文官》出版後，我也在2005年秋天，從馬來西亞柔佛新山市我出生的故鄉，轉到臺灣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任教。當時，《唐代中層文官》已有一個初稿，但還有待修訂，有些章節也有待補充。清大圖書館的藏書極為豐富，使本書的修訂和補充進行得非常順利。在此我想感謝清大圖書館各館員親切的服務，尤其是負責館際合作的館員，經常為我向臺灣其他圖書館（特別是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借書，或影印論文。
本書的姊妹篇《唐代基層文官》由聯經出版後，曾經獲得國科會的出版經費補助，謹此致謝。聯經總編輯林載爵先生一向關注我這個龐大的唐代職官研究計畫，並一再給予支持，是我研究和寫作上的一大精神支柱。聯經學術叢書的主編沙淑芬小姐，這些年給我各種及時的協助，也是我深為感激的。
這些年來，更得到不少師長、同事和朋友的鼓勵、提示，或各種大大小小的幫助。這裡要感謝中國大陸傅璇琮、鄧小南、杜文玉、張國剛、榮新江、朱玉麒諸教授，日本佐竹靖彥教授，清大歷史所前所長黃敏枝和新所長李貞德、張元、張永堂、徐光台、傅大為、黃一農、雷祥麟、琅元、鐘月岑、盧慧紋和馬雅貞諸同仁，以及王汎森、黃清連、陳弱水、宋德熹、陳珏、陸揚、朱振宏諸兄。
清大中文系的施逢雨老師和我算是同個師門。我們不但同樣出身於台大外文系，而且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和我的恩師杜公當年在劍橋大學的關係，就介於亦師亦友之間。我們分別受教於歐美漢學界兩位最資深的唐史專家。蒲立本教授在轉向歷史語言學之前，曾經在1955年出版過一本唐史專著《安祿山叛亂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至今依然無人可以取代。施老師對我這個唐代職官研究課題很感興趣，常給我美言和鼓勵，並希望我早日完成整個大計畫。施老師甚至要他中文系的碩、博士生，來修我開在歷史所的課，更讓我深為感動。
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我的妻子為我持家、燒飯，很是辛勞。兩年前，剛到清大，我幫她申請到一張清大圖書館的眷屬借書證，好讓她可以常去借書，然後待在家中「高高的窗口」前，陪伴著「長空的寂寥」讀書。長女韻棠和幼女韻琳，這些年來經常都只見到爸爸關在書房，坐在窗前，面向窗外寫書。她們看到的常只是爸爸的「背影」。這本書終於寫完了。我應當會有一段閒散的日子，可以陪陪妻子和女兒看看電影，喝喝下午茶。
導言
仕人作官職，人中第一好。
行即食天廚，坐時請月料。
得祿四季領，家口尋常飽。
職田佃人送，牛馬足 草。
每日勤判案，曹司無闠鬧。
差科能均平，欲似車上道。
依數向前行，運轉處處到。
既能強了官，百姓省煩惱。
一得清白狀，二得三上考。
選日通好名，得官入京兆。
王梵志〈仕人作官職〉
王梵志這首詩的確實創作年代不詳，但他應當是隋末唐初人 。此詩最大的特色是透過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靜觀唐代士人做官的幾個面貌（詩中的「仕」，在敦煌文獻中常和「士」字通用）。這個旁觀者，可能是王梵志詩中經常出現的村正、鄉長一類的佐史。這種佐史並非「官」，而是「吏」。他們在縣衙或州衙中輔助州縣官做事，身分低下，甚至很可能連俸祿都沒有 。所以，他們見到朝廷派到州縣的官（比如縣尉或州列曹參軍），不免羨慕起這些外來者得到那麼多優厚的侍遇：出外當州縣官，除了有「天廚」（即官廚）的伙食 ，還有「月料」（即每月的俸料錢）、「祿」米，以及「職田」收入 ，以致「家口」可以「尋常飽」，「牛羊」也有足夠的糧食。這幾個細節（特別是祿米和職田）也證實，這首詩寫的是一個有品秩的官員（只有品官才可能有這樣的待遇），而非像某些學者所說，此詩在描述地方小吏。
這些州縣官，在外任期間，若能「勤判案」，居官幹練（「強了官」），老百姓「省煩惱」，則他們可以得到「清白狀」、「三上考」的優良考績，將來更可以上京赴選，選上好官，甚至出任眾人稱羨的京官。
王梵志這首詩，可說把唐代士人做官的種種好處和仕宦的前景都一一勾畫出來了：士人做官，真是「人中第一好」。如果能像王梵志在另一首詩〈本是達官兒〉中所說，「官高漸入朝，供奉親天子」 ，那就更美妙了。
但何謂「士人」？他們通常出任怎樣的官？他們任官的常見模式和遷官規律又是怎樣的？他們甚麼時候外放任州縣官（或唐後期的幕府官），在甚麼情況下又可以「入朝」？這些正是本書想嘗試解答的一些問題。
一、本書的研究範圍
筆者在前一本書《唐代基層文官》中探討了八種基層文官：計京官兩種（校書郎和正字），縣官一種（縣尉），州官兩種（參軍和判司），以及幕府官三種（巡官、推官和掌書記）。該書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釐清唐代士人剛踏入仕途時，最常擔任或最有代表性的是哪些官職，以及這些官職在唐代整個官僚體系中佔怎樣的位置，旁及一些相關的課題，諸如：士人一般在甚麼年齡出任這些官職？這些官職最主要的職務是甚麼？它們的仕途前景如何？同時，筆者也考察了這些基層文官的俸料錢、任期、守選、宦遊和辦公時間、休假等工作福利和細節。
本書《唐代中層文官》是我前一本書《唐代基層文官》的姊妹篇，擬探討唐代士人在任過以上所列的幾種基層文官後，又會升任哪些中層官職。據筆者的研究，唐代士人在仕進中途最常擔任的美官職大約有下面十種：若為京官，則多是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等御史臺官，或拾遺和補闕等諫官，或員外郎和郎中等郎官。若為地方官，則多是縣令和司錄、錄事參軍。若為幕府官，則多是判官。故本書擬分章討論的便是這幾種「中層文官」和他們共同的一些相關課題。
既有基層和中層文官，當然便有高層。如果將來研究計畫能夠繼續順利展開，筆者還準備撰寫《唐代高層文官》一書，以便使這三本書成為首尾相連的系統著作，成了細論唐代士人任官的「三部曲」。
那麼，唐代士人最常任的高層官職又是甚麼？據筆者在眾多唐代士人官歷中爬梳，最常見者或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若為京官，則是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中書舍人、給事中、侍郎、尚書等臺省官，或秘書監、太常卿等卿監官。若為地方官，則是刺史、別駕。若為幕府官，則是節度使、觀察使、鹽鐵使等使職。
如果整個研究計畫可以完成，則我們便可以對唐代士人從基層到高層（從他年輕到他老年）最常擔任或最有代表性的那些官職有個通盤的處理。在此筆者要強調的是，筆者這三書並無意研究所有基層、中層和高層文官，那恐怕範圍太大了，因為這些文官的總數高達約三百多種（武官則一百多種；兩者合計約四百多種，以兩《唐書》職官志所載計算）。因此，筆者只準備「選擇性」地研究士人「最常擔任」或「最有代表性」的數十種典型官職，以便從中清理出唐代士人任官的一些大規律和他們的「常任官模式」。
二、「非士職」：唐代士人不做何官？
筆者之所以選擇研究數十種唐代士人常任的、最典型的官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釐清和彰顯唐代士人的「常任官模式」(recurrent official career pattern)。沒錯，唐代的大大小小文武官職，從中央到地方到幕府，當然不只筆者研究範圍中的數十種，而正如前面所說，高達四百多種。然而，我們如果細心爬梳，會很「驚訝」地發現，這四百多種文武職事官當中，竟有許多是唐代士人從來不會去擔任，沒有能力去就任，或「不屑」於去出任的。
最明顯的是武職事官和幕府武職。《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志〉說：「職事者……近代以來，又分為文武二職，分曹置員，各理所掌。」 接著，它詳列了各種職事官銜，並把它們分為文武兩大類別，讓我們可以清楚知道何者為文，何者為武，避免了定義和解釋的問題。例如，其「正第五品下階」的部分載：
太子中舍人、尚食尚藥奉御、太子親勳翊郎將、內常侍、中都督上都護府司馬、中州別駕、下府折衝都尉、已上職事官、郎將、折衝為武，餘並為文也。〔小字注為原文所有〕
按照《舊唐書》這種定義計算，唐代的武職事官，數量約為一百多種，遠遠少於文職事官的三百多種，主要有各軍各衛率府的大將軍、將軍、郎將、典軍；各折衝府的都尉和果毅；各級鎮將、戍主、司戈、長上、執戟等等。唐的幕府武職，在新舊《唐書》的職官志中並未詳載，也沒有官品，但最重要的有各種兵馬使、各類押衙、各級虞候等等 。這些都是一般唐代士人不會去出任的。
唐初有幾位重要的將領，如李靖、李勣、唐儉和劉仁軌等人，本質上應屬武將，雖然他們都曾經出任過一些文職。例如，李靖曾任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文職 ；李勣曾任太子詹事 ；唐儉曾任天策府長史 。但我們應當把他們這樣的經歷，視為是武人出任文職，而非文士充任武職。
然而，唐前期有幾位精采的人物，的確又是文武兼備，既能考中明經進士，又能帶兵作戰，似乎顯示唐代士人也能出任武職 。例如裴行儉和婁師德，兩人都是明經出身，後來卻能帶兵作戰，分別討伐突厥、吐蕃 。然而，這兩人的經歷應當屬於少數的特例，不是唐代一般士人的典型仕歷。
更重要的一點是，唐代士人即使出任武將，他所擔任的也是高層的指揮將領一類的，如行軍總管，而不是中低層的武官。這就好比近代美國、西歐甚至台灣的國防部長，照例由文官出任一樣。例如，調露元年（679）裴行儉任定襄道行政大總管，討伐突厥阿史德溫傅之叛 。聖曆二年（699），婁師德任天兵軍大總管，率軍和突厥作戰 ；魏元忠任大總管對抗突厥和吐蕃的入侵 ，也都屬此類高層將領。就我們在史料和墓誌中所見，唐代士人一般不會去出任諸如鎮將、戍主、中郎將等低層和中層的武職事官，也不會到幕府去任兵馬使、虞候和押衙等武幕佐。
唐代有少數幾個士人，選擇從文轉武，但這些也應屬特例，非常例。例如，開元年間的樊庭觀，「明經擢第，既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安能坐事散儒」。於是他選擇從戎：「釋褐授昭武校尉、左玉鈐衛長上，次授□州交水府別將，次授越州浦陽府右果毅都尉，次應舉及第授河南府懷音府右果毅都尉，次授轘轅府折沖都尉，以憂去職」 ，任的都是中低層武官。但像他這一類的例子，應當屬於特殊個別案例 ，不能視為唐代士人任官的常態。
除了武職事官和幕府武職外，唐代士人一般不會去出任的文職事官，主要有下列三大類別：
（一）極高層的一、二品高官如太師、太傅、司空、太子少保、太子少傅等。這些僅授給極少數對唐皇室有重大貢獻的高官，或用以酬失勢的功臣武將，非一般士人所能得到。
（二）殿中省和內侍省的各種官員，他們服待皇帝和皇室成員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通常由皇親貴族以及宦官負責 。士人通常不會出任這種官。
（三）各種伎術官僚，包括醫官、天文官、樂官、各種監牧官、各種署令、內謁者監、侍御醫、占卜算命官。這些官需要專門伎藝。唐代士人如果不是沒有專業本事，無法勝任這種伎術官，就是「不屑」為之。
剔除了這幾大類官職之後，唐代士人所能出任、樂於出任的官就不多了。總的來說，他們最想做的官，或可以統稱為「清官」。這種官和「濁官」相對，是個複雜觀念，下面還將說明。
唐代士人任官，有「士職」和「非士職」的觀念。也就是說，他們會認為，有些官是士人不應當去做的，有些官才是士人應當去出任的。最能表現唐人這種做官觀念的，是初唐詩人王績的好友呂才（600?-665）為王績文集所寫的〈王無功文集序〉中的一大段話：
貞觀中，〔王績〕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知。不聞莊周羞居漆園，老聃恥於柱下也。」卒授之。數月而焦革死。革妻袁氏，猶時時送酒。歲余，袁氏又死。君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由是，太樂丞為清流。
應當留意的是，「太樂丞」並非「不入流」的所謂「流外」官。它實際上個標準的「流內」官，即正規九品三十階內的官。它的官品還不算最低，為從八品下 。然而，當時的人卻認為它不是士人應當去做的官，「非士職」。選司起初也不肯授此官給王績。
王績是個標準的士人，讀書人。他的祖上幾代都是做官的。他的哥哥王通，號「文中子」，更是隋唐之際的大儒。王績「八歲讀《春秋左氏》，日誦十紙」。十五歲從家鄉山西河津來到長安，謁見越公楊素，被眾人目為「神仙童子」 。但像他這樣一個家世如此良好的士人，卻因為太愛喝酒，看上太樂署正好有個「冠絕當時」的釀酒高手，於是竟不恥下求太樂丞這個「濁」官。
為甚麼太樂丞「非士職」？因為這是一種樂官，一種伎術官，一種「濁官」。唐代太樂署是太常寺底下的幾個官署之一。它的長官叫太樂令，專「掌教樂人調合鐘律，以供邦國之祭祀、饗燕」。太樂令的副官即太樂丞。王績所求的這個官位，用現代話來說，大約便是「宮廷樂團副教練」。唐代士人對樂工、醫者和占卜者等伎術官僚是輕視的，認為有損士人身份。
不過，正因為王績擔任過此官，「由是，太樂丞為清流」，是王績的經歷把這個「非士職」變為一個「士職」清流官。有趣的是，大約八十四年後，在開元九年（721），另一個詩人王維剛釋褐時，出任的竟然也是太樂丞。
到王維時代，太樂丞雖然已成「清流」，可以授予士人了，但它到底還是伎術官僚。這官職在一般士人眼中，恐怕依然不算清高，非士人所喜。王維願意出任，或許因為他精通音樂，不介意任此官，正如王績愛喝酒，不但不介意，反而非求此官不可。
順此一提，王績和王維在他們後來的仕途中，並非經常在擔任這種濁官。他們一生也就只做過這麼一次「濁官」。他們兩人仕歷中的其他官職，倒都是「清流」的。
封演（天寶末年進士，活躍於755-800之間 ）在《封氏聞見記》中，對士人任太樂丞等濁官，也有一段記載，可以佐證上引呂才的說法。兩者可以相互補充，值得細考：
舊良醞署丞、門下典儀、太樂署丞，皆流外之任。國初，東臯子王績始為良醞丞。太宗朝，李義府始為典儀 。中宗時，余從叔〔封〕希顔始為太樂丞 。三官從此並為清流所處。
封演此書為唐人傳世最好的史料之一 。他本人出身官宦世家，在大曆七年（772）權知過邢州刺史，德宗朝又在河北魏博的田承嗣幕府做過中高層的幕府官，應當熟悉唐代官場的實際運作和掌故。他這段話極有價值，在於它清楚告訴我們，唐代除了太樂丞由原本的「非士職」轉為「清流」外，還有至少另有兩種官也經歷過這麼一個「由濁轉清」的過程，那就是良釀署丞和門下典儀。它們之所以能夠從「濁官」變為「清流」，是因為曾經有士人擔任過。
封演之特別提起這三種官，也正因為它們都經歷過一個「由濁轉清」的過程，是三個特殊的案例。但並非所有「非士職」都如此「幸運」，因為曾經有士人擔任過而得以轉為「清流」。應當說，唐代有許許多多的「非士職」，由於始終沒有士人擔任過，以致從來並沒有像太樂丞等少數幾個官那樣，可以從濁轉清。這應當包括幾乎所有唐代的伎術官僚。
封演這段話還有幾點需要解釋。第一，良醞署丞是光祿寺一個管釀酒的官，正九品下。但王績其實從未任過良醞署丞。封演這裡應當是誤記，或許是因為王績太愛喝酒引起的誤會。他在門下省待詔時，官署「例日給良醞三升」。他的弟弟問他：「待詔何樂邪？」答曰：「待詔祿俸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 ，可知他是好酒的。王績後來請求選司授他非士職的「太樂丞」，也正是因為他看上太樂署有位釀酒的高手，但他本人倒是從未做過「良醞署丞」。封演可能因為王績太過迷戀「良醞」，而誤記他當過「良醞署丞」。
第二，李義府任「門下典儀」，也有個特別的原因。他是在貞觀八年，「對策擢第，補門下省典儀」 。這是門下省一個從九品下的小官，掌管「唱警、唱奏之事」，主持某些儀式。據《唐六典》：「初，用人皆輕。至貞觀初，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 或許是朝廷後來重視門下典儀這個官，才改用士人出任。
從封演的這段記載，我們可以推論：唐代的良醞署丞、門下典儀和太樂丞，原本都是士人不願出任的濁官，但後來因為有王績、李義府和封希顏等士人出任，才變成了「清流」。不過，雖說是由「濁官轉清流」了，唐代士人恐怕還是不喜任這種伎術官僚。例如，上引《唐六典》說，李義府任過門下典儀，「是後常用士人」，但我們在兩《唐書》和墓誌材料中，就找不到佐證，並沒有發現有很多其他士人當過門下典儀，僅有寥寥數例，如酷吏姚紹之曾任門下典儀 ；李鎮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在「開元十七年上，授門下典儀」 。太樂丞和良醞署丞的情況也是如此。唐史上做過太樂丞和良醞署丞的士人寥寥可數。
應當注意的是，良醞署丞、門下典儀和太樂署丞，都是九品三十階內的流內官。這三種官的流內屬性，在《唐六典》等職官書中都有清楚記載，不構成問題。封演說這三官是「流外之任」，也並沒有錯。然而，有些學者不明就理，把封演所說的「流外之任」誤解為「流外官」。「流外之任」和「流外官」有微妙的差別，容易引起誤會，下面且略作解說。
我們知道，唐代有所謂「流內」和「流外」官的分別。流內即九品三十階內的正規官員；流外則不是。流外官一般為令史一類的下層官吏，通常非士人，但他們任滿流外官若干年以後，可以參加銓選，轉變成流內官 。然而，即便如此，流外轉流內還是有許多限制。由於流外不是士人，又出身低下，他們轉入流內時，就只能擔任某些「濁官」，某些士人原本「不屑」就任的流內伎術官，比如良醞署丞、門下典儀和太樂署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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